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谷崎润一郎首次中国之行后文学创作的特征研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同其他大正时代的作家一样，谷崎也立志于宣扬中国情趣。何为中国情趣，简单地说，就是大正的浪漫主义作家通过向往和憧憬异域情调来反抗自然主义。1918年谷崎润一郎首次中国之行为其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18年10月17日，谷崎润一郎经朝鲜抵达奉天(今沈阳)，开始了长达近两个月的首次中国之行。关于此次中国之行，谷崎润一郎在回国后不久写的《中国旅行》一文中有详细的介绍。此外，日本学者西原大辅的《谷崎潤一郎とオリエンタリズム》(中央公論社，2003年)附录部分也对此次旅行作了题为《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旅行日程》的概述。因此，关于谷崎润一郎的首次中国之行的详情，可参考上述资料。那么，为何谷崎润一郎会在这个时候选择中国之行？其原因或许在其《忆东京》一文中可以看出其端倪。“如果那时有钱，又没有家属牵累的话，我一定会飞到西方，过西洋人的生活，以他们为题材写写小说，并想方设法尽量在那里多待些日子。大正7年，我去中国旅游，可以说是为了稍稍慰藉一下这个没有实现的异国梦。[1]38”由此可见，谷崎选择此时旅行中国一来是受经济条件的制约，二来是受家属的牵累。
    其实，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谷崎选择中国之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便是受其浓郁的中国情趣(日文原文为支那趣味)的影响。1922年，当时日本文坛最重要的刊物之一的《中央公论》1月号开设了“支那趣味研究”专栏，并刊发了五篇文章。其中，就有谷崎润一郎的《所谓支那趣味》(在日本近现代，中国又称支那)一文。该文在1927年2月至12月《改造》杂志中刊发的《饶舌录》中被全文抄录。“所谓支那趣味，如果只是说是趣味，似乎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似乎出乎意料地与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与最近的中学教授枯燥无味的东洋史的教科书相比，那些充满饶有趣味的教训和逸话的汉文典籍，真是无法预知到底对孩子们有多大裨益，如今我仍然是这么认为的。[2]121-122”很显然，谷崎润一郎在文中将中国情趣特指成汉文典籍。为什么谷崎又会对汉文典籍情有独钟？其实，早在谷崎幼少年时代，他就受到了汉古典文集的教诲和熏陶。其中，对其影响最大是稻叶清吉和贯轮吉五郎。前者是谷崎汉文古典的启蒙教师，后者则是一位资历较深的老汉学家。作为谷崎的小学教师，稻叶除了教授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向谷崎教授了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等唐诗或宋词。作为谷崎的中学私塾教师，贯轮向谷崎讲授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汉文典籍。由此以来，谷崎在就读府立一中的时候，就凭借自己良好的汉文基础，在学校校内刊物《学友会》上，发表了《牧童》、《残菊》、《观月》等多首汉文诗歌。为此，1917年4月他在《中央文学》发表的《诗与文字》中写道：“我们确实很珍惜汉字。我们珍惜那些其音乐的妙韵一如钢琴，其形态的妍美一如锦缎的汉字。汉字在所有文字中，是最为直观、感性的。将来姑且不论，现在仍在继续使用汉字的我们，深味其中宝贵的形象文字的特质，不自觉地会运用它，活用它。[3]6”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得不惊叹于谷崎对汉字的了解和认知程度。良好的汉文功底造就了谷崎独特的中国情趣——梦幻与奇异的异国情愫。1918年，谷崎带着自己对中国的美好憧憬，借道朝鲜来到了心愿已久的中国大陆，“那个国家的由炫目的色彩和高亢的音乐组成的舞台场景，在我还没有亲眼目睹之前就已经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在我想来如果去到那里，定能触及我所日日憧憬的如梦如幻的美与奇妙的异国情调交织的事物。[2]70”
    谷崎首次中国之行历访了沈阳、天津、北京、汉口、九江、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八个城市。历时近两个月的中国之行，谷崎不仅亲眼目睹和体验了中国的风俗民情，而且还在游历中为之后文学创作的中国形象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此次旅行，相对于中国北方而言，谷崎更钟情于中国南方独有的风情民俗。他在随笔《中国旅行》中写道：“越到南方，越心疼在朝鲜满洲所花掉的那些冤枉钱。[1]65”在汉口，他登上了驰名中外的黄鹤楼，并品尝了海参；在九江，他游览了风景如画的庐山；在南京，他目睹了历史悠久的夫子庙和秦淮河，并沉醉于如梦如画的秦淮夜色；在苏州，他乘坐画舫饱览了风景秀丽的大运河，并去天平山观赏红叶；在上海，他亲眼观看了中国戏剧，并感叹于十里洋场的绚丽多姿；在杭州，他夜宿于风景优美的西湖之畔，并亲自观赏了中国京剧。首次中国之行，让谷崎神清气爽，激发了他文学创作的欲望。从以中华美食为题材的《美食俱乐部》开始，谷崎发表了一系列与中国形象有关的文学作品。其随笔与游记有《苏州纪行》、《中国旅行》、《南京夫子庙(插图说明)》、《秦淮之夜》、《看中国京剧有感》、《中国饮食》、《庐山日记》、《何谓中国情趣》等；其小说有《西湖之月》、《一个漂泊者的身影》、《天鹅绒之梦》、《苏东坡》、《鲛人》、《鹤唳》等。谷崎的上述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将自己在中国的情感体验，借助想象和联想，虚构出来了一个异国形象——中国。
    形象学(Imagologic)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1989年，法国学者Pageaux(巴柔)在其《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中阐述了形象学的内涵。简单地说，形象学就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它是一种集体想象物，“形象是描述，是对一个作家，一个集体思想中在场成分的描述。[4]156”这种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来的形象。[4]25”形象学拒绝将形象视为一个异国现实的复制品，而是将之视为一个意识形态，一个富有寓意的迹象。那么，上述作品中因谷崎所创作出来的中国形象究竟是怎样呢？我们将结合相关作品具体分析。
    一、美食之乡：从北方美食到南方佳肴
    正如推崇女性肉体美一样，谷崎也十分爱好中国美食。“我从很小时候就喜欢中国饭菜。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东京有名的中国饭馆偕乐园的主人从小就和我是同学，经常带我到他家去玩，在他家吃饭之故。为此，我对中国饭菜的美味十分了解。我对日本饭菜的味道的体会倒是在这之后，同西餐比较起来，中国饮食远 远超出，是真正的美味佳肴。最近我趁去中国旅行便能在中国吃到正宗的中国饭菜实乃一大乐事。[5]69”引文中所提到的中国之旅正是谷崎的首次中国之行。《中国饮食》一文具体记录了谷崎从北方美食到南方佳肴的细节。“应该说在中国北方，饮食方面北京居于榜首。北京新世界附近的一流饭馆鳞次栉比，而且不限于一个地方风味的饭馆，诸如山东风味、四川风味、粤菜等等，各式各样的招牌挂于门前。沈阳、天津的饭菜虽然味道也很美，但座位、器皿脏兮兮的，为此不大敢受用。北京的饭馆还是比较干净的。如果给像日本那样的一次性筷子当然最好，要是给拿出使过多少次的旧象牙筷子的话，我常常用烫过的绍兴酒先消消毒之后再用。[2]71”那么，谷崎对南方佳肴又有何描述？请接着看：“说起南方的美味我想南京数第一，其次是杭州。南京的河虾是早就久闻其名，其味清淡很合一般日本人的口味。蟹子受好评的均不是海蟹而是河蟹。在长江里捕捉的蟹如日本的海蟹一样大小，而且是以本风格来做，吃起来美味可口。在杭州去了很漂亮的饭馆，就是像乡村的小饭店那样的馆子的饭菜也相当味美宜人，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把家鸭蛋做成皮蛋——虽然在日本也很多，但是在中国是随处都可以买到的，可以在旅行时像日本的煮鸡蛋一样当作主食——我在杭州一个旅馆住时早晚就经常吃它。这里一个蛋只花二、三个钱即可，吃两三个皮蛋，用炒饼代替面包，就是一顿挺好的饭。到了晚上则去像日本的面条馆，荞麦面条馆子那样的小饭店，喝热乎乎的粥。记得一碗二钱或者三钱，中国的粥和日本粥完全不同，不是病人吃的食品，有的粥和鸭肉等在一起煮，是在比较冷的晚上的好食品。我觉得如果把粥里有的那样不好的生油味去掉的话，也会很合日本人口味的。[2]82”我们之所以多次引用该文，不仅仅是为说明谷崎对中国南北美食十分熟悉，而是以此来审视被谷崎誉为美食之乡的中国，在描述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情感。在谷崎看来，北方食物，除北京食物外，大都不干净，不敢食用。南方食物，南京的河蟹、杭州的皮蛋和粥，虽美味可口，但与日本相同食物比较起来，却总是稍逊一筹。
    在谷崎关于中国食物的描述中，我们发现他时刻以日本食物为参照系，以日本食物的色香味来衡量中国食物。在其言辞中，无不体现出谷崎浓郁的民族优越感。在其对比性描述中，无不反映出谷崎对中国的轻视之嫌。作为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事物——食物在谷崎的笔下，已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它在象征中日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的同时，也流露出作者鲜明的民族立场。正是在这种民族立场的作用下，谷崎从中国南北食物中看到了中国的国民性。正如其所言：“如果要想了解中国的国民性不吃中国饭菜是不成的。[2]83”当然，谷崎在有关中国美食的描述中，也表现出一种肯定和礼赞的思想。譬如《美食俱乐部》就是代表。小说描写了一位美食俱乐部成员G伯爵，由于对日本料理产生了厌倦情绪，外出寻找美食的故事。最终，G伯爵在一家名为浙江会馆中见到一桌令其难忘的中国美食。于是，回到美食俱乐部的G伯爵，左思右想，模仿出许多不可思的中国美食，并令成员欣喜若狂、如痴如醉。与《天鹅绒之梦》中的东坡肉、《秦淮之夜》中的炒山鸡、炒虾仁、醋熘黄鱼和鸭舌锅、《支那料理》中的燕菜类、鱼翅类、鱼唇类、海参类、鱼肚类、鲍鱼类、扇贝类、泥鳅鱼类、鲜鱼类、鱼皮类、肚类、蹄筋类等28类相比，《美食俱乐部》中的菜肴多为作者杜撰。向来对中国食物颇为熟悉的谷崎为何要在此进行杜撰？李雁南先生认为“谷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将美食看成是异国神秘魅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因而谷崎所杜撰的并非食物，而是他心目中可以得到极致感官享乐的理想国的一部分。[6]14”我们认为该分析恰到好处地揭示了谷崎的用意。此外，这一描述还反映出谷崎在对中国美食进行虚构时，所表现的一种美好的理想。众所周知，一个异国形象，当它偏向于他者时，就会表现出对自身文化观念的背离性。谷崎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来挖掘其自身文化的内涵。换而言之，这种背离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其背离的身后隐匿了作者对自身文化的思考以及对自身文化缺失的一种弥补心态。这种弥补的最佳途径就是借助对异国形象的美好虚构来实现。由此可见，在虚构性描述中，依然是作者在确认自身文化观念的前提下去解读异国，阐释他者。
    二、美景之都：从苏州到杭州
    谷崎的首次中国之行后的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不仅描述了中国的美食，而且还描述了中国的风景，尤其是江南的自然风光。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早在日本大正时期，苏州和杭州早已成为日本艺术家笔下描绘最多的城市。苏州的水、塔、桥、亭；杭州的湖、柳、榭、阁等景物频频出现在作品中。譬如，竹内栖凤的《苏州的雨》、满谷国四郎的《苏州风景》、鸟海青儿的《苏州风景》、藤岛武二的《西湖》、芥川龙之介的《江南游记》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为大正时代新生作家的谷崎也不例外。首次中国之行，他在北方逗留的时间远少于南方。因此，在其游记和随笔中，我们随处可见有关江南美景的描述。在苏州，首次来江南的谷崎，就被其优美的自然风光所折服。这座历史悠久的江南水乡以其独特的风姿和韵味给这位来自东瀛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虎丘、古城墙、运河、画舫、亭台、楼榭、游廊等眼前的景物无不让谷崎流连忘返。江南水乡的轻盈、柔润、细腻、含蓄无不让谷崎如梦似幻。为期四天的苏州之旅不仅让谷崎感受了苏州悠久的历史，而且还让他体验了苏州迤逦的自然风光。在《苏州纪行》中，谷崎描述了苏州各式各样的美，尤其是苏州的塔之美与水之魅。“苏州除了这个塔以外，还有灵岩寺的塔，报恩寺的塔，其他叫不出名字的还有两三个，而且不仅苏州，全中国的塔也是很多的。这不像日本，到处只有平塌塌的屋顶。这些塔实在给周围的风景平添了很多情趣，增加了许多变化。[1]208”“房屋都背水而建，但多数人家都有面向河水的阳台，显现出水和人家的亲密关系。水仿佛要浸入人家，人家仿佛在跟水嬉戏。有时看上去，那四壁围起来的房子倒好象是浮在水面的一样。[1]216”在《蓝色的花》中，谷崎以优美的笔墨描绘了梦里水乡的轻盈和雅韵。“恬静的运河上浮着一只美丽的画 舫，朝着耸立着虎丘塔的方向驶去。[1]85”在《鲛人》中，谷崎以浓墨之笔描写了江南的灵动与生气。“虽然是秋天，但天气像现在的日本一样暖和，窗外是一片晴朗的蓝天，翡翠色清澈透明的河流和池塘都满心喜悦地闪闪发光，而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散发着幸福的光彩的田园的绿色，和杨柳的枝条、鹅群、丘陵、城郭、寺院的塔——这一切都仿佛连绵不断的祭礼的音乐一般华丽的展开，火车就在这江苏省的沃野中奔驰，而且无论开到哪里，那丰饶的田园景色永远也没有个尽头。[1]68-69”
    在杭州，面对风景秀丽的西湖，谷崎以其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西湖美景。西湖以其那秀丽温馨的湖光山色深深陶醉来自异乡的谷崎。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长桥旧月、古塔多情、湖滨绿廊等景观无不让其心醉神驰。因此，在他的笔下，西湖不仅仅是一幅天然图画，一首诗，更是一个又一个美丽动人故事的源泉。为此，萌生无限缱绻眷恋情怀的谷崎，以西湖为背景，编织了许多凄美的故事，并以此演绎其浓郁的中国情趣。其中，《西湖之月》和《天鹅绒之梦》就是典型。小说《西湖之月》描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位日籍记者在去杭州的火车上偶遇了一位年轻美貌的中国女子。随后，其住进了西湖边上的一个旅店。让其惊奇的是，在火车上偶遇的那位中国女子正好住在其隔壁。就当记者夜游西湖的时候，却在湖中发现一具女尸。令其不可思议的是这具女尸正是那位美丽的女子。记者目睹这具浮在西湖中的女尸，顿生一股淡淡的爱意。于是，作者以其一贯的唯美式笔墨描写了中国年轻女子溺水之后的情景：“她仿佛雕刻般过于紧凑的面部轮廓因为浸湿反而有了一种栩栩如生的温柔，生前苍白得有点灰暗的脸色也似乎洗去了污垢般白得耀眼。绸缎上衣的淡青色似乎被皎洁的月光夺去了那层青蓝，竟如鲈鱼的鳞片般闪耀着银色的光芒。[1]325”小说《天鹅绒之梦》也描述了一位被迫服毒而陷入昏迷的少女滑过西湖水面的场景：“我的视野中，在塔外苍茫的山和湖的天地之间，除了无垠天宇中皓月之外，只有一个物体放着不可思议的磷火一样的炫目而古怪的光芒，仿佛在与皓月争辉一半，摇曳着搅动着水面，熠熠生辉。[1]165”多么美妙的景色。女性的身体与夜色中的西湖合二为一，共同营造了一种含蓄、唯美的意境。西湖因女子增添了美，女子也因西湖增添了媚。在柔和的月夜下，既显女子的风情万种，又显西湖的空濛含蓄。因此，西湖对于谷崎来说是诗性的国度，是幻想的世界。只不过《西湖之月》中年轻女子以其真死营造了一种永恒美，《天鹅绒之梦》中的少女以其假死构建了一种虚幻美。但无论是永恒美还是虚幻美都是谷崎借助优美的景色营造的一个精神世界，都是作者在想象中建构的一个理想世界。作为描述西湖的语言，往往是诸如“仙境”、“童话般的”、“遥远的梦一样的”、“神奇的”、“梦幻的”、“如画的”等等字眼。很显然，作者大量使用这些字词，一方面表达了他对西湖的喜爱之情，一方面也流露出他对西湖的虚幻之意。
    那么，何谓虚幻之意呢？美国著名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赛义德在其《东方学》中做了详尽的论述。简单地说，就是西方作品中出现的东方是作家们“想象的”、“虚构的”、“幻想的”、“作为他者存在”的东方。这样被描述的东方充满了误读和误解，它集中反映了西方的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因此，出现于西方世界中的东方往往是“被看”、“被叙述”、“被动者”，是“不真实的”、“假象的”东方。赛义德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康拉德、夏多布里昂、福楼拜、斯威夫特、歌德、雨果等作家笔下的东方世界的幻想性。其实，谷崎心目中的中国，宛如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一样，以中国为背景构筑极具幻想性的美景。正如日本学者神敦子在其《日本人的中国观：谷崎润一郎的中国小说》说道：“谷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其中华料理和中国风景一样，只不过是后者美丽欲望的对象。[8]187”此外，千叶俊二在其《润一郎迷宫》中也指出了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的密切关系。其实，早在日本大正时期，许多作家都有这种情绪。川本三郎在其《大正幻影》中就详细论述了流行于大正时代的中国情趣，指出其中有着“认为支那人文化落后，远离文明的这种蔑视中国人的意识。[9]142”与谷崎同时代的作家芥川龙之介就是极好的例子。众所周知，芥川也是一位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日本作家。为了追寻自己理想中的中国形象，他于1921年来到中国，来到杭州西湖，并写下了有名的《江南游记》。在其笔下，西湖开始是“烟色茫茫的水面上，一道窄窄的月光从云端缝隙处的半空中倾泻下来。斜斜地横在水面上的一定是苏堤或白堤。在堤上隆起一个三角形的，是耸立着的一座石拱桥。这种美丽的银色与黑色交织而成的画面，在日本是根本无法看到的”，后来却成了“与其将西湖称为湖，还不如说是一个大大的水田”，“别说是领事，即使被任命为浙江督军，我也不原意守着这样的烂泥塘”。“湖边到处修建的红灰二色的恶俗极致的砖瓦建筑，有了垂死的病根。[10]231”其实西湖留给芥川的印象并不差，为何会形成如此过激的言辞？为何这位极有中国古典素养的作家，会对现实的中国如此鄙视？难道这是芥川因文化心理上的自卑而形成的现实态度上的傲慢？难道这是“日本优越”论已成为日本近现代主流知识分子中一种非常普遍存在的现象的反映？或许这些都有可能，但无论怎样，大正时代流行的中国情趣为谷崎文学创作创造了外在条件的同时，也形成了形象学中所说的集体想象物。另外，谷崎也深受永井和风东方主义思想的影响①。
    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说过：“所谓东方，不过是欧洲人头脑中凭空想象出来的海市蜃楼。自古以来，它就是用来展现浪漫故事和奇人异物，或者缠绵悱恻的情绪和景致，以及各种奇闻趣事的舞台。[11]87”这段话同样也适合谷崎。在其文学创作中，他同样将中国作为笔下奇闻异事的舞台，并将之描述成一个充满美丽景致的梦幻之国。谷崎在《观 中国剧记》中写道：“我常常想象，要是能够身临其境的话，一定能够耳闻目睹自己长久以来所憧憬的那种梦一般美丽奇异的异国情调交织在一起的景象。[12]111”显然，谷崎所谓的景象正是作家“头脑中凭空想象出来的海市蜃楼”。在谷崎的眼里，中国是美的崇拜对象，因而，在其笔下，无论是美食，还是美景和美女，都给予了极力的礼赞。然而，在其肯定的言辞中，依旧隐匿着作者东方主义的偏见。可以说，谷崎笔下的中国形象是一个远离现代的古老中国。他一方面赞美中国的美食、美景和美女，一方面又将这些视为幻想之物，并着力从其静止状态下加以描述。因而，在谷崎笔下的中国女性，往往成为自然景物的组成部分，而缺乏主动性。女性应有的青春与活力只有在死尸或类似于死尸状态下才得以体现。这样一来，中国女性就如同中国美食和中国美景一样处在被看的地位，而缺乏生气。她们也因此成为作品中被描述以及任人想象和虚构的他者。谷崎以“我”的身份来注视和描述他者的同时，他者也传递了谷崎这个言说者以及书写者的某种意识形态。换而言之，谷崎在言说他者的同时，借助隐喻的方式，将他者加以部分的否定，从而达到肯定自我的目的。由此可见，透过谷崎首次访华后的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我们发现谷崎是在幻想中礼赞中国的同时，隐含了一种在现实中轻视中国的心理。
    注释：
    ①关于这点可参考健·K. 伊藤(Ken K Ito)的《欲望的表象：谷崎的小说世界》，Visions of Desire: Tanizaki’s Fictional World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