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伯尔的中国遭遇的文学性特质分析

   2005年，在上海召开的“伯尔与中国：交互文化沟通与文化批评”学术研讨会上，学者崔卫平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疑惑：“到底是什么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使得这位重要的德国作家没有恰当地走到人们面前？我们在什么地方错过了这位海因里希·伯尔？”[1：99]本文拟仔细梳理伯尔(Heinrich Bll，1917-1985)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和影响个案，在呈现接受状况的同时，尝试对崔卫平的提问作出回答，并借此对“文革”后中国择取外来文化参与本土文化重建中的问题进行初步反思。
    一、可能的启示：德国“废墟”与中国“伤痕”
    既然是“错过”，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伯尔及其对中国文坛的“重要”之处。海因里希·伯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1972年因“对德国文学的复兴作出了贡献”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的德国人那里，伯尔拥有崇高的文学地位。2003年底德国一家电视台评选的“德意志十大俊杰”中伯尔名列榜首，其次是马丁·路德，接下来是巴赫、歌德和爱因斯坦。类似的尊崇也被用于对他的炉火纯青的文学技巧的称颂，伯尔因此被誉为当代德国文学界的歌德。
    说伯尔“没有恰当地走到人们面前”，是因为他在二战后所倡导的“废墟文学”和他所属的“四·七社”可能对“文革”后的中国文学与社会的重建提供丰富启发。用崔卫平的说法就是，“中国作家为什么错过了这位同样是从废墟中走出来的德国作家伯尔？伯尔的做法是：站起来回过头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力量导致了废墟？是什么导致了民族灾难以及如何防止它的重新出现？他在考虑作为一个作家如何承担自己民族历史中那些‘剩余的部分’，将这些没有人要的‘残余物’担当起来，从而能够促进自己所处的社会朝向进步方向的改变。”[1：106]
    二战后的德国和德国文学正处于一个“林中荒地”般的时刻，伯尔将自己的写作称为“送丧人的工作”，他早期的很多作品都与对战争的反思有关，伯尔因此遭遇到了很多责难。“废墟文学”这一称呼最初来自于批评者的贬称。伯尔欣然接受了这一名称，并赋予了“废墟文学”以更为广远的意涵。“所谓‘废墟文学’决非像通常的见解那样以为仅仅意味着‘战争废墟’或‘战后废墟’的文学，而是首先意味着人类在现代性处境中所遭遇的本质处境。”同时，“废墟的存在历史绝非仅仅起自希特勒发动的战火，而是早已起自更加遥远而隐蔽的历史角落；它也绝不是伯尔所眼见的战后德国迅速崛起的所谓‘经济重建奇迹’中所能结束，而是有可能以至今难以预料的方式和在至今难以估量的深度和广度上持续下去。”[2：31]也就是说，“废墟”，或者说是二战后的“伤痕”，从来都不只是作为一种文学题材而存在的，它意味着重新唤起作家的勇气和责任，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身居其中的历史与现实有所担当。
    这和“文革”后中国文坛的情形十分相似。“伤痕文学”一开始也被指责为“暴露文学”，反对者撰文要求暴露社会伤痕的作家在“歌德”和“缺德”之间作出选择。虽然后来“伤痕文学”以正面的形象被文学史接纳，但文学界的一个共识是，中国文坛迄今还没有产生和“文革”所造成的民族灾难相称的伟大作品。在种种外在与内在限制的作用下，“新时期文学”很快“团结一致向前看”，后来提出了“回到文学自身”与“文学与政治离婚”等命题，到了1980年代末期更是出现了直奔“人类普遍经验”的所谓“纯文学”。和他的很多中国同行不同，伯尔非常不满人们用“纯文学”和“干预文学”这样的说法把“文学”分开，“那简直是在自杀……如果你以为身居其一的时候，也必须为其二而竭尽努力。”他用自己的作品践行了他对文学伦理的看法：“道德和美学是并行不悖的，是不可分离的”，艺术“不是用来存放炸药，而是思想的火药和社会的慢性导火线。”[3：130-146]
    作为一名身负二战遗产的德国人，伯尔要面对的不只是如何看待那些被认为是战争罪人或战犯的同胞，而且同时将给人猛烈触动和顿悟的“倒钩”指向那些“无论在集中营还是芝加哥的肉牛屠宰场”的每一个人。在纳粹党卫军头目、集中营的技术官僚阿道夫·艾希曼受审前夕，伯尔写下的这些文字值得每一个仅仅把“文革”根源归结于某四个人的中国人深思：“这些应由阿道夫·艾希曼承担罪责的死者确实曾和汉堡及其近邻的居民一样都是需要衣食住行的寻常百姓。他们都曾上学、存钱、打电话、乘电车、看电影、亡命天涯、祈祷上帝、闲得无聊、盼望下班……”，但是，艾希曼“不是杀人犯，因为任何一个杀人犯都有杀人动机……他不是案犯，却犯下了一桩策划并实施大屠杀的罪案”，“明天将在耶路撒冷开庭审判”的人不仅是这样一个“恶魔”，还包括那些“原属平庸之辈……他本可以默默无闻地做个保险公司的职员，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业务，或是到一家小报担任地方新闻编辑，报道点事故或火灾什么的消息，要不就当个洗染店的经理，客客气气地把洗干净的裤子送到顾客手里。”[3：81]
    与此同时，伯尔又十分坚持文学的本分，他提出作家要对“现实”有自己独特的但负责任的看法，并对那些试图规定“现实就是这样的”人提出异议：“现在究竟怎样才是现实的？这个总是一而再、再而三被合理地提出了的讨厌问题，只能由文学本身来回答，而文学作为整体、作为历经几十年不断地展开的尝试，是具有大量的变体、大量音调、无数表现方式的。”[3：85]
    二、诺奖接受中的“失踪者”
    用“失踪者”的说法并不是说伯尔在中国很少被译介，恰恰相反，就在 “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伯尔和“废墟文学”一直是翻译界关注的对象。伯尔甚至“过早”地被中国人眷顾了。
    根据现在能查到的资料，伯尔第一次被译介是在1956年。当年《译文》杂志的10月号刊出了伯尔的两个短篇小说，分别是《巴列克家的秤》和《明信片》。从该期刊物的“编后记”可知，伯尔是被当作“西德年轻一代”和“受到德国所有进步人民的欢迎”的作家介绍的。这是中国对苏共“二十大”之后文学界一些新变作出的反应。1956年8月5日出版的苏联《文学报》刊载了莫蒂廖娃的文章《西方的现实主义》，文章对“理解得很狭隘的‘腐朽文学’或者同样理解得很狭隘的‘进步文学’”的说法进行了批评，提出“20世纪文学的一个很大部分，是复杂的现象的综合体”而不是“一些个别的作家”的批判现实主义，和那些接近颓废主义文学的作品与“许多带有现代派或者某些异己影响的痕迹的文学作品”。在此文中，以伯尔为代表的西德二战后的文学是评述重点，其中伯尔被认为是“极有才能的”，他的一些中篇小说“应该从我们方面得到最密切的好意的注意”[4]。这篇文章旋即在《译文》杂志与伯尔的这两篇小说一起被翻译转载。
    伯尔再次受到关注要到“文革”后的1977年。①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丧失了名誉的卡塔林娜·勃罗姆》(又名《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并能导向何方》)，因为“对于我们了解西德社会的现状有一定的认识作用”[5：4]翻译成了中文出版。这部作品于1974年在德国问世。对于当时的中国——“文革”刚刚结束，并在1978年5月1日中国的新华书店重新出售19世纪欧洲文学作品之前——来说，堪称迅捷。紧接着，1981年8月，伯尔的《莱尼和他们》作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之一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起印76000册；1982年2月，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伯尔中短篇小说选》；1982年7月，收录17篇短篇小说的《一次出差的终结》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起印35200册；1983年3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小丑之见》，起印63500册；1983年8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一声不吭》，起印74000册；1984年9月，《小丑之见》的另一译本《小丑汉斯》，名列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现代西方文艺丛书”中，起印34600册。
    可以说，至少在当时的翻译界，这样的译介速度和规模(代表作全部被翻译，其余作品也以编年的形式择要译出，起印数相当可观)是和伯尔的文学地位相称的，这自然与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份和“文革”后中国的“诺奖情结”有直接关系。
    但耐人寻味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当代文学可能会产生重要意义并有诺奖光环的伯尔，竟然在“70年代末期，我们这个民族重新返回世界，人们重新大量阅读西方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作品、甚至为了一本新出版的书奔走相告时，却没有将眼光更多地停留在这位战后重要的德国作家身上。……比如我周围的朋友中，不管是平时的言谈还是他们的写作中，很少有提及这位当代德国作家的，几乎没有哪一个中文作家表明受过这位德国作家的影响。……对于伯尔，人们的态度仿佛比较暧昧，读过几本他的书之后，就将他放在了一边，很少加以谈论。这种情况延续到现在，如今阅读伯尔的人则更少。”[6：3-4]
    原因并不复杂。崔卫平曾罗列了1980年代初正在大学读书并开始写作的“一代人”当时充满饥渴地阅读的“好东西”：“1980年代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方现代派。也许可以说，对于战后不久出生的我这一代人来说，精神历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独特的事情，就是接触并参与到现代主义的经验中去。”滋养了1980年代文学新潮的书目如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开始陆续推出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给了人们很好的窗口。最早读到艾略特、叶芝、庞德都是在这个版本中。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包括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都在其中。我尤其应该感谢社科院陈焜先生的一本书《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这本书提供了如何理解西方现代派最早、最全面和最严肃的立场。与此相关的另一本书是台湾陈鼓应教授领衔翻译的《存在主义》一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通过它我读到了克尔凯郭尔的一些片段，印象至为深刻。……现代主义的经验对于一个人经久不散的影响……足以奠定一个人终生的审美倾向。”[6：3-4]
    很显然，正是1980年代“现代派”文学热潮使人们的阅读变得极为“势利”，翻译中力促“废墟文学”为“新时期文学”提供鉴戒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在文学界成真，甚至伯尔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身份最终也没有打动1980年代的崔卫平们。②这和“文革”后关于文学“发展方向”究竟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派”的激烈争论有着密切关联。翻译界把伯尔定位为“采用了一些现代派艺术手法”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5：4]，现在看这一定位仍然比较准确。可是，对坚持“现实主义”的人们来说，伯尔未免有些“西方现代派”；而在那些致力于打造中国“现代派”文学的作家们眼里，伯尔并不在当时所认可的“西方现代派”作家的谱系中。当时的“人们谈论更多的是一些现代派作家、诗人，比如庞德、艾略特、萨特、加缪，拉美的小说家马尔克斯、略萨，以及后来的博尔赫斯等，奥地利德语作家卡内蒂的长篇小说《迷惘》也在一个为数不少的人群中热烈传播”[6：3-4]。
    这种如此看重标签的选择似乎也预示着，1980年代对“西方”的阅读——包括备受尊崇的“西方现代派”——是标签重于内容、概念决定价值的。1980年代前期伯尔的译介热却没有形成阅读和接受热，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接下来的译介——《伯尔文论》中文版迟至1996年才出版。王蒙曾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伯尔的作品“非常有价值，但绝不符合我国某些 人心中的现代意识，他恰恰主张要对社会起作用，甚至喜欢援引狄更斯的例子……而这恰恰是被我们新晋的理论家和作家嗤之以鼻。所以我在英国说了句玩笑话：‘原来我们的青年作家比你们更西方化。’英国人也笑了。”[7：105]
    三、中国遭遇的象征意义
    分析过伯尔在接受中“失踪”的原因之后，再看一下伯尔和“文革”后的中国文学“错过”的地方，也就是二者曾经“擦肩而过”的证据，或许会让一些人感到吃惊，这里要提及的是“文革”后的文学杂志《今天》。
    《今天》创刊于1978年，1980年即被停刊，总共印行9期，但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位置不容置疑，很多人将之视为当代中国“现代派”文学的源头和重要代表。有意思的是，在《今天》上，很少提到“西方现代派”，似乎不那么“西方现代派”的海因里希·伯尔却被礼遇有加。《今天》“创刊号”翻译了他的名文《谈废墟文学》，配发的“译后记”介绍了伯尔的生平、著述和文学地位。第2期追发的“西德‘四·七’社的简介”则透露出了《今天》选择伯尔的用意所在：“这批作家关心现实的政治问题。他们作品的题材主要取材当代或近代生活，很少以历史题材为主要内容。战前，人们常常责备德国作家过于脱离政治。但今天肯定不会有人再这样说了，有人甚至认为，他们太‘政治化’了。这批作家深刻体会到‘政治是人民的良知’，因而用自己的笔为反对战争和促进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作出了贡献”，“……(四·七社作家)经常用‘小人物’的经历、思想和他个人的决定来表达我们时代和我们生活中的重大题材。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而他们的状况非常具有象征意义。”[8]在冒着极大风险油印出来的珍贵版面上发表的非原创性(即译介)文字，理应作为《今天》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范例来加以审视。在《今天》上的所有译介中，伯尔是唯一出现了两次的作家，他所属的“四·七”社则是《今天》上出现过的仅有的一个外国文学社团。可以说，《今天》对伯尔的译介“非常具有象征意义”③。
    《今天》创刊号上译介的《谈废墟文学》一文，是伯尔关于战后德国“废墟文学”的重头文章。伯尔在文中阐述了他对于“废墟文学”的理解：“人们并不是在责备我们曾参与这场战争，把一切都夷为废墟；显然是在怪罪我们看到了这一切；我们没有把眼睛蒙上，还继续在看；……我们认为，将同时代人诱骗于田园诗中是一种残酷，一旦从梦中醒来，将是可怕之极，难道我们真的要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吗？”
    参照《今天》上发表的作品，会发现伯尔的思考在“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处已经获得深度回应。《今天》创刊“其时正是‘伤痕文学’时期，正是这个民族开完刀麻醉药过了喊痛的时候。《今天》没有直呼其痛，它镇静地看着伤口，思索着怎么会挨这一刀，研究这鲜血的色泽和成分，动了灵思，这正是《今天》的气质所在”[10]。《今天》“创刊号”第一篇作品就是《在废墟上》。这是一篇典型的以“文革”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署名“石默”。小说主要人物历史学家王琦处境极其糟糕：女儿与之断绝了关系；他的剑桥同学也是现在的同事被迫害致死的惨象如在眼前；系主任、哈佛社会学博士吴孟然也遭受了侮辱——“曾引为自豪的白发被交叉地剃了两道深沟，乱蓬蓬的，落满了灰尘，像把降过霜的枯草”，而这很可能是他的明天。无意识中，王琦走到了圆明园。在王琦眼中，这片“石头的废墟”就是中国的历史，这让他顿获认同之感：“历史不会停留在这片废墟上，不会的，它要从这里出发，走到广阔的世界中去”，“一个历史学家，死在自己的历史面前是无愧的”[11]。王琦相信时间与历史总会呈现出另一面，眼前看到的只是真相被遮蔽，包括他女儿在内的那些“革命小将”们都会在某一天“觉醒”、“洗手不干”和“后悔”的，而到那时候，他现在的自杀将被赋予意义，“废墟”将会变成“历史”。正当他准备上吊时，一个小姑娘出现了。当王琦听到小姑娘说“我爹死了，上月初六，让村北头的二楞、栓柱他们用棍子打死了”时，他似乎突然意识到这个小姑娘的天真可爱与她说起父亲死亡时的“毫无表情”是如此清晰地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的，特别是她说起的父亲的死因——&l dquo;我爹偷过生产队的西瓜”——完全可以视为一种对历史的解释，也完全可能会被他一直念兹在兹的亲人所接受。这让他悲痛不已，最终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他原本打算容忍历史的残暴把最后的审判交给时间，但陡然发现更可怕的是那残暴会自动生成历史叙述；“废墟”不会长出活的评价，现实却有听上去严丝合缝的措辞；“废墟”并不天然具有价值，而需要不断地被揭开、晾晒和质疑。他要返身走回现实参与对“历史”的争夺，不让自己和他人真实的身体感觉被一种简单的说法所覆盖。把这样一篇大有深意的作品刊发为首篇，可见《今天》对“废墟”意象及文学、人在历史中的位置等等所持有的复杂看法。这或许就是《今天》看中伯尔的原因，在同期的译文中，伯尔表达了对“作家的政治”的理解：“作家要面对过去，为的是从过去中探索当前的秘密；作家面对当前，并要解放当前；作家支撑着未来，并要揭示其秘密，以使当前知道，要做何等样的准备。”[9]
    小说《在废墟上》的作者“石默”是《今天》的发起人和主编北岛。只是如一些学者描述的那样，随着“现代派”被更多的人接受，北岛也开始了追求纯粹性的“诗歌艺术”[12]；1982年暂停小说创作后，1985年他拿出的小说《幸福大街十三号》，更是被评论家赞赏为“彻头彻尾的卡夫卡《审判》的具体而微的中国翻版”[13]；自从《今天》被视为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当代成果，《今天》与“西方现代派”之间的关系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而鲜有人提及那个曾经比“西方现代派”在《今天》中更受重视的亨利希·标尔——《今天》里伯尔的译名。海因里希·伯尔就这样被“文革”后的中国文坛“错过”了！
    在《我们在哪里错过了海因里希·伯尔》一文的最后，崔卫平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作家。在伯尔用“湿润的”眼睛打量德国的“废墟”与“经济奇迹”时：
    许多中国作家采取的是将自己的头深深地埋藏在沙堆里，迄今对于任何政治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只知道一种政治，即政治家的政治，强权的政治，强奸和被强奸的政治，而不知道作为一个人自己也可以采取自己的政治立场，作为一个作家也有作家本身的政治，那是用他自己的富有洞察力的眼光和写作得来的[1：98-99]。
    历史不能重演，但应该反省历史的代价。当借助外来文化建构本土文化时，要时刻注意那些被弃之不用的部分。历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提醒人们追思自身的来路，特别是构成了今天之“我”言说历史与现实的知识状况。对于1985年后倾心于“语言”、“形式”和“纯文学”的中国当代作家们来说，伯尔题为“语言作为自由的庇护所”的演讲里的如下说法可能还有参考价值：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语言是个多么具有两面性的东西。话一出口或刚刚落笔，便会摇身一变，给说出或写下它的人带来常常难以担当其全部重负的责任。……每一个和语言打交道的人，无论是写一篇报刊新闻，还是一首诗，都应该知道，自己是在驱动一个又一个世界，释放一种具有双重性的东西：一些人为之欣慰的，可以使另一些人受害[14：46]。
    注释：
    ①1963年，内部发行的《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第4期，曾翻译了德国瓦格纳尔的文章《批判现实主义者亨利希·标尔》。
    ②可以作为反例提出的是，《伯尔中短篇小说选》曾在1982年被评为中国青年中最受欢迎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现在看，这种热潮仅仅在普通读者群中短暂地出现过。1985年以后，伯尔的作品在作家们的阅读书目中很少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