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丁《蝇王》的电影改编的情节反思

　《蝇王》作为戈尔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传世名著。一如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所宣称的，“因为他的小说用清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1]。然而，戈尔丁幽暗高深的哲学思辨和精美绝伦的神话寓言在文字王国里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冰冷的文字和艰涩的思辨，在增加作品意义的同时，也造成了接受的困惑，传播的阻隔就此产生。影像化时代的到来，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可能，于是，《蝇王》的电影改编就成了必然。
　　1963年英国著名导演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第一次将《蝇王》（汉译为《童年无悔》）搬上了银幕。之后，1990年美国米高扬公司由美国著名导演哈里·虎克（Harry Hook）又以同名电影对《蝇王》进行了第二次影像化阐释。前者是黑白电影，后者是彩色电影。
　　那么，电影改编对小说《蝇王》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其对电影改编的启发和反思又是什么？这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戈尔丁《蝇王》的文化熵变
　　文学的电影改编其实质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熵变。
　　熵变是现代物理学中系统能量转化的特殊标示。它指示的是物质与能量的不可逆转换，“能量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耗散的方向——转化”[2]，熵是其中能量变化与转变的标值，是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为完成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定量化而引入的一个概念。熵越大，分子运动混乱程度越大，不确定性越大。对自然界而言，熵值的加增即加熵意味着对系统稳定性的破坏，反之，减熵则会有利于系统的稳定与平衡。然而，对艺术而言，加熵却显示着传播生成与阐释空间的扩展，激发出艺术的二次创造力，相反，减熵会形成守旧的艺术观念，削弱艺术内涵，并最终导致艺术的僵化。
　　电影改编是将文学线性符号编码转变为电影空间叙事的文化熵变，文化之熵是其核心标志。它标示着文化增值的生发状况，加熵与减熵是电影改编成功与否的象征。
　　细察之，从线型、平面的文字世界到色彩、多维的影像世界，戈尔丁《蝇王》的电影改编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文化熵变，其中增熵与减熵并现，耐人寻味，值得研究。
　　增熵：从冰冷的文字到生动可感的影像，小说《蝇王》电影改编的意义增熵显而易见。其中，伊甸园般的海岛以及最后被孩子们毁坏的地狱一般的海岛，在电影里以真实可感的影像得以呈现。同时，被赋予哲学思辨的人物在电影里被具象化了，形象化了。猪仔子的肥胖和憨厚，杰克的彪悍与暴力以及西蒙的柔弱与仁慈都得到了较好的表现。另外，拉尔夫的冷静与执著也都有着较好的塑造，尤其是1990年虎克版的拉尔夫，外形更加英俊和坚毅，更加符合民主和文明的表征。
　　电影以生动的影像符号将戈尔丁含混高深的哲学思辨进行了形象化表达，这既简化了艺术接受的过程，也降低了艺术接受和传播的成本，同时，也提升了大众传播的效果。
　　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虎克的电影里，虎克创造性地加入了一个特殊符号“萤火棒”。“萤火棒”是一个与拉尔夫的海螺、猪仔子的眼镜相类似的文化符号。它来自彼岸的成人世界，由某种化学药剂制成，可以发出耀眼的光茫，穿透无涯的黑暗。“萤火棒”在这里象征着不同于猪仔子眼镜式的科学观，那是面向未来世界，更加复杂、更加成熟的科学理性，预示着更加现代的文明观。西蒙拿着它可以带领孩子们在黑夜里行走而不至于迷路，甚至于在孩子们陷入疯狂、暴力的黑暗中时，西蒙拿着它迎着孩子们飞快地奔跑，借以指示自我拯救的希冀。但是，西蒙被杀了，“萤火棒”被毁坏，被弃置了，孩子们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自我毁灭的深渊。
　　甚至是通过海滩上已经坏了的、发不出音乐的手风琴，虎克也悲哀地预言了人类惨淡的命运。在人性恶的毒瘤下，人类将永远笼罩在毁灭的阴云下，恐怕艺术也毫无用处。
　　从某种程度看，虎克用自己的理解在影像世界里发展了戈尔丁的思辨和表意，从而使得电影《蝇王》在某些方面具有比小说更为丰富的意蕴。
　　减熵：文学和电影具有不同的表意系统和符号体系。多层表意的文字转变到单一固化的影像，艺术想象将被有效地固化。同时，电影出于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的迎合，会被逼或是自主地进行一些损毁作品艺术内涵的改编。于是，减熵也就不可避免。《蝇王》的电影改编也莫不如此。
　　首先是文本叙事背景的简化。两种版本的电影都隐去了小说里核战争的故事背景。小说将故事预设在一个遥远的未来时代。此时，核战争爆发，一架飞机带着一群男孩从英国本土飞向南方疏散。这样，核战争作为未来人类生态灾难的符号，警示了人类世界惨淡的前景和可怖的危机。而两种版本都将时间拉回到了与当下联系更为紧密的现代，从而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追问降格为对近乎当下的思考。同时，对核战争的预设上，1963年的布鲁克版本将其简化为战争，1990年的虎克版本则干脆彻底抹去，将逃避核战争演化为简单的空难。这样，戈尔丁对生态危机下人类命运的追问，就被电影变形成为具有传奇色彩的荒岛余生。结果，哲学终极追问变成了荒岛传奇。
　　其次是人物形象的变形。戈尔丁的小说中，散落在海岛上的孩子们是一群模糊了具体身份的群体，除了象征着宗教和信仰的唱诗班以外，孩子们与现实的成人社会没有任何确切的联系。这样，无社会身份的孩子们才会成为共同人性的指代，并成为戈尔丁寓言的主角。但是电影却加上了孩子们的社会身份指认，布鲁克将孩子们界定为一群有着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虎克更是将他们置换为穿着近似军服的军校学生，孩子们变成了前军人。此后，孩子们有一段饶有意味的同声齐唱，“妈妈，妈妈你看不出来吗？陆军究竟把我们变成什么样，他们要我坐在理发椅上，在我头上刮一圈，我就没有头发。我以前是开凯迪拉克的，如今我却得跟着队伍行军，以前我是开雪佛兰的，如今我却得行军才得有薪水拿，他们把我的电视机拿走，叫我练习战技……”①歌谣虽然用戏谑的口气表达了对军校的嘲讽，但是依然难以掩盖对军队的整体认同。而在戈尔丁看来，军队是成人世界暴力的象征，天真无邪的孩子和军队截然相反。作为故事的开始，孩子们是人类初始状态的比喻， 他们是原生的，没有善恶印记的，不应该与军队有丝毫的联系。虎克版电影中军校符码的嵌入，却将孩子们和军队置于一个序列之中，这实在是对戈尔丁本意的强暴。
　　另外，虎克版电影《蝇王》里还加入了一个受伤并被孩子们误杀的班森机长，以此作为孩子们嗜血本性的第一个牺牲品。但这显然与戈尔丁用象征人类本初天性的孩子以及与现实社会相隔绝的海岛来演绎人类命运的寓言相左，也影响了作品人性反思的深度。
　　最后是主题的衍化。戈尔丁《蝇王》的核心意旨是反思人性恶本性，进而追问人类的终极命运，哲学思辨和神话寓言是其根本。电影在完成这一文化命题的同时，却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衍生。
　　布鲁克版在电影主题方面尚能和小说保持一致，而虎克版却在这方面进行了超出戈尔丁的破坏性衍生，最显著的是，虎克在电影中锲入了强烈的美国意识形态编码。在虎克的电影中，孩子们怀念并向往晚上八点半的美国电视剧目《家有阿福》。同时，猪仔子说，他的新爸爸汀格戴少校告诉他，如果俄国人入侵美国，他们将把孩子抓起来，把他们和父母分开，并把他们强迫训练成奥林匹克选手。这显然是相对于美国意识形态身份而进行的改编，俄国由此被界定为美国的对立面，成为暴力的象征，而美国则是正义的化身。在电影的结尾，从天而降的飞机是孩子们的救星，也是人类自我救赎的隐喻，但是飞机机身上却印着非常显眼的“MARINES”，标示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身份指认。这样，美国成了人类毁灭命运的救赎者，美国国家形象塑造和美国主流意识表达演化为电影的终极目的。最终，美国意识形态编码掩盖了人类命运的严肃追问，戈尔丁的神话寓言被变形为好莱坞主流话语的凸显。
　　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尤其是虎克版《蝇王》的电影改编本质上是一种减熵本位的文化熵变。
　　反 思
　　自茂莱以来，电影改编观念多有变化。就其是否忠实于原著和不同艺术种类来看，可以大体分为忠实派、自由派和媒介派三种；就其具体改编方法而言，从西方的克莱·派克、杰·瓦格纳和安德烈·巴赞，到中国的叶元和汪流，基本可以归纳为翻译式改编、框架式改编和自由式改编三类。[3]以此观之，布鲁克版属于翻译式改编，而虎克版当为框架式改编。改编者强烈的增熵期待，无法改变减熵的现实效果，《蝇王》再一次证明了电影改编无法逾越的文化鸿沟。
　　首先，文学创作是作家艺术个性的集中体现，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和独立性，而电影却是集体制作的结果，必然会受到投资方、政府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制约，最终造成电影创作的集体性对文学创作艺术个性的倾轧，并导致意义的减熵。
　　其次，文学是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的上层建筑，但是电影却不得不面对电影审查和经济利益的制约。意识形态规训和消费文化诱惑成了套在电影脖子上的两道枷锁，电影改编遂演化为戴着镣铐的舞蹈，不得不进行一些违心的改编。糟糕的电影改编往往被人戏称为不忍目睹的“车祸现场”[4]，或是血肉横飞的“腰斩”[4]。
　　其中，电影改编的“深度”意识和“作者”个性因之被不同程度地消解，文学被弱化了。
　　总之，对《蝇王》来说，电影改编本身就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文化熵变，减熵本位的凸显展现了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何将文学艺术个性和电影生产特性有效融合，并合理架构电影与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利益的关系，真正实现电影改编的文化增熵，将是电影和文学共同面对的核心命题。
　　注释：
　　① 虎克版电影《蝇王》中的台词。
　　[参考文献]
　　. / literature / laureates/1983 /.
　　[2] 杰里米·里夫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吕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0.
　　[3] 陈惠哲.电影改编研究[J].文学理论与批评，2007（03）.
　　[4] 黄昱宁.光明的尾巴[N].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09-09.
　　[作者简介] 王晓梅（1971— ），女，甘肃榆中人，硕士，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传播。李晓灵（1971— ），男，甘肃榆中人，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站博士后，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和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