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形象的电影发展研究

　　当信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至各地，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预言便得以实现。趋其势，世界各国吹响了“文化战斗”之号角，借影像叙事为媒，传政治外交之音。从美国的好莱坞到印度的宝莱坞，从法国的艺术电影到伊朗的纪实影片，在跨文化传播浪潮下，华语电影被推向了风口浪尖——影像传播战中的中华民族形象，经受了来自于意识形态领域强烈的文化冲击。
　　一、跨文化的中华民族形象在电影中的不同呈现
　　拉斯韦尔传播“三功能说”中，社会文化传承被作为一项重要功能提出来，即传播以一个社会群体或一个社会文化事象通过各种不同的媒体介质传递下去，用“文化”这一特有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感染着社会个体。①作为媒介的电影，其文化信息传递的特质反映着所属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在不同意识形态下，电影媒介传递的“文化”信息亦相差甚远。
　　（一）境外导演：中华文化的错误编码
　　时常能看到一些外国导演有意无意地对中华民族形象的错误编码。仅以迪斯尼出品的动画电影《木兰》为例，这一源于中国“孝义”典故“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缘由，却被导演设定为木兰“相亲失败的痛苦”，显然与原典故的“忠孝”观大相径庭。②可见这种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所导致的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恣意篡改或以他位视角的随意诠释时有发生。无独有偶，好莱坞商业大片《洛杉矶之战》的结尾处，也令人不解地在电影时间2050年里呈现出中国上海20世纪的旧城风貌，这显然是西方导演对中国“刻板化”的印象。
　　（二）中外合拍电影：恣意篡改文化经典
　　众所周知，如意金箍棒是我国四大名著《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法器，以此为由，《功夫之王》在情节上设置了与《西游记》故事的诸多对应点。然而，导演罗伯·明可夫却在影片中刻意地安排美国功夫小子杰森在两位中国武林高人醉侠和默僧的护送下，前去拯救中国的孙悟空。这样一来，就在外国编导对中国经典的改写过程中扭曲了原文的本义，他们让依附于中国古典名著叙事情节中的角色形象杰森，在中国高人的护送下，穿越回到中国，营救赫赫有名的大圣孙悟空，从而避免了人类的灾难。这难免不让人置疑：难道在中国人心目中神通广大的神怪英雄孙悟空都必须依靠杰森这一美国英雄的营救？《功夫之王》首映便轻取票房2 090万，却鲜有人提及其电影叙事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亵渎和对我们民族形象的贬低。
　　（三）华语影片及国产片：“刻板印象”形象放大
　　迄今为止，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同时展现中华民族形象的华语电影，当以2000年的《卧虎藏龙》为代表。然而，这也难免给西方受众造成一种因经验场缺失而产生的片面解读，误以为中国式英雄都长须长辫，为儿女情长浪迹天涯。甚至是颇具国际化视野的导演李安都忽视了受众解读的异变，更不用说纯中国式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电影创作了。这就印证了为何在外国受众眼中，一提及中国，其印象就停留在张艺谋执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旧时留影，殊不知片中之类封建时代的民俗符号早已与当今时代背景下的中华民族形象不相符合。由于影像是一种直观的符号，它形象、生动、直观，作为动态的画面和各种传播信息符号的互文见义，无需受众更多的思考就能解码。③但直观的影像符号本身也易于导致误读的发生，特别是在跨文化传播中，由于受众经验场的缺失或“刻板化”的印象，更易造成这种误读的放大。
　　二、以英雄主义为取向的
　　民族形象塑造之冢：集体无意识 在当下的国际电影市场上，被广泛认可的华语电影仍是以“打夫”英雄的故事为主线条的类型电影。以成龙和李连杰等好莱坞东方明星为例，“能打”和“好打”一直就是中国电影传递给世界的主要信息。打夫英雄，成了世界为中国电影贴上的形象标签。虽然“英雄主义”原本就是好莱坞商业大片叙事的核心内容，但其英雄的模式化生产却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情结。如《功夫之王》中的杰森，由于自幼习武和梦喻的引导，注定其角色平凡却又不平凡地存在。这一双面性的塑造正好符合了美国一向推行的文化帝国主义观的宣传策略。
　　比较中美两国的电影创作理念，不难看出，同为以“英雄主义”为取向的民族形象塑造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效果。其中，中国导演在意识形态上的无意识引导成为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华语电影的创作团队中，极少有对电影媒介传播中的文化传播内容进行指标性考量。这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题材选择的局限性
　　造成对中华民族的形象误读，单一的题材选择是祸端。全美票房亚洲电影前三甲《卧虎藏龙》《英雄》等均讲述历史的中华民族英雄故事，呈现的只是古代中国的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历史题材便于制作团队塑造兼具个性和审美体验的民族英雄形象，而又不易触犯当下意识形态的雷区。二是，为了满足受众特别是西方受众的猎奇心理。这与受众对于固有形象的期望有关系，外国受众更乐于看到中华民族极具“神秘感”的过去。殊不知长此以往，中华民族形象便呈现出“固态化”，从而引起受众误会。
　　（二）主题立场的狭隘化
　　尽管华语影片中不乏像《叶问》这样的优秀影片，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岸形象，也获得了不俗的票房收益。但相比于美国电影，华语影片中的英雄则多为“苦情”蛮夫，无形中强化了西方受众的“刻板”印象。事实上，这一“苦情英雄”的形象塑造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风靡中国，当时，用历史兼具武术元素来弘扬爱国主义的影片大量出品，它们都一味地表现中国人在忍无可忍的境况下将狂妄自大的外国人打倒在擂台上的故事，博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喝彩。殊不知这种逞一时之快的镜头狂欢并没能理性地弘扬爱国主义，反而折射出某些人的狭隘民族意识，这也难免导致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偏见。
　（三）创作思维的模式化
　　近年来，我国一些商业电影正趋向于模仿性的模式化生产。如《痞子英雄》，其悬念叙事、大场面调度以及个人英雄主义的人物塑造都类似于好莱坞大片的制作模式，但因特效技术及 资金投入的局限，使得其在视觉效果上略显笨拙。试想，如果我们的电影不能充分地运用中国元素自信地塑造我们的民族形象又何以赢得全世界的瞩目和尊重？“类型可以是非常具有伸缩性的、有弹性的，是随着不同时期的文化需求而不断演变的。”④缺乏民族意识和原创精神的电影作品必然不可能屹立于世界电影之林。
　　三、利用国家意识形态机器（AIE），
　　重塑大国民族形象 路易·阿尔都塞曾作出过这样的论述：与镇压性国家机器并立的，还有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它们以一些各具特点、专门化机构的形式呈现在临近的观察者面前。⑤在社会发展中，AIE的功用是“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由于意识形态被赋予了一种结构和功能，以至于变成了非历史的现实，它唤醒社会个体，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⑥如果以此理论为据，那么，只要明确了意识形态的目的，接着再搭建传播内容结构，便可能获得预期的宣传效果。
　　2011年1月17日，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亮相纽约时报广场。应该说影片通过“中国名人”的画面性再现，对中华民族形象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概念性设计，因为表层形象的解码在其过程中极易由于受众经验场的差异而产生误读。因此，对于民族形象的塑造还应该采取一种深层结构的编码进行传播，而作为有故事有剧情的电影正好可以起到这方面的作用。无论是故事片还是文艺片，均可以运用影视手段和视听符号编码，呈现中华大地极具历史韵味的多民族文化的和谐共荣，展现华夏儿女的崭新面貌，进而通过影像的生动叙事来宣传国家形象宣传片中所弘扬的中华精神：开放、持续发展、多元共荣、共富以及节俭。如果说国家形象宣传片是扁平性的形象符号，那么故事片和文艺片就可以通过圆形化的人物塑造，实现中华民族形象的全方位塑造。既然如此，在创作此类影片时，创作团队就应该有意识地进行民族形象的重塑。
　　首先，中国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应明确其“政治外交”身份，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将一个开放、民主、持续发展及多元共荣的多民族和谐国家呈现给全球观众。因此，在文艺片和故事片的创作中，制作团队应自觉地确定主流价值立场。在影片的选材、创意和角色形象塑造上，有意识地导向现实中国的形象塑造，将影片制作的理念上升至国际传播层面。
　　其次，明确文化传播定位，提升中国电影主流文化意识的着力点。哪怕是正在强化类型意识的国产主流商业大片也应该做到以类促型，而不能以型束类，如果仅仅是按部就班地为了创造视觉冲击而选择武打片类型，那么这样的类型就注定只能成为观众一时的兴奋点，而不能发挥电影作为影像的“文化大使”的作用。显而易见，中国电影及其所展示的中华民族形象绝不能仅仅用一个“打”字了得，全面展示和提升中国电影的主流文化意识必须是也必然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之意。
　　注释：
　　①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② 康宁：《比较文化视野下的花木兰》，《电影文学》，2010年第16期。
　　③ 刘迅：《〈功夫之王〉的胜利——一种务实的电影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0期。
　　④ [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⑤⑥ [法]路易·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346页，第360页。
　　[参考文献]
　　[1] 康宁.比较文化视野下的花木兰[J].电影文学，2010（16）.
　　[2] 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 刘迅.《功夫之王》的胜利——一种务实的电影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0）.
　　[4] 李洪杰.结构主义理论下美国电影中的英雄人物[J].安徽文学，2010（12）.
　　[5] [美]罗伯特·考克尔.电影的形式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2.
　　[6] [法]路易·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张蕊（1988— ），女，河北徐水人，成都理工大学传播学专业2010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影视文化传播。刘迅（1957— ），男，重庆人，四川大学双学士，成都理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