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文学思潮之外的写作

摘　要：摘 要：作为当代文学中成就斐然的一位作家，迟子建在她3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历经伤痕、反思、先锋、新写实、女性主义等种种文学思潮，却一直游走在文学潮流之外，以自己淳朴优美、含蕴灵性与诗意、充满温情和悲悯情怀的作品，走出一条风格独特写作之路，成为文学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

关键词：关键词：迟子建；文学思潮

　　在思潮迭起的文学史的河流中，迟子建是一朵精致而独特的浪花，她行走于文学潮流的边缘，或许偶尔转脸侧望，却不从众不喧哗，而以独立从容的姿态走自己的写作之路。她的作品就像她喜欢用的“月亮”意象一样，朴素、清新、婉约、沉静，笼罩着月华般淡淡的忧伤。她笔下的东北民间世俗生活，平实鲜活，悲欣交集，善恶之中透着关怀与悲悯，笔墨之下闪烁着独特的灵性与诗意。迟子建是当代为数不多的坚持“风俗”写作的作家。她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或许正在于她的作品的独特深刻和不“入流”的独立品格。
一
　　迟子建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起于1986年的《北极村童话》。我们知道，1985年是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出现了一些“异质”的东西，标志着在政治控制有所松动之后，作家主动精神的释放。而在此之前的80年代初期，小说的主潮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品的主题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对“历史灾难”的沉痛控诉和对“历史责任”的反思和探究。作家们对“文革”的介入是直接的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的。迟子建的创作起步时间或许恰好踏在这一潮流的尾巴上，但她从一开始就采取的是与之迥然有别的民间立场。《北极村童话》是一篇以儿童的视角写文革对普通老百姓生活影响的作品，故事中“我”因为说了“给毛主席洗澡，怎么不打香胰子”这样一句天真无邪的话，以及乱调电台收到了苏联的广播而被惶恐的妈妈送到了姥姥家，在姥姥的村子里，好奇心强的“我”不顾姥姥的警告而与被隔绝在村东头的孤独的苏联老奶奶往来陪伴。故事情节很简单，真纯中透露出忧伤和苦涩，但没有情感激烈的控诉，没有正面的残酷表现，它反映出迟子建处理历史的立场。她说“其实‘伤痕’完全可以不必‘声嘶力竭’地来呐喊和展览才能显示其‘痛楚’，完全可以用很轻灵的笔调来化解。当然，我并不是想抹杀历史的沉重和压抑，不想让很多人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文革’在我笔下悄然隐去其残酷性。我只是想说，如果把每一个‘不平’的历史事件当做对生命的一种‘考验’来理解，我们会获得生命上的真正‘涅槃’”  。这种立场贯穿着迟子建的创作，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还有中篇小说《花瓣饭》、长篇《穿过云层的晴朗》等等。
　　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迟子建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如《沉睡的大固其固》、《北国一片苍茫》、《旧土地》、《无歌的憩园》、《鱼骨》、《重温草莓》、《原始风景》等，她的目光聚焦在白雪茫茫的北方大地上，钟情于家园故乡，解读的是寻常百姓的生活和世道人心，这种立场和基调贯穿着迟子建创作的始终，穿越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从而使之与主流思潮始终保持着距离。这一时期盛行的寻根文学，企图从传统的文化心理、性格上反思历史，发掘、重建民族的文化精神，产生了贾平凹的商周系列，高扬秦汉雄风；王安忆的《小鲍庄》，阐释仁学思想；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对楚文化的挖掘等等，迟子建对东北边陲乡民日常生活的书写以及风土民情的表现，地域性上似乎间接寻根文学，但她并没有要从中挖掘某一种文化精神的意图。她关注现代文明进程中普通人的命运和精神生活，活跃在她笔下的那些乡民们生活辛劳艰苦，充满尴尬和无奈，诚然也有因生活的负重而导致心灵的扭曲，而迟子建要表现的仍是他们灵魂深处时时闪现的美好人性光辉，着意展示的普通人人性所葆有的真善美。从文化立场上来看，迟子建的《初春大迁徙》写一个村子向蛮荒之地迁徙和回归，一定意义上几乎与寻根文学背道而驰。
　　迟子建朴素的现实主义也与这时期以刘索拉、残雪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潮流相距甚远。迟子建不赞同先锋派对于叙事技巧的追求和文本意义的消解，她说：“我不喜欢现在的中国文学，这种文学实质上是读了一些博尔赫斯等西方小说舶来品之后对它的一种拙劣的模仿。”因此读者在迟子建的小说中看不到“炫技”和故弄玄虚。这一阶段还有另一种以刘震云、池莉、方方等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潮流。同样是对人的日常琐碎生活的描写，新写实主义注重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强调突出生活中的灰色面，使得生活的美感和艺术的美感均不同程度地丧失。而迟子建在描写人琐碎的日常生活时，虽也有灰暗无奈，却始终不乏温情和关怀，其作品的温情脉脉与“新写实”情感冷漠的“零度叙述”迥然不同。此外，迟子建小说灵动和诗意的美感也远远超过新写实的艰涩晦暗。
二
　　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迟子建创作了《旧时代的磨坊》、《秧歌》、《香坊》等接近“新历史主义”的小说，第一次与文学潮流靠近。在叙事立场的民间化和历史视角的个人化方面，迟子建的这些中篇小说，包括后来的《伪满洲国》都与“新历史主义”有相似之处，但迟子建的小说并没有“新历史小说”对“革命”的颠覆和重述的特质，《旧时代的磨坊》写的是旧时代大宅院女子的悲剧命运，《秧歌》是 “小梳妆”凄婉的人生传奇，而《香坊》是围绕“香炉”的得失牵扯出的一个小家庭的悲欢离合。历史在这些作品中是一幕昏黄的时间背景。那长篇《伪满洲国》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历史小说”呢？这部小说主要写生活在伪满洲国的小人物，从溥仪、婉容、祥贵人、福贵人等皇室，到胡二、杨三爷、王小二等所谓贱民；从王亭业、郑家晴到王金堂、祝兴运；从李香兰、谢子兰到慰安妇、朴善玉、杂货张，这各色人等的书写，都是从日常生活写起。作者通过记录他们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命运浮沉，来展示伪满洲国统治下的民众生活状态，并希冀以此来还原、或者说论证这段历史的存在。这与“新历史小说”漠视历史的真实性存在和对历史意义的质疑显然不同。《伪满洲国》之于“新历史主义”，是极具个性地走进，又极具个性地走了出来。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迟子建与90年代的“女性文学”热潮又是否相融呢？迟子建说：“我写作时，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女迟子建’在写作。无论是 处理重大的历史题材，如《伪满洲国》，还是处理小题材，如《亲亲土豆》、《清水洗尘》等，我只遵从艺术的原则。不过，我很少写关于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我也从来不去刻意追求一部作品的厚重感。”迟子建在写作中从来没有凸显过自己的女性身份或者彰显“女性意识”。她写过很多个性饱满独特的女性形象，但那也只是和男性对等互补的艺术形象。比如《亲亲土豆》里的李爱杰，是一个勤劳、坚韧、善良的女人，她和丈夫在贫瘠的生活中相濡以沫，丈夫患了绝症，她不离不弃，坚强地承受命运的磨难，丈夫去世之后，她用承载他们生活希望的土豆埋葬他，小说结尾刻意的浪漫手法升华了夫妻双方那种温暖和谐的爱。《逝川》中的吉喜年轻时即漂亮又能干，却因为“完美”没人敢娶而孤独终生，她也悲伤，也怨恨上帝，但依然坚强地活着，并以一种更为智性的方式（为阿甲渔村的新生命接生）无形中回应那些不要她的男人，吉喜的命运或许的悲剧的，但她的善良、倔强，她对生命的慈悲和柔情，令人感佩。诚然，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迟子建的写作天然地具有女性细腻、婉约和柔美的气质，但其作品的题材和内在精神则比之于“女性文学”更为广阔。
三
　　迟子建的作品，携带着清新扑面的泥土气息和浓烈的地域文化色彩，充满着深切的民间“底层”关怀，闪烁着琥珀色的神性、灵性与诗意的光芒，它亲切朴素而魅力隽永。新世纪以来，迟子建创作了《伪满洲国》、《穿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雪坝下的新娘》、《微风入林》、《一坛猪油》、《踏着月光的行板》、《起舞》、《鬼魅丹青》等重要作品，作品境界更为开阔和沉静。迟子建仍在潮流之外，保持独立的品格，并一步步走向深刻。
　　在文学的谱系中，文学思潮和流派是文学史的写作重点，而对于迟子建这般不依傍文学潮流坚持以独立姿态写作的作家，她将以怎样的身份面貌进入文学史呢？这是文学史写作者需要考量的问题。迟子建三十多年的文学成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便不进入文学史，迟子建同样可以守护着她所建立起来的那个属于底层、属于弱者的世界，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写作信仰。一个作家可以不属于文学史，但不能不属于自己的读者，哪怕这个读者群体是那样的无名弱小。一个有像自己一样固执坚持某种信仰的读者群的作家是幸福的。”

参考文献：
 迟子建：《后记：一条狗的涅槃》，《越过云层的晴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 迟子建：《温情的力量》，张英：《文学的力量》，第29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 迟子建，郭田珍：《“因为写作就活得潦草，那是傻瓜”》，《大地》，2008年第23期.
 何平：《“这段长长的写作生涯，流水无痕”——迟子建读记》，《中国作家》，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