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端木蕻良创作个性的形成的策略发展

创作个性的形成受诸如个性气质、生活经历、文化教养等因素的规定和影响，端木蕻良也不例外。端木蕻良出生在辽宁省昌图县一个拥有千顷土地、成群仆婢的大地主家庭。作为科尔沁旗草原上拥有一两千垧土地的豪门巨室的公子，祖父辈强健剽悍、英雄果敢的性格气质给端木以耳濡目染，使他从小具有了一种粗犷和豪放的特质。同时，他又是一个受侮辱的母亲的儿子。端木的母亲本是一个佃户的女儿，因为长得好看，被端木的父亲看中，强抢成婚，这在他母亲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痕和阴影。这种双重血统的特别出身，使端木对自己的家庭表现出复杂的情感。他一方面享受着父母的溺爱，一方面又对自己的身份和现实存在的阶级分化与对立感到困惑。他说：
　　这明确的暗示，就浸印在我的血液里，我的美丽而纯良的母亲被掠夺的身世——一个大县城里的第一个大地主的金花少爷用怎样残苛的方法掠夺一个佃农的女儿——这种流动在血液里的先天的憎、爱，是不容易在我的彻骨的忧郁里脱落下去吧！而父系的这一族，搜索一切的智慧、迫害、镇压，来向母系的那族去施舍这种冤仇，也凝固在我儿时的眼里，永远不会洗掉。[1]
　　固守着土地的人们所形成的对立的两端——拥有大量土地、家境殷实的作为大地主的父亲和失去了土地的贫困阶层的善良母亲，就这样一齐极其鲜明深刻地呈现在他的面前。爱与恨的交织，便构成了端木小说创作的经纬，也造就了他独特的忧郁气质。西方一些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童年所形成的心理定势，往往影响到他一生的气质、教养。恩格斯在分析歌德的矛盾两重性时指出，歌德不能像席勒那样逃脱鄙俗气，是同他的全部精神意向分不开的，包括他的“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过于敏锐”[2]等气质因素。可见，个性气质对作家的文学创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作家创作个性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端木蕻良幼年形成的气质禀赋影响着他一生的文学创作。端木从童年时代起就对广漠的大草原产生了无言的忧郁，“那万里的广漠，无比的荒凉，那红胡子粗犷的大脸，哥萨克式的顽健的雇农，蒙古狗的深夜的惨阴的吠号和胡三仙姑的荒诞的传说……这一切奇异的怪忒的草原的构图”，常常在深夜的梦寐里闯进他幼小的灵魂，“在那残酷的幻想底下，安排下血饼一样凝固的恐惧和疑问”[3]的命运使他认识到，土地除了辽阔和荒凉，还有着巨大的威力与神秘。这使端木蕻良一生“破灭不了对于土地的神秘”[4]。土地沉郁的忧郁性使他爱好沉厚和真实，也像土地一样负载了许多东西。端木说过：“我活着好像是专门为了写土地的历史而来的。”他成功地实现了这一创作宗旨，《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等长篇小说以及《鴜鹭湖的忧郁》《浑河的激流》等短篇都是写有关土壤的故事，甚至是抗战时期的小说也仍然保留着对土地和家园的执著的热情。如果说早年形成的个性气质是形成作家创作个性的内因，那么早年的文化教养、生活经历则是其个性形成的外因。
　　端木蕻良从启蒙时期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三四岁时，就跑到书房看家庭教师给哥哥们讲课，幼时就能背诵《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打下了古文和古诗词的底子，从而具备了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在这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红楼梦》。他从八岁开始偷看父亲书箱里的《红楼梦》，从此便与《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立志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终未能如愿。不过后来端木曾以《红楼梦》为题材改编了几出戏剧，发表了一系列红学研究论文，晚年还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曹雪芹》（上、中卷），遗憾的是端木过早地离世，下卷没有来得及续完，但他对《红楼梦》的喜爱，可见一斑。在他后来的创作中，我们不难看到这部古典名著对他产生的影响。他曾说“也许我对《红楼梦》的掌故没有别人那么深，但我的深不在这里，而在‘一往情深’之深”，“我爱《红楼梦》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为了曹雪芹的真情主义”。[5]因而追求“真”，便成了端木创作的最终目标。他认为作家的创作应该表达自己真实的感情，不虚伪，不矫饰，他说：“即使我是鸣的锣，我也要敲出这种声音。我是响的钹，我也会打出这种声音的。让我以婴儿的言语表达我的心愿，是这一句。让我在垂危时，所呼出的绝叫，也只是这一句。”[6]这种追求使端木养成了刚正果敢的性格。同时端木也受到《水浒传》的影响，对于书中那些绿林英雄充满了喜爱之情，他笔下的双尾蝎、煤黑子（《遥远的风沙》）、铁岭、李三麻子（《大江》）等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形象。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使端木的创作保留了传统的底子，而且对他一生的文化心理特征、文化取向及人格理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端木也借鉴了《金瓶梅》和《儒林外史》等传统文学著作传统文学。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综合因素铸就了端木蕻良的创作个性。但在本文中笔者要着重谈一谈地域文化对端木创作个性的影响。
　　一定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教育状态、风俗人情，对该地区文学家的思想艺术、文学创作均会产生一定的渗透和影响。从古至今的文学评论家们在论述作家的艺术风格时，都能发现地域文化对作家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这说明文学具有地域性特征。但地域对文学的影响，不仅仅在于自然环境，还包括人文环境等复杂因素，或者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通过地域文化这一中介环节而起作用的。端木蕻良是东北满族人，自然受了这一地区由东夷——东北夷文化承传下来的地域文化影响。
　　东北是中国东夷、东北夷的发源地。《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夷人在东胡东。”据学者们考证，东胡在今内蒙至辽宁西辽河一带，“东胡东”则指从松花江流域、辽河流域直到渤海湾一带的广阔地区。中国古代典籍曾将夷人分为九类，至汉代时始将东北境内的夷人专称为“东北夷”[7]。东北地区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寒冷的冬季，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寒气袭人……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产力条件低下的东北先民自然对普照大地、给万物带来光明与温暖的太阳产生了亲近感，并将太阳神 奉为始祖，产生强烈的日神崇拜心理。日神崇拜是东夷—东北夷文化系统中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满族是东北的土著民族，也是太阳神的后裔，具有鲜明强烈的日神崇拜心理。在东北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种日神崇拜心理逐渐形成一种浓烈的日神文化精神和意识，对东北人民的心灵人格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对浸润在这里的文人志士。日神文化成为影响东北现代作家艺术创作的重要文化因素。
　东北满族先民——向以游猎畜牧为传统生业，具有犷悍雄豪的族风，又与追求光明温暖的日神文化精神相结合，便自然而然培育出火爆热烈、粗犷豪放、英勇果敢、积极活跃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延续下来，在东北作家身上也得以体现。人们从萧军身上看到的是那种内外一致的刚烈激进、骁勇善战的精神；而在端木蕻良身上看到的则是外柔内刚的性格气质，表面上看他清癯文弱，其实内在却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有着蔑视权贵、宁折不屈的坚强性格。从端木自述以及他的亲朋好友谈他的创作道路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具有日神文化的美好品格。“端木的艺术境界是高远的，就象草原和天空那样广阔无垠”，“追求艺术的力度、情感的力度”。[8]正像端木本人所说，“性格的本质上有一种繁华的热情”是他做人的姿态。他有着“热情、昂扬、奔放的气质和无羁无绊的心性”。“他胸中回荡着一股豪气，由此生发出一扫天下不平与罪恶，拯救社会于深渊的宏大抱负与凌厉飙发的气势。”[9]端木一生洁身自好，忠于自己的个性，从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解放后他曾到石景山钢铁厂体验生活，并以钢铁厂为生活基地，和工人一起编写《钢铁的凯歌》，但只写出上部，后来感觉不大对头，就停止了写作。他始终坚持一个“真”字。文革中，由于坚决不向恶势力低头，端木遭到了剃阴阳头、挨打、批斗、住牛棚等厄运。[10]在“胡风事件”中，因他与胡风有过接触而受到牵连。领导要端木揭发胡风，端木表示拒绝。领导要他反省自己的问题，他说：“经过痛苦的思考，我的认识有所改变。过去，我以为只有参加了反动组织才是反革命。现在，我认识到即使和反动组织没有丝毫关系，也可以成为反革命，是从思想上审查。”[11]言语中带有极大的讽刺意味，但领导听了却觉得他的认识有进步。然而，一牵扯到萧红，端木却一反常态，厉声反抗：“我自己，无论是坐牢、枪毙，由你处置。但我决不许诬蔑萧红！”[12]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不明的年月，端木不顾个人安危，誓死维护萧红，这是何等的豪气和胆量！抗战时期，他甚至在《浑河的激流》里，专门对民族气节发了一通感慨。文中描写浑河岸边林野木屋中的丛姓人家，据老母亲讲：“我们的祖先姓金，是大明的子孙，祖宗是个有大学问的，明亡了，清朝就让他降清，给他大官做，好得民心……他不做，皇上赏他红缨帽、雕尾、花翎、马蹄袖、朝靴、补褂朝珠，他说这些都和牲口用的一般一样，也带着脖串（指朝珠），上朝爬着走，皇上赐他平身，他还爬着走，皇上问他为何不敢抬起身来，他说：‘身穿禽兽之服，朝见禽兽之王，自然得爬着走才对’……龙颜一听大怒，因此就降旨灭他九族……清兵小队子在后追，我们这一支就都藏在树丛子里才得了救……从那后，就改姓丛了。”通过这番寻祖溯根，湍急的浑河就负载着历史的血迹和民族的节操了。作者还借猎户的嘴强调人要“自个救活自个，自个管理自个的命运”，水芹子对金声贪恋儿女私情、不顾大局的强烈谴责，这些都体现了端木蕻良外柔内刚、英勇果敢的人格精神。这是自古以来承传下来的东北日神文化精神的延续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美好品格的显现。
　　日神文化对东北现代作家的影响不但表现在人格精神上，而且还表现在家国情怀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端木是对土地、家乡最富有深情的一个作家。他一生都保持着对土地执著的爱恋。他说过：“对于自己的家乡总会有一种天然的情感吧！即使是离开它，儿时接触的一草一木，也是清楚的，人和事物印象，也是不可磨灭的。”[13]从他的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里，我们可以看到蕴藏在他心中的深深的恋乡情结。小说的主人公丁宁是一个青年学生，是受到“五·四”时代新思想影响的年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由关内的大城市回到科尔沁旗草原，立志作一番改变黑暗现状、拯救人类的轰轰烈烈的事业。他热情地歌颂大自然的雄风，认为人应该返回大自然，因为“只有自然是健康的”，“唯有在自然里，才能使人性得到最高的解放，才能在崇高的启示里照彻了自己”，而自然的伟大只有广阔无边的原野才能形容出来，“只有这样的旷荡的科尔沁旗草原，才能激发起人类的博大胸怀，使人在这广原之上的时候，有一种向上的感觉，使人感受、使人向往……”他想象着，“在这刚健的草原里，应该怎样锻炼出若干凯撒克的性格呵——象苍鹰似的昂起头来，在向天空搏击”。然而当他回到草原以后，无情的事实残酷地摧毁了他美好的理想。那健康的顶天立地的科尔沁旗草原，现如今“在每个刚健的阴影里，都埋伏着无数的呻吟”。即使是在沉默里，他也会听得到“一种苦恼的肺脏的迸裂的刺耳的爆音，有老年人的咳嗽，女人的气厥的悲楚呻吟，小孩病痛的嘶哑……虚汗、红的颊、苍白色的脸，祈求的、希冀的、恐惧的……在那悲抑的风里，白色的石匣里，草声的簌簌里……”[14]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他不得不抛弃了浪漫的幻想，作出拯救那些“无数的呻吟”的选择。他同情春兄与大山的命运，力图救助他们，使他们的智慧与力量得到更充分地发挥。他要送春兄去南方上学，他要拯救水水，他容忍大山用枪管抵着他数落丁家的罪恶，他对佃户的推地作出“全免”的决定……如此种种，均表现了丁宁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彻底背叛了他的封建家庭，而对那些可悲可叹的人，他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爱怜。他的反叛尽管大多以失败告终，丝毫改变不了残酷、罪恶的封建制度，但他对生养自己的那片 土地的深沉的爱与他对土地上种种罪恶的极端的恨，是极其鲜明，毋庸置疑的。这里，丁宁自然不能等同于端木本人，但丁宁的恋乡情结体现了端木对家乡的热爱，这是可以肯定的。
　　端木不仅挚爱自己的家乡，而且在他的家国情怀里，更包含着深沉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精神。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东北人民最先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因此东北作家最先感受到民族的危亡。早在端木创作《科尔沁旗草原》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民族矛盾高于一切其他矛盾。文中丁宁与大山有一段对话：
　　我告诉你，大山哥，一点也不是，害他的绝不是我，绝不是！害他的是小日本，我告诉你，小日本还在我们任何人的肩上，他超出丁家的罪恶十倍，这个你尚且不懂！
　　在《科尔沁旗草原》中，民族矛盾尚未展开，但在小说结尾处，写到了“九·一八”事变，明显具有“逆反”倾向，当时北京亲日势力猖獗，郑振铎建议端木把《科尔沁旗草原》的最后章节改掉，端木不同意，以至使作品的出版被耽搁下来。端木是在创作中较早表现抗日情绪的作家，正像香港学者刘以鬯曾经指出的：“《浑河的激流》发表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奋起抗战，但是，端木小说中的人物：水芹子、金声、丛老爷儿、李炮、杨三枪他们已经在与日本作战了。”。他的作品里始终贯穿着正义感、民族精神、爱国情怀。他这种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精神，是现实的，现代的，是属于端木本人的，但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精神的继承。
　风俗是体现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特色的重要内容之一。端木在他的大部分小说里都对东北社会风俗作了生动的描写。那辽阔而荒凉的大片草原，“暗淡的、幽远的、又透亮的”森林，被雾气笼罩着的朦胧美丽的鴜鹭湖，那塞外有名的马啸，奔跑的黄羊子，那漫天的风沙，白茫茫的大雪，湍急的河流……使我们领略了北中国雄浑苍莽的自然风物和奇异动人的塞外风情。他对故乡怀有深情，《大地的海》开篇列举了一大串有地方特色的老地名：刺榆沟、旱沟、白沙包、跑风坡、一慢坡、偏脸汀……《大江》写到了东北山区的各类野物和狩猎习俗。他的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等写了家乡的自然风情、民间的宗教仪式和巫文化。比如跳大神场面，在《科尔沁旗草原》和《大江》中都有详细、生动的描写。《风陵渡》中还写到了黄河岸边的“图腾崇拜”。总之，东北作家总离不开东北文化。东夷——东北夷文化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即使走出东北身居异地，仍然保持不同程度的东北文化风味。
　　作家的世界观、艺术观是通过作家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而影响创作个性和风格的。地域文化正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正如鲁迅作品中表现的未庄——鲁镇文化，沈从文所崇奉的湘西文化，端木则对东北文化一往情深。
　　注释：
　　[1][3]端木蕻良：《大地的海·后记》，《端木蕻良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206页。
　　[2]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4]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万象，1944年，第5期。
　　[5]端木蕻良：《论忏悔贵族》，曹革成：《〈科尔沁旗草原〉与〈红楼梦〉的创作比较》，《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6]端木蕻良：《憎恨·后记》，马云：《端木蕻良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7]逄增玉：《日神文化与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2年版。
　　[8]马云：《端木蕻良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9]陈悦：《瑰伟的英雄梦幻和悲抑的生命低语——端木蕻良小说世界的精神透视》，《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2年版。
　　[10]钟耀群：《端木蕻良小传》，《端木蕻良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11][12]钟耀群：《端木与萧红·附录四》，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
　　[13]端木蕻良：《书窗留语——关于〈科尔沁旗草原〉》，马云：《端木蕻良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14]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15]刘以鬯：《评〈浑河的激流〉》，马云：《端木蕻良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16]施本华：《论端木蕻良的小说》，《大地诗篇——端木蕻良作品评论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李凤双 甘肃兰州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 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