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流亡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化的问题和策略

 一、引言：流亡文学研究的时代烙印
    希特勒取得政权标志着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开始，历史向德国作家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何选择未来生活？对此，大批作家用双脚对纳粹当局投下反对票：“一个作家大规模出埃及记开始了，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哪个国家在短短数月内失去了自己如此之多的文学代表人物。”①伴随着纳粹上台、国会纵火案、焚烧图书、“砸玻璃之夜”、吞并奥地利、“慕尼黑协议”以及二战爆发，每一事变都造成新一波作家流亡潮，近千名作家去国出走，德国几乎一夜之间失去了欧洲文学的中心地位。20世纪德语文学具有影响的精英几乎悉数踏上了流亡之路，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如此大规模作家集体流亡开启了德国文学史上的特殊时期——流亡文学时期。
    对于这一非常时期的研究，德国文学评论界的反应相对滞后。迟至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流亡文学研究才悄然兴起，直到70年代渐成滥觞。这一现象具有多方面原因并且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相应影响。总体而言，战后东西方政治上分道扬镳阻碍了从整体上(全德范围)应对流亡文学这一具有鲜明政治色彩课题的挑战，四大战胜国占领当局不同的战后文化政策致使该领域研究举步维艰，但凡涉及价值判断，只有符合随之盛行的、东西方对峙所需要的、敌视和丑化对方形象的终极目标才切实可行，这一状态直到6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东西方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开始解冻、东西两德分别以阿登纳和乌布利希为代表的时代结束而有所松动。“68一代”发起的全欧洲范围的学生运动是对战后近四分之一世纪西方所奉行的保守政策的反叛。在西德，1970年前后全国高校出现空前大换班，一大批纳粹统治时期并没有影响其研究工作、因而对历史反思和社会责任采取搪塞和规避态度的教授年届退休离职，新一代知识分子得以登台亮相，学界乃至社会风气为之改观，其标志性变化是起源于知识界、随后波及到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左倾”化。在上述背景下，与意识形态结下不解之缘的流亡文学研究顺理成章地成为关注的焦点。作为时代变革的产物，这一领域的研究惟其研究对象所决定而强烈附着上了清算纳粹的印记，从思想和社会发展角度看，这种清算至关重要，这既是对战后阿登纳时代迎合冷战需要、三心二意地开展非纳粹化的反拨，也是社会良知和道德回归社会主流的重要标志。但是具体到流亡文学评论如何摆脱来自“右”的和“左”的意识形态干扰、在“矫枉”和“过正”之间取得平衡、进而客观公正地展开研究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此而论，主要受制于政治原因而姗姗来迟的德国流亡文学研究似乎并未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总体上表现出为求“矫枉”不惜“过正”的倾向：在强调该领域反纳粹的必然存在和重大意义的同时，却降低甚至排斥其他相关因素及其作用，留下过犹不及之憾，从而对流亡文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对此，围绕德国著名流亡文学杂志《汇集》(Sammlung)所引发的风波及相关评论可以作为典型案例加以说明。
    二、《汇集》风波的评价误区
    1933年夏末在荷兰创刊的流亡文学杂志《汇集》所引发的风波在德国流亡文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究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该杂志主编克·曼(K. Mann)身份特殊：其本人不仅由于乃父托·曼(Th. Mann)的光环而备受瞩目，更由于非同一般的流亡背景和转变——纳粹上台之前几乎不问政治、且具颓废倾向的唯美主义和个人主义作家，之后在生活和创作道路上以强烈的反法西斯立场而著称—— 一跃成为德国流亡文学研究的标杆式人物，他的转变在自由派作家中堪称楷模，顺理成章地构成了评论界重点关注的对象。其次，这份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德国流亡作家所创办的文学刊物拥有一批重量级撰稿人，②他们的文学地位和声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德语文学界与纳粹划清界限的政治立场，构成德意志民族在其历史上黑暗时期所剩无几的骄傲所在。最后，卷入《汇集》风波的是一些著名作家如罗·穆西尔(R. Musil)、阿·德布林(A. Dblin)、勒·席克勒(R. Schickle)，托·曼，斯·茨威格(S. Zweig)等，他们起先同意出任杂志撰稿人，后因《汇集》发刊后所具有的强烈反纳粹政治诉求而纷纷发表声明退出。这个当年双方各执一词的争执，在时隔近40年后被迟到的德国流亡文学研究大加渲染，甚至以耸人听闻的“丑闻”加以定性，上升成为以此评判当事者双方政治立场正确与否的标准。在大量对于这种被视同所谓临阵脱逃行为的抨击中尤以对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为甚，其中以该领域研究权威哈－阿·瓦尔特(H-A. Walter)的观点最具代表性，③他对茨威格在政治上进行了毁灭性评论，其根据就是“《汇集》对他(茨威格)而言过于政治，过于反法西斯。”④进而得出退出者不问政治、屈从纳粹的结论。显然，这一批判之矛不仅指向茨威格，还包括其他退出作家，具有广泛的涉及面，而这一立论之大行其道，⑤又折射出德国流亡文学研究带有实质性的特点。所以，围绕《汇集》事件是非曲直的澄清势在必行，其举一反三的意义不言而喻。
    纵观《汇集》风波的种种评论，谴责退出作家的立论是建立在认定他们没有信守承诺的先决条件基础之上的，因此，所谓“食言”一说是否成立，无疑构成了相关评论存废的关键。然而恰恰是在这个节点上盛行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相反，对该事件进行有选择的过滤构成了相关评论不可忽视的缺陷，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这种建立在片面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与瓦尔特充满政治性解读不同的是，作为被描述成遭受众人“不义”的克·曼，实际上在严格意义上是“食言”的始作俑者。史料充分证明，《汇集》筹办期间，克·曼对办刊宗旨并非旗帜鲜明，相反，定位不清、表里不一伴随着《汇集》一路走来。在与众多作家旨在征稿的通信中，克·曼反复强调的不是杂志的政治性而是文学性，⑥而正是这一点吸引了相当一批作品在纳粹德国遭到封杀的作家，并据此允诺出任撰稿人。政治上低调的赫·黑塞(H. Hesse)尽管多次受到邀请，但执意要等到杂志出版后再说，事实证明黑塞的谨慎不无道理。1933年9月《汇集》发刊，如 果将亨·曼(H. Mann)和阿·凯尔(A. Kerr)的政治评论以及该杂志充满政治论战性的办刊纲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克·曼原先要办一个‘纯文学’刊物的宗旨，就这样被憎恨法西斯的文学理念所改变。”⑦而正是这一改弦易辙引发了对新的办刊宗旨一无所知的作家的强烈反应。德布林愤然表示：“我不同意与这份杂志出版人有任何创作和政治上的共同点，我对这份杂志的倾向一无所知。”⑧席克勒声明：“我对《汇集》的政治色彩极为不快，因为以为只是为一份纯文学杂志偶尔合作。”⑨托·曼也证实：“我只能确证，《汇集》第一期的特性与其承诺的纲领完全不符。”⑩在致克·曼的信中，茨威格直言前者食言行为及其后果：“您当时表明要办一份文学的、非政治的杂志，但您本人却又改变了这一方案，所以导致目前种种回绝。”(11)类似于茨威格的书信内容，黑塞也对克·曼的食言行为给予尖锐的回应，(12)面对各路诘问，一贯以直言无畏著称的克·曼则一反常态地选择了沉默。
    由此可见，《汇集》风波的缘起在于克·曼首先违背了事先的承诺，其因果关系至关重要，它表明就事发本身而言，众多作家的退出无可厚非，是对违约行为的正当反应。然而相关评论却对克·曼一手造成该事件爆发的行为讳莫如深，因果倒置地将责任全部转嫁到他人头上，这构成了“食言”说辞并据此对有关作家进行抨击的悖谬所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克·曼在向不同政治背景作家约稿时采取了不同的说法，从而给同一份杂志定下截然不同的办刊宗旨：在致公开反纳粹人士的信中强调“越尖锐越好”，而在向政治上低调的流亡作家则强调杂志将是“非政治的”。(13)这种因人而异的行事方式起码表明他对杂志定位缺乏严肃考虑，这种目的性、功利性行为无异于把自己的政治意愿强加给他人，并且采取的又是缺乏最基本的尊重他人的行事方式，这为日后招致众叛亲离埋下了伏笔。
    毋庸置疑，在纳粹兴起之时把办刊定位由纯文学改变成具有鲜明政治诉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然而，涉及到由此而引发的风波及其对相关作家的评价却不能因此而排除克·曼的食言及其所产生的后果：该杂志并没有如其刊名所愿地汇集了各路流亡作家，相反，它直接引起了他们之间的猜疑、指责，在一定范围导致了流亡作家四分五裂。一个崇高的目标，却由于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不当而受到损害，这恰恰印证了目标和手段两者缺一不可的重要性。一个起先信誓旦旦承诺是纯文学非政治的刊物，仅仅由于临阵变卦而变成政治上是非判断的标准，这不能不视作德国流亡文学研究中这一热议事件的阿克琉斯脚踵，在逻辑上、道义上是难以自圆其说和取信于人的。从研究方法看，存在着因果断裂的缺陷；从研究指导思想看，是将反纳粹的政治作用凌驾于所有因素之上。当一项规则确定之后，必须以此作为去衡量、判定达成共识者行为正确与否的尺度，这一客观标准的缺失，势必削弱其说服力，仅根据相关作家不同意一份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办刊理念就对他们的政治立场得出负面结论，其武断和轻率显露无疑。
    总之，回避克·曼误导行为及其对该风波所起到的诱发性作用，彰显出该领域研究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选择性，且选择衡量的标准和尺度又是绝对的——是否公开声讨纳粹。这不能不给相关研究打上了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烙印。极力推崇这种斗争方式，似乎在暗示只有一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正确”的斗争方式，同时也是排斥在客观上大量存在的其他与纳粹作斗争的方式。对前者的推崇和对后者的贬低构成了德国流亡文学研究中一个令人瞩目的评论模式，这种非黑即白、以是否公开声讨纳粹来对流亡作家在政治上划线站队的做法，大大缩小了反法西斯阵营多样性构成这一客观事实，对此，相关研究亟待扩大视野，延展反法西斯斗争的内涵，在一个更为宽广的思想和历史背景下展开讨论，这涉及全面评价众多纳粹时期在公开场合保持政治上低调，因而受到怀疑甚至谴责的作家，黑塞、德布林、穆西尔、席克勒、茨威格只是几个著名的事例。他们在公开场合所采取的低调态度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们的政治观念，但据此对他们反法西斯主义的原则立场产生怀疑甚至否定，做出以一概全的结论则是与历史的真实背道而驰的，假如德国流亡文学研究最终确立瓦尔特式的立论方式，那么这类评论肯定会变得清楚和简单得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也将与事实疏远得多。
    三、流亡作品与作家政治立场
    从本质上讲，《汇集》风波双方的歧见并非是对纳粹认识及所持政治立场不同，而是对采取何种方式与纳粹斗争的策略选择不同，两者不可混为一谈，谴责退出者的观点混淆了两者的本质区别，把策略选择的不同上升为政治立场的不同，从而歪曲了这些作家反纳粹的原则立场。具体而言，单方面改变办刊宗旨无异于强迫对方接受一种他们并不认同的斗争方式，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导致了冲突，从这个角度看，那些对《汇集》易帜不予认同的作家是对自身所奉行的价值观和政治信念的坚守，只有对此全面考察才能评判其政治立场。就此而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无疑是作家在最能全面反映其价值观的本职工作——作品——所表明的观点，舍此根本刻意去突出是否公开抨击纳粹的意义和作用，势必造成忽视甚至贬低对作家作品的全面理解和客观评价。仅以处在《汇集》风波风口浪尖上的茨威格为例，这位在德国流亡文学研究中几乎被贬抑成克·曼的对应体、多被定格为用以衬托后者反纳粹斗士光鲜形象的人物，其作品由于受制于对该作家政治上的负面评价而遭到狭隘的解读，例如对他的中篇杰作《象棋的故事》(1942)所包含的揭露和控诉纳粹对人的精神摧残和迫害的内容，盛行的观点却通过强调心理分析而加以排斥，从而剥离了作者在作品中明确无误地加以表现的、主人公精神上受到摧残和迫害的时代背景(如小说中反复强调的纳粹集中营及其种种迫害手段的丑行等)，这种以心理分析取代、拒斥作品丰富思想内容及其现实意义的方法，几乎成为德国评论界评价该作家及其作品的特定套路，这种方法显然与对该作家政治上的负面评价的指导思想存在着逻辑上的联系，可谓&ldquo ;政治挂帅”造成的必然后果。
    相同的遭遇在茨威格另外一部力作《卡斯台利奥反抗加尔文》(1936)再次得到印证。通行的观点大多以历史题材为借口回避该作品的现实政治意义，对此，有必要重申历史题材在流亡文学中的普遍运用及其积极作用，历史与现实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德布林充分肯定“历史题材取得成功的要素正是在于它的现实性和倾向性。”(14)转向历史题材反映了反法西斯主义流亡作家的一种普遍诉求：通过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上类似现象来认识当代现实，同时，历史也为研究人道主义传统和激励同代人的斗争精神提供了巨大可能。因此，“流亡时期作家创作历史题材作品不是逃避现实，不是遁世，而是与法西斯作斗争的一种方式。”(15)亨·曼的《亨利四世》两部曲、托·曼的《约瑟夫四部曲》后两部、列·福伊希特万格(L. Feuchtwanger)的《假尼禄》等无不是这类借古喻今的范例。取材于历史的作家首先关照的不仅是他所依据的史料，而是采用这种史料的目的和意图，就此而言无论是从目的或意图，还是从现实性或倾向性而言，《卡斯台利奥反抗加尔文》矛头直指纳粹暴政无可争辩，书中振聋发聩的质问——“一个共和主义的城市，怎么能够忍受这样一种萨沃罗拉式的独裁统治？一个迄今为止，热情开朗的民族，怎么能够忍受这样扼杀人生的欢乐？一个孤家寡人，怎么能够这样残暴地毁掉成千上万个人的生活欢乐？”(16)——表明作者以史为镜、意在使人猛醒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立场，这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大声疾呼，证明茨威格没有远离时代的漩涡，这部书可视为作者的政治宣言，是对其政治立场的系统总结和说明，在当时流亡作家中引起积极反响，对他先前政治上低调多有微词的人，成见大大消弭，托·曼致信祝贺：“这本书深深地激动人，把现实中一切憎恶和一切同情都聚集到一个历史题材上，我为此感谢你的大作。”(17)如同流亡时期大量出现的历史小说一样，《卡斯台利奥反抗加尔文》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在于超越了对现实急功近利的批判，其张力具有跨时代的威力，塑造了一个有能力认清当权者真实面目、敢于挑战暴政的主人公，重申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压迫和反抗的抗暴史的规律，这无疑在纳粹猖獗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巨大的鼓舞作用。总之，无论从出版时间还是作品内容上看，该书都是对时代灾变做出的及时而深刻的反思，书中历史题材的选取及其所采用的明确无误的类比方法，加深而不是削弱了这种反思力度，在反法西斯流亡文学中应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四、流亡、“内心流亡”的政治内涵及流亡作家多样性
    一味强调公开反纳粹的政治立场并以此为标准来评价流亡作家，在客观上还造成了削弱该领域研究的本质构成——流亡——及其蕴含其中的政治意义的后果，从而偏离了议题核心。不谈流亡而大谈流亡文学以及作家的政治立场无异于舍本求末，致使这一具有特定内涵的命题背负上过多其他因素的重压，因此，将流亡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具有正本清源的必要。流亡不是简单的标识符号，它本身就包含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选择流亡就是选择孤独、贫困甚至是死亡，流亡之路就是不归之路，绝非仅仅是逃亡或逃生。瓦·哈森克勒维尔(W. Hansenclever)在其流亡小说《没有权利的人》中描写自己作为流亡者在异国所遭受到的侮辱，便是流亡作家命运的缩影，书中撕心裂肺的悲鸣：“我们这些失去家园的人，我们这些被诅咒的人，我们还有生存的权利吗？”(18)实乃非亲身经历者未必理解。踏上流亡之途后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查抄财产、颠沛流离、陷入赤贫，从而使流亡作家变成了奥德赛式的人物。物质、心理和语言上的困难和障碍使流亡作家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压力，流亡带来何等灾难性后果，在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压力下出现的自杀潮可以说明：穆西尔赤贫如洗，死于物质的极端贫困；约·罗特(J. Roth)不堪精神重压沉溺于酒精而亡；图霍尔斯基(K. Tucholsky)、陶勒尔(E. Toller)、哈森克勒维尔、恩·魏斯(E. Weiss)、本雅明(W. Benjamin)、茨威格等一批享誉世界的作家先后自杀身亡。
    抛开面对这种生死攸关的选择而义无反顾踏上流亡之路所包含的鲜明政治立场，一味强调对纳粹口诛笔伐的政治意义，无异于是对流亡做出盲人摸象式的解读。尽管流亡作家背景不同，政治信仰、美学观念各异，但共同的特点是不接受纳粹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以流亡来宣示拒绝纳粹政权的合法性；同时，选择流亡就是选择忠于人道主义传统和精神，所以，“流亡国外是政治行动。逃亡出去的人便是打算拯救祖国的人，也是祖国不解放决不会回来的人。”(19)忽视流亡本身所表明的政治立场，不仅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大批流亡作家的选择及其命运的亵渎，在这一原则问题上不容有丝毫的含糊，否则便会失去对相关研究的原则把握。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流亡文学研究中确实暴露出逻辑和价值取向出现混乱的迹象：一方面对于选择流亡、然而对通过论战方式与纳粹作斗争持保留态度的作家予以政治上的贬低甚至否定，另一方面却对滞留在纳粹德国，以沉默面对暴政的作家冠以“内心流亡”予以肯定，这种评判标准的混乱不可避免地导致流亡文学研究的混乱。
    不容置疑的是，德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是由流亡在国外并通过他们的作品得到传承和发展，纳粹统治12年间，德语文学可以载入史册的作品是由流亡作家创作的(如托·曼、罗·穆希尔、贝·布莱希特等)，而绝不是诞生在纳粹帝国的土地上，其中也包括“内心流亡”文学。尽管留在纳粹德国的作家并不都出卖灵魂，他们当中也存在恪守正义的社会立场，不接受纳粹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作家，从而构成了“内心流亡”这一现象，但是，第三帝国所奉行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的文化政策从根本上决定了这类作家难有作为。事实上这类作家的作品整体上表现出遁世特征：避免与纳粹有染，描绘的不是社会冲突，更不是政治冲突，而是心理上、道德上的冲突，充其量试图以人类道德的普世价值来对抗纳粹的道德观，同时这种意图又打上了不愿或不敢冒犯当局、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的印迹，因此，使用伊索式语言进行隐晦曲折的表达，以便通过纳粹书 报检查，成为滞留纳粹德国、良心未泯的作家写作常态，这类经蒸馏后的文字所能产生的作用可想而知。“内心流亡”作家虽然以沉默表示不认同纳粹当局，但其作用无足轻重，也正是基于此点，托·曼对所谓“内心流亡”一说进行过无情的甚至是过激的抨击，认为“1933到1945年间能在德国印刷的图书毫无价值，更不值得去看。这些书都带着血腥气和耻辱味，全都应该捣成纸浆。”(20)曼氏过激言论固然有失偏颇，但令人深思：德国流亡文学研究能够留存包容“内心流亡”作家的胸襟，何以不能见容于宁做天涯沦落人而不愿做纳粹臣民的一些流亡作家？仅仅因为这些作家没有发表讨伐纳粹檄文？难道选择流亡不就是无字的决裂书？显然，以是否公开反对纳粹来对流亡作家进行政治上评判，必然会削足就履地排斥其他因素，限制对流亡文学具有多样性这一总体特征的全面理解，从而陷入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最终把与纳粹复杂的、全方位的斗争简单化和教条化。
    流亡文学是由各种政治信仰、美学观点和身份背景的作家组成，既有资产阶级民主派作家，也有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既有现代派作家，也有现实主义作家、左翼自由派作家，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犹太、半犹太作家等等不一而足，由于世界观等原因构成了不同流派，面对纳粹采取了参差不齐的政治立场，应当在肯定主流和本质的基础上区别加以分析，要求具有各种思想倾向的作家在立场表达上的统一只能是相对的，他们在哲学、政治和美学观点上，存在着相当大的甚至是根本的分歧。然而纳粹是共同的敌人，摆脱纳粹统治是共同的愿望，流亡作家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不仅仅在于对纳粹的唾弃和声讨，同样重要的是对人道主义的捍卫和弘扬，而后者更是构成分属不同文学流派和政治团体的流亡作家最能相互认同的共同点，同时也构成了流亡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然而从相关评论看，由于过于强调前者，客观上导致了排斥甚至抹杀后者的存在和作用，这种比例上的失调，是突出反纳粹作为研究主导思想的必然结果，造成了明显的研究缺陷。与此不无关联的是，倘若强调反纳粹的作用，以诗人贝歇尔(Becher)为首的流亡苏联的作家无可争议地可以比肩于包括克·曼在内的一批忠实于自由主义的流亡作家，然而前者在德国流亡文学研究中均被打入另册，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该领域确乎存在着政治化倾向，不能不对其研究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产生质疑。
    五、结语
    对《汇集》风波的争鸣，不仅在于探讨历史的真实，还在于彰显反法西斯的多样性和合法性。每一位流亡作家的重要性都不容忽视，当他们不齿与纳粹为伍、拿出舍弃一切的勇气流亡出走、并且在极端艰难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下继续从事写作遭到纳粹禁止的作品并以此相对抗时，从政治上排斥甚至否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以公开论战的形式加入到讨伐纳粹行列的流亡作家，(21)已经不仅事关流亡文学研究的一个缺失，而且还涉及如何全面、客观评价流亡作家及其历史地位的重大问题。毕竟与纳粹作斗争不能只局限在政治层面，其本质更是人道与非人道、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社会的巨变，直接或间接迫使人们做出政治上的选择，并不完全取决于当事者政治上积极与否，历史业已证明，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至关重要的是无数“非政治”的民众揭竿而起，最终成就了反法西斯大业，他们是沧海一粟，但正是由于他们才汇成了势不可挡的滚滚历史洪流。
    流亡作家队伍构成复杂，不可能整齐划一，多样性是其最大公约数，而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以流亡表示对纳粹的唾弃，对这些作家的历史评价首先应建立在这个原则基础上。具体就《汇集》风波焦点人物茨威格而言，从世界观看他是一位彻底的和平主义者、坚定的人道主义者，秉承这种信念的流亡作家不在少数，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与法西斯主义势不两立，对于这类作家在纳粹时期的评论理应结合这一思想背景加以综合考量。客观的现实是在反纳粹斗争中存在着广泛的统一阵线，对于其中某一斗争形式——如克·曼式的公开论战——的赞颂不能以贬低甚至否认其他斗争形式为代价，反抗纳粹不存在正确或是错误的斗争形式，主动选择流亡这一具有划清界限的行动本身已使这方面的是非之争显得苍白和空洞。反法西斯是在全方位战线上进行的斗争，很难提出在某个领域流亡作家不曾与纳粹针锋相对。涉及到作家的作品，其作用关系重大，正如反法西斯主义著名作家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70多年前指出的：“与法西斯的搏斗，同时也就是为民族文化遗产，为代表真正民族传统的权利而斗争。”(22)这种超越狭隘意识形态的束缚、高屋建瓴的视野和气度，对于当今德国流亡文学研究仍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民族的呼声、民族的良心，不仅仅表现在与纳粹不调和地针锋相对，跳出单一的、以意识形态划线的评论臼窠对于德国流亡文学研究而言并非一句危言耸听的大话，围绕《汇集》风波的评论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最后，有必要回顾克·曼表明他当年流亡目的一段话：“一方面涉及到向世界警告第三帝国，并且揭露当局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有益于在陌生的环境中生动地维护德意志精神和在其发源地的国家已无立足之地的德语伟大传统，并且通过自身的创造性贡献继续发扬这种传统。”(23)历史地看，克·曼尽责地完成了第一个目标，而第二个目标则是由包括他本人当年在《汇集》风波中颇有微词的作家群体通过在流亡时期创作出的作品更好地完成，虽然他们未及克·曼表现出值得钦佩的斗争精神，但他们始终坚持人道主义原则，以其不朽的作品讴歌、捍卫着人类的光明与正义，用以对抗纳粹的黑暗与邪恶，此乃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可厚此薄彼。
    注释：
    ①Mann, K. Wendepunkt. Frangkfurt/M.: Rowohlt Verlag, 1949. S. 334.
    ②《汇集》聘亨·曼、纪德等为顾问，主要作家包括福希特万格、雷马克、约·罗特、安娜·西格斯、阿·茨威格、雅·瓦色曼等。
    ③瓦尔特于上世纪70年代著有六卷本《一九三三至一九五○年的德国流亡文学》，该书所囊括的时间跨度以及史实和文献资料的丰富构成其突出特点，产生了广泛影响。
    ④Walter, H-A. Vom Liberali smus zum Eskapismus. Stefan Zweig im Exil. Frankfurter Heft, 1970, 25: S. 421-436.
    ⑤如在《克劳斯·曼传》中，作者对该事件的评论可视为瓦尔特观点的重复。参见Naumann, U. Klaus Mann. Reinbeck: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1984. S. 63.
    ⑥如在相关通信中，克·曼反复强调：“这份杂志应该是文学性的，没有那种政治意义上的好斗性。”参见Gregor-Dellin, M. (Hg.). Klaus Mann, Briefe und Antworten. Bd. 1. München: Rowohlt Verlag, 1975. S. 98.
    ⑦Alexander, S. Die 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3-1945. München: C. H. Beck-Verlag, 1979. S. 109.
    ⑧⑩Staiber, M-L. L' Exill de René Schickele 1932 -1940. Strasbourg: Presses Univ. de Strasbourg, 1989. S. 31.
    ⑨Finck, A. René Schickele aus neuer Sicht. Zürich New York: Olms Verlag, 1991. S. 134.
    (11)Zweig, S. Briefe an Freunde. Frankfurt/M.: Fischer Verlag, 1984. S. 234.
    (12)Hesse, H. Gesammelte Briefe. Frankfurt/M.: Suhrkamp Verlag, 1979. S. 15-18; 515-517.
    (13)Naumann, U. Klaus Mann. Reinbeck: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1984. S. 62.
    (14)苏联科学院：《德国近代文学史》(下卷)，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761页。
    (15)韩耀成：《德国文学史》(卷4)，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408页。
    (16)张玉书：《茨威格评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61－362。
    (17)张玉书：《茨威格评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55－356页。
    (18)Alexander, S. Die 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3-1945. München: C. H. Beck-Verlag, 1979. S. 287.
    (19)Kesten, H. Deutsche Exilliteratur. Wien: Verlag Kurt Desch, 1964. S. 16.
    (20)韩耀成：《德国文学史》(卷4)，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71页。
    (21)如作为犹太作家，流亡中茨威格的犹太意识得到觉醒和强化，主张避免因个人的言行连累国内的同族；力主“两个德国说”，即不把德国人民等同于纳粹政权，这一观点在流亡作家中引起强烈共鸣和普遍认可。
    (22)苏联科学院：《德国近代文学史》(下卷)，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729页。
    (23)Mann, K. Wendepunkt. Frangkfurt/M.: Rowohlt Verlag, 1949. S. 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