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岛渚印象的分析

【作者简介】王乃真，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

 2013年1月15日15点25分，大岛渚因肺部感染病逝于神奈川县藤泽市立医院，享年80岁。这位令人敬仰和影响了世界的日本电影大师，离开了电影，也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战场。
    当日一个小时之后的16时25分，一位听过我《日本电影导演研究》选修课的文学系同学发来信息，接着又是一位日本留学生的电话报知……晚上我的恩师，日本战后电影史学者小笠原隆夫先生也特意从东京打来电话，年逾七旬的先生低沉中夹杂着涩滞的声音：“王君，大岛渚没世了，日本战后电影的(反抗)精神也就算结束了……”；那夜我被这一消息惊愕着的同时回忆起1989年，读研二的暑假期间在TBS电视台打工时，曾与他数次邂逅和短暂交谈的印象。那时的大岛对一个毫无名分的中国留学生彬彬有礼、和蔼可近；可日后他在电视台做节目嘉宾时，因言语不和而在现场大骂一起录制节目的韩国国会议员客人“混蛋”而酿出的“大岛外交事件”；以及他作品所充盈的哲学思辨与内涵，至今仍无法让我将其性格中的“多面性”更为“合理”地“编辑”在一起，此时感受清晰的唯有因这位令人尊敬的大师离世所萌生的寂寥和哀婉……
    大岛渚的离去不仅是日本电影的悲哀，也是世界电影的损失。这位日本电影史上当之无愧的斗士，他的传世大作《日本的夜与雾》《少年》《爱的斗牛》(又译：感官世界)《爱之亡灵》《战场上快乐的圣诞》等诸多作品，为电影视觉手段的“极致化”表现和作品思想的“个性化”表达做出了“大岛式”的独特贡献，他是日本乃至世界不可多得的伟大导演。
    在日本，大岛渚是一位被称为“鬼才”的“战后派新人导演”。他始终屹立在时代的前沿，纠结于日本社会问题的中心，坚持用自己的哲学观做独立思考，拷问着所有日本人的道德良心，他的作品表达着对日本社会制度与政治集团所做的一贯和决不妥协的强烈批判意识和顽强斗争精神。他同情弱者，痛恨权势，创作主题颇丰，有反思战争追究全民责任的《饲养》；揭示日本战后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社会政治的种种弊端，真诚同情底层民众的《少年》；愤怒批判以国家名义行种族歧视犯罪之实的《绞刑》；讴歌民众前赴后继反抗压迫，暴动牺牲的《天草四郎时贞》；更有令世界为之瞠目的女性追求自我性爱营造出奇特事件的《爱的斗牛》；以及勇于闯入武士精神禁区的《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他总是能以独特视角来表达与众不同的思考，通过极具张力的镜头语言表现自己对人类社会的强烈关注，他的创作为日本电影带来了全新的视听感受。
    法国著名导演，“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让-吕克·戈达尔曾在其《电影史》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大岛渚的敬意——“能够代表日本电影的导演，只有沟口健二、小津安二郎、敕使河原宏和大岛渚四人”。美国《波士顿邮报》不惜以“大岛渚的辞世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电影辉煌期的终结”来表达对大岛渚的评价和辞世的惋惜。日本《读卖新闻》也用“时代的终结”向大岛渚的离世致以哀悼。文中宣称，“今后我们将很难看到大岛渚作品那样有着深刻人性思考的电影，日本电影的新浪潮时代在大岛渚离去之后将彻底完结。”
    这位愤怒的思考者是如何造就的，大岛渚为何能成为战后日本最具先锋精神的无畏斗士，我们应理性地回首其奋斗的人生和坚强的创作之路，以缅怀这位名副其实的电影大师。
    一、落寞孤寂的少年成长期
    大岛渚1932年3月31日生于关西首府京都市左京区吉田町。父望其成器，取名“渚”，意为水中凸起之小洲，可自立于浊泽之巅。但在不满6岁时，担任农林水产省实验场水产技师的父亲病逝，家境随之沦落。无奈之下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回到娘家开始了令其难忘的清贫生活。
    具有文学修养的父亲只给他留下了大量左翼无产阶级倾向的书籍，这使大岛少年时代起就常常孤寂地从倾向文学作品中吸吮文学的养分，培养着他日后冷静思考的能力与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气质。历经丧父之痛在日后的成长过程中，大岛还同时体验着军国政府的国民高压统治给心灵上带来的另一层阴霾。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大岛渚时年未满13岁半。
    投降后的日本随即被美军全面占领，整个国家被美国的远东战略和“防共驱共”的冷战政策绑架。在美国对日本社会急速推行“民主主义”制度改造中，大岛迎来了初中时代，开始钟情于“全民化”的棒球运动并从中领略到“集团战斗力”的斗争精神。
    1948年4月，大岛在日本实行“三三”新学制改革中直接升入高中就读。
    1950年4月1日，一天前刚满18岁的大岛顺利考入全国名校“京都大学”法学部。入学后本想拜猪木正道①为师学习社会学，但生性热血激进的大岛渚，很快就不甘寂寞地卷入到当时甚嚣尘上的左翼学生运动中。大岛凭借天生具有的鼓噪能力，随即成为“京大同学会”中唯一非共产党员的副委员长和京都全府地域的“学联”委员长。当时日本社会正处于高度“民主自由”的氛围，由日本共产党等左派政党领导的，反体制左翼暴力革命倾向的学生运动席卷着日本社会，但又因其主张的斗争方式忽左忽右，遂使学生们吃尽苦头。在大学四年中与许多贫困学生一起，为反对日本战后保留天皇制和疏亚亲美的国策竭尽热血，大岛经历了身心皆为困惑的青春岁月，但大学时代充满挫折的成长历程，为其日后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日本的夜与雾》打下坚实基础。
    1954年3月，大学毕业的大岛渚本想成为一名关注社会现实与政治关系的良心记者，却因他左翼学生领袖的特殊身份和被警察询问过的“劣迹”而被报社等拒之门外，背负着“不良记录”的大岛陷入难以就职的窘境。后在大学演剧部同学劝诱下才陪同到松竹电影公司的京都大船制作所报名参加了副导演考试。同年4月，他在众多应试者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松竹公司录取，大岛从此走上电影创作之路。
    二、成为日本“新浪潮”旗手前的坎坷
    进入松竹后，大岛作为副导演跟随野村芳太郎导演学习，1 955-1959年期间又曾先后跟着大庭秀雄、小林正树、堀内真直等导演做副导演，共协助拍摄了15部电影。当时大岛渚与比他早一年考入松竹的高桥治、晚一年到公司的田村孟、吉田喜重等年轻人一起努力学习辛勤工作。但大岛认为，在他跟随的师傅中，既没有优秀导演也没有优秀作品可言。为实现表达自己意志的愿望，他开始自己创作剧本。1956年，由他创刊的松竹公司内部同仁志《7人》，成为松竹公司副导演部的公式剧本刊物。与此同时，他还在《剧本》专刊上发表作品。1955-1958年，大岛共发表了11部自己创作的电影剧本，与当时的年轻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松本俊夫等人在《映画批评》专刊上不断发表文章，对当时的电影现状提出尖锐批评。
    大岛在这段时间创作的11部电影剧本中，只有《月见草》(1959年，导演岩城其美夫)和《快走吧》(1959年，导演野村芳太郎)2部拍成电影，却都没有让他本人担任导演。
    5年后的1959年4月，大岛终于迎来展现其导演能力的机会，拍摄宣传公司所属新人演员的广告片《明天的太阳》。同年9月，松竹大船摄制所的城户四郎所长发出“我们要制作有社会意义的作品”的倡议，并指名由大岛渚拍摄其改编发表在《剧本》上的《卖鸽子的少年》，大岛从此正式晋升为导演。这部影片主题触及了富人与穷人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敏感现实，因此在公司内部审查时受到公司重臣们的非议，城户四郎所长不得已接受修改片名的指令，并冒着亏损风险力保该片才勉强通过审查。但公司却把该片安排在松竹的二级院线放映，片名也被迫改为《爱与希望之街》，大岛的第一部作品因放映时档的保守而导致票房收益不佳，他对松竹这种保守怕事的做法表示了强烈愤慨。
    1960年，在日本国民坚决反对“日美国家安全保障条约”的激烈斗争中，大岛渚用自己的呐喊诠释着对日本社会现实的冷静思考和个人抗争。6月公映的《青春残酷物语》②，8月公映的《太阳的墓场》(根据“太阳族文学”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小说原作改编)均得到社会的积极评价。大岛犀利的镜头语言和大量性与暴力的描写，准确反映了当时日本现实中一些太阳族青年反抗社会制度和内心挣扎与失落的痛苦，赢得了广大日本青年强烈的共鸣。这两部充满生命力的作品，以其犀利的表现手法，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明确政治倾向的主题表达和充满现实的感染力等全新特征，一跃成为战后开辟日本“新浪潮”电影里程碑式作品。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先生在对日本“新浪潮”电影所做的定义中，即以大岛渚作品为标榜，并称其特征是——“把性、暴力与政治掺合在一起的新型日本电影”。
    1960年10月9日公映的《日本的夜与雾》，更是大岛将自己青春时代参加学生组织的经历，与当下日本社会现实的“安保”政治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在左翼学生组织内部一直存在的尔虞我诈的丑陋行径。然而在影片上映的第4天，10月12日下午(原定首轮在松竹院线放映10天)，却因发生了社会党员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涩谷公会堂进行政治演讲时，被极右翼少年山口二矢刺杀的突发恶性事件，松竹公司急将该片从院线撤下停映。致使作品应有的社会影响和票房收入遭遇沉重打击，城户四郎所长也为该巨大损失而引咎辞职。大岛随即怒不可遏地痛斥松竹公司是“趋炎附势的胆小鬼”。这一年10月30日，在自己与松竹公司旗下著名演员小山明子的婚礼现场，大岛把“新郎告白”发言变为批判松竹公司的檄文，历数松竹的种种罪状，报了一箭之仇，致使来参加婚礼的公司重臣们尴尬至极而无地自容……
    1961年6月，大岛渚因不满松竹公司对青年导演进行强烈压制的政策，在大是大非的社会问题面前表现得胆小怕事的态度而愤然辞职。与田村孟等几位好友成立了ATG(创造社)，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位脱离制片厂体制的“独立导演”。
    三、大岛渚自己的ATG
    《饲育》(1961年11月22日公映，英文名The Catch)，是ATG创造社根据大江健三郎1958年获日本“芥川龙之介优秀小说奖”原作，由田村孟等改编的第一部作品。
    故事讲述了1945年初夏，太平洋战争末期，在日本一个偏远闭塞的小山村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村民们捕获了一名美军黑人飞行员，围绕着如何处置这个敌国“黑鬼”的问题全村人陷入极度的困惑，对这名黑人俘虏是监禁，饲养，还是屠杀的纠结……村长、村民和孩子们表现出反复无常的立场，大岛渚在该片中深刻揭示了人性自私利己的本能和愚昧无知的恐惧，比大江健三郎原作更加刻意地批判了普通国民对待战争态度的“战争无责论”意识，毫不留情地追究着日本全体国民应该承担的“无意识犯罪”的道义责任。
    1962年《天草四郎时贞》是大岛渚与东映合作的唯一作品(编剧石堂淑朗、大岛渚)。这部作品是东宝邀请大岛渚拍摄反映日本历史上民间反抗地方政府斗争的惨烈故事，大岛也想借此改变东宝在时代剧上的导演和演员表演的风格。大岛以自己的世界观对历史题材加以梳理，他跳出基督徒史实的局限，让表现主题更注重对主要人物传奇色彩的润色。大岛用现代史观诠释着自己对民间反抗暴政史的独特认识，把日本劳苦大众比喻为在极为暗黑深海中的鱼群——它们必须靠自己发出微弱的光才能生存下去；借基督教徒反抗暴政的斗争史和英雄的悲壮事迹，为1960年以全民失败而告终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安保斗争”又一次唱出了不屈不挠的挽歌。
    1965年，大岛渚成立ATG后与松竹公司再次合作，拍摄了《悦乐》(中译名：《喜悦》)，获第39届“电影旬报十佳影片”第27位。这一年大岛渚还拍摄了纪录影片《南韩少年日记》(原题：YONBOKlの日記)，为其日后创作另一部左翼批判现实主义影片《绞刑》提供了思考的源泉。
    1966年《白昼的恶魔》，获第四十届“电影旬报十佳影片”第9位。1967年《日本春歌考》2月23日公映，获第41届“电影旬报十佳影片”并列第11位。同年的《无理心中日本之夏》(中译名：《被迫情死日本之夏》)，获“电影旬报十佳影片”第14位。同年的《忍者武艺账》(漫画合成实验作品)，也获得“电影旬报十佳影片”第10位。
    1968年《 绞刑》，获第42届“电影旬报十佳影片”第3位、“剧本奖”，“电影评论”第2位、“剧本奖”。
    1969年《少年》，获第43届“电影旬报十佳影片”第3位。该作品因其内容表现的是真实事件而得到日本社会的强烈反响，故事原型是1966年9月初轰动日本全国的10岁少年一家四口从南到北纵贯日本列岛以“碰瓷”为生的犯罪事件。大岛渚在这部作品中延续着他对日本底层民众和少年的强烈同情，犀利地揭露和批判着国家制度和中央政府的虚伪，继续追究着后军国主义体制统治下的政权给国家、国民带来的灾害，批判了因权钱勾结、利益腐败而形成不可逆转的巨大贫富差别，为生活在底层人民的“罪行”辩护，并毫不掩饰地赞美这种犯罪意识与行为，“是世界上只有日本的底层人民才会有的，最高智慧和能力的抗争手段”，谴责造成这一社会悲剧的国家责任。
    1969年《新宿小偷日记》，获“电影旬报十佳影片”第8位。1970年《东京战争战后秘史》，获第44届“电影旬报十佳影片”第12位。
    1971年的《仪式》；1972年的《夏之妹》……大岛渚继续坚持着一以贯之的战斗精神，像一名出色的角斗士，在自己的作品中竭尽全力地抨击着日本社会的所有阴暗之处。
    1973年7月，因ATG创造社拍摄的作品均为揭露日本社会制度黑暗和挑战恶势力的主题内容，被日本政府责令“即刻停止制作电影的资格”，大岛坚持了13年的独立创作活动被迫终止，创造社亦被强行解散。
    四、世界的大岛渚
    因ATG解体事件在日本国内难以获得资金，大岛的创作陷入困境。在拍摄《天草四郎时贞》后经历了几年的沉寂，大岛渚重新开始了创作。由于当时日本电影界正处于“新浪潮”的高峰期，各类题材的电影也纷纷登场。前几年他把“性与恶魔”融入战后民主思想的作品《白昼恶魔》；质疑死刑呼唤拯救在日韩国人的作品《绞刑》均属“性与罪”的名作，也为大岛后来创作出不朽名作《爱的斗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8年拍摄的《新宿小偷日记》等一系列“新浪潮”佳作，早已让大岛渚在欧洲得到了应有的名声。从《绞刑》开始，大岛渚的作品就连续4年出现在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上，这一艺术成就在日本电影史上并不多见。欧洲和法国观众已把大岛渚喻为等同于戈达尔的电影大师，“大岛渚”一词已具有着世界意义。他的作品与法国电影观众之间的互动过程，也许正是为其铺垫着日后“日法合作”的机缘。
    1975年法国电影审查法案改正，解除了所有针对性描写的限制，法国独立制片人阿芒事先与大岛渚共同策划的《爱的斗牛》得以提上拍摄日程，大岛非常赞同阿芒提出将阿部定这个人物定为成“斗士”的想法，并同意立即投入拍摄。阿芒为此提供1亿日元(约折合当时人民币56万余元)给大岛拍摄。这部“法国影片”在日本大映京都摄影棚拍摄，胶片不仅从法国进口，洗印、后期工作也全部在法国完成。
    《爱的斗牛》(原题法文：官能の帝国，中译名：感官世界)1976年5月15日在法国公映，1976年秋被大量删改后在日本公映，受到舆论的强烈关注，获当年第50届“电影旬报十佳影片”第8位。
    这部彻底无遮掩地表现了1936年真实发生在日本的女性阿部定变态性爱的传奇事件，这种极为大胆和淋漓尽致表达性与死亡的故事主题与激烈的导演拍摄手法，成为世界电影史上最具争议的作品，在《爱的斗牛》中，大岛渚大胆的开创性是史无前例的，为了尽可能的还原真实，他要求演员“毫无保留地”拍摄性行为的场景。1976年6月15日，因三一书房提前将剧本和剧照印刷出版，这一大胆的举动立即引起日本国家警视厅和东京地方检察署监察的不满，指责其行为违反了刑法第175条。虽然该片属于法国影片，但还是在社会上引来极大骚动，日本电影审查机构“映画伦理审查委员会”也不得不出面干涉此事，1977年8月15日，大岛渚和三一书房社长竹村一均被检察机构以“猥亵罪”告上法庭。1979年10月19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决竹村、大岛无罪，检察署不服上诉至东京高等法院。1982年3月4日，在第五次公开审理的自主辩解时，大岛渚以其出众的口才和条理分明的理性，为该案自我辩护，发表了历时长达70多分钟的著名雄辩《猥亵为何有罪》。1982年6月，最高法院最终判决无罪，这场缠绕了他长达6年之久的官司最终以大岛渚的胜利结案。
    此时大岛渚的作品也从批判社会转移到了人之本“性”，这种关于“性”行为的极限表现在当时的电影界非常罕见，继《爱的斗牛》两年之后拍摄的《爱之亡灵》(1978年公映，法国，获当年第52届“电影旬报十佳影片”第3位，戛纳电影节“导演奖”)，都是把“性”与“爱”关系以“变态”的夸张展现给观众。大岛创造了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壮举，电影这种媒介的影像魅力也被诠释至极限。大岛渚在这两部影片中传递的内涵是将“性”的行为演绎为人间的“崇高仪式”。
    1986年《马克思，我的爱》，是他又一次大胆探讨性与爱约束的冒险尝试。该片探讨的主题是“爱”是否应该被理性来约束，是一部人与猿之间的爱情电影。因是一部实验性探讨作品，从故事和表现上有着许多遗憾，因此这种违背伦理常规的作品在充斥着“人文理念”的欧洲也未能得到期待的认同。大岛渚在作品中能有如此开拓性的思考，应归因于他那与众不同的先锋派个性。
    1983年《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根据英国人劳伦斯·包斯特的小说改编，英日合拍)，获当年第57届“电影旬报十佳影片”第3位，每日电影最佳“导演奖”、“影片奖”、“配乐奖”、“剧本奖”、“男配角奖(北野武)”。
    迄今为止，大岛渚有5部作品入选日本有史以来200部优秀电影：《绞刑》《爱的斗牛》《日本的夜与雾》《青春残酷物语》《仪式》。
    五、大岛渚作品特征及其精神思想
    (一)作品特征：创造自我充实的作品
    大岛渚是一位独树一帜、有着鲜明政治倾向的电影作家。作品主题特征多为政治思考式，他以极现实的视点关注自己的国家、 政府、制度以及人民生存的现状和过去的历史，并在绝大部分作品中体现着一个愤怒思考者和无畏角斗士的性格特征。
    (二)大胆揭露社会权力和权力拥有者的犯罪
    1.大岛渚激愤地讴歌底层社会民众的反抗、反叛精神以及他们高超的“犯罪”智慧：《爱与希望之街》《青春残酷物语》《太阳的墓场》《少年》《新宿小偷日记》《天草四郎时贞》……
    2.以谐谑式“反常”和“冷漠”风格展现自我
    许多作品的表现形式强化了大岛渚本人的“反社会”意识，他惯以精神犯罪学、法理学、心理学等层面揭示人与国家、社会、法律、制度、环境、心理，探究犯罪行为与动机之间的复杂关系：《饲育》《日本的夜与雾》《绞死刑》《仪式》《白昼的恶魔》《日本春歌考》《被迫情死的日本之夏》《东京战争战后秘史》《夏之妹》等。
    3.作品创作中的影像探索
    大岛渚以他缜密的政治思考和特有的理性，指导自己的作品表现形式。在他几乎所有作品中，有一个突出和共同的表现特征，即多用客观镜头和半记录形式来处理细节，给人以冷静、真实、残酷和震撼的视听感受。其实大岛渚正是有意运用这种手段来巧妙强化着自己的作家主张，强调着对主题表达的张扬。特别是《日本的夜与雾》《仪式》《爱的斗士》等作品，有极为明显的思想倾向特征。
    4.对“性”和“暴力”的思考与表现
    大岛渚以人的本能还原人的真实，他在作品的表达中不做任何掩饰，通过对性爱过程赤裸裸地描写，展现着在人与性关系和所衍生的极为复杂的感性情结。纵观日本电影作品，在对性爱的主题表达和创作形式上，唯有大岛渚能够把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空前地提升到纯爱角度来加以处理和表现，大岛这种通过影像的表现展开对“性心理学”、“性犯罪学”方面的理性研究，已为电影艺术和其他领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特别是《爱的斗牛》《仪式》《爱之亡灵》等作品创造了不可复制的成就。
    (三)精神思想
    1.一贯强硬的批判精神
    “一般人不管是多么的强硬，到最后都会有所妥协，但大岛渚绝不可能，日本人中只有他一人是绝不妥协的人。”
    ——美·唐纳德·理查③
    2.“过激派”的大岛渚
    在京都大学时代作为学生第一领袖和无党派人士的大岛渚，曾经毫不客气地批判过天皇制度，在天皇访问京都大学时让天皇放弃天皇制和身份，批判过过激派，批判过极左的共产主义者。大岛与生俱来有着雄辩的才能，早在弱冠之年他就成为一个傲视群雄的说客，在松竹时期也常常毫不掩饰地批判公司，甚至在自己的结婚典礼仪式上把作为新郎的寒暄词当做征讨檄文对自己所在的松竹公司大骂1小时10分钟，令所有在场的松竹重臣们无地自容。
    当他执笔同仁剧本杂志《7人》时也曾强烈批判过自由主义者。大岛的这些行为基于自己那“崇高与希望”的坚定信念，这是一般人没听说过的信念，是比较抽象的信念，更是大岛渚所独有的、孤傲的信念。
    步入晚年的大岛渚依然坚守着这种崇高的(孤傲)希望，且不分场合宣泄着这种精神。
    3.不附属于任何组织
    ATG创造社，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相依为命的创作场所，并非某种信仰性的组织。他不向任何组织——国家、政府、法律、制度和特定的人屈服。
    大岛渚属于自己和自己的思想。
    4.大岛的信念
    “作为人——根本上就应该是每一个个体的真实存在，而且要充分尊重这种个别的存在，无论什么样的人都会有不足的地方，要能容忍这种缺点，人和人的肤色、体格、长相都有区别，而这种区别本身就说明这些不同的存在是有他的理由的。”
    1976年，大岛渚作为“惟一的”日本人顶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拍摄了《爱的斗牛》，仅此便足以证明大岛渚在思考“人”与“性”方面的独立特征、与众不同的艺术追求和孤傲健斗的过人勇气。
    5.人类主义者、相对主义者、多元论者
    这种人相对很少，特别在日本男人中是不可思议的。以上虽然是一种相对的个人见解，但大岛渚无论如何也是一位很“个色”的人物。他采用的斗争方法往往是“骂”，通过自己的作品、文章、媒体，把自己所想骂的都直接地骂出来，毫不隐藏。大岛渚骂右派、骂左派(共产党、社会党)、骂日本天皇、骂日本政府、骂日本的社会制度，同情和拥护在日朝鲜人、韩国人的生存权利，对军队、政治家、日本的社会制度，全都进行了猛烈地批判。
    他是一个“不像日本人的勇敢的日本男人”。
    愿为电影奋斗了一生的大岛渚先生灵魂安息！
    注释：
    ①猪木正道：1914年11月5日—2012年11月5日，日本政治社会学家，知名教授，后任防卫大学校长。
    ②荣获日本电影导演协会第1次颁发的“新人奖”，第11届“蓝绶带最佳10位”第4；“导演新人奖”；NHK电影“新人奖”；“导演奖”。
    ③该学者于1945年二战结束后，就以美国占领军司令部新闻检查报道官的身份到日本，后定居在日本，已在日生活了60多年。著有《大岛渚传》、《我认识的日本50位名人》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