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的融合分析

　20世纪初期，西方学术界围绕语言、文化与权力等问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国际学术运动，在巴赫金、博克、福柯、德曼、德里达等众多学者的推动下，西方文学批评和修辞批评均发生了重大转变。西方修辞批评与修辞理论、文学理论以及各种文化思潮交织在一起，成为西方修辞学界相当重要、不可或缺的领域。然而，我国对于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的了解“几乎还是空白点”，而且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貌合神离，尚未形成良性互动。究其原因，一是中西对“修辞学”历史界定和概念并不完全对等，我国修辞学传统侧重于文章创作实践，而西方则强调以劝说为中心的论辩理论与实践；二是我国的文学批评对于西方修辞学视角缺乏足够的关注。近年来，随着话语批评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文学批评实践中的修辞论视角显得尤其难能可贵”。在中西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面临学科发展之际，探讨两者的交叉与融合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以文学批评为中心的汉语修辞批评传统
　　我国汉语修辞批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传承是汉语修辞学传统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与西方理性学术传统下自成体系的修辞理论不同，我国古代的修辞学思想大多融入文学创作、文学鉴赏、历史研究、哲学思考、艺术评论、时政评述、社会观察、人生感悟等之中。而且，由于我国古代修辞学与哲学融为一体，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既是哲学家，又是修辞学家，他们关于人类各种行为的思考，不少既是哲学思想，又是修辞学思想，甚至还是修辞批评实践。我国历史上很多诗人、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同时又是修辞批评的践行者，文学史上丰富的诗话、词话、曲话、笔谈、文论、批注、评点、杂谈等很多就是关于文本的修辞评鉴，鉴赏的内容有微观的词句锤炼，也有宏观的语体风格；既涉及修辞目的和修辞策略，还涉及修辞效果，可以说是典型的修辞批评实例。
　　从汉语修辞批评的内容来看，从诸子百家的传统经典到刘勰的《文心雕龙》，从钟嵘的《诗品》到陈骙的《文则》，从刘熙载的《艺概》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从《红楼梦》研究到当前的网络文学研究，我国的修辞批评传统延绵不绝，成果极为丰富，而批评成果绝大部分与文学鉴赏和语言运用紧密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我国古代的修辞学研究，与其说是关于修辞思想的理论探讨，不如说是对于作者某种修辞思想或修辞理念的实践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传统的汉语修辞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汉语修辞批评史，汉语修辞批评史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部汉语文学批评史。
　　自1980年代起，我国的修辞批评更加活跃，涌现了一大批修辞批评的论著，研究内容大多集中于作家及作品的话语修辞技巧与风格。除了汉语界学者之外，外语界王佐良、程雨民等一些学者开始介绍国外的语体学理论及分析方法，一些高校开设了文体风格研究的课程，学者们开始运用国外的分析框架，对中外文学作品进行修辞批评鉴赏。20世纪国内的修辞批评基本遵循了作家作品加修辞技巧与修辞风格的鉴赏思路，与国外仍然存在很大区别。1990年代之后，外语学科的西方修辞学研究大大促进了我国的汉语修辞学研究，其中，一批学者对汉语修辞批评资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包括谭学纯和朱玲的《接受修辞学》、《广义修辞学》、《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文学和语言：广义修辞学的学术空间》，作者对汉语修辞理论与修辞批评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例如，关于修辞活动“一个空间、二个主体和三个层面”论述为汉语修辞批评提供了一个立体的批评实践框架。泓峻的《文学修辞批评》不仅探讨了文学修辞批评的内涵、价值及其在汉语语境中的存在状况，而且详尽地介绍了文学修辞批评的批评视角。此外，高万云和毛宣国等论文成果也对中西修辞批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赘述。
　　二、以劝说论辩为中心的西方修辞批评传统
　　西方修辞批评的历史可追溯至柏拉图时代，但现代意义的修辞批评始于1920年代。与汉语修辞批评中文学批评的中心地位不同，西方修辞批评既注重文学批评，又注重论辩劝说，如果以修辞批评的对象为主线，西方修辞批评传统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其一、古典修辞学时期至1950年代的传统阶段。这一时期，西方修辞批评的对象为劝说性的口头和书面的演讲语篇。1925年，西方现代修辞批评的奠基人维切恩斯沿用了这一传统，他在《演讲的文学批评》一文中首次使用“修辞批评”一词，并将其定义为“对演说者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听众的方法所作的分析和评价”。很显然，在维氏看来，修辞批评研究的对象是演讲语篇，广义上讲包括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
　　其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修辞批评的对象从劝说性演讲扩大到了劝说性与信息性并存的口头与书面演讲与非演讲语篇。1953年，布莱恩特（Donald　Bryant）将修辞话语的定义从演讲扩大到了“包含口头与书面形式的信息性和劝说性话语”，修辞批评的代表人物布莱克（Edwin　Black）虽然对此不太认同，但他在1965年《修辞批评的方法研究》一书中减弱了修辞批评对象的劝说性特征。60年代末，修辞批评家逐渐达成了共识，正如亨德里克斯所言，修饰批评是“对口头或笔头形式的信息性或说服性语篇所作的分析、解释以及评价”。
　　其三、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拓展阶段。这一时期，修辞批评不仅将言语视为象征行为，而且将非语言象征行为纳入研究范围。1960年代以后，美国新修辞运动的领袖博克的观点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博克认为，修辞学是“人类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者诱导他人的行为”，这一定义虽然仍以劝说为中心，但其劝说方式将无意识的内容和非语言因素的象征行为包含进来，即“人们可以用来理解自身对各种象征做出何种反应，并创造自己的象征表达自身各种反应的日常行为”，包括词汇、图像、手势、表演、文本、电影等各种语言与非语言象征，修辞批评的对象大大丰富。
　其四、1990年代至今的深化阶段。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现代大众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快速推广，人类的交际行为变得丰富化、多样化及复杂化，交际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呈现动态化与模糊化。在新媒体与新技术的推动下 ，处于学科边缘的西方修辞批评吸收了哲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及美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重点研究“人类通过策略地使用象征影响彼此思想行为的所有方式”。修辞批评的对象包括各种语言与非语言、具体与抽象、现实与虚拟的多模态象征符号与象征行为。
　　如今，西方的修辞批评已经成为一门横跨语言学、哲学、逻辑学、文学、心理学、传播学、交际学、政治学、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边缘性、多元性研究领域，而且，修辞批评也不再是研究学者的专利，开始成为不少高校中修辞学、传播学或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课程。
　　三、文学视角下的中西修辞批评传统比较
　　从中西修辞批评的历史看，虽然古典时期的重视论辩与劝说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与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话语实践有一定同质性，但中西修辞学传统和修辞批评传统更多的是异质性。
　　其一、修辞批评的渊源不同。我国汉语修辞批评中，文学批评的传统贯穿始终，修辞批评实践非常发达，而且文学批评地位显赫。而西方修辞学自公元前5世纪诞生以来，关注中心一直是演讲劝说与论辩的艺术。之后，由于集权政治、民主缺失等社会因素，加上修辞学本身的诡辩倾向、理性主义兴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修辞学与修辞批评实践日渐没落。直到17世纪，西方修辞学走投无路之时，开始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关注文体风格和语言技巧，并在之后的纯文学运动或美文运动的推动下，文学批评也因此有了较快发展。
　　其二、修辞批评的走向不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话语实践尊崇“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理念，主流文化竭力反对语言雕饰和辞藻技巧，甚至不惜从道德层面进行贬低与斥责，例如：“巧言乱德”、“善者不辨，辩者不善”、“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之后，诸子百家自由争鸣的大环境不复存在，我国的修辞批评实践逐渐转向了书面的文学批评。
　　与此相反，虽然柏拉图、培根、洛克等也对修辞术进行百般指责，但西方修辞学作为古老三学科之一，其“显学”地位较为稳固。西方修辞批评虽然随着修辞学的兴衰时有波动，而且与文学批评也若即若离，时疏时密，但其劝说和论辩分析始终处于中心地位。20世纪中期以后，修辞批评实践除包括语言媒介之外，也开始包括非语言及多模态象征媒介。
　　其三、修辞批评的内涵不同。我国传统的修辞批评具有以下明显特征：一是批评的内容侧重于文学鉴赏，批评对象包括诗词、曲话、小说、戏剧、哲理小品等内容。二是批评的视角注重于语言赏析、字词锤炼、句式选择、诗歌韵律、谋篇布局等传统研究内容。三是批评的成果大多为印象式的心理感悟，成果形式多为诗话、词话、曲话、笔谈、文论、批注、评点、杂谈等散论，类似《文则》和《文心雕龙》等系统性的成果相对较少。
　　与我国传统修辞批评更多地强调研究主体的咀嚼回昧、以我观物、虚静纳物，注重分析意境的“虚幻”和修辞技巧的“绝妙”不同，西方修辞批评更多地强调批评方法的系统性、有效性和针对性，注重分析效果的“实在”和修辞行为的“合理”。其内容不仅包含文学话语，而且包含非文学话语；批评的视角既有美辞技巧分析，也有语体分析、叙事分析、论辩分析、动机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文化分析、社会分析等等，不仅包括不同修辞情境下的话语分析，也包括非语言符号的多模态象征分析。修辞批评成果丰富，有相对自成体系的论著，形成了视角较为全面的批评方法。
　　其四、修辞批评的体系不同。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我国的修辞批评在体系建构方面进展不大，而且影响基本限于学术研究层面。而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修辞学界，修辞学及其批评实践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影响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建构。单从批评方法看，已经形成了传统修辞批评、经验主义修辞批评、新修辞学派修辞批评、语类修辞批评、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等多个思路模式，而且新的模式和方法仍在不断创新之中，例如：隐喻批评、接受批评、伦理批评、心理批评、符号批评、意符批评、生成批评、语簇批评、运动批评、类比批评、会话批评、内容批评、文化批评、折中批评、人种分析、焦点分析、培育分析等。
　　布洛克（Bernard　Brock）等曾经预言，“由于人类的交际变得更加复杂，修辞批评的范围将越来越广，批评方法也将呈现多元化、试验性、动态化的特点。”19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修辞与传播活动的形式与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修辞与传播形式包含了各种口头语与书面语、语言与非语言、音频与视频、真实与虚拟等多媒介、多模态的信息形式；另一方面，各种语言与非语言象征行为中的主体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复杂，因此，修辞批评实践仍然会不断推陈出新。
　　四、当代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的交叉渗透
　　自古以来，修辞学与诗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从昆体良到贺拉斯，从埃德蒙-博克到肯尼斯·博克，从艾略特到哈德森，从伊格尔顿到布斯，学者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无论是当代修辞还是当代文学，自1950年代以后，双方均在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双方均与多个学科交叉渗透、相互融合，其概念外延变得越来越模糊，学科本体性均在一步步削弱。修辞学与文学的这种跨学科性也构成了当代西方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特色，即双方交叉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尤其是当代西方修辞批评，放弃了对传统修辞的效果的强调，而转向“人类为了交际而对象征的运用”，成了一门研究语言与非语言象征行为和象征符号的制造者、语言与非语言象征行为和象征符号本身及其效果等无所不包的批评艺术，成了一门“普遍的建构艺术”。难怪修辞理论家兼 文学理论家布斯认为，“逻辑学、辩证法、语法、哲学、历史、诗学，所有都是修辞学”。此外，伊格尔顿、卡勒等文学批评家也表达了诗学属于修辞学的观点。
　然而，无论是从学科本位和传统来看，还是从批评实践及学科藩篱来看，修辞学与诗学、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之间在短时间内很难真正融为一体，本文仅讨论当代西方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之间的边缘性与模糊性。
　　其一、文学批评与修辞批评之间的传统共性。关于文学批评与修辞批评之间的关系，我国修辞学界早有认识，陈望道先生曾指出，“因为修辞学所用来研究思想和表现的关系的，多半是文学的缘故”。修辞学传统上研究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语言表达效果的评价与文学批评对作品的语言艺术评论基本重叠。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的奠基者维切恩斯认为，一方面，文学批评关注永恒价值，不必考虑特定目的和临场效果，而且文学作品发出的人类精神的声音不随时代而消亡，批评家在批评过程中始终置身其外；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的普世倾向使其时代影响沦为陪衬，批评家对于作家意图和作品情景的阐释等问题没有给予应有重视。本文认为，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相似之处，至少还有几个方面。首先，批评的媒介相似。语言既是修辞话语的媒介，也是文学创作的媒介，文学批评和传统的修辞批评均以语言为主要分析媒介。其次，批评的性质相似。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均属于艺术，而不是科学，凭借的均是主观的方法与感受，两者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从根本上仍然是理解与欣赏等情感体验。诚如凯帕斯所言，“通过理解与欣赏，批评家能够为他人观察世界提供新的、令人兴奋的方法。”。再次，批评的过程相似。文学批评和修辞批评既不是一种特定的方法，又不是特定的对象。两者均通过分析作品背景、作者意图和谋篇布局等，为作品的理解建立事实基础，其批评过程均已渗透于所有阐释和评价过程之中。第四、批评的学科资源相似。当代的修辞批评和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均已超出传统的本位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性。如今，两者均与语言学、哲学、美学、心理学、文章学等紧密联系，并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推动批评实践深入发展。
　　其二、传统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差异。毫无疑问，修辞批评和文学批评并不完全契合，从各自的研究传统和学科本位来看，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首先，批评的内容侧重点不同。传统的文学批评专注于评价包含在文学语境中的智慧、美丑和真理，体会文学作品带来的审美体验。传统的修辞批评则注重评价修辞话语以及其他象征行为的动机、建构策略和劝说效果，注重于发现和欣赏说写者在象征中如何针对不同的受众更加有效地使用劝说策略。其次，批评的目标指向不同。传统的文学批评力图从美学角度寻找作品中的永恒价值和普世影响，而修辞批评努力探寻说写者与听读者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发现最有效、最得体的申辩、劝说和论争方式，揭示象征行为的交际效果，帮助人们解读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象征符号和象征行为，更好地运用符号增进理解。此外，批评的范围迥异。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研究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而修辞批评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的全部话语实践以及非语言象征手段，特别是新媒体与新技术的革命，使得修辞批评朝着更加宽泛的“传播批评”领域发展。
　　当然，如果能够打破学科藩篱，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之间的融合也未必完全没有可能。一方面，当代文学批评突破了传统的文学文本分析，走向了文化诗学之路，另一方面，修辞批评摒弃传统的效果论和受众分析，出现“泛文化”倾向，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开始靠拢，两者的外延基本相同。正如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中所说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说，修辞批评和文学批评可以相互包容，两者均可融入某种形式的文化批评，当代的文学批评应当正名为“修辞批评”。与之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当代西方著名文学理论家兼修辞理论家布斯，他说，“正如哲学家均在有意无意地纠缠于修辞问题一样，所有的文学批评家实际上也都在有意无意地从事着泛化了的修辞批评。”不过，福斯（sonja　Foss）等学者坚持认为，当代修辞批评的范围毫无疑问要大于文学批评。
　　五、结语
　　作为当今中西学术批评的重要研究领域，修辞批评和文学批评虽然批评目标与侧重点等不尽相同，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能够增强听读者的修辞文学意识和文学鉴赏能力，而且在社会、政治、文化的建构与解构等方面均已发挥重要作用。文学批评与修辞批评在新的时期均面临着学科发展的问题与挑战，开展相关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的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研究，建构我国的批评研究体系，具有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