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重探的读后感

  近年来，不论是从制造、传播还是消费的角度来看，丑闻越来越被视为一种纯视觉现象。八卦小报的销量要靠狗仔的高清照片，露骨的性爱视频在互联网上的流传使人一夜成名。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自然将同样的视觉感也带到了对早期历史丑闻的观察中。确实，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金瓶梅》这部十六世纪最为臭名昭著的小说时，我们会发觉图片产生丑闻的能力绝非仅仅是个现代的现象。从一幅幅的插画中，我们看到了小说主人公之间最亲密行为是如何透过垂下的床帘、半开的窗格和虚掩的后门，丑陋地呈现在外界的窥视中。
    
    插图一：秋菊含恨泄幽情
    然而，当我们将眼光转向小说的文本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很多此类窥私性的场景描写，依靠的并不是视觉而是听觉。譬如，小说第八回虽然配了一幅形象的插画，但是西门庆和他的情人潘金莲之间的丑事是通过声音传到和尚耳朵里的，正如该回的题目所示“烧夫灵和尚听淫声”。
    
    插图二：烧夫灵和尚听淫声
    尽管在崇祯本的小说中，第二十三回的标题和插画都强调了人物的偷窥，但是原词话本的回目对真实场景描写得更加清晰：“金莲窃听藏春坞。”
    
    插图三：觑藏春潘氏潜踪
    第九十九回，张胜并不是看到而是听到陈经济与潘春梅发生关系的；正如二十七回，潘金莲并没有偷眼观瞧到李瓶儿的私密，而是竖起耳朵听到的。
    
    插图四：张胜窃听陈经济
    
    插图五：李瓶儿私语翡翠轩
    总而言之，在这部小说中，丑闻并不单纯是通过吸引那些偷窥的眼睛(不管这些眼睛是属于小说中的角色还是在细读小说的读者)，还通过召唤起人物的耳朵来产生的。
    这部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情色小说，为何选用听觉的方式来描述如此众多的丑闻场景呢？这些失德的举动常常是通过偷听而获知的，从这一点又是如何看出小说设想的读者与文本的互动方式呢？另外，这些声音场景随后又口口相传到其他人的耳朵里，从这一点又如何看出这部晚明小说所设想的丑闻、八卦和谣言的运作方式呢？①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会把重心放在《金瓶梅》的一个中心概念，即“丑闻”上面。笔者建议先从字面上来理解“丑闻”这个词，即它由“丑”和“闻”组成。首先分析“丑”字。笔者将通过小说中几个关键的听觉窥探性情色场景指出，小说丑闻性文本里的“丑”，不仅从情色场景的视觉震撼中产生，同时还产生于淫秽语言的扭曲性音效。笔者认为，这种对语言用法扭曲化的兴趣，反映了《金瓶梅》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腐败的一种广泛关切：经济渎职、官场贿赂、司法不端、性变态、药物滥用以及对禁奢法令的公然嘲弄。然而，为体现“正名”这一正统原则，小说将社会的全面腐败追溯到一个关键的语言层面，即对人物称呼的肆意滥用，这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本义为父亲的一词扭曲和情色化，变成了一个粗俗字眼，“达达”。
    笔者接下来还将从丑闻的“丑”转向“闻”，也就是从丑闻的淫秽内容转向它的声音形式。笔者将具体指出，随着流言蜚语透过窗户，翻越高墙，以及最后从书页中跳入读者的书房，八卦圈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了一个由地点、人际关系以及情节事件所组成的复杂的口述形构。笔者认为这种口述形构反映了一种典型的晚明小说的美学观。这种美学的产生依赖于当时已经存在的丰富的印刷文化资源，它一方面乐于描写日常生活的纷繁复杂，另一方面也努力将社会中庞杂的信息连贯起来。简而言之，这种口述形构使《金瓶梅》在为读者铺陈出多种多样的人物、事件和地点的同时，也指导读者越过表面的错综复杂去发现连接这些形形色色的片段的深层结构。
    最后，笔者将把小说对于丑闻性流言的兴趣放置于晚明印刷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来分析围绕这部丑闻性小说《金瓶梅》而产生的众多书信、评论、书序以及小说续集。通过这些探讨，笔者意在指出，这些八卦性的喋喋不休，既来自于小说里也来自于对小说本身的讨论。它既反映了对晚明强大的印刷媒体运作方式的迷恋，同时也折射出了由此所产生的一种焦虑。
    一、父不父，子不子：“乱名”的丑
    在《金瓶梅》中偷听的重要性在于它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性行为转向了语言行为。当我们仔细审视全书各种情色场景时，会很容易发现，很多描写并非围绕性行为展开，而是围绕淫词秽语展开。例如在第八回中，当和尚们听到西门庆和潘金莲做爱之后，随之“不觉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和尚们之所以有这般动作，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什么，而是因为听到了西门庆和他的情人之间的淫词秽语。②同样，在第五十二回中，当应伯爵无意间偷听到西门庆和李桂姐的对话时，关于他们行为的整个描写，全包含在了李氏妓女发出的催促她的“达达”快点行事的声音中。③即使书中有些情色场面并非通过偷听的方式描绘出来，但小说描写这些情节的一个主要手段也是通过小说自身称之为的“淫声艳语”。④简言之，偷听引出了小说自身的一种偏爱，这种偏爱贯穿于淫秽场面的描写当中，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给小说角色设计淫词秽语时产生的一种文学性乐趣。
    小说中“淫话”的重要性早就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但他们对这些语言的实际组成却三缄其口。例如，早在十七世纪晚期，张竹坡就曾写道：
    《金瓶梅》说淫话。止是金莲与王六儿处多……至于百般无耻十分不堪。有桂姐、月儿不能出之于口者，皆自金莲、六儿口中出之。其难看为何如？此作者深罪西门，见得如此狗彘，乃偏喜之，真不是人也。⑤
    虽然张竹坡清晰地表达了对淫话的痛恨，但他却并没有讲清楚这些淫话到底是什么内容。近年来，丁乃非对张竹坡的评论做出了批评，认为其具有女性厌恶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本质。⑥但是，和张竹坡一样，丁乃非虽然也做出了精彩的解读，但她对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没有回答，即到底是哪些话让《金瓶梅》的语言如此淫秽不堪？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将分析小说中尤为臭名昭著的一回——第二十七回。这一回最为知名的是充斥着丑闻性描写的后半段，即“潘金莲醉闹葡萄架”，但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这段丑闻性内容的铺垫其实在本回的前半段已经完成了。在这一幕中，西门庆在与自己的小妾李瓶儿激情云雨时，得知自己马上就要成为父亲了； 而这一消息也被他的另外一名小妾，李瓶儿的劲敌，潘金莲偷听到了。但这段场景的丑闻性到底是从何而来呢？当然不是西门庆要当父亲了，因为最起码对西门庆来说，成为父亲是件喜事，这毕竟意味着西门家后继有人，子孙相传。同样，笔者也不认为这个丑闻是源于西门庆与小妾的性事，虽然西门庆此处选择的做爱地点过于随兴，但李瓶儿毕竟是他的妾，因此乍看下也算是合乎情理。⑦
    这段场景的扭曲之处就在于它将性的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的方式。西门庆与怀孕的小妾做爱的事实，是将性的两种重要但是又潜在性地相抵触的功能结合在了一起，即性作为愉悦的行为和性作为繁殖后代的行为。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知道，正是西门庆的纵欲过度导致他不能生育。而他也是受到包括潘金莲在内的女性的勾引和蒙蔽，而最终死于纵欲过度。同时也因为他太过放任潘金莲，才使她敢杀死他后面会出生的一个儿子，官哥儿。
    确实，当我们和潘金莲一起仔细琢磨李瓶儿表达自己怀孕消息的方式时，我们已经可以依稀听出西门庆的纵欲行为最终会带来的是死亡，而非新的生命。
    良久，又听得李瓶儿低声叫道：“亲达达，你省可的排罢。奴身上不方便，我前番乞你弄重了些，把奴的小肚子疼起来，这两日纔好些儿。”⑧
    此处，李瓶儿由于怀孕和西门庆粗暴的做爱方式带来了身体的不适，但在随后的回目中，我们会再次听到上文经历的重演，李瓶儿又一次抱怨丈夫粗鲁的性爱方式弄疼了她的肚子：“达达慢着些，顶的奴里边好不疼。”⑨而这一次，西门庆的行为将直接导致她的死亡。
    如果这一幕的内容及其本身的扭曲在于其将性爱的两种重要功用混为一体，那么偷听的行为就将这种扭曲性延伸到了言语的层面。这种语言上的扭曲在回目中即已反映出来，“李瓶儿私语翡翠轩”。题目中的“私语”一词，即“私密的语言”，将“说出的秘密”和“性爱时的声音”两重含义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随之也玷污了本来的一件喜事，即得子的消息与私密的性享受。“气喘吁吁”，“莺莺声软”，挑逗得一旁偷听的潘金莲难以自禁，如小说所描写的，“都被潘金莲在外面听了个不亦乐乎”。然而，这一段中最值得注意的淫词秽语的使用，是在于“达达”这一词上。这个词若将其放置在其他场合，是不会有那么浓重的淫秽意味的。⑩确实，在中国帝制时代的晚期，“达达”一词通常表达了性行为，通过愉悦的方式和生育的方式，增强了一种父系的权威。以上述场景为例，西门庆在听到李瓶儿称自己为“达达”时的愉悦，只是带有略微的讽刺意味，毕竟这个男人即将知道自己要当父亲了。同样，在极其少见的西门庆与唯一合法妻子吴月娘做爱的一幕中，西门庆“低声求月娘叫达达”的温柔，也可理解为只是一种依赖心理的表现。(11)
    但随着西门庆更加变态性地坚持要所有的情人都称他为“达达”，我们逐渐可以看出，通过反复使用这一词语，小说是在暗指，西门庆用来表达自己不断扩大的父系力量的语言中有些核心的东西开始变质。例如，我们听到的潘金莲称呼自己情人的第一个淫秽词语(通过和尚们偷听到的)毫无意外地就是“达达”。(12)而当西门庆要求那些不该叫他“达达”的女人使用这一称呼时，他从中获得的扭曲性的快感就更明显了。例如，当西门庆抢占了仆人的妻子章四儿时，西门庆不仅烧艾草在她身上做烙记，以表达对她的占有，还强迫对方进行了一长段充斥着这一不当称谓的对话，来满足自己的快感：
    妇人蹙眉啮齿，忍其疼痛，口里颤声柔语，哼成一块，没口子叫“达达，爹爹，罢了我了……好难忍也。”(13)西门庆便叫道：“章四儿淫妇，你是谁的老婆？”妇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门庆教与他：“你说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那妇人回应道：“淫妇原你说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14)
    毫无疑问，这段场景的扭曲性一是在于其对性行为的细致形象的描写，以及残忍地坚持用烧艾对那个女人进行肉体的折磨。但绝非偶然的是，这个惯常的折磨手段并不是用性爱的描写做尾声的，而是以对话的内容结束。仿佛是在嘲弄西门庆作为一个腐败的地方官的角色，这段描写缓慢地转向了一个强迫的虚假的招供：西门庆一直折磨着自己非法的情人，直到对方宣布放弃自己原有的身份，即“熊旺的妻子”，而仿佛自诩为“淫妇”般地转称“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15)
    正如笔者上文所指出的，我们应当用传统儒家的“正名”原则来理解对“达达”这一称谓的错用。在一些更加严肃正统的历史和哲学文本中，“正名”的概念出现于当“公”滥用名号称自己为“王”时。而在像《金瓶梅》这样的情色小说中，对“乱名”的恐惧，反之，通过更加亲近的称谓表现出来，但效果是一样的。对读者而言，“达达”的滥用昭示着一种混乱。而当这一“乱名”已经触及乱伦时，情况就更加令人可怕。Andrew Plakes和Tina Lu都探讨过《金瓶梅》是如何用乱伦的概念挑逗读者的——要么将其当成理学修身主义的逻辑的(也是扭曲的)延伸，要么作为一个在自我为界的世界观下人人都或多或少联系在一起的必然结果。(16)“达达”这一词的滥用，清楚表达出了家庭关系的扭曲也体现在最基本的语言层面。例如，当我们读到西门庆被第一个夫人收养的妓女李桂姐称为“达达”的时候，这一用法将出没在整部小说中的乱伦幽灵彻底带出来了。毕竟，在她动情的发出“达达(赶快做事，以免被人撞见)”一词时，词语的意思清晰得可怕：至少从字面上来理解，西门庆在此处是与自己的养女发生了性关系。
    
    插图六：走捷径操归七件事
    小说对“达达”一词的用法仅是小说所表达的语言整体腐败的一个症状。这种腐败的丑闻性展示，虽然大部分是通过为数众多且声情并茂的情色场景表现出来的，但它的恶劣影响已经从西门庆的私人卧房传到了更加公共的金钱交易，他的地方官职位，他与京城的联系，或仅是他拙劣的读写能力中。以 第四十八回为例，西门庆收到了一份手抄的朝中邸报，但“见到上面许多字”，不得不叫自己的女婿“念与他听”。(17)若不是此片段是紧跟着前面对西门庆和官府间的腐败勾结的描写，它本该成为西门庆大字不识的乡野粗鄙气的喜剧性特写。利用自己与朝中最高官员的关系，西门庆派两名信使半路截断了一封官方参劾他腐败、通奸、胁迫证人为谋杀案作伪证的上报。该章的插图巧妙地展现了其中的讽刺意味：在一个已经完全腐败的社会去参劾一名腐败的官员。图下方的官家信差带着参劾西门庆的上奏前往京城，但他们并不知道图上方擦肩而过的两个人已经确保了对西门庆不利的消息不会走漏出去。简言之，通读整部小说，读者可见证西门庆是如何用“达达”的身份在他所有的活动领域中扭曲语言的使用的。为深层展现这种语言的全面腐败，小说运用了淫话描写闺房之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达达”一词的情色化和扭曲化，暗示了在明朝后期父系制度深处的语言核心已经腐朽了。
    二、偷听与流言蜚语：小说的口述形构
    在简要探讨了“丑闻”的前半部分，即“丑”的内容之后，笔者接下来将关注丑闻选择的传播媒介——听“闻”。为什么听闻是产生丑闻的很好媒介呢？或者更为具体些，为什么听闻可以成为从书面白话文形式中产生丑闻的很好媒介呢？笔者认为，答案就是“听闻”可以将不同的人物、地点以及各种情节元素紧密联系在一起，产生一个连贯的叙述结构。具体来说，听闻，或者与之相关的两个八卦性行径，即“偷听”和“流言蜚语”，用这两种方式建造出这一叙述结构。首先，小说将偷听和流言蜚语想象成一个不断扩大的谣言圈，随着圈子的不断扩大，更多的人被卷入进来，因此也笼罩了一层不断扩展的因果联系的阴影。第二，我们可以将偷听和流言蜚语的功能，想象成是将内室里产生的亲密细节通过丑闻性的闲言碎语泄漏到外界。不管具体是哪种方式，对于像《金瓶梅》这样的丑闻小说，洋洋洒洒一百余章，人物角色众多，要将西门庆宅第深处的人物和事件揭露给读者，偷听和流言蜚语这两种机制似乎是不二的选择。
    笔者首先来解释偷听和流言蜚语的第一种方式，即是如何将众多地点、人物和线索连接起来而创造一个叙述结构的。先看第八十三回的一个例子，具体场景是秋菊发现她的女主人潘金莲与女婿陈经济有染。
    却说秋菊在那边屋里，夜间听见这边房里恰似有男子声音说话，更不知是那个了。到天明鸡叫时分，秋菊起来溺尿，忽听那边房内开的门响，朦胧月色，雨尚未止，打窗眼看见一人，披着红卧单，从房中出去了。“恰似陈姐夫一般。原来夜夜和我娘睡。我娘自来人前会撇净，干净暗里养着女婿！”次日径走到后边厨房里，就如此这般对小玉说。不想小玉和春梅好，又告诉与春梅……(18)
    在此处，一个用了将近七十回而不断发展和强化的丑闻，最终通过无意间的偷听和流言蜚语泄露出来了。短短几句描写，偷听和流言蜚语就编织了一个密集的八卦网，扯进了越来越多的人物、地点和事件。例如就空间而言，正是男子的声音把正“在那边房里”的丫鬟秋菊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这边房里”，正如门咯吱一声将她的注意力吸引到“厢房那边”一样。接下来，叙述从偷听转向了流言蜚语，丑闻的空间随着秋菊来到了“后边的厨房”而扩大开来。同时，更多的人物也被卷入，除了潘金莲、陈经济和偷听的秋菊之外，又加了婢女小玉，她又告诉了春梅，而春梅又跑到后院向她的主人潘金莲报告，从而(最起码暂时地)将不断扩大的八卦圈封锁了起来。最后，就情节而言，偷听和流言不仅仅将这些地点和人物结合在一起，它们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因果联系的叙述逻辑。始于此处的这段叙述效果看似不起眼，但实际上却影响巨大：秋菊的这一发现，以及之后向他人的泄露，直接导致了潘金莲和陈经济通奸的曝光，二人被逐出西门家，以及最后的死亡。这一连串令人震惊的丑闻，最初却是由几个细微的声音引起的——偷听到的声音、开门声和厨房丫鬟间看似不起眼的八卦。(19)
    笔者认为，流言蜚语这种将各种人物、地点和情节网罗在一起的方式非常适合诸如白话小说这样的叙述模式。明朝后期的小说不仅情节庞杂，人物众多，空间地点分散，而且如同丑闻一样，这些小说也希望拥有庞大和多样的读者群。因此当陈经济和潘金莲的奸情最终暴露之时，小说用精辟的语言总结了八卦的作用，这段话甚至可以作为这部小说的恶名的概括：“常言道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不消几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莲养女婿。”(20)
    
    插图七　佳人笑赏玩灯楼
    如果偷听和流言蜚语展示了丑闻向外流传的方式，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流言蜚语也使得小说将多种看似不相关(最起码表面上不相关)的琐碎信息整合到文本中。更重要的是，对一部以乐于穷尽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而著称的小说来讲，流言蜚语不单将多种琐碎信息融合起来，而且给这些无足轻重的琐碎重新赋予了意义。读者如果仔细倾听这些闲聊，或这些小说称之为的“闲话”，就可以发现这些散乱流言中的联系和意义。例如，在第十五回的一幕中，西门庆的各房女人观看花灯时，她们本身成为了一道风景。当这些身穿艳丽服装，发出喧闹笑声的佳人聚集在狮子街西门家宅楼前的时候，她们立即引起了楼下人群的讨论。
    那楼下看灯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内中有几个浮浪子弟，直指着谈论。一个说道：“一定是那公侯府里出来的宅眷。”一个又猜：“是贵戚王孙家艳妾，来此看灯。不然如何内家妆束？”又一个说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儿？是那大人家叫来这里看灯弹唱。”又一个走过来说道：“只我认的，你们都猜不着。这两个妇人，也不是小可人家的，他是阎罗大王的妻，五道将军的妾，是咱县门前开生药铺、放官吏债西门大官人的妇女。你惹他怎的？想必跟他大娘来这里看灯。这个穿绿遍地金比甲的，我不认的。那穿大红遍地金比甲儿，上戴着个翠面花儿的，倒好似卖炊饼武大郎的娘子。大郎因为在王婆茶坊内捉奸，被大官人踢死了。把他娶在家里做妾。后次他小叔武松告状，误打死了皂隶李外传……”(21)
    尽管这一回花了不少笔墨在对灯节的绚丽场面的描写上，但在这里插入的八卦声有力地转移了读者的注意力。(22)此前，读者的注意力跟着登楼观景的小妾们的眼光，转移到了街上的人群，但随后，西门庆的女人们本身变成了被关注的对象。八卦声让读者跳脱了此时灯节的热闹场面，而去领会此情此景下更为重要的意义以及更宏大的小说框架。有几句八卦让我们回想到了十几回前的谋杀事件，而谈及武松的只言片语也给七十回后出现的复仇情节做了伏笔。同样重要的是，如果读者仔细倾听，就会发觉这些女人的穿着是如何的不合时宜：有人说她们穿着“贵戚王孙家的服饰”，这种行为是对禁奢法的公然逾越。这一主题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出现。同样，有人谈到这些女子必然是“艳妾”，这也暗示着，尽管她们看似名正言顺嫁给了一个大人物，但充其量只比那些描眉画眼的妓女好点。简言之，一个认真的读者可以通过闲言碎语，将本回描写的事件与小说的整体架构和道德主题联系在一起，为这些日常对话赋予重要的意义。换言之，此处的流言蜚语真正体现了中文中“小说”一词，即“微小的说话”的真正内涵。
    第二，由于偷听和流言蜚语可以将发生在内室的亲密行为泄露给外界，因此它们非常适合丑闻性小说的创作。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些内室亲密行为的泄露理解成一种口述形构，一个通过地点、人物和情节展现的连贯的叙述结构。以潘金莲在藏春坞偷听西门庆和她的情敌宋惠莲之间私密对话的一幕为例，这一幕所配的插画明显是对读者视觉的挑逗。顺着插画，读者的眼光穿过小桥，越过假山，来到藏春坞紧闭的门前。然后，随着潘金莲的略微伸长的脑袋，透过插图下方的大窗户，我们就看到了西门庆和宋惠莲的亲密行为，读者的眼光在这个视觉性的揭秘时刻被无可避免地吸引进了内室。(23)
    但是，根据本回的回目，“金莲窃听藏春坞”，隐藏在山洞里的私情实际上是通过声音泄露到外界的。当潘金莲“静悄悄”地走进花园，读者也情不自禁地跟随她的脚步，感到自己也“在藏春坞月窗下站听”里面发出的声声淫词秽语。(24)简言之，“听”这一动作为读者创造出将内外连接在一起的空间感。或按照小说的说法，通过“听内”和对卧房私密的八卦，小说制造了一个将丑闻不断“传出去”的“内部性”。
    这个“内部性”不应当仅仅通过空间感来理解，同时还应当通过人物来理解，尤其是人物内心最深处的想法。通过偷听，人物的内心世界就一目了然了。在上面的场景中，正是通过偷听，宋惠莲与西门庆的忤逆纲常的欲望才得以公之于众。如下面这段潘金莲在窗下偷听到的对话：
    怎的只顾端详我的脚怎的？你看过那小脚儿的来？相我没双鞋面儿，那个买与我双鞋面儿，也怎看着人家做鞋，不能勾做！(25)
    在此处，西门庆对小脚的痴迷是透过“只顾端详”和“看”两词充分表现出来的。而这并不是直接通过描述他如何把玩小脚，而是通过宋惠莲发现西门庆好色的眼神并加以评论的这种玩乐性的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同时，读者和潘金莲一起，通过这段偷听不仅了解了西门庆的怪癖，同时也感受到宋惠莲自己的欲望，以及她如何看待那些社会地位高于她的女性，即那些她看到过的西门庆府里总在刺绣漂亮鞋面的女人。当读到宋惠莲说出的这段不满台词后，为崇祯本作评的人不无兴奋地写道：“不脱小家子口气。妙！”(26)
    而偷听的行为，表达的也不单是说话人的内心，同时也显露了偷听者潘金莲的想法。在这段中，潘金莲偷听西门庆和宋惠莲说的每字每句时的反应，都展现出了她内心的思绪和心情。
    这金莲不听便罢，听了气的在外两只胳膊都软了，半日移脚不动！说道：“若教这奴才淫妇在里面，把俺每都吃他撑下去了！”待要那时就声张骂起来，又恐怕西门庆性子不好，逞了淫妇的脸；待要含忍了他，恐怕他明日不认。“罢！罢！留下个记儿，使他知道，到明日我和他答话。”(27)
    这里小说运用了“偷听”这样的夸张手法让人物在此时“无声胜有声”。这种无声表现出潘金莲是一个即使在即将失控的时候也能保持冷静的人。也正是通过这种沉默，读者获悉了潘金莲精于“算计”和“报复心强”的“真实”性格。(28)
    当我们把声音在展现实体的内室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上的重要性结合在一起时，就能认识到《金瓶梅》在刻画人物内心世界上开创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新手法。正是这种通过声音来打造内心世界的手法，最终为诸如《红楼梦》等以“心理现实主义”著称的小说奠定了基础。当我们阅读《红楼梦》这部随后出现的小说时，不由得会发现两部小说的相似之处。以《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中的偷听场景为例，在这一幕中，小说爱情故事的女主角林黛玉敲着贾宝玉的房门，却发现门关着，于是叫道：
    “是我，还不开么？”晴雯偏生还没听出来，便使性子说道：“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林黛玉听了，不觉气怔在门外，待要高声问他，逗起气来，自己又回思一番：“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如今认真淘气，也觉没趣。”一面想，一面又滚下泪珠来。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没主意，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细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钗二人。林黛玉心中益发动了气，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来：“必竟是宝玉恼我要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尝告你了……”(29)
    这段《红楼梦》的场景和《金瓶梅》一样，都是用声音和偷听的动作构造了一个听觉形构，一个用实体性建筑分隔内外的庞大家族的文学幻影。在这个复杂的叙述结构中，声音既是创作手段，同时也连接着这些实体的地点，勾逗出(小说人物和读者的)欲望，去进入这些撩人的声音所代表的内部世界。笔者认为两部小说在这方面的惊人相似(也包括不同)之处是，它们都用偷听的方法来描绘偷听人物自己的内心世界。当然，两部小说描写的内心世界有着明显不同的意义。林黛玉，小说中气质优雅的女主角，她的内心独白道出了一种难以言语的“情”，引来的是读者的同情；而潘金莲的狡诈 、诡计多端和色欲攻心只是为了激起读者的进一步反感。(30)尽管如此，两部小说在此处的叙事手法却惊人的相似。正如潘金莲站在藏春坞外悄悄偷听一样，在《红楼梦》中，读者对林黛玉复杂的内心情感也是在无意偷听这一刻才充分体察到的。当林黛玉听到墙的那一侧传来的声音，完全动起气来，内心的情感虽未道出，但已然为读者所明了。
    最后就情节而言，这些偷听和流言蜚语的片段创造出了一个前后因果联系的叙事过程，这之中忤逆纲常的行为最终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应有的惩罚。如在第九十九回中，陈经济在让张胜偷听后被杀了。小说很明确地指出，陈经济的被杀就是他企图陷害张胜的诡计被偷听后的直接结果。
    常言道：隔壁须有耳，窗外岂无人。两个只管在内说，却不知张胜窗外听了个不亦乐乎。口中不言，心内暗道：“比是教他算计我们，我先算计了他罢！”(31)
    偷听这一行为不仅将毫不相连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同时赋予这些联系一种道德的必然性。在《金瓶梅》中，罪的产生不只是因为小说人物无法将自己的欲望(最起码无法将随之产生的声音)限制在卧房内，而且它本身就隐藏在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处。同样，将声音当成是乱性的一个象征，故事制造出一连串的因果效应，将对人物的惩罚与他们原始的忤逆行径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正如在张胜杀死陈经济的这段场景中，最初吸引张胜到书院外偷听的原因，是因为他听到了陈经济和春梅有不轨行为。小说写道：
    春梅蓦进房中看他。见无丫鬟跟随，两个就解衣在房内云雨做一处。不防张胜摇着铃，巡风过来，到书院角门外，听见书房内仿佛有妇人笑语之声，就把铃声按住，慢慢走来窗下窃听。(32)
    张胜偷听到陈经济和春梅企图谋害他的唯一原因，就是两人在房中的放荡行为引来了张的注意。而两人未能发现张胜在窗下偷听的唯一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完全沉溺于他们不轨的性事当中。与运用突然事件或人物来推进小说发展不同的是，偷听(和流言蜚语)所代表的创作手段展示出道德机制运转的天衣无缝，因为惩罚本身就是行为越轨的直接后果。
    三、结论：明朝后期的印刷文化和丑闻性写作
    近年来，明朝后期发达的印刷文化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晚明文学的了解。譬如，商伟等学者将《金瓶梅》放置于明朝后期印刷丛书的背景下，向我们展示了这部小说惊人的互文性是如何从当时印刷出版的众多笑话、戏剧和流行谚语丛集中来理解的。(33)
    但是，如果说晚明的印刷文化帮助创造了一种自我参照性文本的精英美学，它也帮助创造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是更倾向于反直觉的写作形式，即一种疯狂散播谣言的八卦形式。这一形式虽然用精深的文本表达，但却有意运用了一种粗俗的模式，虚拟口述和声效的内容。明朝后期的每一部丛书都可相对应地找到一份“客谈”，它们虽然是用古汉语书写，但里面汇集了各种琐碎的轶事和丑闻，通过偷听、转述、扩散和传播等这些上下翻动的舌头形成的一个想象的口述关系网而得来。当然这些丑闻性文本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白话小说这种印刷商品了。这些小说虽然是文本形式，但却如同一个从说书人口中讲出的故事，为听众叙述关于谋杀，残害，最好还夹杂些越轨的性行为的丑闻性描述。
    在晚明众多小说当中，《金瓶梅》为我们讨论明朝后期出现的对印刷体八卦内容的兴趣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案例。如笔者在此所认为的，这部小说以大量的八卦内容为特色，并基于两大原因而使用八卦来谋篇布局。第一，小说用这种做法能包含尽可能多的事件、人物、地点，或者是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信息，以此博读者一乐。二，作者通过八卦内容来创造出一种美学体系，读者如能从这些大量的似乎毫不相干的日常生活只言片语中听出言外之音的话，就会发现一个更加重要和深刻的小说结构。
    在一个文字大量翻印并传播到不断扩大的读者群的时代，八卦就不仅仅止于小说里面了。随着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探究《金瓶梅》的真实本质，这部小说本身已经变成私言密语和丑闻性设想的主题。小说的丑闻性本质能大行其道，原因就在于在一个印刷蓬勃发展的时代，文本可以以更快的速度生产出来。例如，沈德符(1578-1642)的《万历野获编》是较早记录《金瓶梅》的史料，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帖否？”曰：“第赌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责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个有所属云。”(34)
    沈德符对《金瓶梅》的记录已为大家所熟知，众多的学者也都用他的记录来考证《金瓶梅》的真实作者。(35)虽然用上面这段逸闻来探究《金瓶梅》早期版本相关的史实不会有什么收获，但是，如果我们用这段话来理解流言蜚语在晚明蓬勃发展的印刷文化中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的话，这段内容就很有启发性。
    首先，这段逸闻暗示出在明朝后期，丑闻能具备两种功能：一方面它带来了不断扩大的匿名读者群的威胁，另一方面它维护了精英垄断正统文字这一神圣领域的格局。例如，请注意沈德符是如何描述小说如同丑闻一样的传染性本质的。他说到，小说“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为防止小说腐化普通百姓的心智，必须把它留在家中，或者有选择地以手抄稿形式和少数文人墨客分享。作为一部以轻言耳语传声，以流言蜚语传情的小说，《金瓶梅》本身成为了一个宝贵的秘密，正好适合促成一群私密的内部人士的形成，一组像包括沈德符、袁宏道、冯梦龙等在内的文学鉴赏家小团体的出现。同时，正如像《金瓶梅》中读者偷听情人间的对话一样，沈德符在此处的八卦性口吻让读者觉得自己似乎又在偷听沈德符和他的伙伴之间的对话。这里的“读者”可能只是沈的作品的众多读者之一，但是此处的八卦却让他感到自己似乎也是这个精英小团体里的一员了。
    第二，沈对八卦流言的巧妙应用也表明，在一个印刷文化发达的时代，八卦成为促进文字创作的机制。正如《金瓶梅》用八卦产生了一个不断扩大的信息网一样，沈通过八卦将有 关这部丑闻性小说的各种猜测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不确定徐阶是否持有全套《金瓶梅》，但是通过沈德符从袁宏道处听说，刘承喜的岳父，即徐阶，确有一个全本。(36)同样，沈德符谈到，他听说“蔡京父子则指分宜”，并且暗指小说可能出自十六世纪的名士王世贞之手这一点不能看成是事实。通过“闻之”这一词，沈巧妙地与这段评论撇清了关系(他只是信息的传递者而非始作俑者)，但同时又用这段有潜在丑闻性的传言勾起了读者的兴趣。就如前文分析的那样，八卦将小说本来似乎并不重要的情色性丑闻内容重新赋予了严肃的政治意义。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沈没有将小说引向“真实”意义的讨论，他关于小说意义的八卦流言实际上是一发不可收拾地引来了关于小说的更多猜测。到目前为止，关于《金瓶梅》真实作者的猜测就达五十多人，小说的续集和改编也为数众多，每个版本，至少从名义上，都旨在遏制小说不良影响的蔓延。(37)当然，《金瓶梅》本身就预言了小说的结局只是一段新的开始，即这部臭名昭著的历史将被后人无止尽地转述下去。就像小说的最后两句写道：“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注释：
    ①多位学者注意到了《金瓶梅》有描写偷听场面的偏好。从17世纪晚期张竹坡的评论到当代田晓菲的观察，多位学者注意到《金瓶梅》中隐秘的性行为多是通过听觉而非视觉发现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评论和观察虽然颇具见地，但仍趋于散乱。因此，本论文的目的就是尝试对这一现象进行更为持续的讨论。关于张竹坡对于“破绽”，这一经常通过听觉而揭秘的伎俩的评论，见张竹坡撰《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卷十三，第4A页。关于田晓菲的评论，见田晓菲撰《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5-67页。同时，见Martin Huang著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1年，第86-93页。
    ②兰陵笑笑生撰《金瓶梅词话》，梅节编，第3卷，第83回，台北：里仁书局2009年，第113页。以下简称《金瓶梅词话》。
    ③《金瓶梅词话》第2卷，第52回，第792页。
    ④《金瓶梅词话》第3卷，第78回，第1352页。
    ⑤张竹坡撰《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图片复印版，第51卷，台北：广文书局1981年，第21B-22A页。
    ⑥丁乃非撰Obscene Things：Sexual Politics in Jin Ping Mei，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版。
    ⑦这个场景是Andrew Plaks认为的小说中仅有的具有“有点像是温情，互相愉悦，或最起码是表现真实欲望”的三到四个场景之一。Andrew H. Plaks撰，Four Masterworks，第139页。然而仔细分析后会发现，这段描写中明显的合理性和亲密性似乎具有欺骗性。毕竟，李瓶儿的前夫是西门庆结义兄弟花子虚，但他的死与李瓶儿有关，小说使读者容易忽略这段。
    ⑧《金瓶梅词话》第1卷，第27回，第385页。
    ⑨《金瓶梅词话》第2卷，第50回，第751页。
    ⑩根据《金瓶梅鉴赏辞典》，“达达”一词有三种基本含义：1父亲，2情人，3鞑靼人。见孙逊编《金瓶梅鉴赏辞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第324页。
    (11)《金瓶梅词话》第1卷，第21回，第292页。然而张竹坡对这一场景表现出了很明显的批判态度，认为正是这一语言的使用让场景表现的极其淫秽。“写月娘惟扫雪前一夜，所以丑月娘，丑西门也。”张竹坡撰《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51卷，第22A页。
    (12)具体而言，和尚/我们听到，“达达，你休只顾打到几时，只怕和尚来听见，饶了奴，快些丢了罢！”《金瓶梅词话》第8回，第113页。
    (13)张竹坡对西门庆坚持要求称自己为“达达”这点评论道：“只叫言叫不出，惟叫此也。”张竹坡撰《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第4A页。
    (14)崇祯本，第2卷，第78回，第1120-1021页。
    (15)张竹坡评论认为这一句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西门庆坚持让别人的妻子称自己为丈夫，而他自己的妻妾很快就要成为别人的女人。“特为后文诸妾属人一照。”
    (16)对小说乱伦概念的讨论请参看Tina Lu对林太太的讨论，以及Andrew Plaks对李桂姐一角的更加详细的讨论。Tina Lu著Accidental Incest，Filial Cannibalism and Other Peculiar Encoun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5-200页。Eva Hung编，Robert Hegel作序Paradox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之Plaks，Andrew H.著，The Problem of Incest in Jin Ping Mei and Honglou meng，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3-145页。
    (17)《金瓶梅词话》第2卷，第48回，第720页。
    (18)《金瓶梅词话》第3卷，第83回，第1437页。
    (19)请注意“听”一词前面用“忽”一词着重强调。词话本直接将“夜间”用“忽”取代，连续两次使用“忽听见”。兰陵笑笑生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烟和汝梅编注，卷二，第99章，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第1196页。
    (20)《金瓶梅词话》第3卷，第85回，第1461页。
    (21)《金瓶梅词话》第1卷，第15回，第204页。
    (22)关于这段场景的讨论请参看田晓菲《秋水堂注〈金瓶梅〉》，第50-51页。
    (23)请注意这幅插画的视觉性双关含义：“藏在”隐蔽假山后面的人物发现了“藏春坞”的隐秘。
    (24)《金瓶梅词话》第1卷，第23回，第296页。
    (25)《金瓶梅词话》第1卷，第23回，第326页。
    (26)崇祯本第1卷，第23回，第297页。笔者在这里强调作评人兴奋的语气，是为了继而强调此处多种形式的情感升华的重要性。西门庆的色欲通过惠莲对社会地位的渴望而升华，而这一点又通过读者升华为了一种有美学愉悦感的写作的情感反应。简而言之，读者从宋惠莲脱口而出的话中会产生一种扭曲的快感，这种感觉正如宋惠莲发现西门庆色迷迷的眼神一样。有关男性评论家的女性厌恶观点的全面讨论，请参看丁乃非Obscene Things sexual Politics in Jin Ping mei。
    (27)《金瓶梅词话》第1卷，第23回，第326-327页。
    (28)笔者在此用引号是为了强调偷听是叙述中使用的一种创作手段，在这一过程中，小说向读者展现了人 物的“真实”性格，同时又能回避小说自身的意识形态。
    (29)曹雪芹撰《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冯其庸汇编，第3卷，第26回，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62—563页。
    (30)这种同情部分来源于两个人物自身的特点以及小说对于偷听场面的设计。如潘金莲是有意偷听(注意“窃”字的否定意义)，而林黛玉则是无意中听到屋里传来的笑声。同样，在传播偷听内容上，潘金莲被描绘成一个总是“告发”他人，利用他人信息为己牟利的人物，而林黛玉(虽然有时被认为言语犀利，喜欢传言)在这里却表明自己“何尝告他”。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对两个人物不同内心性格的评价，也反映出两部小说对“内部性”描写的整体态度，以及《红楼梦》对于“情”的不断合理化。
    (31)《金瓶梅词话》第3卷，第99回，第1672页。
    (32)《金瓶梅词话》第3卷，第99回，第1671页。
    (33)见Judith T. Zeitlin，Lydia Liu with Ellen Widmer编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之Jin Ping Mei’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7-238页。
    (34)(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转自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35)在讨论考证小说作者研究的价值时，刘世德认为这种研究可称为笑学。而杜桂晨撰《古典文学知识147(2009.6)：141-143)》认为考证作者的研究意义并非在于其发现的答案，而在于寻找答案过程中所做的工作。
    (36)韩南指出，徐阶1583年已不在人世，因此不可能与小说有任何联系。而沈德符将小说与徐阶联系在一起，是为了引出小说与王世贞(1526-1590)有关系(王是徐阶的朋友，严嵩的敌人)，这样小说的出处之争就变得更加有趣了。Asia Major 9.1(1962年)，Patrick Hanan，The Text of the Chin Ping Mei，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