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全先生的学术思想的文献综述

   周礼全(1921—2008)，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中国模态逻辑的奠基人，中国自然语言逻辑的开拓者，师从中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他在逻辑学和哲学领域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为推动中国逻辑学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其研究领域涉及哲学、现代逻辑、逻辑史、自然语言逻辑等诸多方面。周先生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由他亲自执笔、主编，于1994年出版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1]，这部力作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提出了一个包括意义、语境、隐涵和预设等为主体骨干的语言逻辑体系，描述了一种成功交际的理论和一个语言交际图式。在周先生90周年诞辰之际，笔者特撰写此文，传学风，寄幽思，慰先哲。
    一、在哲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大力宣传哲学家的使命
    在1956年发表的《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2]这部专著中，周礼全先生考察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对概念的论述，并以此为基础正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论，以及概念发展理论的基本特点。他对不同种类的定义加以区别，并对抽象概念和具体概念进行了区分。该著作批判了当时苏联和中国哲学界把马克思主义研究简单化、庸俗化和教条化的倾向。该著作主要属于哲学史性质，但同时也包含了周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发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应如此说”，对当时苏联和中国哲学界和逻辑学界都提出了大胆挑战。
    在1989年出版的《黑格尔的辩证逻辑》[3]这一专著中，周先生深入研究了黑格尔思想的重要成果。通过详细论证，他辩证地肯定了黑格尔狭义思辨逻辑中的合理思想，并以科学的态度，批评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弊端。周先生从扼要剖析康德的先验逻辑入手，比较了它与黑格尔的思辨逻辑的异同，精辟论证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是康德的先验逻辑的继续和发展，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思想背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周先生对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观性”部分，即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是其作出显著贡献之所在。
    诸葛殷同先生在评价周先生的著作时说：“周先生受分析哲学、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都很深。分析和思辨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巧妙地结合在他的哲学著作和逻辑著作中”；“周先生对传统逻辑笔下留情，对数理逻辑有所不满，力图创立一种新的逻辑，也就是肯定、否定之否定的想法。兼容并包分析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特点，也许是我们在学术上最值得向周先生学习的长处”[4]31。
    由于受到Ogden和Richards的The Meaning of Meaning(《意义的意义》)，以及Morris的Sign，Language and Behavior(《指号、语言与行为》)这两本书的影响，周先生认可逻辑实证主义者对形而上学的部分分析，但对他们关于形而上学的结论却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既不能笼统地说形而上学命题是没有意义的，也不能取消形而上学。周先生认为：高明的哲学，应该像数学那样严密，应该像诗那样优美，应像宗教那样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
    1990年10月周先生在武汉大学作了《哲学家的使命》的讲演，对正统逻辑和自然语言逻辑加以了区分，对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观和哲学观加以了批评；他认为哲学是世界观，也是安身立命的智慧，并对哲学家和哲学匠进行了区分。周先生认为：哲学是一个非常抽象和非常复杂的理论体系，应该借助逻辑，尤其是自然语言逻辑来加以研究；哲学是时代的火炬，哲学家的使命就是对人类、历史和宇宙作出贡献，“哲学应指导人生，促进人生的幸福，哲学应指导社会，促进社会进步”。他认为，哲学家需要很好了解哲学的根本性质和功能，不要脱离实际、故弄玄虚，不能“以艰深文简陋，以糊涂充高明”，而“应维护哲学的可理解性”，“应强调哲学的实践性”，“哲学需要革命或革新”。
    在这次演讲中，周先生用康德的名言“在我上者有日月星辰，在我心中有道德规律”来表达了他的哲学观和道德观；周先生通过弘扬《大学》里的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和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哲学家的使命进行了诠释。最后，当周先生用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这四句名言来自勉并激励哲学界同仁时，“突然感情激动，老泪纵横，不能自已”[5]19。因为这四句名言倾泻了他的肺腑之真情，流露了他对历史上那些伟大哲学家崇高人格的无限敬仰之情，昭示了他追求真理的背后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虽然周先生锲而不舍、努力奋斗了一生，却仍然留下了许多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未竟的事业。正是这种敬仰之情和惭愧之情的交织，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时时警醒着他的心灵。这不能不令后辈学子为之动容！周先生常常劝导中青年学者要树立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要“安贫乐道”，“希望大家安排好，抓紧时间，积极向上，不虚度年华”。这不能不激励我们立志沿着周先生的足迹，奋起直追国外“老大哥”，以告慰先生之灵！
    周先生自青年时代就对伦理学感兴趣，想在大学学习几年后写一本《先秦伦理学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周先生对伦理学和哲学兴趣不断高涨。他的《哲学家的使命》的演讲表达了他的主要哲学思想。他越来越感到伦理学的重要：认为应该回到儒家的观点，赞同哲学“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观点。周先生认为进行元哲学研究也很重要：元哲学以哲学为研究对象；对元哲学进行研究可以使得我们了解哲学的根本性质、功能和使命，这对理解、评价、欣赏和创造哲学系统很有必要[5]19。
    周先生这些著作和独具慧眼的思想既是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又是应用逻辑方法进行哲学研究的典范，其清晰性和严密性，一直为学界称道。毫不夸张地说，周先生是一位思想深邃并有着独创见解的哲学家。
    二、大力传播现代逻辑，提倡现代逻辑应该理论联系实际
    汪子嵩先生认为，1946年周先生成为金岳霖先生的研究生后，周先生遵循清华哲学系的传统：从金岳霖到沈有鼎、王宪钧，再到周礼全都一贯重视哲学和逻辑，尤其是现代逻辑，并以此对哲学问题和系统加以研究[4]7。事实上，周先生不止重视现代逻辑，也重视传统逻辑。王 路在随笔《寂寞求真》一书的“得遇明师”一节里，就谈到周先生要他读亚里士多德的《论辩篇》。因为在周先生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非常重要。
    周先生一边研究现代逻辑的基础理论，一边关注和思考现代逻辑的应用问题。他认为：应该使用形式逻辑的知识和技能去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应该结合自然语言授予学生更丰富的逻辑知识，并在讲课中着重培养学生解决逻辑问题的能力。他把这一看法应用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周先生看来，课程改革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处理形式逻辑中的问题。
    1959年，周先生发表的《形式逻辑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6]一文主要讲了1952年秋至1955年他在北大逻辑室的几点思想：形式逻辑应该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形式逻辑处理的问题应该来源于思维实际，并接受思维实际的检验；形式逻辑应该结合中国的语法修辞，并多讲逻辑谬误。
    周先生是在中国传播现代逻辑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在中国正确传播传统逻辑知识的代表人物之一。由金岳霖先生主编，周先生协助编写，经过去伪存真、反复修改的高校教材《形式逻辑》于1979年出版，该著作是新中国第一本克服了许多错误并渗透现代逻辑分析精神的高校形式逻辑教材。该著作对中国逻辑教学的影响极其深远，此后的形式逻辑教科书大都是以此书为蓝本而编写的。
    周先生坚决反对把传统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坚决反对对传统逻辑的种种歪曲。他很早就提倡逻辑应为哲学服务，并大力推介哲学逻辑，特别是模态逻辑。周先生经过数十寒暑的辛勤研究，终于在1986年出版了《模态逻辑引论》，成为我国第一个系统研究模态逻辑并出版了专著的学者。此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模态逻辑以及可能世界理论的学术专著。该书介绍了包括公理系统和自然演绎系统在内的一些主要的模态系统，并运用可能世界语义学理论对模态算子进行了解释。对可能世界语义学和模态算子的研究渗透了周先生自己的独到见解。此书最后一章《模态逻辑简史》堪称模态逻辑史的专著，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此书为中国模态逻辑这门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先生的工作为中国逻辑学界广泛深入地了解、掌握模态逻辑系统和可能世界理论，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具有学术创新精神，是中国自然语言逻辑的开拓者和传播者
    周先生最重要的成就是为中国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举旗开道，培养并组织学术班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率先提出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的观点。周先生身体力行，他一方面系统介绍了国外的语言逻辑思想，翻译出版了沙夫的《语义学引论》、莫里斯的《指号、语言和行为》，讲授了问句逻辑、模态逻辑、蒙太格语法等课程。另一方面对语言逻辑进行了长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明确提出：对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应该在结合现代逻辑学、现代语言学和现代修辞学的基础上进行，应该使用现代逻辑分析自然语言，以此建立新的逻辑系统，并对逻辑理论的内容加以丰富和充实，从而拓展逻辑理论的应用能力，从而为人们的日常思维和交际提供更有效的工具。他的这一思想在国内外都具有开创性。
    1962年周先生发表了《形式逻辑应该尝试分析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一文，该文精湛地论述了形式逻辑研究自然语言具体意义的必要性和方法。周先生从分析实际思维出发独立得到的一些观点与国外同时期的自然语言逻辑颇有类似之处。比如：他对不同意义的语句的分析与奥斯丁的语旨行为(illocutionary act)的思想类似；他强调语法要结合修辞，提出的关于语境与具体意义的观点就与格瑞斯的隐涵(implication)思想类似。在此文中，周先生明确提出应该扩大逻辑基本词项，并建立新的逻辑系统——自然语言逻辑。
    1980年，周先生在《逻辑与语言研究》上发表了《边干边学加强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一文。该文指出：自然语句的基本单位是语句，诸如命令逻辑、疑问逻辑、时态逻辑等等研究各种语句的逻辑就显得非常重要；与形式语言相比较而言，自然语言的突出特点就是对语境的依赖性，因而应该从逻辑角度来研究语言和语句同语境的关系；自然语言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工具，所以从逻辑角度来研究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的语用逻辑也显得非常重要的。周先生的这些高屋建瓴的观点为我们研究自然语言逻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1978年的全国逻辑大会上，周先生作了题为《形式逻辑与自然语言》的专题报告，该报告引起了听众的极大兴趣，促成了语言逻辑研究会的成立。该报告表明：周先生的研究已从个人摸索地孤立研究的阶段前进到与国际研究的合流，这是他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雏形。他认为：语言的感情因素是语言意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应当深入研究。后来，该报告经过整理修饰后发表在1993年的《哲学研究》上。文章主要包括：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正统逻辑和自然语言逻辑、解决自然语言的多义性问题、预设、意谓和意思、带有感情色彩的语句、成功的交际这七个部分的内容。
    在1978年以后的各届全国逻辑会议上，周先生多次不厌其烦地强调自然语言逻辑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很好地研究自然语言，就要求我们有很好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专业训练。这要求我们不但要重视数理逻辑的学习，还要重视标准的、非标准的模态逻辑的学习。他认为，自然语言逻辑实际上是一种非标准的模态逻辑。
    由周先生亲自执笔、主编并于1994年出版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就是他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具体实践和总结。现任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张家龙评价道：“这部著作是中国自然语言逻辑奠基时期的代表作。”在该书序言中，周先生道出了他的大逻辑观：形式逻辑要想在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方面起重要作用，就必须与自然语言、语形、语义和语用等相结合，就必须与人们的思想感情的表达和传达以及人们的交际活动相结合。该书在现代的逻辑、语法和修辞以及现代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相对于逻辑传统而言的新的三结合，并包括了形式语用学、描述语用学和应用语用学这三个主要部分。周先生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意义的分层理论、语境问题、成功的交际、情感在推理中的作用。
    周先生亲自为该书撰写了“语言、意义和逻辑”以及 “语境”、“隐涵”、“预设”、“成功的交际”等章节。他将语言形式分析为抽象语句、语句、话语和在交际语境中的话语这四个层次，并依次区分出如下四个意义层次：抽象语句的意义，即命题；语句的意义，即命题态度；话语的意义，即意谓；交际语境中话语的意义，即意思；这四个层次环环相扣、层层相包。
    李先焜先生认为：周先生的四层次意义理论不仅吸收了以前各种语义理论的长处，并把它们放在不同语言层次上进行应用，而且还回避了它们各自的缺陷性，克服了试图在一个平面上，仅用一种理论来解释一切意义现象的做法的片面性；四层次意义理论吸取了已有理论的精华，又对其有所超越。所以，四层次意义理论是对语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突破[4]73。
    这部力作的另一个创新之处就是周先生把成功交际划归逻辑的范围。他认为，交际过程就是人们不断使用符号传递信息的过程，也是必然包括推理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应用和理解的过程，而推理，自然是逻辑学的范围。该著作的另一个思想亮点是周先生关于情感问题的论述，他的四层次意义理论分析了情感在意义理论和推理中的作用。但是，要建立一套涉及情感的逻辑系统，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研究。
    在该著作中，周先生提出了准确地传达、成功地传达、准确地理解和成功地理解这几个概念；并指出成功交际一般是指成功地传达、说话者的成功传达包括了听话者的准确理解；成功交际有时包括听话者的成功理解，有时则不包括。他指出，正确了解话语的语境及变化是正确表达、传达和理解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功交际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周先生还对格瑞斯的合作准则进行了修改和扩充，并提出了“真诚准则、充分准则、相关准则、表达准则和态度准则”这5条合作准则。
    周先生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的思想是在反复思考和教学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他的这一思想具有鲜明的反映论特征，并且深受黑格尔逻辑学的影响[7]10－13。近30年来自然语言逻辑的蓬勃发展壮大说明了周先生具有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周先生的自然语言逻辑的思想在中国逻辑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国内一大批学者沿着他开辟的方向，在自然语言的逻辑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领域大显身手。比如，他指导培养的博士生邹崇理和蔡曙山分别在这两个方向做了非常重要而深入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四、对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1年，周先生发表的《亚里士多德论矛盾律和排中律》[8]是中国逻辑学界最早的全面系统地、具有创造性地研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哲学思想的学术成果。这是一篇保卫传统逻辑、反对全盘否定传统逻辑的文章。在周先生看来，传统逻辑的合理内容，是应该被现代逻辑所继承的。此文是周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花了很多心血认真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形而上学》后，再加上他自己的智慧结晶而成的。该文中，周先生在尽可能忠实原文本意和原文次序的基础上，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作了一番解释和整理；阐明了原文中每章每节的思想，把原文中各种论证进行了分类，并说明了各论证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了每类与每个论证的逻辑性质。周先生把亚里士多德的论证分为三类：语义方面的论证、逻辑方面的论证和事实与实践方面的论证。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每一种论证都作了忠实详尽而清楚的分析和解释，并且说明了这三类论证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亚里士多德在论证中批评了当时希腊其他哲学流派的某些观点。该文显示出周先生扎实的逻辑训练基本功。
    周先生的《模态逻辑引论》[9]的最后一章“模态逻辑简史”精到地介绍了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模态逻辑、中世纪的模态逻辑和现代模态逻辑，并对麦加拉－斯多阿学派、莱布尼兹、休谟和康德等人关于必然和可能的学说进行了评介，其独到性和学术价值均不可低估。
    周先生对中国古代逻辑也做过较多研究，并对中国古代逻辑成果做了相当充分的肯定。这体现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周先生亲自为其撰写了“逻辑”总条，这是他对逻辑各个领域的资料进行精心研究后独自撰写而成的。“逻辑”总条中有关“中国逻辑传统”的内容都是周先生自己通过研究古代历史资料后得出的观点和结论，他具体论述了名家、墨家、儒家对“中国逻辑传统”的贡献。比如，周先生研究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的命题。他还曾用较大篇幅分析论证了“墨家的逻辑思想”，深刻探讨了墨家关于名的理论、关于辞的理论和关于说、类、推、辞的理论。其同事周云之先生认为，“周先生对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刻”，“周先生对中国逻辑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他对整个中国逻辑史界和中国逻辑史研究给予了莫大的支持和帮助[4]109－113。
    五、客观公正，提倡学术民主，敢于坚持真理，倡导学术批评
    为了追求真理，周先生敢于挑战权威，甚至挑战自己的老师。1961年，周先生在其发表的《〈论“所以”〉中的几个主要问题》[10]中区分了具体推理与推理形式。他认为：具体推理(由于其包含的具体内容的阶级性)是可以有阶级性的，但推理形式却没有阶级性，研究推理形式的形式逻辑也没有阶级性，从而明确而大胆地反对了金岳霖先生在《论“所以”》中提出的推理的历史性和阶级性。金先生是学界泰斗而且是周先生的老师。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背景下，周先生发表文章公开反对金先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周先生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捍卫形式逻辑这门学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正如周先生所言：“形式逻辑有没有阶级性，是形式逻辑的生死存亡问题”。
    周先生所秉承的原则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彰显了他为了学术真理而勇于献身的高风亮节。其凛然正气，感人肺腑！周先生这篇文章的深层意义在于，彻底而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一切思想乃至思维形式无不打上阶级烙印的武断结论。周先生在多年风风雨雨的学术生涯中，按照追求学术真理的航标，或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积极勇敢地弄潮于知识的海洋。周先生的这种学术境界和政治勇气是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
    正如葛良志先生在评价周先生时写道的那样：“周先生在50多年的 学术生涯中，勤恳劳作，孜孜探索，取得弥足宝贵的成果。他从不人云亦云，只有深思熟虑才下笔，字斟句酌后再发表。‘惜墨如金’是对他最恰当的描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苦苦探索真理。故而学术上从不违心地附和别人，对权威师长也是一样的。”[4]2－3
    即使是评价自己的恩师，周先生也能够做到客观公正，不文过饰非。1985年，周先生在金岳霖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作的《金岳霖同志的哲学体系》的报告就严肃认真地明确断定：就主要内容或整体而言，金岳霖的哲学体系是唯物主义的，具有不少朴素辩证法的成分。在该报告中，周先生也旗帜鲜明地指出：金先生高昂的政治热情影响了他进行冷静的理智思考。接着周先生进一步分析更深层次的社会条件和流行思潮，对金先生的言行给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周先生说，我们不能把历史悲剧的责任不恰当地加在一个无权无势的“书生”身上，这有失公允。周先生在肯定金先生重要学术成就的同时，也对其解放前的哲学体系和解放后的哲学工作提出了严肃认真的批评。他并不因为金先生是学界泰斗并且是自己的导师而放弃学术批评。
    周先生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实话。周先生在其《自序》中谈到元哲学的研究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哲学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有些人或“以艰深文简陋”，或“以糊涂充高明”，这必将把哲学引入歧途。
    汪子嵩先生回忆道：周先生好辩，遇到不同意见时，他非得将对方驳得理屈词穷才肯罢休；当时逻辑教研室开会时的争辩总是北大哲学系里的几个教研室中最多的，金岳霖、沈有鼎和周先生这三代师生之间往往争得不可开交，周先生争辩得最为激烈。周先生认为：辩论本身也是合作，在辩论中要实事求是，不能够把科学之外的东西拉扯进来，以免影响进步和团结。金先生在西方留过学，受过民主熏陶，有听取不同意见的雅量[4]7－9。
    张家龙先生认为，周先生提倡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在他的示范和带领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养成了“团结、民主、严谨、创新”的学风。周先生在用他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影响学术界，希望同行们共同努力来营造一个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团结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周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在学术上总是平等待人，从不以权威自居。周先生做学问，严谨有加，坚决反对粗制滥造，反对滥竽充数，反对“以数量对质量”。在学术问题上，周先生曾不留情面地揭露过《人民日报》某名记者的学术骗术，坚决向学术腐败开刀[4]7－10。周先生的这种毫不妥协的学术批评精神，是我辈学习的典范。
    总之，周先生儒雅睿智、为人宽厚，是一位谦逊正直、简约平实、学识渊博、思想深邃并有着独创见解的逻辑学家、哲学家，深受学界的尊敬和爱戴。其高尚的人品和优良的学品将永远在学界熠熠生辉，激励着无数学人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