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巴什尔跳华尔兹》的观后感

　[摘 要] 动画纪录片《与巴什尔跳华尔兹》中的创伤与道德见证主题：作为黎巴嫩战争和难民大屠杀的参与者，福尔曼和战友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精神创伤。在愈合创伤、弄清真相的驱使下，福尔曼们开始了追寻记忆和探索真相之旅，并最终对那场战争和大屠杀作了道德见证。通过作道德见证，他们揭露了人道灾难，反省了个人对灾难应承担的责任，并担负起对他者的伦理责任，也为思考人性和修补灾难世界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 《与巴什尔跳华尔兹》；创伤；道德见证
《与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是以色列导演福尔曼（Ari Folman）发行于2008年的动画纪录片。虽然该片在以色列获得了一定的认可，但真正的好评却来自于西方世界。影片获得多项大奖：2009年法国电影恺撒奖最佳外语片、第66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洛杉矶电影协会最佳动画片奖和最佳纪录片亚军等，也是惟一一部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动画片。
影片以26只恶狗穿过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街道、制造了一些混乱、使一些行人受到惊吓、最终停留在一栋楼房前狂叫不已开始。原来这是导演兼主角的福尔曼昔日战友博阿兹每晚的噩梦。两年半以来，他一直做着这个被恶狗追逐的梦，并且每次都被惊醒。他告诉福尔曼，这个梦和他20多年前参加的黎巴嫩战争相关——战争伊始，他枪杀了26只狗。福尔曼却惊奇地发现，他已经不记得那段往事。但博阿兹的到访却让他的思绪重新回到那场战争和与其相关的大屠杀上，并且开始产生幻觉。在朋友奥里的鼓励下，福尔曼决定找回记忆，弄清真相。他开始采访昔日战友，对往事进行深入挖掘。他的记忆逐渐恢复，那段被封尘多年的关于大屠杀的往事也最终浮出水面。笔者认为福尔曼追寻记忆、采访战友的过程，是对创伤历史和人道灾难作道德见证的过程。本文将探讨影片中的创伤和道德见证主题。
创 伤
“创伤”（Trauma）源自希腊语τρυμα，原指身体上看得见摸得着的伤口。弗洛伊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创伤，特指重大事件，尤其是暴力事件对人的精神伤害和情感冲击。从此，创伤具有心理学之维，引申为精神上看不见摸不着的伤口。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中弗洛伊德对“创伤”进行了定义：“我们把任何来自于外界且足够强大从而攻破防护盾牌的刺激叫做‘创伤’。……外界创伤一定会大规模扰乱机体能量的运行……已经没有可能阻止心理器官被大规模的刺激所淹没，并且另外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理解闯入刺激的问题。”（1950）在他看来，有两个条件导致创伤的发生：第一，外界巨大刺激的入侵；第二，人既无法阻挡也无法理解这种入侵。
弗洛伊德认为创伤的一个显著特性是潜伏期（Latency），在《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中，他对潜伏期做了说明：
一个体验过某种恐怖事件——例如火车相撞——的人，他侥幸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受到伤害。然而，在以后几个星期的过程中，他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精神和运动症状，这些症状只能溯源于他受到的惊吓、震惊等情况。他现在患了一种“创伤性神经症”。……在那次事故和第一次出现这些症状之间经过的那段事件被描述为“潜伏期”，是对传染性疾病病理学的一种明显暗示。（1997：374）
他把创伤神经症发作过程理解为事件由受压抑到经过潜伏期而重复出现：“早期创伤——防御作用——潜伏期——神经症发作——被压抑事物的部分回归。”（1997，386）由于创伤事件巨大的冲击力和破坏性而在事故当时不为人所理解，并且由于人的防御机制而被意识压抑；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往后岁月中不断强制重复出现，如梦魇般折磨着人；创伤的主要症状有噩梦、遗忘、幻觉、逃避、自闭、内疚等。
显然，在影片中，参加过黎巴嫩战争的福尔曼饱受战争创伤：作为士兵，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其暴力威胁下。他的创伤也来自于作为施暴者的罪恶感——他无意中参与了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大屠杀。当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人为了报复其领导人巴什尔被杀害而疯狂屠杀巴勒斯坦难民时，以色列士兵则以燃放照明弹的方式助长大屠杀——没有照明弹，长枪党人无法在黑夜中进行大屠杀。而作为以色列士兵一员，福尔曼虽然同情难民，却不仅冷眼旁观大屠杀，而且参与燃放照明弹——这与亲自动手屠杀难民并无两样。他的道德良知让其对自己的施暴行为感到耻辱，从而遭受了精神创伤，正如美国当代学者施瓦布所说：“不可忍受的体验可能发生在无力面对不可忍受的损失、羞辱、破坏、折磨或种族大屠杀的受害者身上。它们也可能发生在无力面对自己的暴力、罪恶或耻辱的施暴者一边。”（2011： 197）
另外，作为犹太后裔，福尔曼的罪恶感创伤被加倍。他的父母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大屠杀的阴影从懂事起就一直伴随着他。他不自觉地成为代际间创伤（Transgenerational Trauma）受难者。关于代际间创伤理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匈牙利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和托罗克提出的代际间萦绕理论。在《壳与核》（The Shell and the Kernel）一书中，亚伯拉罕分析了那些父辈经历过创伤历史的孩子们的心理幻影效果，认为个体能够继承祖先生活的秘密心理实质，（Abraham ，1994）因此虽然个体对某一创伤事件并无直接生活体验，却可以通过讲述、书写的故事或者间接地通过父母的情绪或存在模式而继承他们的心理冲突、创伤或秘密征兆。作为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福尔曼有意无意继承了父辈的苦难，大屠杀如幽灵般萦绕纠缠着他，如他的好友奥里所说：“你对（巴勒斯坦难民）大屠杀感兴趣的根源是另外一场大屠杀（犹太大屠杀），你对被屠杀的难民营感兴趣实际上因为其他难民营。”但是让福尔曼无法忍受的是，他居然参与了另外一场种族大屠杀，这让他与纳粹无多大区别。因此，他的罪恶感创伤被加剧，如当代美国心理创伤研究专家赫尔曼所说：“会增加罹患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风险的，莫过于当幸存者不只是被动地目睹，而是积极地参与置人于死的暴行时；而当此种 暴行已不能再用一些较高尚的价值与意义加以合理化时，战争的创伤将更加严重。”（2004：98-99）

　战争也给其他以色列士兵带来了心灵创伤。博阿兹两年半以来一直做着被恶狗索命的梦。在梦中他重复经历恐惧和死亡的威胁，丧失了掌控自我的能力。卡米创伤的症状主要是禁闭畏缩：战争粉碎了他与社群、家庭之间的联结感；战后，他自我流放到荷兰，在那里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通过逃避熟悉的生活和亲密关系来逃避创伤历史。卡米也遭受了选择性失忆，记不得关于大屠杀的事情，也记不得是否在军队对别人开过枪。龙尼则生活在幸存者的内疚和罪恶感的阴影下。虽然从战争中侥幸生还，但是他眼看着战友死亡，却无力挽救他们，这让他饱受良心谴责——他觉得自己抛弃了战友，没有救他们于危难中。“当幸存者目睹其他人的痛苦或死亡时，罪恶感会特别严重。自己运气好死里逃生，别人却歹命难逃一劫，这样的想法产生良心上的重担。灾难和战争幸存者萦绕心头的，是那些别人在垂死挣扎、他们却没有能力援救的影像。他们产生罪恶感，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冒生命危险解救别人，或因未能满足垂死者的要求。”（赫尔曼，2004：97）龙尼多年来无法摆脱阴影，只能寄希望于忘记过去。
总之，福尔曼和战友们都从战争和大屠杀中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背负着创伤历史的重负。笔者认为该影片的主题首先是关于战争和大屠杀对人的精神创伤。
道德见证
美国当代创伤研究学者卡鲁斯（Cathy Caruth）认为：“创伤并非仅仅是一种病症，或者受伤心灵的一种简单疾病：它总是一个关于大声呼喊伤痛的故事，该伤痛为了告诉我们一种现实或者无法得到的真相而呼喊我们。”（1996）创伤的“大声呼喊”提醒人们那段被压抑和遗忘的历史，因此创伤起着见证历史的重要作用。在影片中，梦魇夜夜光顾博阿兹，而福尔曼则被不断闪现的大屠杀幻影所萦绕。重复出现的噩梦和幻影提醒他们曾经参与的战争和大屠杀，诉说了让创伤历史沉默化的徒劳无益，如施瓦布所说：“创伤永远不可能完全被沉默化，因为它持续地在无意识中发挥作用。”（2011：192）创伤压抑的徒劳无益让博阿兹向福尔曼求助，也让福尔曼踏上了追寻记忆的旅程。
而福尔曼对记忆的追寻过程也是对那段将永远被掩埋的创伤历史作见证的过程，因此，在该影片中与创伤主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主题是见证。
劳布（Dori Laub）认为与大屠杀经历有关的见证中有三个显然有别的层次：第一，在大屠杀经验中见证自己；第二，见证他人的见证；第三，见证“见证的过程”本身。（1995）本影片主要涉及前两个层次的见证。
在第一个层次的见证中，福尔曼通过追寻记忆为其创伤历史做见证：战争造成的个体异化和心灵伤痕；助长种族屠杀而导致的罪恶感创伤；作为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后代所遭受的代际间创伤。
而在第二个层次的见证中，福尔曼作为访谈者，参与了关于战争和大屠杀的叙述，并且成为创伤回忆所提供的见证的领受者和倾听者。作为访谈者，他重新体验创伤的过程，并以艺术形式将创伤回忆给予呈现。福尔曼也是真相的探索者，通过他的引导、采访和对真相孜孜不倦的探索，受访者述说亲眼所见的灾难，并揭示真相。
总之，福尔曼通过自我见证和见证他人的见证将战争的大体情况拼贴起来，并揭示了那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真相：1982年6月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占领其三分之一领土。9月，黎巴嫩新当选的总统巴什尔被杀害。以色列以此为借口，进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以军纵容和掩护下，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人对驻扎在贝鲁特郊区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了血腥屠杀，使难民营内血流成河，数以万计难民被屠杀。
可以说，整部电影就是由不同见证人的见证组成，陈述的是对战争灾难的亲身经验和对大屠杀的亲眼所见，亦即对战争和大屠杀的见证。不可否认，福尔曼们追寻记忆、弄清真相的初衷也许只是为了愈合创伤、抚慰幽灵的萦绕，因为“只有彻底认清真相，幸存者才有可能出发迈向康复之路”。（赫尔曼，2004：19）但在追寻的过程中，他们不自觉地走上了为灾难做见证的过程，摆脱了单纯愈合创伤的诉求。福尔曼们见证了战争和大屠杀的邪恶、人性的黑暗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苦难和悲惨，他们的见证可以被称为哲学家马各利特（Margalit）所说的那种替人类说话的“道德见证”。马各利特在对见证的思考中，把“道德见证”和一般的“见证”区分开来，他认为：“道德见证者见证的和亲身经历的应该是非常邪恶的统治给人带来的苦难。……要成为一个道德见证者，一个人必须既见证邪恶，也见证邪恶带来的苦难：单单见证邪恶或者苦难都还不足以成为道德见证。”（2002）因为人常常遭遇的苦难并非都是由邪恶造成的，如各种天灾。
然而，笔者认为福尔曼们的见证配得上道德见证，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首先，他们通过做见证对历史中的个人行为进行了反思，由此确定了个人在灾难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作为大屠杀的冷眼旁观者和帮凶，他们通过揭露灾难而暴露了以色列人——包括高官和普通士兵——在人道灾难中所扮演的施暴者的角色。以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为首的高官默许、纵容长枪党人对难民的屠杀，而普通士兵则盲目服从权威，听任、助长大屠杀的发生。可以说，以色列人对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这个方面说，影片对个人责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些士兵都是历史的受害者，也是犯人——他们身不由己地犯了罪。当个人作为集体的一部分，应该如何承担个人行为的后果？在等级制度下——在该影片中是以色列军队——个人应该何时停止服从命令？何时停止与集体的标准相一致？何时对上级命令进行干预？何时拒绝？福尔曼们虽然没有给予这些问题以明确的答案，但没有回避这些伦理困境，而是通过重拾记忆来面对种族屠杀的罪行和责任。他们进行了一种类似于“掘墓”的荒谬行为，即挖掘国家的可怕秘密，或披露没有得到妥当安排的私人秘密生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玷污”“毁坏”了以色列人的形象，但却体现了直面历史的勇气和对责任的担当。他们的道德良知让其见证无愧于道德见证。
其次，福尔 曼们的道德更重要的要地体现在其为他者/难民的灾难做见证的行为中。在大屠杀中，大多数难民要么死亡，要么无法言说灾难——不具备言说的能力，或者因为灾难太深重，害怕听众不相信而不愿意言说等，从而无法为自身灾难做见证。施暴者则想方设法掩盖作恶证据，让大屠杀沉默化，以逃避惩罚。在这种情况下，言说灾难、为灾难做见证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福尔曼们最终通过弄清真相而将难民的苦难予以揭露：他们被驱赶，被屠宰，被推土机掩埋，他们的尸体被野蛮肢解……在影片的结尾，福尔曼放弃动画手法，将大屠杀的真实音像档案呈现给观众：遭到破坏的家园、堆积如山的尸体以及痛不欲生的妇女们。人道灾难被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福尔曼强迫我们直面人性的黑暗。作为以色列人、邪恶事件的同谋，面对惨绝人寰的难民大屠杀，福尔曼们没有回避他者屈辱的泪水和冤屈的灵魂，而是成为无辜受害者受难的记忆保存者，担当起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所说的对他者的伦理责任，这让他们的见证具有辉煌的道德意义。

　美国犹太作家、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维赛尔（Elie Wiesel）认为：“我们对死者负有义务，我们必须保有对他们的记忆。幸存下来的人忘却（死者）是一种亵渎，是二度灾难。忘记死亡就是让他们二度死亡。”（转引自徐贲，2008：228-29）福尔曼们通过做见证这种方式记忆受难者和他们荒诞的死亡，防止我们对受难者的二度大屠杀；也为思考人性、防止灾难的再度发生和修补世界提供了可能，正如当代华裔美国学者徐贲所说：“见证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见证者说出自己个人的苦难往事，而在于站在人类的普遍立场上，把自己的苦难遭遇当作一个来自非正义世界的真实例证，提出来警示所有的公众。见证苦难，不仅仅是为了灾难不再发生在见证人自己身上，而且更是为了苦难不再发生在任何别人身上。”（2008：257）
在接受采访时，福尔曼说：“动画是讲述这个故事的惟一方式，我对此很确定。”（转引自Dupont，2008）的确，创伤、记忆、梦境、幻觉等这些关乎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容，也许只有借助于动画这种无拘无束的形式才能给予再现和表达。但作为一部动画片，影片却由于其对创伤和见证主题的探讨以及由此对责任、道德良知等的哲思而具有沉甸甸的内涵。福尔曼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严肃深刻的哲思通过生动活泼的动画手法予以表达，将技与道完美相结合。这也许就是影片的魅力所在，是它获得多项大奖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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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丹玲（1980— ），女，湖北十堰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国文学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国文学及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