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伦理学研究的历史演进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体育实践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进步,我国体育伦理学从无到有,得到了快速发展。进人新世纪体育伦理学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课题,研究热情空前高涨,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但由于对体育伦理学历史演进、发展规律缺乏深人的考察,一些基础性问题也随之而来,如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应用,研究体系的逻辑延伸,基本概念的定义等。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在对现有文献进行全面、深人分析基础上,探讨我国体育伦理学的历史演进及发展规律,为体育伦理学学科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点与延伸点。
从时间角度对获取文献的数量和内容进行分析,表明我国体育伦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缓慢持续发展,新世纪以来呈现快速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按阶段可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和2000年以来两个特点鲜明的阶段。客观地说,体育伦理学的发展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体育实践的深人开展以及体育伦理学研究者对伦理内涵与体育本质的深刻把握而发展的。这些在体育伦理学发展的两个阶段都有体现。
1.体育伦理学研究的起步和发展阶段
体育伦理学研究的起步和发展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十一届三种全会以来所进行的拨乱反正之类的正本清源工作,替我国理论界澄清了是非,并因此消除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思想混乱。政治文化呈现自由、民主、开放的氛围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体育伦理学同其他新兴学科一样开始了其成长发展之路。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以基础性研究为主,研究成果突出表现为:
首先,初步建立了我国体育伦理学学科理论体系、指导思想和基本概念(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重点)。何湛峰、潘靖五、谭华等人对体育伦理学的对象、作用、特点及其理论基础做了细致研究。何湛峰[2]认为“体育伦理学要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道德,把体育伦理学的研究提高到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来阐述,在这个意义上说,体育伦理学从属于哲学科学。但它却区别于其他哲学,跟一般的体育道德规范又有所不同,它比体育道德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内容要丰富得多,意义也深刻得多。”同时认为“体育伦理学不仅仅在于描述和解释体育道德,还要引导和教育人们怎样培养和确立体育道德,它不局限于论述风尚、表述行为准则,还要分析和评价道德;它既要明辩是非、分清善恶,还寒伸张正气、焕发激情。”突出了体育伦理学的应用性。潘靖五[3]提出“体育伦理学是关于体育道德的科学,它把揭示体育道德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作为这一科学的研究对象,体育伦理道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在体育领域中的特殊表现,它的任务是以共产主义体育道德原则和规范教育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提髙他们的共产主义体育道德水平;在体育伦理学的研究中,除了坚持历史的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外,还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王举忠⑷则重点论述了体育伦理学的阶级性,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倡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体育道德。”李整坤m还重点论述了体育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方法、归纳和演绎的方法。这些内容在潘靖五、茅鹤清主编的《体育伦理学概论》,潘靖五主编的《体育伦理学研究》,华洪兴主编的《体育伦理学》等书籍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其次,对体育道德的积极探讨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体育道德内涵的认识。由于体育伦理学是关于体育道德的科学,它把揭示体育道德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作为这一科学的研究对象。所以,当体育伦理学学科体系和逻辑框架在20世纪80年代初步建立后,其研究重心也就逻辑地延伸到了体育道德这一领域。对体育道德的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体育伦理学的研究重点。人们对体育道德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对体育道德的学理性探讨方面:荣高棠、谭华对体育道德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探讨,“体育道德是参加体育活动的人们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是在体育括动中调整和制约人们之间关系的一种准则。”“体育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一定的体育道德是一定时代体育关系的反映,它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着历史前进不断发展。”李康平W重点对体育道德的基础与基本层次进行了研究;张克勤W对体育道德主体的内涵、形式、特征等内容进行了深人探讨;另外,荣雪涛就体育道德的起源进行了哲学上的审思,揭示了体育伦理学体系内涵的主客体关系。对社会主义体育道德的内容规范与功能的探讨方面,杨春发对运动员社会主义体育道德的主要规范作了详细论述;林清江则从体育道德的特征人手,剖析了体育道德与体育目的、体育手段的关系,论述了社会主义体育道德与资本主义体育道德的异同,并指出社会主义体育道德具体的五个表现,即公平竞争,不断进取,勇于创新,自觉地遵守体育竞赛的规则、集体主义、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王秉尧重点论述了社会主义体育道德的作用。对不同道德主体体育道德规范与优秀人物体育道德思想的探讨方面:章瑞麟详细论述了体育教师的职业道德;解建国W则对体育竞赛中运动员和观众的道德作了研究;李万来对毛泽东体育道德思想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研究;另外茅鹏还对运动员的竞技修养作了深入探讨等。《中国体育科技》还分别于〗992年和1995年对《欧洲体育部长会议通过体育道德法规》、《美国体毕的道德条款》进行了报道和介绍。
在研究方法上,这一阶段除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外还特别强调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跨学科研究法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弱化了学理的思辩性和学科的应用性。体育伦理学研究在对伦理思想的吸收方面,单一于以共产主义道德学说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西方伦理思想+同程度受到批判,其合理成分未能科学地融人我国体育伦理学研究应有的伦理思想体系之中。
我国体育伦理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直接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秉承“伦理学即是关于道德的学说”这一概念,将体育伦理学定义为“关于体育道德的科学”。可以说其理论基础取自元伦理学即理论伦理学,而且部分研究有嫁接之嫌。从理论体系的建构看,它深受这一阶段我国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影响。80年代,我国在伦理学原理和基础伦理的研究方面,从伦理学教材体系的编著来看,出版了三部教材,分别是1980年由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6周原冰撰写的《共产主义道德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奇主编的《道德学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这三本书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建构了一个伦理学体系,这就是立足于‘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这个理论基点,认为各种道德观念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物质利益关系决定的。人类的道德处于不断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从低级到高级,与社会发展相一致。在阶级社会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种伦理学说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和价值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个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和指导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这个伦理学体系以及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得到全国多数伦理学工作者的认同,以此为框架编成的许多教科书和伦理道德读物在学校里和社会上广泛传播”。这种理论框架同样反映在了我国体育伦理学的教材编写上。因此其最初关注的是“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运动员、体育工作者的道德问题(进一步说是竞技体育职业道德问题)”,以及“竞技体育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体育道德的阶级性”等等,而非“体育可持续发展”、“公民体育权利”、“体育资源配置”、“运动员健康与发展”、“体育异化”等等更为意义深远的体育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伦理问题。其狭隘的理论视野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体育实践的具体形态以及人们对伦理学学科发展的认识是基本相符合的。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我国体育伦理学研究总体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宣传特色和体育实践层面的思想品德教育倾向,学术品味低,学理色彩淡,学术价值不高(这点从后来体育伦理学进一步的研究文献的参考文献的引用情况(极少)可以反映出。
2.体育伦理学研究的深化阶段
2000年以来,我国体育伦理学研究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进人到深化阶段。主要原因是首先前期的体育伦理学研究积累了部分理论成果,且体育伦理学的学科价值逐渐得到我国体育学术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重视;其次,伴随着体育实践的深入,我国体育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另外,伦理学特别是应用伦理学在我国发展迅速,这为体育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更适合的研究范式,从视野到方法再到理论都对体育伦理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且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社会意识形态的阶级色彩淡化,学术思想日益多元,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为我国体育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方法上的支撑。还有,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2004]3号)的提出,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我国的举行,这些都刺激了我国体育伦理学的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这一阶段我国体育伦理学研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表现为:首先,研究人员日益增加且人员的学历水平、年龄结构、梯队结构日益合理优化,特别是融人了伦理学领域的学者、专家。涌现了诸如刘湘溶、刘雪丰、龚正伟、熊文等一批理论功底扎实、思维活跃的体育伦理学专家。从对近期文献检索与分析的结果看,湖南师范大学在体育伦理学研究方面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和团队优势。湖南师范大学以体育科学学院为主体,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和伦理学研究所为依托,优化资源配置,广罗人才,联合攻关,对体育伦理学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成果显著。2000年来出版两本专著,另有一篇博士论文,数篇硕士论文,一二十篇核心期刊论文,以及多项课题。
其次,体育伦理学研究正在朝着伦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体育学等多学科互补与融合的方向发展,价值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应用伦理学研究方法得到有效运用;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从对举国体制的优劣到体育资源分配、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从体育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到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从竞技体育中的纪律处罚到体育组织机构中伦理委员会的设置,从兴奋剂问题到运动员的年龄问题,从运动员的高科技装备到高科技在场地设施中的应用,从人本、贵生原则到有限伤害理论,从奥运会到校运会,从中华体育精神到体育的游戏精神,从竞赛现场到体育传媒等体育实践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均渗透着伦理精神的审视和思辨;研究的深度、广度、成熟度不断增强,富有价值与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刘湘溶的《体育伦理学论纲种新的见解和思路》、《应用伦理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体育伦理的建构》及其与刘雪丰的专著《体育伦理:理论视域与价值范导》,熊文的《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意蕴》、《伦理介人竞技体育之缘起——从竞技体育运行机制与道德关系的视角》,司虎克的《体育道德风险对竞技体育发展的影响》,龚正伟的《体育伦理学论纲》、《中西体育伦理研究现状分析》、《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及现代转型》等等。
另外,各级体育社会科学管理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不断增强,体育伦理学方向的课题日益受到体育社会科学课题规划部门的重视,课题项目越来越多,资助资金越来越多。如国家体育总局社科重点课题“体育伦理学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871SS06003)、国家体育总局社科课题“竞技体育伦理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策略”(项目编号:999SS06131)、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转型时期中国体育伦理与法律规范的协同构建研究”(项目号:03BTY012)、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体育改革及其伦理思路探究”(项目号:03YB01)、山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当代体育发展的伦理学研究》(编号为YS06012)等。再次,体育伦理学研究的伦理思想体系日益丰富、成熟,正逐渐形成分别以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西方伦理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学说为伦理思想体系的三种体育伦理学研究范式,学科发展逐渐走向自觉。体育伦理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日益分化、细化,竞技体育伦理、学校体育伦理、群众体育伦理分别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和深人研究。体育道德主体性的研究进一步得到展开,学者们对运动员道德规范、教练员道德规范、体育科研人员道德规范、裁判员道德规范、体育观众道德规范进行了细致研究。另外,对体育伦理建构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方面,以人为本、规则公平、有限伤害、积极进取、团队合作等得到了突出,公平、平等、正义等伦理精神取代了阶级意识,人文主义得到焕发。
虽然这一阶段体育伦理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和充实,应用研究也得到加强,但对体育伦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却明显不足,如当前体育伦理学的定义及研究对象就是亟需审视和重新界定的问题,而这似乎还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当前的内容与固有的学科体系和结构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制约着体育伦理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从另一个方面看,近年出版的《伦理学大辞典》中,其应用伦理学部分覆盖的领域不可谓不广,类别不可谓不多,囊括了经济、生态(环境)、生命(医学)、科技、计算机、管理、行政、军事、军人、职业、人口、社会、制度、教育及法律等多种领域的伦理学,但是体育伦理学却不在其中。这也说明体育伦理学的发展任重道远。
3.促进我国体育伦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几点建议
1) 体育伦理学研究者的伦理学功底和素养决定了体育伦理学理论的深度和学科的成熟度。所以体育伦理学研究者应注重对母体学科——伦理学的学习,强化对一般伦理学的系统知识,包括基本概念、思想、原理的把握。研究过程中还要注重吸收和借鉴应用伦理学其他分支学科(如生命伦理学、行政伦理学、教育伦理学等)的研究体例和研究方法,弥补和完善自身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以此提高和增强体育伦理学研究的学术品味、学理色彩。
2) 加强与体育社会学、体育美学、体育管理学等学科的联系,逐步在学科交流对话过程中实现本学科的独立性、价值性,使体育伦理学走向成熟。以体育社会学为例,“体育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社会视角和研究方法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体育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体育内部结构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体育的发展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可以说,体育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恰恰就是体育伦理学所应洞察、审视的。因此强化体育伦理学研究与体育社会学的对话交流,无疑对丰富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开阔研究视野,增强其应用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3) 加强西方体育伦理学的译介工作,由于“欧美一些国家较早地面临了现当代体育的伦理困境与矛盾冲突,为化解矛盾并走出困境,他们较早对现当代体育问题进行了宏观的哲学审视和应用伦理学的重构。”因此,加强西方体育伦理学的译介工作,借鉴其研究理论、研究视角、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对于促进我国体育伦理学的自我发展与国际定位意义深远。
4) 加强体育伦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新时期有必要对一些基本概念和学科体系进行审视和重新界定,实现理论体系的进步和优化,增强体育伦理学研究的深度和系统性。
作者简介:孙伟(1962 -),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
上一篇:“伪善”伦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