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逻辑进路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逻辑进路
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是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早在中学毕业考试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表达了他对人类幸福的深厚的感情，他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1]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这一崇高理想预示了马克思后来思想发展的方向。
一、马克思早期理性主义的人学观
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的一个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宗教，阐明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在其“序言”中，马克思借用伊壁鸠鲁和普罗米修斯的口，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哲学并不隐晦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 [2] 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自我意识”，以此颠倒神和人的关系，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WWW.lw881.com所以，从表面上看，论文探讨的是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差别，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为人的自由作论证。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是个人意识的象征，个人意识只有离开世界，才能在这个它感到无能为力和受压迫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自由。” [3] 但是，马克思对于人的问题的立场表明，此时的马克思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因此，在马克思真正形成科学的人学理论的思想进程中，必须首先超越黑格尔哲学设置的“精神的”和“逻辑”的人。
从《莱茵报》时期开始，马克思直接关注的是贫苦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利益。正是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地区农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民处境的研究，推动马克思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莱茵报》被查封后不久，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像癞蛤蟆那样，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德国专制制度的原则就是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而成为最完善的庸人世界。庸人就是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来的奴隶或马匹一样，完全成了他们主人的附属品。面对这种动物般的庸人世界，马克思非常愤怒地强调：“必须唤醒这些人的自尊心，即对自由的要求。” [1] 很显然，马克思对当时专制制度的德国下的人的生存状况表现出了强烈的关切。
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和人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国家不是人的存在的基础，“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黑格尔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1]。在其中，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是一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力量。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明确提出不同于政治解放的“人类解放”的问题，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内在缺陷的同时，批判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认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所以，“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4] 与此同时，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一文中对资产阶级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废除封建制度，实行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从表面上看这是消灭了农奴制，实际上只是使它变得更不合乎人性和更普遍……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卖淫比初夜权更不道德、更残暴。”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是这样的民主制，即“中间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穷人是无权的，是备受压迫和凌辱的，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虐待他们。” [4]
二、从理性主义的人学观向感性主义的人学观的转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能动的创造活动以及劳动过程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过程的合理思想，进而认识到劳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在这基础上，马克思的思想又大大向前迈进了：第一，马克思认为，正是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劳动，形成了社会本身，生产劳动是社会的基础。在这里，马克思以他当时可能的方式，大体上表达了他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表达的基本思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第二，马克思认为，现实的社会产生现实的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人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指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本身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 [5]。第三，马克思强调了劳动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的历史发展。就是说，这时马克思已经看到劳动不是某种抽象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它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因而社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地发展的。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5]。这些理论上的前进表明，马克思是从劳动出发去说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把人看做社会的人，并由于初步分析了劳动和社会的历史发展，所以，他说的“社会的人”实际上就是现实的社会的人。这样，马克思就大致确定了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劳动—社会—人。
当然，此时的马克思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5] 但是，马克思已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他始终面向工人阶级，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他从国民经济学的事实出发，关注工人阶级的生存活动，指出，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劳动是异己性的，因而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因此，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吃、喝、生殖和居住等动物机能时，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在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样，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进一步的前进，就是超越费尔巴哈。
1845年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全面地归纳了他的新世界观的基本要点，集中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其中的基本思想在随后不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详尽的发挥，既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也是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的形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上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 [6] 费尔巴哈认为，要建立新的哲学，就必须对思辨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进行批判，而批判的中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因此，人的问题是费尔巴哈攻破这两种哲学的有力武器。而且，费尔巴哈找到了批判的依据。他呼吁：“消除人类由来已久的关于彼岸和此岸的矛盾心理，以使人类能全心全意地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现世和现在。” [7] 基于此，费尔巴哈认为，思辨哲学与神学有共同的本质，并把黑格尔哲学称为“理性化和现代化了的神学”，“黑格尔哲学使人与自己异化，从而在这种抽象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起它的整个体系” [7]。这样，费尔巴哈又认为，哲学的本质特点是与人的本质特点相符合的，只有人化了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未来哲学的任务就是将哲学从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导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境界。
毫无疑问，对费尔巴哈批判思辨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依据，马克思是肯定的。但是，进一步的问题是，人的本质是什么？对此，费尔巴哈的关键之点在于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证方法：其一是从人与自然的本体关系中解决人的本质，这是他解决人的本质的最基本的原则，它的错误在于自然本体绝对化，即成为—切事物的本质，于是人成为自然存在物；其二是从人与人的统一中思考人的本质。但这个“统一”并不是统一于社会关系，而只是“你”与“我”的统一，因而统一的人并不是真实的人，只不过是抽象的人。这说明费尔巴哈的哲学不仅是人本主义的，而且是“自然主义”的。与费尔巴哈相反，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其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活动。
唯物史观首先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和生产过程，并认为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这个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现实的人”作了明确的规定：“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 [6] 在这里，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根本之处在于，不是把人归结为自然的人，而是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在马克思看来，脱离了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谓“现实的人”仍然是不现实的、抽象的人；考察人的发展过程必须以实际社会历史过程为基础,以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为基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完成了哲学上的“双重变革”：既是历史观上的变革，又是人学观上的变革。这一“双重变革”统一于唯物史观的创立。
三、指明人类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
《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对人的问题的哲学分析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资本论》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人这个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不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分析看做是研究的根本目的。对马克思来说，其目的在于借助于这种分析，为全体劳动者论证“扬弃”现实社会的可能性和寻找现实的途径，以便创立没有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使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资本论》及其手稿，论述了人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探讨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命运，以及共产主义新人的培养和形成问题。马克思是从对社会的研究进入到对人的研究，而不是相反。《资本论》“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 [8]。马克思认为，人是生产的主体、历史主体，是人类历史的前提，但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 [9] 马克思主义研究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10]。而“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根源则在于社会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人的发展的学说的独特的贡献，就是着眼于社会关系及其历史变换来考察人的解放。他们认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 [4] 马克思正是从人的社会关系对人的发展决定作用的角度，把人的存在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相对应的社会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这时候，人受自然支配，人们依照血缘或地域关系结成共同体才能生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没有联系”，或者只有以自然血缘或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
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相对应的社会经济形态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它克服了人的自然局限性，消除了人的依赖关系，使得满足人本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活动只有变成追求交换价值的活动才具有经济意义。也就是说，商品生产和交换使人与人的关系通过物（商品）间接表现出来，马克思把它概括为“物的依赖性”。尽管这种“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 [11]。但是，在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阶段，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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