《英雄》和《特洛伊》中“英雄形象”的意义分

　　一、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形象
　　英雄形象是人们对于理想人格的一种期望，它可能直接来源于现实，也可能仅存在于艺术作品中的想象世界。即使是来源于现实中存在的英雄，其所形成的英雄形象也必定与真实人物本身有一定距离。英雄形象是经过了人们使用想象进行加工、填充和丰满而产生的最后结果。“英雄是一种立足现实又指向未来的愿望理想和行动力量的化身”[1]。可见，英雄的意义不仅仅是英雄所完成的事迹本身，更重要的是英雄所产生的楷模效应。当然，这种“楷模效应”离不开英雄形象的塑造。英雄形象常常见于小说、戏剧、电影和电视等不同媒介中。影视作品由于在视觉效果上表达力较强，以其为载体而塑造的英雄形象影响范围较为广泛，尤其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我们知道，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也是艺术加工的产物，但是，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现实世界的反映，体现了特定时代的信仰和追求。
　　英雄形象是应社会的需求而生，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英雄形象，它是变化的，历史性的，但从抽象层面的“英雄”概念来看，在人们的集体意识中，永远活着一位“英雄形象”。尽管在后现代语境中，“高大全”的英雄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受到欢迎，但取而代之的平民化“英雄”却依然频频出现在中外影视作品之中。[1]
　　二、跨文化比较理论框架
　　在生存斗争与文明发展过程中，每个文化都会形成不同的英雄崇拜，这种不同的崇拜会以不同的英雄形象反映在民族艺术创作之中。因此，不同的文化往往对于“英雄形象”有不同的理解，这种差异通常潜藏在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当中，挥之不去。对于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众多学者都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表现出各自独到的见解。这里主要采用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开创者霍尔（Hall）和荷兰著名学者霍夫斯泰德（Hofstede）两人的观点。
　　霍尔根据人们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对于语境的依赖程度加以区别，认为不同民族在交际过程中表现为倾向高语境文化或者低语境文化的特点。高语境文化在信息传播和语言表达中的特点是：在沟通过程中，只有较少的信息被明确编码传递出来，接收信息的一方注重话语表达或者信息传播的“语境”而非仅仅是“内容”本身。高语境文化的沟通是含蓄的，人们注重对含蓄的信息进行解读和赋予意义。中国和日本都属于典型的高语境文化。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写意画和诗词等方面看出中国文化中的高语境特点。中国的写意画重在“神似”，更多的信息是隐含的，依赖于观赏者根据语境加以填充补全。中国的诗歌也是如此，往往寥寥数字，意味深长。低语境文化在表达信息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特征是直接的，显性的。美国等西方文化被认为是低语境文化，这些文化中的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会将较多信息明确地加以编码传递给对方。我们可以从他们油画和小说等方面看出来。西方的油画传统上比较追求逼真，注重光影的协调；而他们的小说也是在细节描写上不遗余力，力求将更多的信息明确传递给读者。
　　霍夫斯泰德[3]在通过大量的数据调查，从五个维度解释世界各个文化的差异。他认为，不同的文化都可以在这五个维度上找到各自的位置。我们通过这些维度就能大致确定一个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五个维度分别是：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以及男性化VS.女性化、长期取向VS.短期取向。[4]为了研究方便，这里我们只取其中的权力距离和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两个维度来讨论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是用来衡量组织机构不同层级人员所表现出的服从和支配关系差异。在权力距离较大的文化中，处于机构上层的管理人员对于下层人员具有较大的支配权力，而下级表现出更强烈的服从意愿。在权力距离较小的文化中，上层管理人员与下层员工之间的服从与支配关系则相对要弱。中国文化处于权力距离较大的一端，而美国则属于较小的一端。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tivism）维度描述的是个人与所属集团之间的关系。在个人主义文化主导的国家里，个人的自由极其重要，强调平等，注重隐私权，社会关系网络相对松散。与此相反，在集体主义文化里，个人情感服从于组织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所属团体的面子保全等，都视为至关重要。美国倾向于个人主义文化，而中国则表现为更明显的集体主义文化特征。
　　三、电影《英雄》和《特洛伊》
　　由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在2002年上映，是当时投资较大的一部分商业大片。尽管上映后，毁誉参半，但其票房收入却极为可观，另外，该片还在2003年获得奥斯卡和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由此可见影片在国内外产生的广泛影响。《特洛伊》（Troy）由2004年上映，是华纳公司投资的史诗大片，演出阵容非常强大。影片根据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改编，演绎希腊盟军与特洛伊王国长达10年的伟大战争故事。
　　这两部影片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可以提供文化比较的基础。两部影片都与古代历史故事相关联，而作为文化源头的古代通常是当代文化发展的原型，通过古代能够更加清楚地反映出两个文化传统的异同。同时，这两部影片都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不同“英雄形象”，充满英雄主义色彩。
　　四、伟大人格和悲剧命运：中西英雄形象的共通之处虽然两部电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者在英雄形象塑造的相同之处。《特洛伊》中的阿喀琉斯、赫克托和《英雄》中的无名、残剑、飞雪、如月、长空，都为了家国利益，无惧牺牲。他们勇敢坚强，身怀绝技，完成普通人所不能之事，这些特征是世界范围内较为普遍认可的英雄形象。另外，作为影视创作的产物，英雄仅有以上特征还是不够的，因为这样还不能满足戏剧性冲突的观赏需要。在一段完整的光影叙事情节中，冲突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在这方面，我们发现，《特洛伊》和《英雄》两部影片里的英雄身上都聚集着剧情的最大冲突，并体现为英雄自身的悲剧命运。作为个人的阿喀琉斯、赫克托，他们有自己各自的感情和家庭需要守护，一旦面临国难当头，战火纷 起，却只好别无选择地卷入沙场厮杀，带领大家冲锋陷阵，并最终惨死疆场。《英雄》中的英雄们也是如此，为了家仇国恨，精心布局，但最后却为了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人民和平，而宁愿牺牲个人，成就“天下”。两部影片中的英雄形象都是悲剧性的。他们的高超武艺和献身精神使他们的悲剧性更加得到彰显。
五、力量之强与技艺之雅：西方的张扬与东方的含蓄尽管文化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正如前所述，中西方文化在一些维度上存在差异，这两部电影也反映出了这些不同。《特洛伊》的画面很精致，配乐悠扬，但从整体风格来看，影片追求的效果还是倾向于壮阔宏大、厚重震撼，色调以黄沙、灰岩为主，衬托英雄的悲壮。其叙事方式也属于开门见山、平铺直叙，体现了西方文化表达方式的直接性。《英雄》的画面和音效也有大片风范，但其总体意境显然不同。影片处处体现出东方式的秀美，有不少场景是青山绿水，充满诗情画意，几位英雄的服饰也是衣袂飘飘，如行云流水。在情节展开方式上，《英雄》采用了倒叙、闪回的方式，使情节曲折迂回，表现出中国文化叙事的含蓄与隐晦。
　　两部影片在英雄们的打斗特写场面刻画方面也是各具特色。以《特洛伊》开片的场景中，阿喀琉斯出面与牛高马大的敌将伯格里斯展开搏斗，他们之间的拼杀时间很短。对方的狂妄叫阵和阿喀琉斯的懒散拖沓既可以酝酿后面对攻的高潮，也更加衬托出英雄的从容与勇猛。当阿喀琉斯一剑斩杀伯格里斯后，在敌军面前大叫“还有谁敢上来（Isthereanyoneelse）”时，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噤若寒蝉，大显英雄本色。而在《英雄》中，最为精彩的当属“残剑”与“无名”的决斗，导演特地选择了景色闻名的九寨沟作为拍摄场地，云雾缥缈，碧波如镜，两位英雄凌空掠过湖面，如同翩翩对舞，剑尖点击湖面，带起水珠点点，玲珑剔透，清晰可见，每幅画面都精彩绝伦，美轮美奂，尽显英雄之优雅从容、游刃有余。
　　由此可见，西方文化中的低语境传播方式强调直接、明示的表达，从而体现在电影中的是西方式英雄侧重斗勇斗狠，在形象上有强壮威猛的特点，表达出一种暴力美学，在影片整体基调烘托方面，则以壮阔、粗犷为主。相反，在东方文化的高语境传播方式中，间接、含蓄的特点则比较明显，影片中的东方式英雄主要是技艺见长，表现为灵活敏捷、驾风御水，影片的场景通常山清水秀，意境深远。
　　六、不拘一格与等级森严：中西方权力距离差异
　　中西方在权力距离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上的差异也反映在这两部影片中。在《特洛伊》中，当伯格里斯出来叫阵，阿伽门侬大喊一声“阿喀琉斯”，却发现阿喀琉斯根本没有跟过来，只好安排人去找他。这一方面体现了阿喀琉斯作为大英雄的不羁个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影片中他们君臣之间的权力距离并非相隔千里，个人的自由相对较大。在个人主义文化中，集体荣誉固然重要，但激励勇士战斗更有效的引导途径是以劝说他们争取个人英雄荣誉为主。在《英雄》里面的无名见秦王的场景，却充分反映了中国文化之中君臣之间的距离如隔多重天。影片中，无名见秦王，一路经过多重宫门，到了大殿之下，还有百级阶梯，而大殿之内，秦王还尚在百步之外。影片中对这个情况的说明是：当时“刺客猖獗”，秦王胆战心惊，甚至不除甲胄，但从另一个侧面，包括这些宫殿建筑的构造等，可以反映出秦王“孤家寡人”的地位。权力高度集中，君臣相隔万里。
　　[参考文献]
　　[1]李启军.英雄崇拜与电影叙事中的“英雄情结”[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03）.
　　[2]Culture[M].NewYork：Doubleday，1976.
　　.BeverlyHills，Calif：SagePublications，1980.
　　[4]esconsequences：comparingvalues，behaviors，institutions，andorganizationsacrossnations[M].ThousandOaks，Calif.：SagePublications，2001.
　　[作者简介]邓海龙（1979—），男，江西于都人，硕士，赣南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与传播、英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