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管窥孔子的君子人格管理的发展策略

　君子一词，在孔子之前的先秦典籍中已广泛使用，如《诗经》（182次）、《尚书》（8次）、《易经》（20次），主要是指为政管理者，常与小人即被管理者对称。在《尚书》和《易经》中，君子已被赋予了“有德者”的意义。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尚书·无逸》）“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易经》）孔子站在人性哲学高度，将周代以来的“尚德、德治”思想注入君子位格中，大大丰富了君子人格的内涵，使君子成为中国人的理想追求。“君子文化是孔子忧患现实和期待理想的表达，体现了孔子的政治追求和文化理想”[1]。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极高（107次），仅次于“仁”（110次）。
　　一、《论语》中孔子对君子人格的定位
　　孔子身处春秋末期，周王失威，诸侯争霸，家臣专权，可谓“礼崩乐坏”，孔子对此非常悲愤，怀揣“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精六艺之学，通古今之变，成为当时社会的全才。他先后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大司寇，摄相事，使鲁国获得大治，后因“三桓”排挤离开鲁国，但他并未气馁，而是周游列国，希望得到诸侯国君的任用，以实现其远大的政治理想。
　　孔子认识到，要实现其政治理想，仅凭一己之力绝无可能，放眼当时的君子阶层又大失所望，因为正是这些在位君子的无能与僭越，才致王纲失序，备位君子由于世袭制的惰性，也不能担起“克己复礼”的重任，于是孔子一边讲学一边关注时局，“有教无类”，期望通过教育，使“有其德者有其位”，“有其位者有其德”。[2]“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孔子对“先进于礼乐”的在野“小人”更加钟情，已然透视出其“德位一体、德先德本”的君子人格管理理念。
　　孔子“有教无类”的做法，不但在中国教育史上意义非凡，而且在管理实践中打破了传统的君子与小人的界限，使原本永为小人的被管理者有了成为君子的机会，为平民君子的出现与崛起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论语》中孔子对君子人格管理的设计
　　在《论语》中，孔子所设计的君子管理人格是德才兼备的，但更强调君子的德性管理素质。孔子的德治观明显继承了周代以来的管理思想。
　　在《尚书·蔡仲之命》中，周成王在给蔡仲的诰命时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这里的德就是“敬天保民”，而“敬天”又重在保民惠民，因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惟天惠民，惟辟奉天”。[3]
　　孔子充分发挥这一思想，将德治置于管理的优先地位，认为“为政以德”，就能达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的理想管理状态。孔子还从管理者君子与被管理者小人的对比中，突出君子之德的重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孔子认为，德治的根本在于君子的人格修养。孔子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4]（《礼记·中庸》）笔者认为，孔子所设计的君子人格之“德”的核心是“仁”，“仁”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德”，涉及君子对人生、对民众、对家庭关系、对社会关系、对义利之辨及管理方法等诸方面，是包括气质、能力、价值观、道德品质等的总括。
　　“仁”是《论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关于“仁”，在《论语》中孔子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笔者认为，孔子对弟子的不同回答具有因材施教的特点。孔子对樊迟的回答最具概括性：“爱人”。所谓“爱人”，是指人（包括君子）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善的心理态度、行为的出发点和标准。但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孔子解释：“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孔子的这一回答与解释，与作为管理者的君子之德、君子之仁最相契合。我们视其为君子的五种人格管理要素。
　　1.恭。恭是指人体态样貌的端肃。《论语·季氏》中孔子提到“君子有九思”，其一是“貌思恭”。《周礼·曲礼》曰：“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5]恭的样貌是礼的象征，目的是以礼治国，明礼以治天下，而“克己复礼”正是孔子一生的理想。恭是对人的尊重，“恭则不侮”，尊重人者必得人尊重，而只有得人尊重，君子的管理才会有效。孔子认为，舜能无为而治，就在于恭。“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体态样貌的恭只是表象，其背后是敬。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敬是对待人事的态度。修己以致敬，敬者能“安人”，敬者能“安百姓”。（《论语·宪问》）敬不只针对人，而是针对一切的。《礼记·曲礼》云：“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6]孔子将其运用于管理，就是“九思”中的“事思敬”。“事思敬”是指对待管理和行为的一种心态。子张问行事时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我们现在常说的“敬事、敬业”即源于此。
　　总而言之，在貌为恭，在心为敬。敬是一种对待人事管理的诚敬、敬畏、认真的心态，恭是一种合乎礼仪的谦卑、包容的体态，恭敬则是心态与体态的合一。
　　2.宽。君子人格之“宽”，是指君子心胸的度量，能包容他人的过失或缺点，温良以待。《易传》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有融含宇宙之德，才能生发万物，承 载万物。子张深领“宽”的意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君子的宽德，一是“尊贤、嘉善”，而不是嫉贤妒能，自狭心量，二是包容普通人，怜恤无能者，并教育以提升之。
　孔子主张君子之“宽”的另一含义是管理制度的弹性，反对过于严苛的法制。在孔子看来，对民的管理有两种状态：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但“民免而无耻”；一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就会“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显然欣赏以德诱导、以礼为范的宽容的、教育式管理，认为这种方法超越以政、刑为手段的管理。孔子不反对政、刑式管理，在回答仲弓问政时说：“先有司”，即建立制度，明确权责，但制度不能过于严苛，要“赦小过”，（《论语·子路篇》）对人的小过失要宽容，给人以改正机会。孔子反对四种恶政行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孔子认为，君子只有宽以管理，才能达到得众、服众的效果。
　　孔子的宽政思想与《尚书》是一致的。在《尚书·大禹谟》中，皋陶赞美帝舜时说：“御众以宽、罚弗及嗣、克宽克仁、抚民以宽。”[7]
　　3.信。孔子认为，信是人立世的关键，“人而无信”就像“大车无輗，小车无軏”一样无法行走。（《论语·为政》）
　　信为会意字，许慎解释：“信，诚也”，“诚者，实也。”（《说文解字》）诚信原意是指言辞符合实际、符合心想之真实状态。《论语》中孔子言信，主要指言行一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孔子讨厌巧言令色的行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巧言即是言不符实，孔子认为，“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这里的德与仁就是指信，真正的君子必会“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
　　君子人格之信德，是必有其信用的，“信则人任焉”，言而有信、言行一致就能被人任用，上能取信于君，下能取信于民。子夏对此深有体会：“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信是沟通上下、畅通管理的关键。君子人格之信德也是政府公信力的自然延伸。子贡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时，孔子说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且三个条件中信最重要，可以去兵、去食，但绝不可以去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基于这样认识，孔子对君子的教育尤重忠信、诚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孔子所说的“忠信”可分可合。忠即言出于心，忠实可信。“九思”中的“言思忠”，讲的是语言要发自内心，符合心之真实，与“诚”意相合，故称忠诚、忠信。忠（诚）多强调语言符合心的真实，具内向性，而“信”主要体现为语言与行为的一致性，具外向性特征。
　　笔者认为，孔子所言之“信”，作为君子的品格，应该是内外兼具的：内忠（诚）于心，外信于行。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主要依靠物化的制度、技术手段以维系。若能以诚信管理，即管理者诚至于心、信用于外，定会大大降低社会的信用成本、管理成本。
　　4.敏。君子人格五要素之“敏”，不是指才思敏捷、思维颖达，而是作为管理者必须具备的行为品德。一是勤敏，即勤政敏政，不可懒政倦政，此可谓君子从政的基本素质。这一思想与《周礼》的“敏德”一脉相承，“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8]。国子即君子，国家的未来管理者。敏德即勤敏的行为品德。敏德乃行事、从政成功的根本。孔子说“敏则有功”与此意义一致。二是敏行，行事敏捷。《论语》中孔子谈“敏”常与“言”对讲，“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在言辞上要谨慎，以取信于君、取信于民，但对政事、政行的反应要敏捷及时，才能有功。
　　5.惠。“惠”的本意即“仁”，是仁爱的外化行为，即惠施或施惠。惠直接指向被管理者小人（民），所以惠又有恩惠的意思：由仁政的实施带来的利益。子曰：“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怀刑”是指君子思考的是如何制定张弛有度的法律制度；“小人怀惠”则指被管理者期望君子给他们以施政上的利益。君子之施惠与小人怀惠相契合，说的是君子管理的目的是给民以利益。
　　孔子认为，君子的“怀德”、“怀刑”，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就着人民得到利益的地方而利益之。以仁德施政、以上下有序的礼仪为教育、以恰切的法律制度为规范，人民就会获得利益，而且还能“惠而不费”，即管理者（政府）却不费钱费力。人民得到施政上的利益后，又会出现“惠则足以使人”的施政效果，人民就会主动服从管理，心甘情愿地接受国家所赋予的义务。
　　总之，“恭、宽、信、敏、惠”五德要素是递递而进的，惠是君子管理的目标心态，是“五德”的核心与目标，是对“五德”要素的总括。
　　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君子人格管理哲学，是对周代以来德政思想的创造性阐释与总结。他在礼的基础上，对君子自身的人格提出了系统的修养要求，期望以此达到“修己以敬，修 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效果。孔子的这一管理思路，经过子思孟学派的再发挥，定型为以“修齐治平”为内容、以“内圣外王”为特征的人格管理模式。这种以内求而外达的辩证管理，与西方基于“人性恶”而建立的主流管理模式，即以物化的法律制度为权威的刚性管理有方向性的差异。
　　参考文献：
　　[1]程碧英.《论语》“君子”文化新探[J].天府新论，2009（4）.
　　[2]黎红雷.孔子“君子学”发微[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3][7]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97、30.
　　[4][5][6]钱玄，徐克谦，张采民.礼记译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1：718、3、1.
　　[8]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