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文学、哲学、信仰的关系分析

1763年，在德国，一位身为音乐家的父亲，带着年仅七岁的儿子与十一岁的女儿，从故乡萨尔茨堡出发，前往北部城市慕尼黑作为期三周的旅行演出。那时的交通工具是公共马车，他们的行李——旅行钢琴和两把小提琴便捆在马车顶上。沉重的马车轮子抵不住道路的颠簸，伴随着十六只马蹄的哒哒声，开始了这个七岁小男孩的艺术家生涯。
　　他就是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七岁就开始云游欧洲的“神童”。父亲列奥波尔德·莫扎特的目的很明确：让儿子在全欧洲获得声望，获得贵族的保护。他们去了慕尼黑、法兰克福、波恩、维也纳、巴黎、伦敦、米兰、波隆那、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罗马、阿姆斯特丹等等许多地方。莫扎特是以神童的面貌出现在欧洲上流社会的，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巨大的轰动！在奥地利国都维也纳，他们还被皇帝请进王宫进行表演。
　　现在，让我们暂时忽略这些辉煌，回到旅行本身的意义上。莫扎特是音乐家中的旅行家，足迹遍布了整个欧洲。而对于作曲家来说，旅行是必要的。
　　首先，想象一下18世纪欧洲的美丽风光。在少年的旅途中，有多少次抚摸着多瑙河与莱茵河的流水，看夕阳下的粼粼波光。微风吹拂着，树木一排排从窗旁退后，田园风光像油画一样美好。莫扎特音乐就好像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下一个18世纪的欧洲宫廷式的花园。它典雅、优美，令人陶醉。他在旅途与奔波中完成着那些抚动心灵的乐章，这即使对于旅行快捷的现在也是不易而艰辛的。那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车，速度可想而知，晚上在旅馆短暂休息后，凌晨又要开始颠簸的一天。我们能够从《林茨》、《哈夫纳》、《布拉格》等等曲子中听得出马蹄的得儿得儿声，也是他在人类心中留下了恒久的印记。西方学者早已提出过“音乐地理学”， 如果把自然景观移到伏尔加河、顿河大草原和涅瓦河沿岸，那就不会有莫扎特音乐了，而只能是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和鲍罗丁的东西。若再移到尼罗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恒河流域，那就更不是莫扎特了，而是阿拉伯和印度音乐。藏族音乐，蒙古音乐，同那里的青藏高原、蒙古大草原的地形、地貌和气候都有着密切关系。这是音乐地理学的核心思想。
　　另一方面，在旅途中，莫扎特广交朋友：在巴黎与萧伯纳相识；在伦敦从巴赫之子约翰·巴赫处学习了当时新发明的新式钢琴和方兴未艾的意大利歌剧；在维也纳认识了海顿，并结下终生的友谊，故居中一座玻璃塔里放着一封莫扎特写给父亲的家信，上面写着：只有海顿了解使我欢笑并深入我心灵的秘密。
　　但是，旅行归根到底，只是外部环境的影响。真正的音乐语言，由她强大的内涵支持，才可以成为经典。莫扎特在文学上的钻研，在哲学上的思考与理解，便提供了这种内在的力量。
　　因为写作歌剧要阅读剧本，所以莫扎特熟读了莎士比亚、席勒和歌德的作品，并作了许多眉批。他还广泛阅读文学刊物，包括诗刊，民谣，如《自由之歌》和《梦境》。莫扎特本人也爱写诗。莫扎特对歌德的诗文尤为熟悉，比如，他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作品问世那年，莫扎特正好18岁，自身便有那烦恼。莫扎特是在18世纪德国文化的薰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一再说：“如果我们德国人认真地开始用德语思考、用德语交谈，按德国人的习惯行动，甚至——用德语演唱，那么，德国就一定会振兴起来！”
　　莫扎特研读过18世纪德国著名通俗哲学家门德尔松（ssohn，1729—1786，19世纪德国杰出作曲家门德尔松的祖父）的论著，他是德国犹太教思想家，启蒙运动学者，他有篇论文叫《论灵魂的不死》。莫扎特从中吸取了许多思想和观念。比如，1781年12月5日，莫扎特在给父亲的信中曾表述过这一思想：“我认为我有一个不死的灵魂。这不仅是我的想法，也是我的信念。在人与牲畜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这无疑是阅读了门德尔松的著作之后所引发出来的思考。这种思考是必要的，它造就了莫扎特音乐创作的深沉。
　　艺术家身上有丰富的感觉，这好比是水泥。读哲学著作可以从中获得必要的钢筋。没有钢筋的水泥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莫扎特把死亡看成是人生的真正最终目的，这一观念也是得自门德尔松的哲学著作。后来，这一观念便深深影响了莫扎特最后人生阶段和他的音乐创作。人生是三段体ABA；音乐也是。后者是前者的抽象投影。得益于门德尔松的这一观念，使莫扎特晚期作品更为幽深、旷达，超脱。那是一组很粗很粗的“钢筋”。它对莫扎特晚期创作具有重要意义。门德尔松对莫扎特创作的重要性，不亚于康德著作对贝多芬创作的意义，两个人的后面都有各自的哲学家，音乐因为思考而更加伟大。1787年4月4日，莫扎特在致父亲的一封信中还展开了门德尔松的观念。莫扎特说，死亡是人的最好、最真诚的朋友；死亡的形象于他决不是可怕的，更多的是平静和安慰。
　　为什么对死亡如此从容？这就要了解莫扎特直接把大自然的法则和上帝的法则等同起来的泛神论思想。1778年12月，22岁的莫扎特在写给他表妹的信中说：“……这样做是违背大自然法则的，也违背上帝的法则。”
　　1778年7月3日，莫扎特母亲去世。这是一段内忧外患的日子，也是莫扎特呼唤上帝最热烈、最虔诚的一段时期。人在苦难的日子更迫切需要上帝的安慰。他从巴黎写信给朋友：“……我是在深夜2点给你写信。——我得告诉你，我的母亲，我亲爱的母亲，已经走了！上帝把她召了回去。他收容了她，我心里很明白这一层意思。我只有顺从上帝的意愿（God’s will）。他把母亲赐给了我，这回也是他的力量把母亲从我身边召回去……她走时就像一盏灯灭。……这是上帝的意愿。”这个上帝是非常人格化的。这段自白也披露了莫扎特对死亡的看法。他是那末坦然、达观和心平气和地对待一个“死”字。撇开莫扎特对死亡的超脱看法去谈论他的后期作品是办不到的。他的核心思想是：生死都是“上帝的意愿”。
　1789年7月，莫扎特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忧心忡忡地谈到她妻子的病：“她在静候命运对她的判决，要么康复，要么就是去死，即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听 天由命。写到此处，我泪如泉涌。”这也是一封很重要的信，披露了莫扎特对死的看法：死是根本性的听天由命，也只能如此。
　　泛神论把大自然的一切美都归功于上帝的圣手圣功。莫扎特也是这样想的。他甚至把歌剧也看成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夏天，大自然的美对于他那颗深沉的心是一种陶醉而着迷的享受。”莫扎特的好友尼姆捷克这样回顾往事。这回忆是可信的，真实的。艺术家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迷恋一年四季大自然的美，并把这种迷恋写进他的作品。在他眼里，上帝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就算这是他的幻视和幻觉吧，这却大大诱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使他身上恒保有一种敬畏大自然的心境。——这便是他写下许多慢乐章的主要灵魂状态。
　　把目光转向现在。旅行？我们整日封闭于书本、课堂之中，旅行对于我们来说只是游乐、放松。谁会在夕阳美景中有拿出线谱写一段音乐的冲动？而平日里的所见所受，与迎合这个飞速的时代产生的摇滚、流行倒更加贴切。只能于古典音乐中寻找平静，不奢望浮躁的社会中谁还能再创造这种来自上帝的声音。文学？一样是快餐式，今天小清新明天超现实，经典作品知其名而不知其内容的数不胜数。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被捆上了枷锁，有多少人在思考着。信仰？……。
　　莫扎特的曲子之所以能打动我们，是因为音乐是种良药，专治心理和精神上的疾病，没有病，也可以保健。德国犹太作曲家马勒的一段论述妙不可言：“我们的音乐所演奏出来的，归根到底不过是整个人：也就是感觉的人，思想的人，呼吸的人，遭难的人。”莫扎特之所以成为莫扎特，是因为他的音乐，有旅途中沉淀的美丽，足以打动我们；有成为文字、成为语言的能力，诉说着种种深情；有思想上强大的力量，支撑起我们的懦弱与物质；还有信仰的力量，审判我们的缺失。
　　莫扎特——一个受上帝遣派来到凡间为世人传达纯真、善良、美丽，又早早地完成了使命，被召回天堂的音乐精灵，这便是他的音乐人生。
　　【参考文献】
　　[1] 周玉明，赵鑫姗.莫扎特之魂.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
　　[2] 卡尔巴特.论莫扎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张一鸣（1990-）女，汉族，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现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钢琴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