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上帝之死对伦理学的挑战

　　本文从尼采“上帝之死”的口号、卡拉马佐夫论题着手，通过对宗教和道德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宗教对道德的影响，上帝是否创造了道德真理三个方面，来探寻上帝之死对伦理学有怎样的挑战，即上帝之死，是否意味着伦理学是没有希望的。

　　上帝之死，是一个现代文化现象，本篇论文试从上帝之死对伦理学有怎样的挑战，即上帝之死，是否意味着伦理学是没有希望的着手讨论。

　　上帝之死对伦理学的挑战，来自于：“我们有选择，即使我们也许不是完全自私的，但我们面临一个道德困境，那就是，我们失去了道德标准(如果曾经有的话)，失去了道德指引，甚至对于许多人而言，是去了道德信心”。倘若没有这些标准去指引，我们便无法明辨什么在道德上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一

　　在现代社会，上帝是否存在有待考究，而“已经死去”、“上帝之死”或者“神圣隐没”，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这里不得不提到尼采。

　　尼采注视着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两千年的欧洲文化，发自肺腑地喊出了“上帝死了”的口号。“他以批判之锤打破旧有的一切偶像(真理)并宣告‘上帝死了’，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豪情肩负起人类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不惜忍受巨大的内在张力，甘冒沦丧自我的危险为世界气球幸福，试图创造一个不以上帝为依托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

　　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认为“上帝存在最大的理由就是他的不存在”，那么在尼采哲学中，上帝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尼采哲学中的上帝，不单单是以 “理性、信仰、道德‘三位一体’表现出来的”实体的上帝，而是以上帝为符号的，更为广泛的文化象征意义。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第一次宣布“上帝死了”，此后多次重复这一口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一部给一切人看也是无人能看的书”，本书中提出了“伟大的可恨”的命题，“隐喻真理与精神发展的某种悲怆式的命运”。《道德的系谱》拥有尼采认为其所有作品中“最精彩的东西”——道德论战。它是一部解构西方道德，甚至解构一切道德的宣言书，更准确地说，是宣战书，在这部书中他提出，基督教起源于憎恨心理，是反抗高贵价值的运动，而良心——“是一种残忍本能，当这种残忍本能不能再向外发泄时，便回过来对自己发泄”。《偶像的黄昏》所说的“偶像”，“就是向来被称为真理的一切东西”。他宣布“旧的真理正在接近尾声了”。可见，尼采对上帝这一概念作了深刻的剖析：“基督教上帝的概念是地球上最腐朽的上帝概念之一……上帝已退化为生命的对立物而不是作为生活的理想化和永远的对!上帝是一个对生活、自然、对于生活的意志的敌意的宣言书!上帝已成为对这个世界的任何毁谤，对关于‘下一个世界’的谎言的习惯用语!在上帝中，虚无公然向人世挑战，趋向虚无的意志被神圣化了”。“因此，上帝作为至上价值是一种颠倒，上帝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与生命相对立的概念。上帝意味着至上价值丧失”。

　　当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时候，他是在吁求人类在生活和价值上的一个转换，并不想去证明上帝的不存在。从社会和文化角度看，无神论者、存疑论者和信徒相比并不缺少道德感，缺少宗教信仰的人也不一定缺少道德信念。因此，道德和宗教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

　　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同时也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他的作品无不在揭露和鞭挞现实的丑陋险与残酷——上帝对人们生活的这个冷漠污浊的世界竟是如此的无能为力。

　　“也许上帝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了更深入的阐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造成现实腥风血雨的根源并非社会制度或人的外部环境，而是作为构成社会组织的独立个体——人。他发掘人隐秘的心灵世界，发现了人类自身潜伏着的罪恶，“每个人的身上都隐藏着野兽——激怒的野兽，听到被虐待的牺牲品的叫喊而情欲勃发的野兽，挣脱锁链就横冲直撞的野兽，因生活放荡而上痛风、肝气等等疾病的野兽。”正是人非理性的情欲和作恶本能给人类带来种种不幸。但面对恶的肆虐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人类企盼的上帝并没有有效地遏制恶并扭转乾坤，那么上帝是否存在，便有待考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对上帝与现实、人的思考，都倾注在主人公伊凡身上，伊凡对上帝的抨击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在这部作品中，名为“畜栏”的小城人伦丧失，为争夺钱财和女色，父子互相残杀;德高望重的长老尸骨未寒，修道院里便充满喧哗与骚动。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小城之外，人却被禁锢在一个恶行横生而更加疯狂混乱的“死屋”世界里，无辜的孩子被虐待、被猎杀、被狂犬当场撕烂……“世界就建立在荒诞上面，没有它世上也许就会一无所有了。”这一切都似乎使伊凡反叛上帝顺理成章。在《宗教大法官》中，伊凡指出，人类发展史表明人类是软弱、迷信和盲从的，上帝对人的期待、赋予人信仰的自由及昭示的道路是不合时宜的。只有利用他们的弱点控制奴役他们，把世界变成平静安宁的“蚁窝”，人才会驯顺。而另一方面，对上帝的信仰却是在给人类套上助纣为虐的精神枷锁。与信仰上帝伴随而来的对诸如天堂、地狱等未知世界的恐惧，束缚着不平者意志的发挥，限制他们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威慑他们屈服于充斥罪恶的现实，听任作恶者为所欲为，从而阻碍人类新世界的来临。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只要做的毁灭人类关于上帝的观念，所有旧的世界观会自然而然地覆灭，各种崭新的事物将到来，人会由于“神和泰坦(希腊神话中曾统治世界的巨人)式的骄傲精神而显得伟大，成为人神”。伊凡指出，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将人类联合起来，凭借科学和意志的力量，谋取他们在现实世界的幸福，从而取代人类心目中过去对天国的向往。从而，“使人类放弃对来世的幻想，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更爱现实的生活”。

　　我们可以看出，神令论意味着，假如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允许的。美国宗教学家菲利普·昆因把这个断言称为“卡拉马佐夫论题”，因为它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人公之口。

　　三

　　宗教为人类的许多情感提供了栖息、温床和慰藉，对许多人来说，它是许多深刻的人类诉求的依据，这些诉求包括对自身限性的超越、对宇宙秩序的敬畏、对终极性和绝对性的体认、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在宗教的语境中，恐惧和希冀并举，欲望与禁忌共生。宗教所要求的虔诚心和奉献感，是一类独特的人类心理现象。它们与各种教义中蕴藏的丰富道德戒条在一起，为信徒们的行为动机增添了极为复杂的道德因素。

　　或许，上帝之死不应该被看做是一个值得惋惜的事情;上帝之死意味着我们脱离了先前深信的神圣秩序，或者说让虚构与现实脱钩了;失去了确定性，我们可能赢得了自由;人类可以有道德法则，但道德法则不需要一个超级立法者;也许，道德是我们为自己立的法。

　　作者：刘丹丹 来源：金田 201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