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日常人际问题解决中的悲伤情绪体验和情

  1　引言
    情绪体验以及相应的情绪调节策略在成人阶段随着年龄增长，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是情绪研究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Lawton，2001；Carstensen，Pasupathi，Mayr, & Nesselroade，2000)。
    悲伤对老年人的认知活动和心理健康存在重要影响，例如处于抑郁状态的老年人普遍具有过度增强的悲伤情绪体验。但关于老年人的情绪发展尤其是人际交往中相应情绪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研究结果。情绪的毕生发展理论认为，情绪随着年龄存在一个发展过程。老人可能更容易保持情绪的稳定，而且社会经验的增加可能使他们更容易调节情绪(Carstensen et al.，2000；BlanchardFields，1998)。但人们一般认为老年人随着交往范围的缩小，认知能力的降低和体质的衰弱在人际问题解决中可能更容易体验到悲伤情绪。已有研究比较了老年人和青年人包括悲伤情绪在内的负性情绪上的年龄差异，但结果和解释不尽一致(BlanchardFields, & Coats，2008；Carstensen，Pasupathi，Mayr, & Nesselroade，2000；Gross，Carstensen，Pasupathi，Tsai， Skorpen, & Hsu，1997)。Lefkowitz和Fingerman(2003)研究表明悲伤情绪体验随着年龄而增加。但 Blanchard-Fields和Coats(2008)的研究表明，老年人的悲伤情绪体验报告显著少于青年和中年人。 Gross等(1997)也发现老年人的悲伤情绪体验存在与年龄相关的降低。而Charles和Carstensen(2008)发现老年人在不愉快情景中体验的悲伤情绪同青年人没有显著差异。总之，关于悲伤情绪体验的年龄特点仍然是研究者探讨的重要问题。
    针对日常人际问题解决中出现的负性情绪体验，个体会采用一定的策略进行调适。如何针对悲伤等负性情绪体验，采用情绪调节策略，关系到个体的身心健康。Blanchard-Fields，Mienaltowski和Baldi(2007)把10种情绪调节策略归为3类，即工具性问题调节策略、被动情绪调节策略和前摄性情绪调节策略。工具性问题调节策略指，使用诸如认知分析、有计划的解决问题和调整对方的观点和行为等手段以调节情绪。被动性情绪调节策略指采用逃避，抑制和被动依赖别人的方法调节情绪，前摄性情绪调节策略指预先采取行动以阻止可能的负性情绪，如通过正面情绪应对来处理情绪反应，情绪反思以及寻求社会支持以调节情绪。Blanchard-Fields 和 Coats(2008)发现老年人使用的被动情绪调节策略显著多于青年人，而使用的前摄性情绪调节策略要显著少于青年人，认为老年人的体质和能力的下降会影响积极主动的情绪调节，老年人使用更多的被动调节策略，是因为被动情绪调节策略，也许可以帮助老年人维持容忍程度，更好地保持身体健康。但是，有关研究也表明，在日常人际问题中，老年人比青年人和青少年更有效地关注和管理自己的情绪(Blanchard-Fields，2007；Blanchard-Fields，Mienalto-wski & Baldi，2007)。本研究试图检验在悲伤情绪体验下老年人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的年龄特征，即年龄对老年人的悲伤情绪体验和相应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
    人格与情绪体验和情绪调节策略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关系(Watson & Clark，1992)。黄敏儿和郭德俊(2003)发现青年人外倾性较强者倾向于体验快乐等正性情绪，在情绪调节上对悲伤、愤怒等负性情绪较少重视。Ready和Robinson(2008)研究表明，在人格与负性情绪体验的关系中，老年人的“大五”人格特质不能显著预测负性情绪体验。Kardum和 Hudek-Knezevie(1996)以大学生为被试，发现艾森克人格特质的外倾性维度和负性情绪有显著负相关，而神经质和精神质都和负性情绪有显著正相关。但是上述两个研究要求在5点Likert量表中报告情绪状况，并笼统的分为正性和负性情绪，不利于了解具体的情绪类型和人格特质的关系。而且从年龄差异分析上看，上述有关结果是有矛盾的。本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从人格特质和情绪及情绪调节的关系上分析老年人和青年人的悲伤情绪体验及情绪调节的差异，即了解人格特质对老年人的悲伤情绪体验和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
    2　方法
    2.1　被试
    共49名老年人和61名青年人参与研究，其中2名青年组被试和3名老年组被试的部分数据因有缺失而被删除，1名老年被试在访谈过程中语言和情绪表现极端被排除。进入正式数据统计的老年组被试45人，年龄为60-89岁，M=67.87，SD=7.02，其中男性22名，女性23名。青年组被试59人，年龄为18-33岁，M=23.83，SD=3.55，其中男性28名，女性31名；被试在语言表达和理解上正常，无抑郁，躁狂或极端易怒等倾向。老年组被试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年，标准差1.70年；青年组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6.25年，标准差2.23年。两组的教育年限存在显著差异，t(102)=10.62，p＜.001。被试在一个4点量表上报告自己的健康状况(1=很差，2=一般，3=良好，4=很好)，老年组被试报告的健康状况(M=2.20，SD=.66)显著差于青年组(M=2.73，SD=.665)，t(102)=4.029，p＜.001。
    2.2　测量方法
    采用访谈法对情绪体验和情绪调节策略进行测量，让被试回忆过去一年中的三个日常人际问题，以及在这三个日常人际问题处理中体验到的情绪状态和调节这些情绪所使用的策略(Berg，Strough，Calderone，Sansone，& Weir，1998；Blanchard-Fields，2007；Blanchard-Fields，Stein，& Watson，2004)。日常人际问题就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冲突或矛盾等有关的事件及解决事件的过程。因为主要了解在人际间问题解决事件中的情绪和调节策略。而且采用被试自我报告法，所以通常以三至四个有限事件为研究材料，用来反映人际间问题解决中情绪有关的状况(Blanchard-Fields & Coats，2008)。三个日常人际问题涉及到与关系不同的人的交往，其中包括家人，朋友和同事(同学、邻居或参加同一活动的人)。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然后进行回放转录和编码。人格特质测量采用钱铭怡、武国城、朱荣春和张莘(2000)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EPQ-RSC)中文版。该量表共有48个项目，由4个分量表组成，分别测量被试在神经质，内外向、精神质和掩饰上的得分，原始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本研究中，内外向，神经质和精神质量表上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值分别为.75、.78和.68。在统计分析中把每个被试在每个分量表上的原始分转换为T分数(钱铭怡等，2000)。
    2.3　测量程序
    在描述三个日常人际问题之前，让被试完 成一个情境恢复任务，让被试回答下面几个问题：事情发生在这一年的什么时候?您当时住在哪里?描述您当时的生活状况?事情发生的时候您在哪里?情境恢复任务之后，让被试将自己置身于日常人际问题情境之中并描述问题和结果，能够让别人理解该问题情境下发生了什么。在具体和详细地描述了问题之后，让被试介绍引起问题的事件，遇到的问题和问题解决的目标，以及为了达到目标所使用的问题解决策略。这部分访谈主要是让实验者明白被试所描述问题的整个过程。
    情境恢复任务之后，接着让被试回忆问题情境中体验到的情绪和处理这些情绪所使用的策略。主试引导被试进入描述的每个人际问题情境中，被试要回答在人际问题情境的每个时间点上体验到的情绪以及调节情绪所使用的策略。访谈结束后，被试完成艾森克人格问卷测试。实验采用逐个进行的方式。
    2.4　编码方案
    2.4.1　情绪编码方案
    依据Izard的基本情绪分类，将被试在每种情境下报告的不同情绪进行分类。对日常人际问题情境中报告的全部情绪进行编码(Izard，1977)。其中悲伤情绪的编码按照Izard的界定进行，即悲伤包括难过、垂头丧气、孤单、沮丧、不安、悲痛和感伤等。被试在报告事件过程中的情绪和调整情绪办法后，由两名不了解研究目的的专业人员对情绪类型进行编码。情绪分类根据事件的发生背景和被试的描述为依据，如冲突过程中受到他人的伤害或感觉没有得到别人的尊重，为此感到难过，则划为悲伤类别。两名编码人员对悲伤情绪的评分者一致性系数为.80。不一致的地方通过讨论和协商来解决，比如被试在描述情绪反应中使用一个行为表现的词语，如“闷闷不乐”，是否算作悲伤情绪反应内容。如果被试在同一个问题情境中多次提到同一种情绪，也只算作一次。
    2.4.2　情绪调节策略编码方案
    将被试处理每种具体情绪时所使用的策略分类到3个大类别下的9种具体情绪调节策略上。根据 Blanchard-Fields和Coats(2008)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分类，3个大类别的9种具体情绪调节策略为：工具性问题解决策略(认知分析，有计划地解决问题，调节其他)；被动情绪调节策略(回避—否认—逃离，通过压抑情绪来调节反应，被动依赖)；前摄性情绪调节策略(通过正面应对来处理情绪，对情绪进行反思，寻求社会支持)。2名经过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在不了解研究目的情况下对被试在每种负性情绪上采取的情绪调节方式进行评分。2名编码人员对每种情绪调节方式在9种策略上判定一个分数。评分为3种：1(表示没有使用该策略)、2(表示部分使用该策略)、3(很大程度上使用该策略)。3个大类别的分数为大类别下面的小类别策略的平均分。因此，每个分数为该策略使用的平均程度。3种大类别的情绪调节策略的评分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r=.72，r=.79，r=.75。不一致之处通过编码者的讨论和协商解决。
    3　结果
    3.1　两组被试在各项测量上的差异检验
    表1　为被试在悲伤情绪体验及情绪调节策略和人格特质上的得分。以悲伤情绪体验得分为因变量，以年龄组(青年人vs.老年人)和性别为自变量，以教育年限为协变量进行2×2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F(1，98)=2.29，p=.13，偏=.02。性别的主效应以及年龄和性别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以工具性问题解决策略得分为因变量，以年龄组(青年人vs.老年人)和性别为自变量，以教育年限为协变量进行2×2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F(1，98)=.05，p=.82，偏=.001。以被动情绪调节策略得分为因变量，以年龄组(青年人vs.老年人)和性别为自变量，以教育年限为协变量进行2×2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龄的主效应显著，F(1，98)=7.14，p＜.01，偏=.17。老年人使用的被动情绪调节策略显著多于青年人。同样的方差分析表明年龄对前摄性情绪调节策略的主效应不显著。性别主效应以及年龄和性别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另外，老年组和青年组在外倾性、神经质和精神质维度上差异均不显著。
    
    3.2　情绪体验、情绪调节策略与人格特质的相关分析
    首先，老年人的悲伤情绪体验与被动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r=.62，p＜.001。青年人的悲伤情绪体验与被动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r=.27，p＜.05。其次，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老年组被试的悲伤情绪与其人格特质的神经质维度呈显著正相关，r=.34，p＜.05；而青年组被试的悲伤情绪与其人格特质各维度相关不显著(ps＞.10)。第三，老年组被试的工具性问题解决策略和人格外倾性呈正相关，r=.42，p＜.01；青年组被试的被动情绪调节策略与外倾性维度呈显著负相关，r=-.28， p＜.05。表明老年人人格特质上越外向，越倾向于使用工具性问题解决策略，而青年人越外向，越少使用被动情绪调节策略。老年组和青年组的前摄性情绪调节策略均与其人格维度的外倾性呈显著正相关，r=.38，p＜.01；r=.51，P＜.01。
    可以看出，老年组和青年组的差异在于，老年组的悲伤情绪与人格特质中的神经质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而青年组的悲伤情绪体验和人格特质相关不显著。老年组的工具性问题解决策略与人格中的外倾性有显著正相关，而青年组的被动情绪调节策略与外倾性有显著负相关。
    3.3　情绪调节策略对各变量的回归分析
    老年组和青年组在情绪调节策略上的主要差异在于被动情绪调节策略，为了考察有关因素对老年人更多的选择使用被动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以被动情绪调节策略得分为因变量，以年龄，教育年限，悲伤情绪得分和人格特质各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年龄可以显著预测被动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Beta=.33，△=.11，F变化=12.48，p=.001。悲伤情绪体验得分可以显著预测被动情绪调节策略使用，Beta=.40，△=.15，F变化=20.04，p＜.001。人格特质内外向维度可以显著预测被动情绪调节策略使用，Beta=.18，△=.03，F变化=4.83，p＜.05。
    进一步分析老年人的情绪调节策略，分别以工具性调节策略、被动调节策略和前摄性调节策略为因变量，以年龄，教育年限，悲伤情绪得分和人格特质各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建立的回归方程中，只有人格特质的内外向维度可以显著解释工具性问题解决的方差变异，Beta=.42，△=.18，F变化=9.25，p＜.01。只有悲伤情绪得分可以显著预测被动情绪调节策略的方差变异，Beta=.62，△=.39，F变化=28.17，p＜.001。只有人格特 质的内外向人格维度可以显著解释前摄性问题解决的方差变异，Beta=.38，△=.15，F变化=7.42，p＜.01。
    同样进一步分析青年人的情绪调节策略，分别以工具性调节策略、被动调节策略和前摄性情绪调节策略为因变量，以年龄，教育年限，悲伤情绪得分和人格特质各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建立的回归方程中，悲伤情绪可以显著解释被动情绪调节策略的方差变异，Beta=.27，△=.07， F变化=4.48，p＜.05。人格特质的内外向维度可以显著解释被动情绪调节策略的方差变异， Beta=.35，△=.12，F变化=8.14，p＜.01。在建立的回归方程中，年龄可以显著解释前摄性问题解决策略的方差变异，△=.09，F变化=5.87，p＜.05。教育年限可以显著负向解释前摄性问题解决策略的方差变异，△=.06，F变化=4.11，p＜.05。人格特质的内外向维度可以显著解释前摄性问题解决的方差变异，△=.21，F变化=18.81，p＜.001。而没有发现任何变量可以显著预测或解释工具性问题解决的方差变异。
    4　讨论
    本研究显示，老年人与青年人相比，在悲伤情绪体验和情绪调节策略上的表现，以及年龄和人格特质的影响上，具有不同的特点。
    老年人在人际问题解决中，体验到的悲伤情绪平均多于青年人，但当以教育水平作为协变量进行方差分析时，老年人和青年人在悲伤情绪体验上的分数差异变得不显著了。这一方面表明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人际问题解决中体验的悲伤情绪在客观上存在一定差异，另一方面悲伤情绪体验受到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这个结果与Blanchard-Fields和 Coats(2008)以及Gross et al.(1997)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他们发现老年人比青年人体验的悲伤情绪少，认为老年人倾向于体验正性情绪，减少负性情绪体验。与Charles和Carstensen(2008)的结果一致，即老年人在不愉快情景中体验的悲伤情绪同青年人没有显著差异。老年人似乎对事情更多伤感，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伤心，同时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自我的悲痛氛围中，进行自我反思。在日常人际问题解决中，中国人更注重个人修养，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愉快。由此可见，悲伤情绪体验既受年龄影响，同时也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这个研究结果延伸了以前的研究结论，补充了关于老年人人际问题解决中悲伤情绪体验的资料。
    研究表明，当以教育水平作为协变量时，仅在被动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上，老年人显著多于青年人，而工具性问题解决策略和前摄性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上老年人和青年人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老年人在人际问题解决中应对悲伤情绪，使用更多的被动情绪调节策略，这与Blanehard-Fields et al.(2004)以及Blanchard-Fields和Coats(2008)的研究结果一致。首先，被动情绪调节策略(如从负性情绪情境中撤退)能够帮助老年人维持可接受程度的生理唤醒，老年人的能量储备和健康状况不如青年人，采取被动情绪调节策略也许能帮助老年人更好地维持身体健康(Consedine et al.，2002)。其次，老年人使用较多的被动情绪调节策略，可以用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来解释。即老年人回避负性情绪体验可能不是在困难面前的被动表现，而是一种主动的有目的的情绪调节策略(Carstensen et al.，2003)。另外，本研究发现，老年人的被动情绪调节策略与悲伤情绪体验有关，即悲伤情绪体验可以显著预测被动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老年人使用较多的被动情绪调节策略，一方面反映了情绪调节策略的偏好选择，另一方面可能与其悲伤情绪体验有关。本研究说明老年人的被动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存在年龄相关性和情绪相关性。
    研究发现老年组被试的悲伤情绪与其神经质相关显著，这是与青年组不同的地方。这提示，人格特质和悲伤情绪体验的关系在年龄上是有差异的。老年人的悲伤情绪体验，可能与人格特质有一定关系。这与Ready和Robinson(2008)的观点不一致，他们认为在人格一负性情绪体验的关系中，老年人的负性情绪体验更少受到个性和人格的影响。关于人格特质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本研究表明，对老年人而言，被动情绪调节策略只与悲伤情绪有关，而人格特质不能显著预测被动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对年轻人而言，被动情绪调节策略不但与悲伤情绪体验有关，而且还受到人格特质内外倾维度的影响。对老年人和青年人而言，人格特质的内外向维度都可以显著预测前摄性调节策略的使用。这表明人格特质对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前摄性主动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模式是一致的，即比较外倾性的人更容易倾向选择前摄性情绪调节策略。这可能与构成外倾性的特质以及行为风格有关系，例如外倾性者好社交，活泼好动，寻求刺激，感情激烈和好冒险，所以在解决日常人际问题中，更主动地从行为、思想和社会关系方面调节自身情绪。但人格特质的内外向维度对老年人的工具性问题解决策略有显著预测作用，而不能解释青年人的工具性问题解决策略。这可能因为青年人使用诸如认知分析、有计划的解决问题和调整对方的观点和行为等手段，与人格特质关系不紧密，而老年人某些认知功能的下降可能影响他们这种手段的使用，仅依赖于一贯的行为倾向。
    本研究为老年人的悲伤情绪体验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资料，比较突出的两点是，一、老年人的悲伤情绪体验，当考虑到教育水平的作用时，与年轻人没有显著差异。老年人选择较多的被动情绪调节策略，一方面是因为年龄的因素，另一方面是悲伤情绪体验增加了被动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二、老年人的悲伤情绪体验和情绪调节策略受人格特质的影响，老年人的悲伤情绪体验与人格特质的神经质维度有一定关系。内外向性对老年人的工具性问题解决策略影响上，与青年人的模式不一致。但在内外向维度影响前摄性情绪调节策略上是一致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有一定局限性。虽然在研究过程中依据经验对自我报告表现异常的被试进行了筛选，但限于老年人的精力和时间关系，没有采用精神卫生评定有关工具进行测量。
    5　结论
    5.1　老年人在日常人际问题处理中的悲伤情绪体验与青年人没有显著差异。老年人使用的被动情绪调节策略上与青年人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人和青年人的被动情绪调节策略都与悲伤情绪体验有关。
    5.2　老年人的悲伤情绪体验与其神经质呈显著正相关。老年人的工具性问题解决策略和前摄性问题解决策略与其内外倾性呈显著正相关。内外倾性对老年人前摄性情绪调节策略影响上与青年人是一致的。但老年人的被动情绪调节策略只与悲伤情绪体验有关，而青年人的被动情绪调节策略除与悲伤情绪有关外，还受内外倾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