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生托乐思的迷惘》的文学特色

  [文章编号]1005-3980(2012)01-0074-06
    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德语文学大师之一。穆齐尔的作品已有一部分译介到我国，我国研究界也开始日益对他发生浓厚兴趣。而反过来看，穆齐尔生前和中国应该说也多少有一些缘分。据较近的一项研究[1](第28-29页)表明，穆齐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阅读过德国汉学家尉礼贤翻译的《道德经》和《金华的秘密》(即《太乙金华宗旨》德译本，1929年由慕尼黑多恩出版社出版，同时附有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欧洲述评)并为后者撰写过书评；另自1938年转道意大利流亡瑞士期间，穆齐尔还曾有过流亡上海的计划。1939年1月3日，经他提出申请，中华民国驻苏黎士领事馆给他签发了一年期签证，有效期至1940年1月2日，可多次出入境。不过，穆齐尔最终未能成行，而是继续客居日内瓦。直到1942年4月15日突发脑溢血辞世，作家都在顽强地和命运抗争，坚持在孤独和贫困中苦苦求索，笔耕不辍。
    穆齐尔是一位获得过博士学位的、具有深厚哲学和科学素养的高知作家。作为现代德语文学的拓荒者，他的创作在内容上富于深刻的哲思和冷静的科学精神，在形式上则表现为不拘一格地突破传统和大胆试验。穆齐尔的创作题材丰富多样，既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剧本，又有散文和理论著述，其中尤以未完成的长篇巨著《没有个性的人》和长篇小说《学生托乐思的迷惘》最为有名。2000年前后，应德国贝特斯曼文学家出版社和慕尼黑文学之家要求，由作家、评论家和德语语言文学专家各33名组成的评委会，评出了一份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长篇小说排名表，位居榜首的就是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2002年，德国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素有“文评教皇”之称的马克尔·莱希-拉尼斯基在为德国六家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德语戏剧、诗歌、散文、长篇和中短篇小说经典系列出版计划所开具的20部德语文学爱好者必读经典书目中，穆齐尔的《学生托乐思的迷惘》也同样榜上有名。
    一、小说的形成和出版
    《学生托乐思的迷惘》是穆齐尔的处女作。穆齐尔于1902年下半年开始提笔创作这部小说，小说的写作历时两年多。这个时期也正好是年轻的穆齐尔完成人生最初几次重大抉择的时期：1902年他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结束了在布吕恩技术大学的机械制造专业学习并于同年开始服兵役一年；1902到1903年他在斯图加特技术大学做助教；1903年他开始在柏林攻读哲学、心理学、数学和物理学，这为他创作《学生托乐思的迷惘》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穆齐尔后来这样回忆他的创作动机：“我自己那时毫无定性，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只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当时22岁，虽然年纪不大，却已经当上工程师，但我对自己的职业感到不满。……斯图加特，这种状况的发生之地，在我看来是陌生和不友好的，我想放弃我的职业去攻读哲学(我也是马上说到做到)，我逃避我的工作，在我的工作时间搞哲学研究，而每当下半晌，当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再也装不进任何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感到百无聊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开始写东西，素材似乎信手拈来，正好就是《学生托乐思的迷惘》里的那些。”[2]
    小说1905年2月完稿，但小说的出版起先并不顺利，穆齐尔四处碰壁，一连找了好几家出版社都遭到拒绝。心有不甘的穆齐尔于是就向当时著名的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凯尔(Alfred Kerr)寻求帮助，对此穆齐尔后来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回忆道：“我那时既想成为作家，又想取得哲学执教资格，但我在评价自己的才能方面并无把握。所以我就决定请个权威来评判一下。”[3]此举果然奏效，凯尔对这位年轻的作家表示高度赞赏，并热情地向他提出宝贵的修改建议。在凯尔的鼓励、指点和推荐下，事情从此峰回路转。小说于1906年10月在作家弗里茨·弗罗恩特(Fritz Freund)开办的维也纳出版社出版。而凯尔影响广泛的重量级评论也于当年的12月21日刊登在柏林的《天天》杂志上。[4]小说激起强烈反响，引起极大轰动，到1907年时就已再版四次。[5]受此鼓舞，穆齐尔甚至放弃在大学工作的机会，一心一意当起了职业作家。1908年穆齐尔以研究恩斯特·马赫的认识论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学术生涯有了良好开端；1909年初，格拉茨的一位试验心理学教授向他提供助教职位，但穆齐尔却再度拒绝了这个可以在大学获得执教资格的机会，下决心做自由作家，为报社撰稿。[6]这个重大的抉择被证明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事实表明，穆齐尔的作家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如此，每当他日后遭遇写作事业进展困难，乃至被迫逃离纳粹德国，流亡国外心情郁闷沉重之时，他也总是喜欢用他的这部成功的处女作给自己加油打气。
    二、小说题材的特殊性和语言的试验性
    小说的成功首先是由于小说题材的特殊性，即小说以客观冷静的笔法和心理化叙述手段等别样的文学方式触及了被视为是禁忌的题材：青春期的性、手淫、同性恋、恋母情结、施虐狂和受虐狂等变态行为；其次则是由于小说扣人心弦地描写了一个青年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自我体验和现实体验以及伴随这种体验所出现的认识论上的不确定感。
    小说共分为29章。大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崩溃前夜的奥匈帝国。具体的地点是位于今天捷克境内的一所军事寄宿学校。主人公名叫托乐思，十六岁，出身于奥匈帝国一个高官家庭。他性格内向，喜欢沉思默想，对军校的生活不是十分适应。他开始想家，但正统的父母的安慰却并不能解决他那基于对世界的全新体验而产生的重重疑问。他对一向被视作精确科学的数学居然有“无理数、虚数、在无穷大中……相交的平行线”[7]感到震惊和不安，他跑去向老师请教，但貌似专业的老师却不能给他满意的答复；他去阅读作为理性化身的康德的著作，不仅看不懂，反而越来越糊涂。于是，陷入茫然和神秘冥想的他便开始向另外两个年长一些的同学赖亭和白内贝靠近。赖亭是一个以“煽动人斗人”为乐并“对反抗他的人毫不留情”的“暴君”[8]，白内贝则是一个打着哲学旗号害人且坚信“能够借助于非凡的精神力量来保证自己获得一个统治地位”[9]的冷血动物。托乐思和他们结成团伙，充当他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狗头军师。赖亭和白内贝发现同学巴喜尼有 偷窃行为，但他们不是向学校报告，而是利用教学楼的一个隐蔽的储藏室私设公堂，对巴喜尼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残酷折磨和(包括性的)虐待。托乐思从一开始就是这种迫害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会不时地给赖亭和白内贝出些绝妙的点子，但他自己却从不像后者那样兽性大发，诉诸暴力，而是怀着既迷恋又反感的唯美姿态冷眼旁观这一切。巴喜尼忍受不了折磨，跑来向他求救，托乐思一边表示拒绝和厌恶，一边却鬼使神差般地和巴喜尼发生了同性恋的肉体关系。之后，随着赖亭和白内贝二人对巴喜尼的折磨不断升级，托乐思决定和他们分道扬镳。面临死亡威胁的巴喜尼最终也在托乐思的警告下向学校自首。面对学校的调查，赖亭和白内贝巧舌如簧，成功地将自己的罪责开脱得一干二净。最后，巴喜尼被学校开除，托乐思则自愿退学。
    小说的外在情节发展清晰而引人入胜。但这条简洁明确的线索却频繁地被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所打断，就好比是一个树干又生出许许多多细小的枝杈，通过它们对主干的干扰和撕扯，穆齐尔把主人托乐思复杂的内心体验，他的微妙的思想发展过程和叙述者对他的行为的感同身受的诠释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这种通过插入大量沉思性片段而突显出来的内在层次的丰富性同时也是小说的深刻之处和魅力所在。与此相适应，小说的语言也呈现出明显的“试探性”和“摸索性”[10]，如频繁地使用模糊的词汇和丰富奇特的比喻以及突破常规地使用标点符号等。
    三、小说的自传色彩
    《学生托乐思的迷惘》具有较强的自传色彩。虽然对于是否应该把小说归为自传小说学界至今意见不能统一，但小说中诸多和穆齐尔生平经历的类同之处却是完全有据可依和有证可考的。
    小说主人公托乐思身上就有穆齐尔本人的不少影子。例如，小说情节的发生地就是对穆齐尔1892到1894年就读的埃森斯塔特军事初级实科学校和1894到1897年就读的位于今捷克境内的麦理施-魏斯基尔岑军事高级实科学校的一种整合。又如，小说中多次隐晦地将托乐思的母亲同性及性行为联系起来，这其实也可以被视作是作者对自己父母成问题的家庭生活的一种影射：穆齐尔的父亲阿尔弗雷德·穆齐尔是机械工程师，头脑清醒，思路清晰，凡事以事业为重，发表多部专著和多篇论文，一些发明甚至还申报了个人专利，后来成为大学教授，官至大学校长并被晋升为贵族，但却性格内向，有点胆小怕事不说，还缺乏足够的热情和激情，作为男人则更是缺乏阳刚之气。相比而言，他的母亲赫尔米涅则头脑较为混乱，处事较为感性，行为举止表现出一些歇斯底里和神经质的特征。她对丈夫感到失望，在结婚7年之后，即自1881年起开始和她丈夫的一个名叫海因里希·莱特尔的熟人发展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把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924年去世为止。阿尔弗雷德对此持容忍态度，莱特尔于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甚至在她临死时，照顾和守护她的居然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这位情人。[11]家庭内部的这种类似于“一女二夫”[12]的反常关系，尤其是母亲的出轨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穆齐尔的孤独感以及他对女人的矛盾态度。在小说中，主人公托乐思一再有意无意地忍不住把自己的母亲和妓女波热娜等同起来；同时，小说也特别提到托乐思对幼年遭受成年人遗弃经历的回忆以及这种遭遇所遗留下来的那种挥之不去的、刻骨铭心的孤独恐惧感。再如，小说中托乐思上军校和想家的情节也是照搬的穆齐尔1892年被父母送去上军事初级学校的亲身经历：小穆齐尔希望自己能像个大人那样被人看得起，母亲希望他受到更为严格的管教，父亲则出于较为实际的考虑，希望他今后有稳定的工作和前途，衣食无忧，对此，穆齐尔后来这样描绘道：“所以我们大家就我们分开达成一致。可是刚一分开，身在埃森斯塔特的我就忍不住发疯似地想家了。”[13]
    除了纯粹源于自身的素材之外，根据有关专家考证[14]，小说里的其他几个重要人物身上也或多或少地显现出穆齐尔同学的影子。小说里的另外两个主角赖亭和白内贝，其原型分别为来自蒂洛尔的雅尔托·赖兴·封·赖兴格尔(Jarto Reising von Reisinger)和出身骑兵上尉家庭的理夏德·封·伯内贝-冷斯费尔德(Richard Freiherr von Boineburg-Lengsfeld)。他俩和穆齐尔从上埃森斯塔特军事初级实科学校的时候开始就是同学，穆齐尔只对他们的名字稍有改动，这两个原型与小说中的两个对应人物不仅名字相似，而且性格和行为也相似，其中尤以后者最为相似。而更为有趣的是，真人伯内贝后来一路从军，获军功章无数，甚至随八国联军跑到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直至最后落得伤病致死的人生轨迹竟也奇特地印证了穆齐尔对小说人物的文学塑造，俨然其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相比而言，小说里的受害者巴喜尼则至少是由两个以上真人的真事及性格特点拼合而成。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型名叫弗兰茨·法比尼(Franz Fabini)，出身作风轻浮的商人家庭，虽为男儿，却长相俊美，明眸大眼，性感红唇，跟个女人一般，只是按学校的评价学习“不勤奋”，为人也“不诚实”[15]。巴喜尼的外形和性格描述跟他大致类似，不过，偷窃行为却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名叫胡戈·霍因克斯的学生身上。此外，小说中所说的小亲王H也确实真有其人，就是年轻的托斯卡纳大公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Toscana)，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一样都曾就读魏斯基尔岑军事学校。
    四、小说的政治寓意
    小说的自传背景自其发表以来始终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成为诠释小说最为常见的模式之一。但穆齐尔本人生前却并不乐见此种阅读方式，还曾进行过多次辩解。相比而言，稍后出现的另外一种至今常见的主流解读模式，即结合纳粹德国的那段恐怖历史来挖掘小说的政治象征意义，则是源于穆齐尔本人生前有意识地主动划归、提示和指引。
    随着时代政治发生巨大变化，外加自身因此而遭受的流离失所的生存痛苦，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起，一向被认为是不问政治的穆齐尔本人也开始注意到他的这部处女作中所包含的现实意义。1936年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托乐思。搞政变的军官有朝一日竟会成为这世上指点江山的领导人物，我们那个时候哪里想得到啊！但伯内贝就想到了！”[16]1937年，穆齐尔又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记录道：“ 和政治的关系。赖兴，伯内贝：本质上的当今独裁者。还有那种认为‘群众’是可以被强迫的看法。”[17]如前所述，文中的“赖兴”和“伯内贝”就是小说人物赖亭和白内贝的真实原型。1940年他又一次强调托乐思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个时代同仁”[18]。另外，穆齐尔本人还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第三帝国的性本能前提已经由我在《托乐思》里提前作了点明。”[19]最后，直至去世前十天，即1945年4月5日穆齐尔还写信给他流亡瑞士期间对他给予照顾和帮助的好朋友列热涅，就后者关于阅读自己作品的提问，推荐和建议人家在当前的形势下就不要看他的涉及谈情说爱的小说集《结合》了，而是最好看他的具有政治现实意义的长篇小说《学生托乐思的迷惘》：“相反，一个聪明男人前不久谈起《托乐思》时还这样说过，即他在自己充满幻想的青年时代所描绘的那种类型的人正好就是当今给世界带来混乱和迷惘的那类人；而几乎四十年前就能描绘出这样的东西来，应该说不无预言的意味吧。”[20]
    遵循作者本人的亲自定调，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尤其是联邦德国对历史反思的迫切需要，国际穆齐尔研究界掀起一股对《学生托乐思的迷惘》进行政治诠释的热潮，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达到顶峰。
    1962年法国著名的日耳曼语言文学专家罗伯特·敏德尔率先撰文指出可以从穆齐尔的这部处女作里读出“未来纳粹专制的幻影”，小说人物赖亭对巴喜尼的种种诸如先文后武、先“温存”后“殴打”的变态施虐狂行为同后来对纳粹集中营头目们所做的“精神病学鉴定”及其“自白”如出一辙。[21]
    在战后的联邦德国，这种政治解读的继承者、促进者和权威人士当数穆齐尔的传记作者之一薄格汉。在其1963年发表的《自述和图片文献中的罗伯特·穆齐尔》一书中，薄格汉认为穆齐尔尽管是位不问政治的作家，但却凭借非同寻常的直觉，于不经意之间描绘了“二十世纪专政的史前史”[22]，人们从小说里几个半大不小年青人胡闹似的残暴中可以窥见到日后纳粹“集中营的方法论”[23]。他同时指出，小说的意义已经远非“一个青春期的故事”所能涵盖，穆齐尔在这里一举打破了那种以为人类本能可以被驯服、理性不可战胜的乐观神话，故而，《学生托乐思的迷惘》可以说是“第一次大战之前写下的目光最为敏锐的书。”[24]
    薄格汉的政治解读产生了较大影响，1966年德国新电影代表人物佛尔克·施隆多尔夫(Volker Schloendorff)将穆齐尔的这部小说改编和拍摄成取名为《青年托乐思》的电影时，就是由他来担任文学顾问。不过，施隆多尔夫对穆齐尔原著的理解却较薄格汉更为激进，也更为单纯直接。这位新锐导演以自己所定下的“权力及其滥用”的基调来裁减这部原本内涵相当丰厚深邃的名著，使之完全被简化为一个纯粹的纳粹专制时代的政治譬喻，从而不免给人造成过犹不及的印象。因此，施隆多尔夫的这部电影在斩获多个奖项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如哈伯恩诺尔就在1966年5月18日的《前进报》上撰文，明确表示了不满：“那两个折磨另外一个较弱的学生的学生，对他而言就是那个专政的代表，被这俩凌辱的巴喜尼对他而言就是‘犹太人’，那个聪明的坐视这些下流行径发生的学生托乐思对施隆多尔夫而言就是‘德意志民族’的化身。在我们看来这种构建是令人狐疑的，因为普通的电影观众几乎不会这样去理解它。”[25]
    尽管有简单片面之嫌，但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类似的政治解读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和经典模式。1969年继续有评论家发文指出《学生托乐思的迷惘》是“对后来的思想和行为的提前预示”，小说里白内贝对巴喜尼所作的那种“像巴喜尼这样的人……毫无意义可言”，只是“一个空洞的、偶然的形式”，只是用来“折磨”、用来“牺牲”、用来“当工具使唤”的价值评判[26]和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流行起来的那些所谓“毫无价值的生命”的说辞极为相似。[27]直到今天，仍有评论家乐此不疲。2003年在奥地利出版的一本专著就属此列。该文以扎实的文本分析为基础，再度沿着上述传统的政治诠释路径，尤其是施隆多尔夫的所谓电影“构建”，对小说的政治内涵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发掘，断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其“对作为历史前景的暴力图像的投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对巴喜尼作为受虐狂类型以及托乐思作为纳粹专政“跟风者”类型所作的具体定位，明显具有文学批评服务于政治路线的特点。[28]
    五、小说的接受史和研究新趋势
    《学生托乐思的迷惘》是穆齐尔生前和生后最畅销的作品。小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被相当多的读者视为文学经典。在纳粹德国时期，小说也被作为“堕落的艺术”遭到禁止。1957年，《学生托乐思的迷惘》被收入穆齐尔全集再度刊印出版。1959年小说出了战后第一个袖珍单行本。迄今为止，小说已经再版五十多次并被译成多国文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再度掀起穆齐尔热，在联邦德国，小说还被列入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推荐书目。
    从小说发表至今，一百多年过去了，也有众多评论家和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运用各种不同理论对小说进行了研究和发掘，但似乎依然意犹未尽。另外，又由于时代的要求和出发点不同，小说各个层面被突出的情况也会有所不同。就小说的接受史而言，前期人们比较注意探究小说中蕴含的认识论问题、语言危机问题和欧洲文化危机问题，中后期则开始发生较大变化，如前所述，鉴于纳粹德国的那段历史，小说的社会和时代批判内涵及政治象征意义逐渐成为最重要的解读角度之一。
    近几十年来，国际穆齐尔研究界又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在上述这种政治解读模式继续得到保持和加强的同时，小说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层面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青春期的自我定位问题，青少年在团体中的行为方式问题以及性和暴力的关系问题，成为时下研究该小说的流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