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通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王通践行“以行观文”的伦理学批评方法，提出了“文必贯道”的伦理学批评命题，极为重视作家的道德品行和作品的伦理价值。虽然此种批评方法有忽视文学的审美价值之嫌，但却是对儒家伦理学批评传统的继承，也具有重要的当下性意义。王通的这种伦理学批评是为实现其“王道”理想服务的，对其弟子门人及唐代政治文化建设，对其孙王勃的文学革新及文艺思想，对古文运动及宋明理学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以伦理政教为中心的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王通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起到了上承秦汉、下开唐宋的历史作用。

　　王通(584—617)曾于隋大业年间，仿孔子续写《六经》，在家乡河汾(今山西河津)聚徒授学。1王通去世后，其弟子门人谥曰“文中子”，其平日言行被集结成语录体之《中说》。考察《中说》，可知王通践行“以行观文”的伦理学批评方法，并提出了“文必贯道”的伦理学批评命题，这是一种基于儒家伦理学的文学批评，是为实现其“王道”理想服务的。尽管王通的伦理学批评更注重作家的道德品行对于作品的影响，相对忽视文学的艺术价值，但对于认识六朝文学之失，在新的政治大一统时代建立超越于六朝的文风，提高作家的道德修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通《中说·事君篇》载：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 “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1

　　《中说·立命篇》载：

　　或问陶元亮，子曰：“放人也。《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矣。”

　　尽管引文中论及的作家都是六朝时期的著名文人，然而王通却因不赞赏他们的品行，认为他们都是“古之不利人”而否定了他们的作品。且认为其作品的弊端正与他们品行的瑕疵相对应。2可知，王通考察诗文的途径，是以行观文，即通过作家的道德品行来评价其诗文的特点和优劣。

　　以同样的批评方法，王通对少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家予以肯定，认为他们有“君子之心”，比如《中说·事君篇》中提到的颜延之、王俭、任昉和陈思王曹植。证之以史，如颜延之曾提倡：

　　昔之善为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寻尺之身，而以天地为心;数纪之寿，常以金石为量。[1](P1894)

　　任昉据载：“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于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无以为敛。”[2](P1454)王俭“寡嗜欲，惟以经国为务，车服尘素，家无遗财”[3](P438)。三人无疑皆堪称道德典范。而曹植，王通认为其能够“以天下让”，且“时人莫知之”(《中说·事君篇》)，更是难得的君子。故王通对他们四人的作品也持肯定态度，赞扬其文“约以则”、“深以典”(《中说·事君篇》)。

　　可见王通对作家的道德品行极为重视，认为作家品行之高下与其作品优劣相对应。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忽视文学的审美价值之嫌，但却是对儒家伦理学批评传统的继承，并且在隋末之际，也具有重要的当下性意义。

　　孔子云：“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德在言先，德本文末，乃是儒家学者对于作家道德品质的一条最为重要的要求。王通无疑就继承了这种伦理学批评方法。这种批评方法是有其合理因素的，因为作家自身的伦理意识往往决定作品的伦理内涵。“严肃的作家总是自觉到某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其伦理含义就体现在他对人类社会现状和处境深切的道德关注，对现存文化中不公正的、丑恶的方面的批判与否定，以及对正义与美好社会生活的褒奖与颂扬。此乃文学的伦理本质。”[4](P298)因此作家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形成君子人格，对于自己的创作当大有裨益。同时，也必将起到规正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

　　王通的这种重视作家德行的伦理学批评具有当下意义是因为，汉末以来，儒学式微，礼崩乐坏。而曹操“唯才是举”政策的实施，无疑颠覆了儒家的道德伦理传统。司马氏以晋代魏之后，名士们因不满其虚伪礼教，更是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形成了放浪形骸、洒脱不羁的魏晋风度。至南朝，梁简文帝萧纲曾如此诫子：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5](P113)

　　对此，我们认为，人、文分离的现象可能会存在，但“文”无论如何总会是“人”的思想载体，与“人”难以分割，且读者也难免“以文观人”。故而萧纲的说法常遭后人诘问，如王应麟曾引王通的话批评道：“斯言非也。文中子谓‘文士之行可见’，放荡其文，岂能谨重其行乎?”[6](P1858)可见教子“文章且需放荡”，无疑等同于教子“立身也可放荡”了。所以就不难理解自曹魏以来，文士无行，背离儒家道德规范的情况时时有之了。故而在重新走向大一统的时代，王通关注作家的道德修养，关注“文”与“人”的统一等传统儒学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王通所赞赏的君子是怎样的呢?《中说》中有很多表述。比如强调要遵守三纲五常，重视仁义，以“道心”防“人心”3，等等。但最具体的例子莫过于《中说·事君篇》中所描述的王通本人作为隋末大儒这一道德典范的生动形象：处事谨慎，端严有礼1;尊老爱幼，恭温亲切2;节俭洁净，取食有道3;济人不厌，亲躬杂役4;严守三纲，不从流俗5;言所当言，批判社会6;知其不可而为之7;等等。而其良好的示范作用也使得“子之乡无争者”(《中说·事君篇》)。可见作家提高自己的修养，养成像王通那样的君子人格并内化到文章中去，其作品也必能像“子之乡无争者”一样起到人文化成的重要作用。

　　在《中说·天地篇》中，王通提出了“文必贯道”的伦理学批评命题。8文必贯道之“道”，当为儒家周孔之道。因为王通认为周公、孔子之道是最具权威的至德要道：

　　子曰：“吾视千载已上，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则一而经制大备，后之为政，有所持循。吾视千载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则一而述作大明，后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 (《中说·天地篇》)

　　而“道”的主旨乃是儒家富含伦理内涵的仁义思想：“又问道之旨，子曰：‘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淹曰：‘此仁者之目也。’子曰： ‘道在其中矣。’”(《中说·关朗篇》)“至德”乃是“道”的根本：“薛收问至徳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礼》不云乎，至德为道本。《易》不云乎，显道神德行。’”(《中说·王道篇》)在某种程度上，王通甚至神话了周孔之道，如《中说·王道篇》云：“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中说·王道篇》中还有：“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在此，王通认为“道”不亚于天地父母，并把孔子视为受罔极之恩的恩师。

　　故而笔者以为，王通的“文必贯道”，是指文学作品应该蕴含儒家的道德仁义思想，体现儒家的伦理价值。

　　不仅如此，在王通看来，“道”还应该是“文”的根本，即伦理价值应为文学的首要因素。《中说·事君篇》载王通语云：“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徳，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这不仅继承了《论语·述而》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更把“道”视为“艺”之本。在孔子时代，艺主要指礼、乐、射、御、书、数之法，至班固《汉书》，专辟《艺文志》，其中亦包括诗赋等，可见文学作品已算是“艺”的范畴。王通认为，君子“游于艺”，必须首先具有深厚的儒家仁义思想作为根基，否则，“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然而王通所生活的时代，“江左余风”甚盛，可谓文体轻薄，流宕忘返。尽管于“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7](P229)，并且于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付所司治罪，但依旧收效甚微。于是李谔只好请求隋文帝，“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7] (P230)。想通过政治压力来改变六朝以来的绮丽文风，以实现“怀经抱质，志道依仁”[7](P229)的伦理型转变。炀帝即位后，情形也并无好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通提出了“文必贯道”的伦理学批评命题，以期改变当时柔靡绮丽的文风。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王通对当时的一些文学言论及文学现象进行了批评。如《中说·天地篇》载，李百药见到王通后，论诗只关注声律辞藻等语言技巧，而对诗歌的内容却无丝毫见解，从其言论中无从察道，不能“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辩得失”。故而王通对其诗论未作回应，以示对只关注外在技巧这些“末流”而不能贯道论调的不满。

　　相反，对于认识到自己文章问题的作家，王通则予以热情的赞扬，如《中说·述史篇》载隋代著名作家薛道衡对王通说：“吾文章可谓淫溺矣。”王通立即起身而拜，并祝贺他能够“知过”。薛道衡之名作《昔昔盐》、《豫章行》等，皆杂有齐梁风习，故有“淫溺”之自评。王通对于薛道衡的“知过”持高度赞扬态度是因为只有改掉“淫溺”之风，才有可能达到“文必贯道”的要求，使作品蕴含伦理价值。

　　王通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终极目的是恢复儒家的“王道”理想。事实上，王通一生的事业，包括续写《六经》及聚徒授学等，都是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终极目标的。

　　如上所述，“王道”或曰“周孔之道”，指的是儒家的仁义思想、治国之道等。王通以行周孔之道为己任。如《中说·天地篇》云：“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在《中说·天地篇》中他宣称自己“惟道之从”，把周孔之道作为其唯一的行事和判断标准。然而，恢复王道是极其艰难的，整部《中说》就以王通的感慨为开端：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难行也!吾家顷铜川六世矣，未尝不笃于斯，然亦未尝得宣其用。” (《中说·王道篇》)

　　尽管王通祖上六代一直以恢复王道为目标，但其学说都未被当权者采纳，故而王通有“王道难行”的感慨。并且“王道”不仅“难行”，“道”亦混乱不明，于是王通决定续写《六经》，《中说·天地篇》载：

　　子曰：“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大义之芜甚矣，《诗》、《书》可以不续乎?”

　　可见在隋代，王道已经驳杂荒芜，难以明辨。于是王通才续写《六经》来“正之”、“明之”，以贯通王道思想，弘扬儒家的治国之道。然而尽管做了这些工作，王道依旧无法施行。《中说·王道篇》载：

　　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子与之言，归而有忧色。门人问子，子曰：“素与吾言终日，言政而不及化。夔与吾言终日，言声而不及雅。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门人曰：“然则何忧?”子曰：“非尔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预议者也，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门人退。子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焉。

　　“朝之预议者”只知言政、声、文而不及化、雅、理，显示出的正是当时天下礼坏、乐崩、文丧的状态，根本无法振兴“王道”，所以王通为之深感忧虑。

　　而要振兴王道，无疑需要“礼”、“乐”、“文”的参与。就“文”而言，王通提出的“以行观文”的批评方法及“文必贯道”的批评命题，若能得以贯彻实施，必然可以改变“天下无文”的状态。因为只有作家的道德修养提高了，自身的伦理意识加强了，才能“贯道”于文，使作品蕴含儒家的伦理价值，从而为恢复王道政治的终极目的服务。

　　王通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弟子门人及唐代政治文化建设的影响。 王通河汾设教的教材，基本上是儒家的《六经》及自己所编撰的《续六经》。其中，《续诗》所收为晋、宋、北魏、北齐、北周、隋六代诗歌，收录标准为“甄正乐府，取其雅奥”[8](前言，P74)，以达“化俗推移之理”(《中说·王道篇》)。《续诗》“可以讽，可以达，可以荡，可以独处;出则悌，入则孝;多见治乱之情”(《中说·天地篇》)。“《诗》以正性。”(《中说·魏相篇》)可见，学习《续诗》便会明白历代君主得失，形成伦理规范，并能规正性情。同时，王通认为自己续《礼》、《乐》的真谛是：“《礼》以制行，《乐》以和德。”(《中说·魏相篇》)故而学习礼乐能够规正行为举止，陶冶道德情操，从而加强个人修养。王通对弟子门人的教育，无疑延续的是儒家的“诗教”，是为实现自己的“王道”理想服务的。而《续诗》没有选择齐、梁、陈三朝诗歌，说明王通对于伦理价值缺失的此三朝诗歌的否定。这无疑会对其弟子门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事实上，王通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很快就在其门人魏征、房玄龄等初唐重臣的官修史书中得以继承。比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就指出了六朝文学伦理价值缺失之后的浮靡状况，认为“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9](P1730)，这与上文王通对六朝的批判相一致。“雅道沦缺”，自然不能做到“文必贯道”，而“渐乖典则”，当然也达不到王通所肯定的颜延之、王俭、任昉、曹植四位“君子”之文的“约以则”、“深以典”。魏征接着对简文、湘东兄弟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启其淫放”、“意浅而繁”[9](P1730)，而这也正是对王通批判湘东王兄弟“其文繁”的继承。初唐的修史工作无疑非常有利于文化和政治的反思，出于为统治者提供借鉴的目的，初唐史家在批评齐梁文风的同时，更把这种绮丽文风与国家的覆亡相联系，故而，魏征更进一步指出这种缺乏伦理价值的文学的极大危害，斥之为“亡国之音”[9](P1730)。

　　与此相对应，他们普遍认为文学应该担负起伦理学的重任，如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云：“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9](P1729)而这正是王通的“王道”理想在文学伦理学思想中的显现。《中说》曾数次记载魏征随王通学习探讨包括《诗》在内的《六经》。例如《中说·周公篇》载：“征宿子之家，言《六经》，逾月不出。”《中说·事君篇》载：“魏征曰：‘敢问列国之风变伤而不怨，郡县之政变怨而不伤，何谓也?’”《中说·关朗篇》载：“子曰：‘中国失道，四夷知之。’魏征曰：‘请闻其说。’子曰：‘小雅尽废，四夷交侵，斯中国失道也，非其说乎?’”等等。魏征就《六经》等问学王通时，非常勤奋，以至于“逾月不出”，并就《诗经》的政治伦理功用等与王通进行了细致的学习探讨。可见，魏征的文学思想受王通的影响当无疑义。

　　王通去世后，其弟子门人多投靠唐军并成为初唐名臣，正如其弟王绩所言：“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10] (P149)而诸贤申才之时，正当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如果王通能看到“贞观之治”的盛世风貌，是否会庆幸在其弟子门人的努力下，其“王道”理想终于得以实现，或者部分地实现了呢?在司空图的《文中子碑》中，王通被认为是受命于天的圣哲，有唐所开启的贞观盛世以及三百年基业，乃王通之功：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圣哲之生受任于天，不可斫之以就其时。仲尼不用于战国，致其道于孟、荀而传焉，得于汉成四百之祚。五胡继乱极于周、齐，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圣人之用，得众贤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魏数公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跻贞观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 [11](卷五)

　　司空图的赞誉，王通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李海燕 来源：求是学刊 2014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