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以降词学批评对南北宋之宗的消解机制分析

　清以降词学批评对南北宋之宗的消解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3卷南北宋之宗是我国传统词学批评的基本论题。这一论题主要从推尚北宋词，或推尚南宋词，或对南北宋词兼融并取的角度来展开阐说，对照与比较其相互间的差异、特点、优缺之处、艺术功能及审美价值等。在我国传统词学史上，有着相互联系、相互对立的两条线索，即一方面是对南北宋词偏尚的承衍论说，另一方面是对南北宋词偏尚的不断消解之论。前一线索与词学批评的演变发展始终相伴随，后一线索主要呈现于清代以降，它们相承相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显示出词学批评在历时视域中所经过的不断对垒、融合及如何逐步达到深层次沟通的，显示出重要的理论批评价值，富于历史观照的意义。本文对清以降词学批评对南北宋之宗的消解予以考察。
　　导引与凸显：清前期词学批评对南北宋之宗的消解
　　对南北宋之宗的消解思想大致出现于清代前期。沈暤日、宋荦、曹禾、曹贞吉、蒋景祁、先著、王时翔、马荣祖、娄严等人，从不同的方面对偏取南北宋词作出多样的分析与阐说，将对南北宋之宗的消解论题初步凸显出来。
　　在南北宋词之宗尚上，沈暤日较早体现出平正的认识。其《瓜庐词序》云：“近代词家林立，指不胜屈。阳羡宗北宋，秀水宗南宋，北宋以爽快为主，南宋以幽秀为主，好尚或有不同。而秀水《词综》一书，二者并收，未尝有所独去而独存也……虽然，一代有一代之风气，一人有一人之性情，既不可强之使合，亦不可强之使分。得乎心，应乎手，各自吐其所怀，自成其一家所言，以待后来之论定而已矣。”[1]544他评断阳羡派以北宋词为宗，而浙西派以南宋词为尚，显示出迥异的审美情趣。他称扬朱彝尊编选《词综》在一定程度上能兼融并取两宋之词，是甚具择取眼目与批评识力的。进而立足于不同时代及各异创作主体立论，认为词的创作与前代的“分”与“合”关键在创作主体要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自然地成就一家之言，这与渊承好尚之“末事”相比乃更具词的创作根本之见。可以说，沈暤日较早将传统词学批评中的南北宋之宗尚论题予以了提升，对其论争所融含的理论意义明确予以了揭橥。同样，宋荦亦将兼融并取南北宋词优长与独自创辟词道的追求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其《红萼轩词序》云：
　　诗余至两宋尚矣。而世之学者顾各有所偏，学北宋则易入粗豪，学南宋则渐流于靡曼，是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词，以温柔为原本，以雅澹为工夫。才大如东坡翁而有词家诗之目，常不若秦、柳为当行。至奇狮白石，异曲同工，而辛同工，而辛之颓唐亦多出。姜之秀洁下古人得力处自有浅深，岂真划南北宋而鸿沟之欤？[1]732
　宋荦论断习学北宋词易入于粗豪之径，而追摹南宋词则易入于委靡之途，究其根本便在于效仿者不能从根本上理解词体之性与把握词作之正道。尽管他强调词的创作还是要以婉约雅致为其质性所在，但他立足于本色当行之艺术表现路径，融合南北宋词之优长，从而多方兼取、成就自我，也是消解南北宋之宗尚的一种努力。
　　曹禾则从强调填词“有我”的层面，对云间派诸人一味以北宋词为宗的习气提出批评。其《珂雪词话》云：“云间诸公，论诗宗初盛唐，论词宗北宋。此其能合而不能离也。夫离而得合，乃为大家。若优孟衣冠，天壤间只生古人已足，何用有我。实庵与予意合，其词宁为创不为述，宁失之粗豪，不甘为描写。”[2]141曹禾比照与云间诸公论诗只倡扬初盛唐一样，认为他们能效仿而不善创辟。他本着“夫离而得合，乃为大家”的创作原则，推尚曹贞吉填词立足于开辟与创新，宁可在具体艺术技巧运用与风格呈现上有所欠缺，也决不停留于对前人词作的一味趋附与效仿之中。可见，曹禾对云间派诸人偏取北宋词的批评，一定意义上寓含着对南宋词人善于创辟的肯定，其论体现出对偏持南北宋之宗尚的努力破解。对此，蒋景祁将兼融并取南北宋词的批评取向进一步予以了凸显。其《刻瑶华集述》云：“今词家率分南北宋为两宗，歧趋者易至角立。究之臻其堂奥，鲜不殊途同轨也。犹论曲，亦分南浙（注：‘浙’为‘北’之讹），吾皆不谓之知音。”[3]448蒋景祁认为妄分南北宋词的做法，是只见其异而不见其同、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的简单化做法。究其实质，南北宋词在艺术本质上异途同趋，在创作取径上都体现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先著《若庵集词序》也有深刻论述：
　　夫宋人之于词，固风会使然，天授之技也。于诗自一二大家外多不免于见拙，于词即微而不甚著者亦足以见长。虽南北体制稍有不同，而后因于前，其为工妙绝伦则一。昔人之评《古诗十九首》也，曰“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维词亦复如之，宁有古今高下之判哉？
　　先著在总体上对宋人词作推崇备至，评断其乃“天授之技”，认为它们相互间前后因承、各有所长。他引述钟嵘评《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之语，评断宋词具有动人心魂的艺术魅力，其相互间是难有高下优劣之分的。先著这里对南北宋之偏尚论题的消解，立足在“风会使然”的论说理据之上，强调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化趣尚造就出各异的词体词风，其论是甚为服人的。王时翔《小山全稿自跋》云：“词至南宋始称极工，诚属创见。然笃而论之，细丽密切，无如南宋。而格高韵远，以少胜多，北宋诸君，往往高拔南宋之上。”（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引）[5]3458王时翔针对朱彝尊所倡导的“词至南宋始工”之论予以辨说。他肯定朱氏之言甚富于创见，认为其见出了南宋词在创作技巧上善于创辟衍生，在词作用笔上呈现出肌理细密的面貌特征，但虽然如此，他判评北宋词在艺术表现上善于以少胜多、凝练传神，蕴含着巨大的审美生发性，体现出高拔的格调与深远的韵致。王时翔之论，清晰地体现出南北宋词各具特色、艺术表现难分高下的持论，亦是显见平正的。同样，马荣祖《红雨斋词序》极力倡导“南北宋未可优劣”之论：
　　至于南北宋之作，人以时分，尤不容以意为轩轾。南宋一 倡百和，人自标新，诚拓出于北宋境地之外。然北宋诸公之小词，有约至十余字为一调者，正犹汉魏五言诗，气韵天成，不容置力。南宋苦思追琢，痕迹未融，虽长调极工，于此不免敛手。迨朱竹垞专主南宋，不知子野为白石之先驱，美成即宋末之蓝本，南北宋未可以优劣论也。[4]453
　　马荣祖认为，南北宋之词相通相承，其相互间有着内在承纳与创新的诸多因子，只有时代不同的差异，我们不应以某种特殊的批评观念来对其加以抑扬。他论断南宋词人大多善于开拓创新，于北宋词之外另开境界、另标意趣;但北宋词人所作气韵天成、自然入妙，这又是南宋词人所难以追摹的，确是不可简单地以优劣高下而论的。娄严《蜕兰绮语自引》云：“昔云间论词，谓当从香艳入手，故《湘真》、《幽兰》集中绝无吴、史诸调。评者谓如襄阳、左司不能李、杜歌行，未害雅人深致。至竹垞始尊南宗，学者翕然从之，耳食者遂并易安、秦、晏皆指为靡靡，斯则不通之论。善乎，兰泉先生曰：‘长调以南宋为极，中小令则南唐五代较胜。离之两美，合之互伤。’斯不易之语。”[4]669-670娄严评说云间派论词主张从香艳温细入手，而以“雅人深致”为审美原则，这其实是承扬了唐五代北宋的词作主体审美观念;而朱彝尊倡导以南宋词为宗尚，一时从之者甚众，以至于少数盲目追随者对李清照、秦观、晏殊之作，亦指责为柔媚淫靡，这当然也是难以服人的。娄严持同王昶之言，认为南北宋词人在不同形式体制创造上各有所长，因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充分尊重彼此所形成的个性特色，而不可盲目地强调趋合。至此，娄严将兼融并取南北宋词之论进一步言说了开来。
　　承衍与拓展：清中期词学批评对南北宋之宗的消解
　　清代中期，词学批评对南北宋之宗尚的消解之论相对较少一些。此时，周济、蒋方增、赵怀玉、顾广圻等人在比照的视野中，进一步对南北宋词的创作笔法与艺术表现特征等作出具体细致的论说，他们将对南北宋之宗的消解及兼融并取之论承衍与拓展开来。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两宋词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士，而衰于乐工，南宋盛于乐工，而衰于文士”[5]1629，肯定南北宋词在不同的方面各有强弱与盛衰。他从或偏于辞才表现、或偏于音律运用的方面对南北宋词优缺之处予以简洁的比照，论断北宋词在张扬创作主体才性上有其所长，呈现出文士化的特点;而南宋词在音律运用上见其优势，体现出乐工化的特点，南北宋词在艺术表现上确乎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偏的。其《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进一步比较：
　　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径，有门径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无门径故似易而实难。[5]1645
　　周济概括北宋词在艺术表现上更见本色当行，其以自然之音律表现为本，言为音用，故情景表现中取当下之景象，抒当下之意绪，体现出自然天成的特点，在浅切中显示出深致;而南宋词坛因文人争胜，其词作在艺术表现上体现出追求技巧运用的特点，注重变化创新，不断开拓词作题材与创作取径。前者即景生情，无创作门径可循，创作效仿上似易而实难;后者因有门径可循，故创作效仿上体现为似深致而实际上流于浅切之境地，其相互间的异别是甚为显著的。
　蒋方增《浮筠山馆词钞自序》云：“词之为道，自唐衍于五代，至宋而大盛，逞妍抽秘，无美弗臻。世人好言北宋，要非通论。分镳并骋，南宋始极其工，宋季始极其变，金元间如蔡伯坚、吴彦高、元裕之、萧竹屋、曾舜卿、虞伯生辈，骎骎乎入宋人之室。”[6]卷首蒋方增论断词至宋代而大行于世，创作技巧不断丰富多样，各种词作风格竞相呈现。他批评一味推扬北宋词之论，认为南宋词在追求创作技巧的多样性与面目呈现的工致性上体现出特色，其与北宋词相较确乎是各有千秋的。赵怀玉《秋蓼亭词草序》云：
　　词肇于唐而盛于宋，宋词之自北而南，犹唐诗之由初盛而中晚也。秦、黄、周、柳，温丽芊绵;苏、陆、辛、刘，沈雄顿挫。所趋虽别，异曲同工，固不以时代之先后为轩轾也。[4]777
　　赵怀玉将宋词由北入南比譬为唐诗之由初盛而中晚之发展历程。他论断绵丽婉曲与沉郁豪放作为两种代表性词作风格，其创作路径各异、艺术追求互别，但它们殊途同归，我们切不可以所出现的时代先后而对词作妄加判评，这是不得要领的。同样，顾广圻《玉琴斋词题辞》对南北宋词都持以称扬与推重的态度：
　　填词宗派，五代、南北宋各极其妙。近人惟挦扯玉田、附会竹西六家，自外皆未之寓目，乌足与知此事耶？观梅村题中举放翁、金荃、清真，而归之学富才隽，无所不诣其胜，可以知前辈诚不可轻及矣。[4]12
　　顾广圻肯定南北宋词各有其妙处，批评一些人学词只知道以南宋张炎为宗尚，于近人则习效浙西诸人，囿于一隅而不能兼容。他推扬吴伟业对陆游、温庭筠、周邦彦等人的论评，认为他们在才情与学力等方面各有所长，都是值得学习的榜样。顾广圻之论，体现出广阔而辩证的词学批评观念。
　　充实与深化：清后期词学批评对南北宋之宗的消解
　　清代后期，郭晋超、于昌遂、谢章铤、刘熙载、杜文澜、张德瀛、贾敦艮等人，在相互比照的视域中对南北宋词的体制质性、艺术特征、音调择选、语言运用、风格表现、艺术境界等作出更多维面与更深入细致的论说，他们将对南北宋之宗尚的消解从不同向度上予以了充实与深化。
　　郭晋超《受辛词叙》云：“词之宗旨，始于唐，昌于宋，至元明则窔不辟，门户遂迷。世之作者，非高张苏、辛、秦、柳，即挦扯周、王、姜、张。不知南北宋之大分径庭，名大家各具香火，正未容浅窥疏测也。”[4]1244郭晋超简洁地梳理词作演变发展的历史，认为两宋时期词坛名家众多，南北宋词人各有渊源承纳与艺术追求，创作路径各有不同，都是不容小觑的，凸显出对南北宋词的并重之意。于昌遂对界分南北宋词的做法进一步予以论说，其《卖鱼湾词跋》云：
　　词分南北宋，犹诗云初盛中晚唐，不过纪其时代先后大概而已。派别不以此分，工拙岂以此论？即如我朝词家，首推小长芦长，次则樊谢老人，世所谓宗南宋者。而迦陵、珂雪二子，则铜琶铁板，唱大江东去，旗鼓相当，在当时亦推程不识部曲，未有以霍姚目之者。而近来倚声家则举苏、 黄、辛、陆而鄙弃之，非曰粗豪，即曰不协律。比观其所作，不过取侧艳之题，传淫冶之语，袭《花间》、《尊前》余习，初不似十八女郎声口，便自诩为柳七，不知闻者已作数日恶矣。[4]1365-1366
　　他认为，宋词分南北与唐诗分初盛中晚一样，仅以时间先后为界，而并不寓含抑扬高下之意。于昌遂论说朱彝尊、厉鹗等人作词以南宋为宗尚，而陈维崧、曹贞吉等人作词则推扬豪放之风，这都缘于创作者性情之所近与趣尚之所在，并不能以此而对前人词作妄加批评，但当世一些词人却盲目地指责豪放一路创作，而自诩为婉曲雅致，这实际上背离了以不同历史时期划分词作之初衷，是对词学批评之举的浅薄践踏。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北宋多工短调，南宋多工长调。北宋多工软语，南宋多工硬语。”[5]3470他对南北宋词的体制形式与字语运用予以比较，指出它们在风格呈现上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复又对南北宋代表性词人词作是否合于其特定时期主流词统予以论说，认为“欧阳、晏、秦，北宋之正宗也。柳耆卿失之滥，黄鲁直失之伧。白石、高、史，南宋之正宗也。吴梦窗失之涩，蒋竹山失之流”。[1]3470此论显示出谢章铤视南北宋词各有正宗与旁流的批评观念，体现出其对南北宋代表性词人词作特征的更深入细致的辨分，也彰显出了其对南北宋主流词统的极力维护态度，其论说是甚为辩证的。同样，刘熙载《词概》云“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5]3696，从笔法运用与艺术表现上的不同，简洁地道出南北宋词在审美特征上的差异，指出它们在笔法运用上的疏密与粗细，艺术表现上的显隐、浅深、精练与浑融等之间是截然相反的，呈现出互补性的特点。杜文澜《憩园词话》云“盖北宋为小令，重含蓄，继唐诗之后。南宋为慢词，工抒写，开元曲之先”[5]2945，概括北宋人善于创作小令，以含蓄蕴藉美为追求;而南宋人善于创作长调，以铺叙展衍见长。前者承唐人诗歌之体自然而来，后者开启元人散曲之先声，在文体流变过程中明显体现出历史过渡性，它们内在承续与创生，相映而并美。杜文澜之论，体现出对文学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观照眼光。
　　进而，张德瀛《词徵》云：“两宋词离合张歙疏密，各具面目，其犹禅家之南宗北宗，书家之南派北派乎。然究其所造，则根情苗言，固未尝不交相为用。”[5]4151两宋词如佛家之南北禅及书法领域之南北两派，各具创作取径、艺术体貌与风格特征，但它们的相通之处都体现为依据于人的情感孕含而生发，由“情”而“辞”，植根于情感积聚而显现于言语表象之中，故其在内在本质上是相融相渗的。此论将传统词学批评的南北宋之宗尚论题提升到更为辩证融通的层面，显示出探本性。贾敦艮《紫藤花馆诗余序》亦对以南宋词为宗尚之论极意地予以驳斥与辨析：
　　今之言词者曰：必以南宋为正宗，然则北宋诸家皆不正乎？噫，亦太甚矣。昔东坡訾少游效柳七，而少游愠之。盖耆卿之词，未免夹杂俗艳，若苏与秦则一代雄才也，而亦可谓之不正乎？要之北宋之词与诗合，南宋之词与诗分。北宋犹争气骨，南宋则专精声律。是南宋词虽益工，以风尚而论，则有黍离降而诗亡之叹矣。安得独指为正宗乎哉？[1]1704
　贾敦艮论断，北宋苏轼、秦观等人乃一代大家，其词作与柳永词相比有着判然之别。它们或以本色见长，或以创变显胜，在艺术质性上趋合于诗体，而南宋词在艺术质性上则与诗体分别更大;北宋之词以充蕴气骨见长，而南宋之词在声律表现方面更见出妙处，但其又与对社会生活的切实表现拉出一段距离，其内涵呈现出相对虚化与浮泛的特点。贾敦艮之论，多方面地道出南北宋词的艺术质性与审美特征，将南北宋词一同标树为词的创作之正道，显示出对南北宋词更深入细致的观照，体现出甚为融通开放的批评观念，将对偏取南北宋词的消解之论引向了深入。
　　值得补充的是，这一时期词学批评对南北宋之宗尚的消解，还突出地体现在陈廷焯与王国维的论说中，他们对南北宋词创作取径、艺术特征及面目呈现等作出多维面的比照与分析，将对南北宋之宗的消解及兼融并取之论推向了高峰，从一个视点有力地标示出传统词学的批评层次与水平。笔者对此已有过详细论说，兹从略。[7]50-55
　　完善与张扬：民国以降词学批评对南北宋之宗的消解
　　对南北宋词宗尚的消解之论，在民国以降的词学批评中仍然得到承衍，其主要体现在况周颐、龙榆生、《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赵尊岳、沈轶刘等人的论说中。他们结合时代的差异，将对南北宋词的平正论说与辩证分析继续倡扬开来，将兼融并取南北宋词之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传统词学批评南北宋之宗论题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张扬。
　　况周颐《蕙风词话》云：“两宋人词宜多读、多看，潜心体会。某家某某等处，或当学，或不当学，默识吾心目中。尤必印证于良师友，庶收取精用闳之益……善变化者，非必墨守一家之言。思游乎其中，精骛乎其外，得其助而不为所囿，斯为得之。当其致力之初，门迳诚不可误。然必则定一家，奉为金科玉律，亦步亦趋，不敢稍有逾越。填词智者之事，而顾认筌执象若是乎？吾有吾之性情，吾有吾之襟抱，与夫聪明才力。欲得人之似，先失己之真。得其似矣，即已落斯人后，吾词格不稍降乎？”[8]39况周颐主张学词的过程重在细心体会，多方兼取，逐渐悟入，反对拘守一家，坐井观天，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他进一步指出，初学作词确乎要有门径可寻，不着门墙是难入殿堂的，但坚执地奉某一家为不变之律，反对“亦步亦趋”，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他认为创作者一人有一人之性情，一人有一人之襟怀，一人有一人之才力，一味习学他人而必失己之本真，这使自己先在地落乎人后，其词作格调又怎能拔俗呢？在此，况周颐从学词角度对拘泥之习的破解，将兼融并取前人与凸显创作主体自我本真的要求一同道了出来。
　　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认为“词以两宋为极则，而论者或主北宋，或主南宋”，“此皆域于门户之见，未察风气转变之由，而妄为轩轾者也”[9]251在他看来，南北宋词宗尚之论不能识见词作风气之转变与词史整体演变发展、缺少理性批评的眼光，必须坚决摒弃。其又云：
　　两宋词风转变之由，各有其时代与环境关系，南北宋亦自因时因地，而异其作风。必执南北二期，强为画界，或以豪放婉约，判作两支，皆“囫囵吞枣”之谈，不足与言词学进展之程序。吾人研究词学，不容先存门户之见，尤不可拘于一曲以自封。循吾说以观宋词，或可扫空障碍。[9]276
　　龙榆生发挥文艺社会学的观点，认为南北宋词风格之异乃缘于不同时代与环境之关系，两者间确是不可强分界域与彼此割裂的。只有以宏观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观照两宋词学的历史进程，才是我们所应持有的批评态度。龙榆生极力批评门户之见与拘泥之习，消解狭隘之批评眼光，将传统词学批评论题予以了更具现代性的理性审视。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朱彝尊《江湖载酒集》云：“自周邦彦以来，莫不以婉雅为正宗，实自淮海启之，玉田虽雅，往往流为滑易，彝尊但知玉田，而不知淮海，此其所以不能沉郁也。浙派之病，在于过尊南宋，而不能知北宋之大也。”[1]344《提要》作者通过评说朱彝尊以张炎词作为宗尚，而不能进一步上溯秦观之词，界定此乃其词作入乎婉雅而不能进乎沉郁之境的深层次缘由。《提要》作者批评清代浙西派词作缺失便在过于推扬南宋之词，而对北宋词作缺乏辩证的观照之故，此论将兼融并取南北宋词的批评主张进一步予以了张扬。
　　新中国成立后，赵尊岳《填词丛话》云：“学者动谓北宋不易学，学亦不易成就。按之体制，原无两宋之别。惟一则尽力于环中，一则超然于象外。词笔词心，取径各异耳。其曰先学南宋再进于北宋者，亦先求能抒其浓挚，再使进而至于淡穆。其曰天分少不学北宋，学历少不学南宋，则以天分不高，势难通深入浅出之妙;学力少则文采又不足以尽浓挚之致，使蕴于中者，悉发于外。”[10]283赵尊岳明确提出“原无两宋之别”的观点，认为引发南北宋词差异的根源乃在于创作追求与笔法用力的不同。南宋词“尽力于环中”，更多追求的是词体本身的精美，故而讲求浓挚之情、精练之笔，主于学力;而北宋词则“超然于象外”，更多致力的是讲究词之事外远致、淡穆之境、冲淡之笔，因而更主于天分。南北宋词之所以留给后人那么多相互比较与分析探讨的空间，正是因为其创作取径与艺术追求不同所致。如果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差异，而对南北宋词之优劣高低妄下论断，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沈轶刘《繁霜榭词札》则云：
　　两宋词，本为一体，只有时代之异，初无高下之分，无北则不能正其始，无南则不能备其全。故南北合流，不应偏废。必欲强为出入以言宋词，是割裂源委以求江河也。[2]845
　　此论甚为辩证透彻，南北宋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成就与相互补充的，它们在艺术表现上只存在时代的差异，而并无优劣与高下之分别。我们切不可出主入奴，盲目地抬高或贬低任何一方，否则，便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只求汇成江河而不问源头何在之举，是令人可笑的。沈轶刘之论对全面地观照与把握词作历史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特征显示出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体现出了新的时代对南北宋词宗尚之论的更高层次认识。
　　参考文献：  
　　[1]孙克强，杨传庆，裴喆.清人词话[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2]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陈良运.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
　　[4]冯乾.清词序跋汇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5]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蒋方增.浮筠山馆词钞[M]. 稿本.南京图书馆藏.
　　[7]胡建次.清代词学批评对两大传统词学宗尚的消解[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