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五六十年代学术界逻辑学的论战

　　(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哲学界、逻辑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次重要学术盛事。这场讨论对我国逻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肯定了形式逻辑，提出并使学术界深入思考了诸多问题，达到了学术讨论的目的。这场大讨论涉及形式逻辑的对象、客观基础、真假与对错关系以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等问题。关于这些问题讨论的论文绝大部分收集在《逻辑问题讨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逻辑问题讨论续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逻辑问题讨论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里。

　　就形式逻辑的对象而言，许多学者认为形式逻辑是关于正确思维的初步规律和形式的科学。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初步思维形式与思维规律的“初步”一说欠妥，主张把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分别加以定义。王方名先生认为：古典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语言思维的逻辑性和推论过程的规律性、规则的科学；归纳逻辑的研究对象是用实证方法来研究思维的质的方面的思维形式。

　　关于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问题是当时颇有争议的问题。以马佩、马特、江天马冀、李志才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是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和质的规定性。周谷城、王方名、朱丰杰等学者却认为形式逻辑不受客观事物的支配。

　　关于真假对错的关系问题，争论中基本上是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真假和对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正确性是真实性的一个方面，是真实性的特殊场合，形式逻辑既研究对错，又管真假。另一种观点认为真实性和正确性是有区别的，形式逻辑不研究内容的真实性，只研究思维形式的正确性。周谷城认为，认识的真不真，是各科的事，推论的错不错是形式逻辑的事，逻辑据实践以为推，使实践所得，更趋正确，不至于前后矛盾；实践提供资料，使推论不至于陷入空论之中。

　　关于形式逻辑的作用问题，周谷城、王方名等学者认为形式逻辑不是认识方法，它是帮助人们进行正确的推论，使人们的认识不前后矛盾。其作用是‘由隐推到显”、“由零推到整”、“由已知推到未知马特等学者认为形式逻辑既是证明的工具，又是认识的方法，形式逻辑中的演绎和归纳推理能够达到认识现实的目的，发挥认识现实的作用。

　　曾经一个时期，苏联“在逻辑教学中，发生了对逻辑根本问题之模糊思想及混乱思想”，屠加林诺夫、马伊斯特诺夫等学者片面地认为“数理逻辑这门学问，只能用来解决数学证明上的许多问题“但是外国的那些数学论证人’却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走了唯心论和玄学的道路，继续把逻辑形式化，取消逻辑所有的物质内容，并企图使数学、数学方法及数理逻辑取得科学上的'世界国学术界关于逻辑论战中也出现对数理逻辑的批判和学术政治化的现象。

　　恩格斯曾经说过“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这是逻辑学发展的必然现象，而五六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几乎不可能发生。

　　(二）

　　毛泽东之所以支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逻辑学论争，与其逻辑观和学术热情有关早在1920年，毛泽东已经熟悉逻辑学的基本内容，并谈到逻辑学上的错误。他于1920年11月26日给罗学瓒的信中说到逻辑学的错误是以情论事，时间上以一时概永久，空间上以偏概全，以主观概客观等。并认为后三者错误他可以避免，“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尽管当时毛泽东对逻辑学的认识不够全面、准确，但它说明青年毛泽东已经关注逻辑学的问题。

　　受苏联学术界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对形式逻辑大批判的思潮，毛泽东也受其影响，认为“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在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但是，后来毛泽东大量地阅读逻辑学著作、论文，认识到逻辑学的科学价值和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形成对逻辑学的正确认识。

　　在1938年潘梓年将其著作《逻辑与逻辑学》寄给毛泽东后，他三天便读完，看后颇为兴奋。新中国建立后，周谷城、马特、且大有、王方名等学者的文章他都阅读过。阅读章士钊、金岳霖等逻辑学家的逻辑著作，从他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对逻辑学的强烈兴趣和关爱。现举两例说明。

　　“高智同志：

　　请你在上午找一本1956年一月号的《新建设〉；再将《哲学研究》1957年全年六期（第四期已到）找来为盼！

　　毛泽东六月十九日上午七时《新建设》1956年全年各期，1957年全年各期都找来，更好。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江青那里，请给我于上午找来'“行平先生：各书都收，读悉，甚谢丨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

　　也正是如此，毛泽东认识到逻辑学的工具性质，并认为逻辑学与辩证法无高低、优劣之分，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逻辑学，不同的阶级都可以用，在曰常生活中，人们离不开这门工具科学。他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⑴在此文里，他还要求人们学点逻辑。毛泽东这一正确的逻辑观，是其支持这场逻辑论争的重要因素。

　　为了使这场逻辑学论争真正地成为一次学术的自由讨论，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逻辑问题讨论会、关心逻辑学著作出版而自己又不轻易谈论逻辑问题。1957年3月15曰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聚谈过一次逻辑问题；957年4月11曰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逻辑界、哲学界人士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周谷城、王方名等学者研究逻辑论争所提的问题；1958年6月26曰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再一次聚谈逻辑问题，参加者有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周谷城，从下午5时45分一直谈到晚上11点半。毛泽东还十分关心逻辑学著作的出版和论文集的刊印，他说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是“吾意此足以为今曰参考资料，宜于印行”；潘梓年的《逻辑和逻辑学)是“比较重要和有影响的逻辑学著作'在他的关心和要求下，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逻辑组负担挑选逻辑专著的出版，由三联书店再版逻辑丛书11本。毛泽东曾写信给康生说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曰汇编印出，不胜企盼丨姜椿芳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收入了一九五三年以后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共一百五十篇，分为六集。其中第三、第四集是两个专集。第三集收入的主要是苏联译文，第四集收入的主要是数理逻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这套论文集一九五九年八月印出，可惜始终未公开出版。

　　毛泽东反对迷信权威，认为：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周谷城的论文为许多学者所批判，他有些不踏实，毛泽东鼓励他继续写文章进行辩论；但当他出版《形式逻辑与辩论法》请毛泽东作序时，毛泽东又谢绝说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歹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12〕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学术讨论的态度。

　　毛泽东对这场逻辑讨论的支持还体现在经他倡导由中共中央认可的学术方针和政策。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他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他后来还指出，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毛泽东的这些观点通过《人民曰报>、《光明日报》等媒体传播给广大知识分子。同时，陆定一又专门召集知识分子作长文传达，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和政策，为学术的自由讨论提供了契机。这场逻辑学的论争也正是在这一文化、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并保证了这场论争的学术性。

　　(三）

　　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逻辑学发展史上功不可没。毛泽东对学术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昭示我们:一门学科的发展，固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而社会环境对该学科的发展也起着重大作用。然而，目前逻辑学的社会处境令人堪忧：在一些高校，原在文科开设的逻辑学课程或被取消，或被压缩课时；由于经费等原因，许多逻辑学学术会议难以召开或按时召开；学术成果难以面世、交流，虽然中国逻辑学会于1979年成立，但时至今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逻辑学学术刊物；逻辑学建设投入不够，建立项目少，致使逻辑学科立项困难、经费奇缺，逻辑学研究、教学人员外流现象严重，研究后备人才不足等等。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国现代哲学、文学、史学、科学、教育的变革，没有哪一门学科离开过逻辑。中国近现代诸多学者把逻辑学视作“文化救国”的根本。谭嗣同视逻辑学为“学者之始基”，并认为由辨学(逻辑学）而算学，算学实辨学之衍于形者也；由算学而格致，格致实辨学算学同至于用者也，学者之中成也。孙中山认为凡稍涉猎于逻辑者，莫不知此为诸学诸事之规则，为思想云|行|为之门径也。梁启超称，凡一切政治法律生计社会诸学科无不由“论理的”而趋于“历史的”，凡以归纳论理学之日以光大也。严复更把逻辑学作为一切学之学，一切法之法，认为其精深广矣。胡适则认为，近代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冯友兰认为，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虞愚认为，以科学典籍皆从逻辑法则而成，不通逻辑，几如良将徤卒乏戈予甲胄以为之籍，以攻不克，以守不克成。也正是因为逻辑学的重要性，毛泽东才对其重视。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当代，逻辑学已经应用于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应用于行政、经济、科技、公共关系、管理与决策中，应用于法律理论与实践中。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大英百科全书》目录卷的科学分类栏目中，逻辑学居各门自然科学之首。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基础学科的目录中，逻辑学居第二位。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化或国际化，必须首先“逻辑化”。随着逻辑应用技术和方法研究的不断深入，逻辑学必将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社会也必将对逻辑学重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