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与《才略》：刘勰对文章时代性的文学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2）05—0081—05
　　文学发展不仅应然、也必然和“文律”一致，文学史客观之必然性于是乎树立。所谓“文律”，即文学发展规律，主要指《通变》篇不断强调的“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原则，这也是《文心雕龙》对文学发展规律与动力最主要的理论意见。文数由于关乎文辞声气等文章之感受与操作面，理应变化无方；文章所隶属之文体，则决定文章形式与内容故实，以守常为主，反映出文体本于经典常道之前提。文章既由文体、文数构成，文学史也即文体有常、文数无方的巨观实践史。
　　然而，撇开“文律”之论，刘勰也必然意识到，实际写作活动中，作者的现实处境与时代习尚等种种外于文理、无必然定向之因素，亦随时作用在作者的创作意图与技法中，甚至较“文律”更为创作者所自觉。这些现实因素，变化无穷，实冲击着《文心》基于道文理想而有之“文律”观，影响难以忽视。刘勰故以两篇篇幅——《时序》、《才略》，从经验层次回顾文学史现象，除了归纳现实因素的作用与意义，更为厘清它与文律间的矛盾关系。
　　一、《时序》、《才略》篇章性质定调
　　作为文学史现象纪录，《时序》、《才略》二者采取了不同的角度：《时序》旨在说明“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隋理”，代表时代特性及其变异的“时运”，为该篇重心，而这主要由君王好尚及政治境况所主导。《才略》一般虽定位为作家论，但实际上所览观的历代作家并不全面，也不全为重要作家，甚至连所评述之作品也未必为作家之代表作，更不以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开创成就为论述重点，说明该篇并非严格意义下之作家论。那么，刘勰撰写“才略”的目的为何？该篇所关注的乃作家的“辞令华采”——文章之外部体现②。不过，《才略》谈论的辞采并不限于艳丽润泽的突出之采，如桓谭的“偏浅无才”、“不及丽文”，李尤的“才力沉腿，垂翼不飞”，王逸的“绚采无力”，或是路粹之平庸，都可为议论的对象。这既是文章外部体现，又无必追求外在华美的特质，说明刘勰对辞采的讨论另有用意。事实上，作家之辞采受其文才、气力、学养等个讨论便已说明辞采与三者的关系。
　　该篇对贾谊等两汉迄晋作家的形容也与《才略》大体一致，说明《才略》关注的为作者所体现之情性实况，唯施之于文辞故称辞采而已。
　　然而，在对现实因素的讨论上，《文心》为何特由“时运”和“辞采”（个体情性）切入？就所有可能影响文学创作的现实因素来说，唯有时代能够概括时空整体及其变化。其他现实因素相对而言只影响局部或个别不同之际遇，既未如时代全面，亦未有比时代更现实之现实。以勾勒“时代性”（时运）为主的《时序》，故为本文的分析对象。相对的，《才略》以作者情性及其辞采表现为脉络，叙说文学之历史，则有与《时序》相反之意味，既从个体对反时代整体而显其个别性，亦由创作主体对反被动境况而立其主动。就此而言，《时序》、《才略》两篇对文学史现象的纪录，分别着重于制作者之“受动”（受“时运”所动）情况，以及作者突破前者、实践自身情性的“主动”制作史。
　　《时序》、《才略》的受动、主动之分，也影响二篇的结论：《时序》赞云：“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该篇重视的为时运变动中环流未远之中枢，“枢中”和“环流”之“环”均凸显出变中之不变，该篇故是对久远以来万千变化背后原则的归纳。《才略》则欲在历代“性各异禀”之“异”中找到贯穿u，1-～、始终不朽者，如赞语所云：“一朝综文，千年凝锦”，而此，即作者情性之实现。这也说明何以《时序》与《才略》所回顾的文学史起讫时间并不相同：《时序》涵盖的时限自陶唐至齐，几近于刘勰著书以前的全部时间；但《才略》却止于宋前，这是因为后者非只是对时代走向与个别作品的现象考察，更必须通过作者一生之实践以观其情性全貌。《时序》、《才略》之相对性如是。
　　本文概以各时代特有性格或世态现实为主要反思对象，透过《时序》与《才略》记录的史实材料，检讨这以“时代性”为代表的文学外部影响因素以及其于文章演变上的定位与意义。
　　二、《时序》、《才略》史实对时代性之否定
　　通观而论，《时序》和《才略》确实展示了不同时期文学因应时局治乱与好尚所显现的变化，每一时期皆有其独异性，在同一时段中文士的创作取向也具备相当程度的共通性。就止匕而言，时代因素确实影响文学表现，文学史亦确实带有时代性。故如《时序》所言“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动于下者”、“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或《才略》总结魏文的“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谓汉代赋家“自卿、渊已前，多俊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诸如此类的判断都是正确的。不过，若再仔细推敲，则这些世情又几乎从未因其为一时代之共识或主流，而绝对主导当时之制作。前引《才略》对魏文的总结，即在“合响”、“同飞”的同时，指出“殊”、“异”的存在；而论张衡、蔡邕“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的隔世相望，不仅再度着眼作家作品之同、异，更直接破除时代对制作活动的限制；又或如描述西汉赋家的富采伟制，刘勰也不忘区分他们膏润、丽缛、夸艳、密巧、幽远诡赡的迥异之风。这些反映在实际文学成果上的个别差异或跳脱时间隔阂而有的共鸣，都已具体说明所谓“时代性”绝非如概观印象中那样果能为“一时代性质”之界定，而整体地涵盖其时、作为时代的全体风貌。甚至，就直接涉及文学活动的时代因素而言，它和实际文学情况的联系也未必如想象般紧密。如崇文之世，似是孕育文学、使文学获致最佳实现的正面环境，故在欠缺此条件时不免兴起“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rdqu o;、“运涉季世，人未尽才”之叹；但相对的，从战国“任武而文士不绝”，“晋虽不文”却文才并起，似亦可看到文因武而更欲振作、更受作者重视和实践的相反事实，这使得重文时代里的文章成就，未必能较战乱背景下的作品境界更深沉，其视界亦不一定能比才干、情志不为世所肯定者更高大明美，赋家辞人始终只能遗憾屈、宋逸步“莫之能追”（《辨骚》），即是明显的例子。如是，“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一类的推论，实仍只表明议论者自身的主观期待而已。换言之，纵然各文学阶段皆有特定的时代条件或时代性格，但此时代性却从不能真正总结该时期的文学实况及其本末。
具体考察《时序》、《才略》，历代反映时代特质、但又同时不为后者所涵盖的文学表现，其最常见的形态乃是以作者特殊的个体才能、学养或气禀（才、气、学），作为突破时代共性的途径，这也是《才略》论述辞采及作家主动性时所关切的主要方面。如前引西汉赋家或膏润、或惬清、或幽远地在汉代大赋讲究铺陈、想象等篇制气度的共通前提下，仍实现他者所不可取代的个人风格，或刘勰对其他作家间殊异性的比较，如对张华、左思、潘岳、二陆才识辞理的分析，皆为相关之例。这些作家作品各自独异之处，对照来说，虽似只属于个人而不能与时代整体文风相对等，但不可讳言，其于文学史上最后获致之评价却往往由此而来。这是因为，作家个体地逸离其时代，甚至只是在某一面向上稍事歧出，都已显示他纵然仅是个人，却已有足以面对外在环境而独立自身的条件和成果，非仅平庸或被动于世态而作。甚至，正因为只是个人的，只基于个体独具之性情，更对比出“时代性”之松散和脆弱。故，后汉君主“崇爱儒术”固然令文章“斟酌经辞，渐靡儒风”，然而，若非有二班、两刘、马融、张衡、蔡邕等“文史彬彬”、“吐纳经范”之人，使儒术转化为文，否则，单纯的“引书”、“课学”，结果也徒“蚌病成珠”、“志慕鸿裁，才力沉腿”、“博识有功，绚采无力”，实不足以形成该时代“引书以助文”的可观性，而为文学史所注目。
　　《时序》和《才略》中另一种更强烈的突破“时代性”的方式，则不只诉诸作者特质，更以对立现状为途径。最具体的例子见刘勰对战国文况的叙述。《时序》云：“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周礼崩解，无论就实际政事或治道、思想，都出现莫衷一是、价值解散的情况，群雄唯以现实力量决定孰可胜出，“力政”、“任权”、“严令”都是力量在不同方式、不同层面之应用。这不计治道与价值之正误，纯赖强弱比试的作法实属暴力，《才略》故统言为“任武”。然而，此时之文学表现如何？《时序》描述道：
　　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
　　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
　　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夷
　　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
　　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
　　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文心雕龙注》第9卷）。固然齐、楚广开庄衢、兰台，同韩、魏力政般亦是由上而下的政教措施，但正因相反于“政”、“权”、“令”这类力量宰制而“开”、“广”，更以无直接现实性之文学作为目的，“文”始得以兴起。齐、楚相对中原霸权之独立性，以及刻意对反当时天下任武力战之势而提振文学，这些否定时务、时代主流的做法，使战代文学仍蔚为中国文学史上极其突出、丰硕之大观。此对眼下境况之否定，更在刘勰本段随后之论述中，透过逐句对立前句而重复出现。例如邹子、驺爽的谈天漫衍、雕龙奇意，乃“纵横之诡俗”，迥异于稷下之“清风”；屈、宋辞采高如日月、风云，也与“茂俗”之俗大别，而转趋高大秀逸，刘勰故评二者“笼罩雅、颂”，雅、俗明显相对，更遑论颂之臻于盛德隆功。“清风”走向“诡俗”，抑或将“茂俗”提炼至“惊采绝艳，难与并能”之“金相玉式”（《辨骚》），无论结果是否值得肯定，都已见到同齐、楚相反天下而倡文学的对立路径。《才略》对此时期的描述亦然，无论辞采、事义，或情志之切至、中肯，素养之博洽，文学各层面之表现都建立在对武力现况不同方面的否定上，它们所具有之美善或是非，正为弱肉强食之威权争霸所欠缺。
　　这些或从个体特殊情性、或由相反时代主流所树立的文学走向使文学史中的时代性因素如涟漪发散。“时代性”故同时是文学独立于其时代的预告，文学不能为其时代特质所涵盖。其结果不单只是文学的开枝散叶，从前述实例也可看到，文坛适逢何种作者、或将以何种方式和程度对立其时，皆无一定，“时代性”和文学成果间亦难谓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特别当制作者对世态具有更高的省思与期望时，文学成果反而可能易客为主地塑造出另一种超出现实境况之时代风情。如建安时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却“雅好慷慨”，“雅”之于实况上的“俗”、“乱”，“慷慨”亦一变“风衰”与“怨”而“志深”、“梗概”，建安风骨甚至才是今日回溯它时唯一被承认的时代本色。就此而言，究竟有无原本之时代性？时代性与文学之间孰为主客？究竟是文学带领时代，抑或是时代影响文学？甚至，文学与时代之间是否有相互共融之正面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斟酌。然而，“时代性”往往既非文章之所以然，更非文章之所以，文章必先本乎作者自身之反省与对世态更高之期盼，却是始终可以确定的。
　　三、《时序》、《才略》对时代性成立要件之说明
　　“时代性”并不能无所不至地左右文章风貌和走向，即使其正作为整体治乱而笼罩时代时亦然。原因为何？再度审视《时序》、《才略》全部事 例后将发现，归根究低，“时代性”无法完全左右文章的根本理由，实与时代本身难以克服自身雅郑相混、朱紫难辨，甚至如战代、汉末般直为一无道之世这一现实有关。故刘勰刻意在《时序》、《才略》绝大多数时代性不彰的事例之外举出一独特的历史阶段，例外地将现实境况与文学问一体、一致之关连实现出来，不见作者凸显个己之作。这一例外才是《时序》、《才略》里唯一时代性因素真正确立其“时代性”的阶段。此即陶、唐至周平王以前，相当于《原道》人文之元和《通变》九代咏歌中前半段的黄、唐至商、周。这是《文心》视为唯一合道的圣文时代。不仅《通变》形容此数朝之咏歌皆做到“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时序》对该段时期的描述也反映出“文学即世道的直接再现”这“时代性”发挥其绝对影响的事实：
　　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
　　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熏风
　　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
　　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
　　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
　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
　　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
　　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
　　于下者（《文心雕龙注》第9卷）。治世则心乐而声泰，乱世则心怒而声哀；有虞元后与列臣相和，周文王、太王教化邦国而成《周南》、《豳风》之德……种种呼应，象征其时上、下之一体。甚至，野老、郊童不理会帝力、天命而与时势再不相涉的咏歌，也都只因“德盛化钧”，再无任何由共体所致之困境的缘故。共体不再是人类存在必须克服之大物，故再无需为生活与智识之对象，这是连不文的野老、无知之郊童都已领略的道理；野老、郊童之歌并非与时运对立，相反的，它们是对时运最具体之阐释。刘勰对“时代性”意义的理解——“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亦唯由这样的独特时代而致，若无如是之时代典范，是不可能有“故知”之叹的。
　　同样的，《才略》对本段时期的叙述亦迥异于其他时段，扬弃了该篇以作家辞采为主的撰作宗旨，不再谈论作家各自之体性素养：
　　虞、夏文章，则有阜陶六德，夔序八音，益
　　则有赞，五子作歌，辞义温雅，万代之仪表也。
　　商、周之世，则仲虺作诰，伊尹敷训，吉甫之
　　徒，并述《诗·颂》，义固为经，文亦师矣（《文
　　心雕龙注》第10卷）。对照《时序》关于四代时运的形容：“有虞继作，政阜民暇”、“大禹敷土”、“成汤圣敬”、“逮姬文之德盛”、“大王之化淳”，可以看到：此时文章之温雅含义均与现实境况直接呼应，作者亦未着力凸显自身特质以显示与他者之差异。刘勰对卑陶等不同作者文章成就的区隔，和探讨后代时藉风格、才学素养等突出作者独特特质之论评方法并不相似，仅从“六德”、“八音”、“赞”、“歌”、“诰”、“训”、“颂”切入。这些方面皆属文体及文章内容等客观层面之事，无关作者特定情性，所展现的是纯粹的时代文风。《才略》原先藉辞采保留给文章制作者的主动性，以及《时序》之后不断呈现的文学反动，均已顺服于时代，甚至已属经典。
　　《时序》、《才略》这一段例外的历史说明了：陶唐至商周文学之所以有此例外表现，唯一条件正在于其世有道。因为，若非确实达成人性正道，即使已是天下、已强行为时代整体之事实，都无法阻却与之相对的其他无穷意向与能力。是以，纵然是历史上相对于其他积弱、任武阶段的崇文盛世，若非真正有道，亦塑造不了时代自身之“时代性”。如后来汉武“崇儒，润色鸿业”，藉“柏梁展朝燕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以营造类似唐、虞时期君臣、君民应和一体之景象，并给予文士车驾、鼎食等现实上之礼遇，所造成的也仅“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盛”等作家、作品数量之丰硕，而不是如道文般典范。就文学而言，汉武帝对文学的奖掖仍相当外在，既止于利禄声名等现实所得，也未真与文章深层进益有根本关联。特别当文士以“应对固无方”对应武帝时，这迥异于野老、郊童之直接率真，也相反于皋陶等着重客观故实的撰作方式，都说明了时代并未真实有道的事实。
　　文学既对有道与否产生警惕，且从未放弃以个人或对反现实的方式勾勒其理想图像，那么，时代无论治、乱，或甚至以极怪诞、暴虐的外表出现，人类真正自觉置身之世界及其道理，始终如刘勰所认为的仍以人文之元、经典之实、有道之世为依归，不同的只是种种偶然之损、益而已。换言之，“时代性”这基于时代各有其自我特性的立场下所形成的概念，固然是一否认常道存在的历史观法，但事实上，当实现常道的有道之世始为“时代性”唯一可资实现的前提时，已无所谓时代性了。
　　据此，《文心雕龙》如何将文学的外部因素不矛盾地纳入“文律”的有效范围，可由《时序》、《才略》二篇对“时代性”的处理清楚看到：除非有道之世，否则其他状似时代特质之现象，对文学制作的影响皆不如作者本身情性一作者之个体特性和主动力，必超越时代而指向更高的价值理想或人情内部之美善，其影响超出时代而更深沉、长远。而若“世之有道”与反映“作者情性特质”的文辞能力始是构成实际文学历史的关键要素，那么，这无疑是说：文学史仍不脱《通变》以文体、文数所界定的文律文学史。因本于经典道文的文体，也即“世之有道”在文章体式上的转化；由作者才力所操作的文数，在文辞气力上的表现亦《才略》所关怀的作家辞采而已。
　　四、结论
　　从最接近现今文学史写法的《时序》、《才略》可以看到：当所纪实的文学史现象亦为《文心》文学史理论所涵盖时，刘勰验证了《通变》文律作为文律之事实。各时代、各作者的作风虽然屡变屡迁，但“枢中所动，环流无倦& rdquo;、“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这超越变异而足以预视文学未来前景的必然性，以及“无日纷杂，皎然可品”、“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晋世文苑，足俪邺都”般对各类变异间必然有所共通、必可分析的正面结论，在《时序》、《才略》依然得以成立。
　　刘勰对“时代性”因素的定位和分析，其意义不仅在反映经学传统下独特的文学史观；更重要的是，如此状似漠视外部影响、刻意将一切文学经验视为文律必然之实践的说法，始真正凸显了作者个体情性之价值。因为，作者基于个体特质而执行的文学创作，固然仅只是一人之文字实践，其重要性和对人文之塑造，却实与“有道之世”并称，直为文学史现实发展的两项关键。而若实现“有道之世”之主体需为圣人或圣王，圣人或圣王之作品为经典常道，那么，作者透过个体自身情性与制作对“时代性”的超越则显示了：他之于时代，亦对等圣人主体与经典道文对其时代之意义。此主体性之突出与客体成就之崇高，是在去圣久远之际，文章制作仍为个体生命理想之原因。文人能无待于圣明、祥瑞而作，文学能超脱时代而以文载心，文学作为文学故必然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