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流派

 一、“乡土”之追本溯源：由鲁迅说起
    现在讨论现代乡土文学的论著多会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强调小说“地方色彩”、乡愁乡情的小说。鲁迅曾对1920年代的这批乡土作家有个小小的总结，并正式提出了“乡土文学”的说法。在鲁迅定义的乡土作家范畴中，大都是身处北京或者上海、却集中笔力描写他们家乡风貌的一批人，例如江浙的王鲁彦、湖南的黎锦明、贵州的蹇先艾等。在鲁迅看来，这些居住在城市的乡土作家是被故乡所放逐的人，他们自抒胸臆，而他们描写的家乡各自有其不为旁人所熟悉的地方特色，故不免有异域情调，鲁迅将他们的文学称为“乡土文学”：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①
    不过，除了给出几个乡土作家、作品的例子，鲁迅对于乡土文学的题材却语焉不详。晚近很多乡土文学研究者在相关研究论证中，其实都在不约而同地阐释着鲁迅的这一小段文字，并为之填补论述的空白，进而延展出自己对于乡土文学/乡土小说的新定义。在某些重要的当代乡土小说论述中，“乡村”成为了“地域性”、“风土人情”之外的又一个关键词，甚至也有论者将农民形象、农村题材等引入乡土文学要义之中。雷达认为乡土必是作者自己的家乡，且乡土文学之“乡土”必为乡村生活，有着独特的地域性②。丁帆除了延续鲁迅的思路，强调风土人情、地方色彩以及异域情调之于乡土小说的重要性，更认定乡土小说一定是有关乡村、乡镇题材的作品，其中乡村题材与风土人情更是乡土小说之命脉③。庄汉新则不惜扩充乡土小说的版图，提出一种“涵盖更加深广，更加普遍，更加具有囊括力和包容量”的“乡土小说”：
    我们从鲁迅所框定的蹇先艾、王鲁彦等“乡土文学的作家”的单一门户里走出来，把所有出现农民形象，带着农村题材内容和地方乡土风格特色的小说作品，都称之为“乡土小说”。④
    上述几位当代学者对乡土文学的定义论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里不再赘述其他例子。然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关键词》(Keywords)一书中用一系列语言发展的例子向我们展示：语言文字在历史进程中会随着政治文化变迁而产生意义的变异性。这一研究对乡土文学讨论的启发之处在于，此时此境的我们若要追溯鲁迅创建乡土小说理论的源头意义，除了深入理解上引那段文字的上下文，更要真实面对彼时彼境的社会、文化大语境。
    首先，若仔细回看鲁迅被引用最多的定义“乡土小说”的核心文字，其实并不难理解他最推重的，无非是“隐现的乡愁”与“异域情调”并重的“侨寓文学”。也因此，蹇先艾的贵州、裴文中的榆关更重要的身份是“故乡”、“故土”而不是或不仅是“乡村”。再者，鲁迅固然提到了蹇先艾《水葬》中描绘的属于“老远的贵州”那“乡间习俗的冷酷”，在这里，乡间是乡土，亦是实在的存在；而乡土文学论者大多忽略不谈的有关王鲁彦的一段引文透露出的不同信息：这位也是鲁迅定义中的“乡土文学”作家，其笔下的乡土却不必落实于乡村。鲁迅在文中引用王鲁彦《秋雨的诉苦》里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所透露出的，与其说是批判乡村的鄙风陋俗，不如说是指向一个笼统的批判对象：“地太小了，地太脏了”、“你们人类”、“野蛮的世界”、“野兽们”这样的字眼与“乡村”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问题是，如果鲁迅并没有规定乡土小说的题材必定有关乡村，为何当代的乡土文学研究者会作如是观？对此，我认为如果把有关乡村(乃至更宽泛的有关农民)的题材视为任何时代之乡土文学题中应有之义，甚至用农村置换乡土⑤，其实是罔顾现代乡土小说的时代特色，乃至罔顾乡土文学在当代及未来可能的意义繁衍。
    谈到这里，不妨再考察一番现代中国的整体大环境，这是了解现代乡土文学之所以发生的关目。南帆以一种较为宏观的视野，从“乡村”与城市互动的角度考察了“乡村”作为古典文学乃至现、当代文学强大文学资源的重要地位。他指出“中国古典文学并没有明确地将乡村视为一个文化空间”，相对应的，也不存在“从属于另一种文化结构、社会关系以及另一套生活经验”的城市文学。即使是以古代城市及市民生活为题材的诗词小说，也并没有给文学提供一种“异质的文化”⑥，这恰恰是农业文明之绝对优势的体现。这被南帆称为“多少有些奇怪”的事实倒正可以为我们重新理解现代乡土文学提供一种思路。据威廉斯的考察，在英语中，“city/城市”这个词语用来指涉大型城镇或与乡村地区相区别的城市地区(urban areas)的现代用法要到16世纪才出现，而它作为隐含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独特定居地的现代意涵要到19世纪初才确立⑦。那么，中国在19世纪末开始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类似于西方的那种充斥着声光化电的现代都会的出现就更晚了。在此之前，中国并非没有“城”及“城”的概念，但汉字演变史上的“城”本义却只是城墙，以城墙围起来的区域可以是大至都城，也可以小至郡县的行政单位，“城”可能长久以来被视为皇权的象征，充满权力与控制的力量⑧，但在生活形态和情感意识上却与乡村并无本质的区别。没有现代意义的都会，便也无所谓对应于乡村文学的城市文学。这大体可以解释南帆提到的古代文学中文学乡村覆盖城市的“奇怪”事实。
    另一方面，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城市在现代文学中的“有力崛起”其实也只不过是一枝独秀的上海这个大都会的舞台，乡村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基调。可见，在鲁迅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现代中国，“乡土”之实在意义并非必须乡村，而是不得不乡村，或者，大部分恰好是乡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对立的情形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因此，乡村是否能持续成为承担乡土文学想象的主要意义来源颇值 得商榷。再者，鲁迅之所以未有明确限定乡土必为乡村，恐怕也正因为，乡村虽然是大多数乡土文学的背景环境，但这并非乡土文学最典型的特征。诚如南帆所言，古代文学中乡村等如生活本身一样自然⑨，因此，城市在文学中的缺席只是问题之一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乡土文学在古代文学中也并不是一种题材类型⑩。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可以断言，只有在现代城市以及城市所裹挟的一切现代性元素，包括科学技术、思想观念、生活模式等等的刺激下，乡土文学才能够浮出地表，并绽放光彩。因此，现代乡土文学的主角或是乡土，但其肇因于都市，没有都市，便没有乡土文学。
    最后，参考威廉斯对关键词爬梳的研究方法，在此也从字源本义上考察一下作为“乡土”一词之核心名词的“乡”的涵义演变。繁体字的“鄉”为二人对食之形，本义为用酒食款待别人。不过词典上“乡”的释义主要是以下四种：一、假借为行政区域名。《说文》解：“乡，国离邑民所封乡也。啬夫别治封圻之内六乡六卿治之”；《广雅》记载：“十邑为乡，是三千六百家为一乡”。唐宋以后，“乡”指县以下的行政区划，但所辖规模历代有别。这应该是“乡”在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使用方法：“乡”只是行政单位，与现代意义上作为落后、蒙昧代名词的乡土并没有直接联系。二、“乡”也对应于“城”，表示乡村，指城市外的区域。例如“乡里迓鼓”指民间乡土的音乐。上文曾提到古代的“城”乃是城墙围住的区域，也具有权力的象征，当然也是比较繁华之所在。因之，这一含义的“乡”与“城”的对应关系更多地表现在“乡”的民间性、弱势性，而非与“城”不同的生活方式、道德信仰等。“乡”就是广大的民间而已。三、家乡、故乡，一般指客居他乡对原籍的称呼。范仲淹《岳阳楼记》有云：“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唐贺知章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层面的意义上，“乡”、“土”二字也同时出现，例如《列子·天瑞》“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唐代项斯诗句“已无乡土信，起塔寺门前”。“乡”的这一重含义具有最稳固的延续性，至今未有改变，这再次从字源上证明了乡土更重要的蕴涵是故乡。四、“乡”的比喻义，如“梦乡”、“醉乡”，表示虚拟的、非现实的一种境界或情境。针对现代乡土文学的发端，并由这四重涵义可作推论如下：“乡”天然有着与“城”、“他乡”的对应关系，没有“城”便没有乡，没有“他乡”也便无所谓乡愁。只是，城不再是那个城，乡也不再是那个乡，乡在现代中国终于成为“一块令人头疼的现代性的绊脚石”(11)，乡与城依然还具有相对性的意义关联，只是二者的矛盾在现代乡土文学中在在呼应着现实，已然呈现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因此，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他乡往往与声光化电的现代城市合二为一。不妨说，对现代乡土的关怀其实也正是包含了对“城”的关怀、对现代性及其影响力的关怀，现代乡土的建构其实并不曾摆脱现代都市的魅影。
    综上所述，从鲁迅出发，学者如果归纳乡土文学的背景大部分为乡村并不为错，但急于限定乡土必然等于乡村则是失落了乡土文学的灵魂意义(这也正是为什么大部分乡土文学研究者都认可1950-1970年代的《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等农村题材作品并不能被称之为“乡土小说”)。在我看来，乡土的文化蕴涵应该指向“故乡”(而非单纯的乡村)，而对比意义下的异质性文化因素才是乡土文学之核心。这种异质性文化因素足以引发作者的“乡愁”，“乡愁”的指向固然与某一特定的地域相联系，我们习惯于称之为“乡土”，只是这个乡土可以是乡村，并不必一定是乡村，可以是作者真实的故乡，也可能只是作者的文字故乡。更多的时候，乡土是现实与虚构的杂糅，并且无论如何都代表了对立于异质性文化因素的价值观，同时亦有可能为异质性文化因素所渗透，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以及相互映射的。这种异质性文化因素在不同的时代、乃至对于不同地方的作家而言也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譬如，现代乡土作家所面对的便是上文所论及的都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1980年代以来大陆新乡土小说的兴起则大体源自第二轮西潮的冲击，至于触发侨居海外华人作家“原乡神话”的，或许正是侨居当地的文化影响(异质于书本和想象中的中华文明)(12)。不同的异质性文化因素也必然导致对乡土本体的想象之不同。因篇幅所限，本文仅着重以作家个案分析，探讨现代乡土文学中异质性文化因素的影响及其呈现，即了解现代都市与乡土的互动，以期对现代乡土本身作出不同角度的诠释。
    二、乡土文学的城乡悖论
    现代乡土作家的双重困境几乎已成公论：当他们为寻求现代文明而离开乡土走进都市之后，对都市而言，他们是乡土流浪汉；对故乡而言，他们则又是离开了家园而同时也被家园疏离的异乡人。另一方面，乡土作家们对乡土古老的传统文化及对城市日渐现代化的都市文明具有双重觉醒。在面对都市的喧闹时，他们心中自有一块最纯净的自然乡土；面对愚昧落后的故乡，他们又是掌握了文明和知识的现代人。由此参看现代乡土文学的主题和意义指向，便不难概括出乡土想象的双重性：它既可以是与自然、田园、故乡相联的淳朴、宁静、远避俗世的乌托邦，又可以是神秘、落后、鄙俗、闭塞、顽固、愚昧、不开化的代名词，前者或是都市漂流者对乡土之地理风貌、人情世故的乡愁，后者则是受到现代文明洗礼的都市启蒙者反观乡土的一声叹息。并且，由于在时间及空间架构上的悖论，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乡土叙事的犹疑，上述现代乡土想象的双重性并非泾渭分明，在作家的叙事罅隙中往往透露出与乡土“应有”主题相反的信息。
    首先，作家的离乡行为对记忆有着不可避免的修改，以此导致作者在城、乡之间的情感游离。就空间 而言，乡土代表着相当一部分现代乡土作家来自的地方，就时间而言，这故乡、故土也来自他们不能忘怀的童年或少年记忆。因此，乡土理应为作家们最熟悉的故土，他们在都市“贩卖”的“异域情调”也源自于这种对他们而言理所当然的熟悉感。但是，由于空间上的距离感以及时间上的生疏感，乡土作家们产生了一种对故乡“似近实远、既亲且疏”的情感(13)。由此而产生的吊诡是，鲁迅所说的“异域情调”虽针对都市读者而言，实际上却并不专指向作者家乡以外的读者，它甚至也是“现时”作者自己的怀乡感受，在这个层面上的“异域情调”与乡愁所引领的熟悉感实为一体之两面，这在还乡小说中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鲁迅的小说《故乡》正开启了现代文学中这样一类返乡小说的源头。叙述人“我”因搬家缘故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接母亲，在这里见到了小时的玩伴闰土。现实中故乡的面目在“我”眼中自然与回忆中的故乡有了全然不同的面貌，从作家的叙述效果来看，这次还乡经历的主要意义，实际上在于证明记忆的虚构性质：记忆因为与现实的差异而变得不可靠。还乡甚至也令故乡的美好形象受到质疑。那段关于少年闰土在月光下沙滩上捉獾的童年记忆，在已有了六个儿女的闰土真正出现时变得可疑了，闰土对“我”的尊敬，他唯唯喏喏、胆怯、没有光彩的眼神均令“我”感到一种无奈的失望。由《故乡》中“我”的还乡经验看来，乡土所承载的“美好”只能留存在记忆之中，绝不可兑现在现在的时空。而对现时故乡的失望则必然导致返乡者在情感及行动上的再次离乡返城。
    第二，乡土作者的城市经验干扰着作者乡土叙事的纯粹性。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里若隐若现的城市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沈从文反复强调自己的“乡下人”身份，但这一坚持却既没有以乡下人骄傲，也没有以乡下人自贬，他想强调的不过是乡下人与城市人截然不同的特质，表示他与城市的格格不入。然而，尽管湘西是沈从文小说的情感之源，但在沈从文的湘西风情画卷中，城市/文明的影子也在其中若隐若现，都市/乡下边缘人的形象也相对突出。小说《萧萧》中萧萧对于剪短发的女学生的艳羡在文中一闪而过；《边城》中的翠翠在河边等待远离家乡“可能永远不回来、可能明天就回来”的二傩；《长河》中反复出现乡村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担忧等等。城市在大乡土的背景之中，却对乡土可能产生、或正在产生强大的吸引或影响。另一方面，沈从文所固执的乡下人身份的纯正性却因为他的离乡、长居城市而受到了挑战。王德威曾在他的《虚构写实》(Fictional Realism)一书中对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作了引人入胜的分析。针对沈从文的湘西文学，他甚至重新定义了“乡土小说”。王德威对乡土的定义中心在于“想象”二字，乡土小说肇因于乡土作家对故乡“想象的乡愁”(imaginary nostalgia)。由于作家对于乡土空间的位移、时间的错置而导致了乡土的无根状态，也就是说，对故乡的怀旧不免有陌生的异乡情调(exoticism)(14)，故乡变成了异乡。沈从文自己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声称自己的乡下人身份的同时，他也感觉到了故乡对他的疏离。王德威在此基础上解构了沈从文小说《边城》及《长河》乌托邦世界，看出其美好田园中隐藏的罪恶渊薮和不安气氛，看出了他“想象的乡愁”作为现实主义的乡土小说其实并不能完成现实主义的美学任务。换言之，研究者常常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解读为纯洁美好的田园牧歌，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则是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是用以抵抗城市中败坏的道德、失落的人性的。这或许是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本意。然而作者的叙事机制造成了作者创作立场的犹疑，对都市的现代文明具有警觉性的沈从文，落笔乡土之处却反讽地令乡土渗透了现代性的隐形侵略。造成这种乡土小说对现实的差异、扭曲式反映的，归根结底还是沈从文在城/乡之间的游移位置。随着作者的都市体验愈趋深刻，湘西乡土的形象在沈从文作品中也逐渐发生着转变，譬如《屠夫》(1928)中的湘西地方是没有医院、没有“娇养的病与奇怪的病”的，乡下人虽“愚蠢”，却健康，这也是其1930年代中期以前作品的基调；而到了《小砦》(1937)，沈从文描写这酉水某村码头的河街上居民复杂、堕落，性病、病猪肉、鸦片、童妓等从前出现在其都市构图中的种种现代问题开始在乡下冒现，城市与乡村的湘西以一种颓废的现代病态而逐渐接轨。
    第三，乡土作家站在城市批判者的角度上回望乡土，乡土的蒙昧、闭塞和落后是常常被鞭挞的对象，对于一些“进步”的乡土作家尤其如是。只是，设若作家无法剥离对土地的乡愁，那么这种批判的力度固然会削弱，而现代文明启蒙者对文明的拥抱也显得不那么彻底了。茅盾曾在谈论马子华小说《他的子民们》的一篇小文中表达了对乡土小说概念的看法，他认为在“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之外还需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而且，只有具备了顺应时代潮流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才能做到第二点(15)。表达着一种城市文明无疑代表着进步的力量，茅盾也力图用自己的乡土小说来揭示时代的进步，试看他的农村三部曲之一《春蚕》。如他自己所倡导的，茅盾在这篇小说中表现了对时代普遍性命题的关注，亦即描写了资本主义侵蚀农村而导致农村经济的破产，这在当时的农村而言的确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小说围绕着蚕农老通宝一家在养蚕的一个周期里紧张而秩序井然的作业而展开，这里交织了新与旧、洋与土、进步与落后的角力。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茅盾在这角力中自然要表现的是农村传统生产方式的落后与时代车轮的进步，而他笔下的人物老通宝及多多头则代表了这两种力量的对比。老通宝坚持古老的“土种”及生产方式，而多多头则不相信老通宝的迷信，勇于接受新事物。然而，由于茅盾对于乡土/农村/农民的复杂情结，从小说的叙事中却反讽地透露出与“时代进步”相反的涵义。诚如夏志清所指出的，茅盾对于老通宝在养蚕这一周期里表现出来的坚持、执著的精神，似乎在对农民的耐性、坚 忍有着由衷的颂扬(16)。的确，小说常常以老通宝的视角来观察资本经济入侵的迹象，失望和抵触的情绪自叙述声音之内而生；相反，代表了新兴形象的多多头却似乎游离在叙述视角之外，他对旧有生产方式的改变力量在读者看来是可疑的。正是由于在叙事笔调上作者对愚昧落后的老通宝给予了同情，他所要宣扬的历史前进观便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在这篇乡土小说中，茅盾的革命期望是与回顾过去、留恋土地的“乡愁”并存的。
    以上从三个角度分析了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城乡悖论。以异质性文化因素出现的现代都市文明在与乡土的互动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禹建湘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到乡土不完全是一种空间上的名词，而是“形而上的文化综合体”，是“一个区域里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历史变迁、宗教信仰和其他特质的混合体和聚合体”，更是一种文化认同(cultrual identification)(17)。这一论断很值得重视。我们知道，所谓的文化认同感其实不可能从单一的文化情感趋向中获得，主体的建立，往往要在与他者的辨异中进行。在现代乡土文学的命题中，现代都市文明就恰恰是这样一个他者的存在。这个“他者”固然是乡土想象的一个“捣蛋鬼”，但另一方面，它也令乡土的形象更丰富，更具有复合意义的魅力。
    三、师陀的乡土寓言及其他
    丁帆曾明确反对把乡土小说的界限扩大化，不过，在他对乡土小说的阅读中，其实也深刻了解乡土的矛盾：乡村蒙昧视角与城市文明视角有着“互换、互斥、互融的情感内容”，这种现象使得乡土小说“在更大程度上延展了其多义性，使人在解读它的过程中时常陷入一种莫名的尴尬的情感境地”(18)。且不说文学作品的多义性和丰富性恰是其魅力之所在，这种尴尬情感恐怕也是缘自研究者固守乡土文学题材形式之限，同时也正体现了乡土文学遭遇着命名之难。
    师陀《果园城记》最能体现乡土文学的这种命名困境。了解一下对这部著作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既有研究者将其纳入乡土文学范畴(19)，亦有论者将果园城视为一种城市形态，积极考察小说中城镇的形象。后者如张英进对果园城的精彩解读，这个富有情感的小镇(small town)，在概念范畴上也属于他所要分析的一类特殊的城市(city)(20)。师陀自己也说，这部小说的材料“不见得同是小城的出产：它们有乡下来的，也有都市来的，要之在乎它们是否跟一个小城的性格适合”(21)。如果撇开乡土文学题材背景不谈，这二者其实也算不上有什么矛盾(22)，只是，《果园城记》固然有风土人情，但却很难说具有典型乡土文学的“地域特色”。与沈从文刻意标明他真实的湘西背景相反，师陀毫不讳言果园城的想象性，在小说开端他就说，这是一个“假想的西亚细亚的名字”；果园城也不像沈从文的凤凰小镇那样有着特别的地方色彩，相反，它是一个毫无特殊性的小城，正如师陀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23)如此，《果园城记》该如何以乡土文学命名？其乡土在何处？我认为，与其在乡土小说范围内为《果园城记》找到它的归属，不如从中解读出乡土小说的范式乃至乡土作家的写作模式，这才是《果园城记》在现代乡土文学史上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则关于乡土小说写作的寓言——抹杀小城的地域特性就是寓言的开始。
    《果园城记》常常被视为对国民性批判的小说，这仍然切合1920-1930年代乡土小说的某些主题。的确，小说描写了以城主为代表的果园城中的罪恶、堕落因子，不过这些罪恶的描绘却融入叙述者浓烈的乡愁情绪之中，其间想象、神话、生活、社会、过去、现在，小城内与外互相交织，具有一种扑朔迷离的美感。有趣的是，小说是师陀在八年间陆续完成的，这部被称为“流浪者之歌”的小说，其写作的内容(果园城中来来往往的流浪人)与写作方式(写作者的流浪)不谋而合。师陀曾立誓要终其一生为故乡作传，然而《果园城记》中的果园城却并非他的故乡：据他自称，果园城取材自借住半月的朋友祖居的小城，也有其家乡河南杞县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小城神话式的来历也质疑着果园城的真实存在。果园城是否真实存在，这的确不是师陀的关注点；既然要描摹中国小城的代表，那么果园城便无所谓鲁镇、无所谓凤凰抑或杞县，它就是一个游子的故乡。小说不断重复的一个主题便是在乡——离乡——返乡——再次离乡。离乡是想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返乡是因为思乡，再次离开则是因为自己已经不在故乡的记忆之中。大刘姐、孟安卿等都是这样的游子。这一条行走的路线重复太多次(在师陀其他作品中也如此)，以至于这成为一条必然的路线，水鬼阿嚏更是以一种灵异的传奇形象象征化了游子与故乡的这种复杂关系。故事中所铺陈的游子经历最终也是乡土作家所面临的困境，他们注定在城/乡之间不断地游走，无论是现实的游走，还是精神上的游走。
    离乡、返乡再离乡的模式早在鲁迅的《故乡》中就已经出现，只不过《果园城记》的叙述角度别有不同，叙述人“我”(马叔敖)的位置模棱两可，这也使得小说的乡土意义有了寓言化的可能。如果有意漏掉《果园城记》的开篇，读者可能误以为果园城就是“我”土生土长的家乡，有很多研究者也不加辨别地将之视为马叔敖的故乡，与其他乡土小说的“故乡”无异。然而“我”却在开头声明果园城不过是小时奉命来探望亲戚的地方，作者的声明并非无关宏旨。一方面，“我”对于这里的一草一木不单是了如指掌，同时也怀有深厚的情感；另一方面，“我”其实是果园城的异乡人。当“我”与果园城阔别多年之后“偶遇”，“我”便情不自禁地与想象中的读者——想象中小城的游览者对话，并且自诩为小城的导游。看来这个叙述者既是小城的外乡人，又是小城的一分子。张英进对此提出洞见：马叔敖作为既内且外的叙述者，既可以给读者一些“内部信息”，又能保持一种批判审视的距离(24)。在我看来，这一既内且外的叙述者声音拔高了马叔敖作为还乡者的观察地位，马叔敖似乎也是“还乡”，但他的还乡并非如一般还乡者一样& ldquo;蓄谋已久”，这只是在一次漫无目的的旅行中途的灵光一现，马叔敖回到了果园城：这种返乡的方式切断了一般游子长期思乡的感情因素，因而使得“我”的叙述更具有一种冷静和沉思的力量。故此，马叔敖是以偶尔路过的“还乡”行为叙述更多“还乡”的故事，由于叙述者介于小城内、外之间的中间立场，他的娓娓道来不仅是  写作论文在讲述乡土的故事，也是在引领读者/游览者一起解读关于乡土的叙述。
    《果园城记》的主角正如师陀所说，是果园城。但果园城并非孤绝存在，游子们离开家乡都是去看“外面的世界”，小城存在的意义也因为外面的世界而更显突出，那是在小城火车线路以外更加宏大、更加现代的大城市，这或许是《果园城记》里不在场的异质性因素。不过《果园城记》作为乡土小说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异质性因素不惟是空间的、物质的，还是不可触捉的时间态的。小说提到：“凡是到果园城来的人，谁也别想幸全，他一走进城门，走进那些浮土很深的街道，忽然他会比破了财还狼狈，首先他找不到自己了。”(25)到果园城来的是丢失了时间的人，这段丢失的时间就是童年。唐小兵以鲁迅的《故乡》为例，说明在乡土文学中时间轴的重要性：
    当故乡成为一道文学题材，一种文化情绪，我们面临的其实是对成人世界的批判和抵触；乡土文学，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故乡情结，表达的是成人生活引发的内在焦虑和不安。乡土文学的美学价值和逻辑，正在于捕捉作为成人世界的反照的儿童记忆，正在把历时性的成长过程转化为并时性的地域差异和社会分析。(26)
    《果园城记》里排列着两条不同的时间轴，一条是亘古不变的永恒时间，“在我们四周，旷野、堤岸、树林、阳光，这些景物仍旧和我们许多年前看见的时候一样”(27)，叙述者反复咏唱这不断循环的宁静时间。另一条则是破坏“儿童记忆”的线性时间，在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的生命的无常和“坏、丑、废物与罪恶”。两种时间轴互为反衬：正是由于有永恒不变的时间，才能反衬不断变动中的果园城；也正是了解到时间流转所带来的一切苦痛、残酷、愤激是何等重复，才更能见证时间的循环犹如时间根本不存在。乡土文学的“乡愁”就在于后一种时间轴的异质性存在。于是，《果园城记》又寓言化了乡土文学的创作动机：游子们的“乡愁”不仅源于背井离乡，也是源自时间流逝的“乡愁”；由于永恒时间在客观世界的阙如，从这个层面上说，乡土文学将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四、结语
    师陀的作品代表了1940年代不同于解放区“农村”小说的乡土小说。而此时在解放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工农兵文学”，进行民族形式的探讨，故而农民文学、农村文学也蓬勃发展。文化的地域色彩日渐淡化，政治与经济的特色突出，乡土变为国土。而一批土生土长的“地之子”，如赵树理、周立波等，不再是怀旧、乡愁，转而写身边人物，探索农民的叙事话语。为缩小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对立，文学变为面向大众，农民化了的乡土作家既能从高处角度陈述故事，又是农民中一员。张英进曾指出，1940年代以后中国城乡共同政治化，乡是革命的摇篮，而城是政治活动的舞台，二者已经没有了本质性的区别(28)。因此，在异质性文化因素失落的年代，乡土小说也相应地失落为“农村小说”。
    到了1980年代重新复苏的对家乡、乡土的“热恋”中又再次出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作家对乡土爱恨交织的情结(如莫言《红高粱》)。这当然与西风的再次扫荡不无关系。而这种矛盾的心情同样交织在知青作家们的“寻根”文学之中。乡土经验是他们想要忘却而被压抑的内在经验，可是阔别已久的城市则已经让他们显得格格不入。这里寻根作家的乡土/城市的意义与现代作家发生了掉转。对他们来说，乡土虽然是他们所不熟悉的，但却与根相联，不单是地域文化的根，更是民族文化的根。与现代的乡土小说不同的是，此时的“返乡”、回归乡土并非乡愁行为，而是一种积极的想象性创造。故乡在这些作家的笔下具有了有别于现代作家的广泛的虚构性。苏童和莫言都谈到了这个乡土的虚构问题：
    我小说中的故乡同真实的故乡相去甚远。……我想我后来(指1980年代以后——笔者)的小说完全可以把“高密东北乡”拿掉，换成河北的某个地方、换成山西的某个地方也是可以的。……在《丰乳肥臀》中地理环境也进入虚构状态，像连绵的沙丘、沙丘上的红柳、沼泽地、芦苇荡在实际的高密东北乡是不存在的。(29)
    怀乡是一种情感缺失造成的。枫杨树乡村是我长期所虚构的一个所谓故乡的名字。它也是一个精神故乡和一个文学故乡。在它身上寄予着我的怀乡和还乡的情结。……我们这些写作者大多是生活在城市，其实城市人的心态大多是漂泊的，没有根基的。城市里由于人口众多和紧张忙碌的生活方式……个人对自然缺少归属感，怀乡的情绪是一种情感缺失造成的。(30)
    沈从文、师陀等现代乡土作家因为离开故乡而导致乡土的想象性质，而当代乡土的寻根者们则完全由想象来构筑乡土。可见，乡土并非一个静止的事实，在各个时期有着固定的意义；它是一种动态形成的过程，也是各种力量角斗的场所，如民族主义(寻根)、资本主义(西方文明)、空间、时间等。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将城市定义为一种“精神状态(a state of mind)”，它由各种习俗(customs)与传统(tradition)组成，也包括这些习俗之中、由传统传递的各种态度倾向(attitudes)与情感(sentiments)(31)。在这个定义中，将城市置换为“乡土”也完全成立，作为“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乡土毫无疑问地具有建构性、流动性，乡土最终也将只是一种阅读的结果。
    注释：
    ①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②雷达、刘绍棠：《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刘绍棠：《乡土与创作》，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3页。
    ③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5、28页。
    ④庄汉新：《魂系乡土——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史纲》，庄汉新、邵明波主编：《中国二十世纪乡土小说论评》，北京：  写作论文学苑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⑤王又平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由于过度扩大农村题材的重要性，导致中国文学从现代到当代的发展过程中，“乡土”的想象空间大为萎缩，成为“映衬‘农村’的背景”，“农村题材”文学取“乡土文学”而代之，乡土最终被农村置换。王又平：《从“乡土”到“农村”——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主导题材形成的一个发生学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⑥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⑦[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3-44页。
    ⑧张英进对中、西文化领域中“城市/city”的意义有敏锐的观察，剖析二者之异同也是一种很有必要的“跨语际”研究。见Zhang Yingjin，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 and Film. 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4-5。顺带提一下，在一些乡土文学研究中，论者似采用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考察“乡土”的含义，并大量引用西方论著中有关“乡土”的文字作为佐证，但却未有交代所引西文的原文。在英文里可以有“country，rural，homeland，nativist”等多个词语可以与中文的“乡土”有关，但它们的所指在中文里的侧重点不同，有的侧重农村，有的侧重故乡，有的侧重本土，而不同的侧重点也会导致对“乡土”文学的释义有所偏差。论者不应忽视此点。
    ⑨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⑩中国自古并不缺乏思乡之作，例如早在《诗经》里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诗句。但这类表述只有怀乡之情，诚如汪涌豪文章《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中所提到的，这属于中国人最普通的乡土意识。中国人即使因为战乱、兵役、仕官、谪居等原因离开家乡，“他们全部的情感与想象仍会留在自己的乡土，他们感觉中最好的人事也仍然是乡人与乡情”。华夏经纬网，2010年4月19日。参见网页。这种乡愁与现代乡土小说的某些情绪亦有相通之处。
    (11)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12)南帆亦曾提到，在全球化成为基本语境之后，“‘乡土’不知不觉转换为‘本土’的象征”，他认为本土常常不是摩天大楼、车水马龙，而是山脉、田野、河流或村落。因之，“一旦民族的文化传统遭受侵犯……文学之中‘乡村’的语义往往会扩大为民族文化传统”(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这一分析颇能适用于在台湾的马华作家李永平这类散居族裔的乡土建构，只是南帆文章以“乡村”为关注点，落笔之意也在乡村版图的变迁，在我看来，此处所言乡村的语义更确切地说应为乡土的语义，而后者并不一定以现实的乡村为依归。例如李永平《吉陵春秋》中的吉陵乃作者用文字建构的中国神话，根本是一个没有特定时空的中国乡土，论者认为它“似脱胎于司马中原那样的苏北荒僻小镇，却又兼具了南洋热带风情，既有台湾小调的人物情趣，又遥拟古典话本中的市井喧声”，并不一定落实于乡村。引文自王德威：《原乡神话的追逐者》，《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43页。
    (13)王德威：《原乡神话的追逐者》，《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第226页。
    (14)Wang Dewei, 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47-289.这里的“异乡情调”与鲁迅所指并不相同，鲁迅突出的仍然是针对读者而言的地方“独特性”风貌，而非王德威所说的针对作者自己而言的时移世易的陌生化。
    (15)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41页。
    (1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8-139页。
    (17)禹建湘：《现代性症候的乡土想象》，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44-45页。
    (18)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19)参见张亚男：《师陀〈果园城记〉的研究概述》，《中国西部科技》2008年第34期。
    (20)Zhang Yinjin, 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California: Stanford UP, 1996.
    (21)师陀：《〈果园城记〉序》，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第2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第453页。
    (22)虽然一般乡土文学研究者并不反对将“小镇”纳入乡土的范畴，但这种对题材背景的“宽限”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毕竟鲁迅笔下的鲁镇和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镇严格来说都不是乡村，而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小镇。
    (23)师陀：《〈果园城记〉序》，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第2卷，第453页。
    (24)Zhang Yingjin, 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pp. 48-49.
    (25)师陀：《果园城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26)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27)师陀：《果园城记》，第46页。
    (28)Zhang   写作论文gjin, 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p. 262.
    (29)周罡、莫言：《发现故乡与表现自我——莫言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年第6期。
    (30)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