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研究述评

　　摘要：中国学界关于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以功利论伦理学和义务论伦理学为代表）论争的研究，大体可分为译介和综述两个阶段，主要涉及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的基本概念、主要立场、理论类型、研究方法以及遭受的某些批判，存在的问题表现为研究内容缺乏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入性，研究范围局限于从亚里士多德到麦金太尔。当前中国学界应该从如下五个方面推进对这一论争的研究：一是全面分析这一论争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条件；二是深度厘清德性伦理学对规范伦理学的批评及后者所作的辩护；三是系统解读规范伦理学对德性伦理学的反批评及后者所作的辩护；四是深入辨析德性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各自的理论得失；五是综合分析这一论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德性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德行；亚里士多德；麦金太尔

　　由于与理论的内在逻辑必然性和现代文明的缺陷及其所引发的危机密切相关，自1958年安斯库姆的《现代道德哲学》一文发表以来，西方当代伦理学界逐渐兴起了一股德性伦理学研究复兴的浪潮，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顶峰。同时，以功利论伦理学和义务论伦理学为代表的规范伦理学对德性伦理学也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并且开始关注德性问题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两派论争的格局。从中国学界来看，学者们对西方德性伦理学复兴运动开始有所关注，但直到近年来才对两派论争展开一些参与式的讨论和综述，目前尚存研究深度不够、系统性不强等突出问题，亟待全面深入的、成体系的拓展性研究。

　　一、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研究的译介情况

　　国内针对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的研究主要是从翻译国外的论著开始，其中以对亚里士多德和麦金太尔的关注为甚。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集中展现了德性伦理思想。该书目前有多个译本，如廖申白译注的《尼各马可伦理学》（2003和2017），王旭凤、陈晓旭翻译的英汉对照全译本《尼各马可伦理学》（2007），邓安庆翻译的注释导读本《尼各马可伦理学》（2010），该书作为西方德性伦理学之范典，关于德性论占据了全书的近半篇幅，如我们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把德性界定为品质，同时也把德性界定为能力，但后者一般不为人们所关注。这两种界说是内在统一的。德性既是品质，又是理性能力，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概念，恰恰说明了两者的统一。人们选取中道，既是理性能力的体现，又是习性与品质起到担保作用的结果[1]。相比之下，苗力田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是根据希腊原文进行翻译的，比较权威，但不太通俗；廖申白和邓安庆的译本更加准确地对应英文原意，在译法上更为贴切和成熟。其中，廖申白撰写了较长篇幅导读性质的前言对译本的内容进行了概述，指明书中所给出的一些能够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答案的启示；邓安庆的译本较之其它版本来说则更加通俗易懂，译本中表达的思辨性色彩更加浓厚。此外，李义天翻译的《美德伦理学》①（2016），是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领域权威的学者之一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对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德性伦理学的一种全面阐释和辩护。赫斯特豪斯有力地展示了德性伦理学如何为行动提供指导，并从德性伦理学视角对“出于责任感”而行动作了阐发。李义天在深刻解读原文的基础上以清新流畅的文字把原文的含义表述出来，既不只是简单地停留在原文的字面意思，又极力在译文中较好地反映出了原著者的深层次内涵，非常便于读者的理解。该译著是当代国外重要德性伦理学家思想研究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

　　麦金太尔的几本重要著作同样也都有了汉译本。比如，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集中阐述了他的德性伦理思想，该书目前已有两个中译本：一是龚群、戴扬毅的《德性之后》（1995），二是宋继杰翻译的《追寻美德》（2003）。麦金太尔在该书中所提出的核心观点是，西方道德生活和伦理理论要摆脱深刻的危机，就要向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回归，即在重返德性伦理学的传统中探索答案是唯一的出路。相比较之下，宋继杰的译本更为成熟和贴切，是一个更为准确地对照英文原意的译本。该书基于现代社会道德混乱这一主要视角，全面反省、检视了西方道德观念与整个现代性的精神，尤其强调了德性生活这一重要主题，使当代伦理学向实质伦理学的革新成为“当代伦理学研究的转折点”和近20多年来思想界探究最为激烈的一大焦点。还有万俊人、吴海针、王今一翻译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1996），万俊人、唐文明、彭海燕翻译的《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百科全书式、谱系学和传统》（1999），以及龚群翻译的《伦理学简史》（2003），麦金太尔的这些重要著作对于德性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果说《追寻美德》是一纸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判决书和一篇返归古典美德伦理的纲领性文献的话，那么7年后他发表的又一部史诗般巨著《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就是一篇西方古典美德伦理史的长篇叙述或现代重述了[2]（P4）。而在《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百科全书式、谱系学和传统》中，麦金太尔认为只有托马斯主义既继承了中世纪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又为现代的各种道德探究方式提供了最充分的评价。名气甚大的《伦理学简史》则简明地阐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等哲学家以及现代西方的伦理思想，足以引起德性伦理学在现代和后现代的重视和思考。

　　徐向东等翻译和编译了有关两派论争研究的几本重要文献。一是徐向东编写的《美德伦理与道德要求》（2007），该书收集了批判功利论和义务论伦理学的经典文献和德性伦理学家对批评的辩护和回应，对两派论争的领域具有充分的了解和深度的研究，是国内伦理学界有关两派论争的一项重要参考文献。二是徐向东、陆萌合作翻译了纳斯鲍姆的《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2007），该书通过研究我们对理性自足性理想的追求以及人类美好生活的脆弱性，有力地向我们呈现了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运用古希腊悲剧作家对价值冲突的深刻认识来反对某些德性伦理学倡导者复兴古典德性伦理学的努力。三是徐向东翻译了威廉姆斯的《道德运气》（2007），该书具体批评功利论和义务论伦理学以道德为核心、不偏不倚的道德理论，同时利用“实践必然性”和“内在理由”等概念解析伦理生活的实质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四是徐向东编写的《后果主义与义务论》（2011），该书旨在介绍后果主义和道义论（功利论和义务论）这两种道德理论的基础及其与其他道德理论之间的关系，并论述相关倡导者如何改进这两种道德理论以及这两种道德理论对于政治哲学的意义。徐向东这四项成果凸显了德性伦理学的理论个性以及伦理生活的本质和复杂性，阐述了当代西方这一学术论争的实质、要害和出路，有利于推动中国学界有关这一学说论争课题研究的深入开展。

　　江畅的《德性论》（2011）和《西方德性思想史》（2016）对德性问题研究颇为全面和深入，算是国内研究德性问题的扛鼎之作。其中，《德性论》对西方当代德性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剖析，重点对德性的本性及其与人性、智慧、幸福、恶性、情感、教育、意志、认识等多方面的关系作了阐述，首次提出创建德性论作为伦理学的主干分支学科这一重要思路。《西方德性思想史》（四卷本）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梳理和引介西方德性思想史的大部头著作，该书系统分析和论说了西方从古至今的德性思想，力争展现其精神实质、演进历程和明显特征，重点对西方主要哲学家有关德性思想的主要观点、发展脉络、历史影响和显著贡献进行了论述。江畅指出，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家在致力于阐发古典德性思想的同时，对近代以来盛行的功利论和义务论这两大主流规范伦理学进行了大量的批评，主张以德性伦理学取代规范伦理学，同时招致功利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的强烈反批评，形成了两大阵营纷争的局面。这一纷争引起了西方伦理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对个人德性问题的重视，并掀起了研究个人德性问题的热潮。该书已经引发伦理学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新讨论，尤其对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最为厚实的学术支援和学理资源。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伦理学家有关德性伦理思想专著的翻译。比如，高乐田、黄文红、杨海军翻译的《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2009）和戴茂堂、李佳莲、赵红梅翻译的《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2009），这两本书都是近代英国情感论者弗兰西斯·哈奇森的早期作品，前者揭示了美和德性的起源，从主观角度对德性予以了深刻的论述；后者强调德性是道德情感的据有动机，显现了哈奇森的“德性与正义”思想。还有，林航翻译的余纪元的《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2009）也是一部非常具有价值的著作，林航以文本为基础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进行了精到的翻译和分析，主要旨在增进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解，同时促进德性伦理学的讨论，并探索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在一些主要伦理问题上的异同及其对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影响。这是迄今为止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儒学伦理学最为系统的一项比较研究。在此译介的基础之上，中国学界已经开始对西方德性伦理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儒家为代表）的相关思想理论展开对比研究，或就中西方的异同之处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①，或借此对中国理论界中的德性概念加以研究，或受到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的启示，对儒家思想的精义与价值及其在现代复兴、重建、转化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展开了分析。显然，以上译著对国内有关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研究的主要成果

　　除上述外，中国学界至今针对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的研究主要表现为综合概述，代表性的有万俊人、余纪元、徐向东、龚群、高国希、陈真、赵汀阳等早期研究者，以及江畅、李义天、葛四友、韩玉胜、方德志、叶方兴、赵永刚、方熹等近期学者。这些专家学者一方面向我们提供了关于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功利论和义务论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主要立场、理论流派、研究方法以及受到的某些批判；另一方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学者针对这场学术论争的未来发展趋势的主要看法，那就是主张两派之间的互补与合作，而不是分化与对立。正如上文中已经提及的，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至今仍是最重要的西方德性伦理学经典著作，也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德性伦理学复兴的主要文本依据，中国学界有关这一论争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从亚里士多德和麦金太尔的学说开始的。

　　陈真针对“德性是否以及如何推出正确的行动”组织译介了一组学术论文，展现了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及相关论争的最新研究动态。这组文章篇幅不长、话题也不多，但指出除了麦金太尔和亚里士多德之外，针对德性伦理学我们还有很多重要思路和复杂话题需要加以厘清，即需要力争避免“亚里士多德—麦金太尔局限”问题的存在。王旭凤、孙少伟翻译的斯洛特的《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2010）一文，指出了德性伦理的复兴为伦理学界注入了很多具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专注于这方面的专家学者重点研究亚里士多德以及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思想，以行为者为基础的某种形式的德性伦理学才真正使人们看到了希望。该文还分析了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的基本内涵，驳斥了对这一思想的各种可能的反对意见，论证了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的建构方法以及具体的应用性。王楷翻译的《德性伦理学：一个简描》（2014）一文，为道德哲学在20世纪后半程所发生的这一非常重大的变化呈现出了一幅较为详尽而简明的图画，让我们对德性伦理学复兴的主要根源以及两派论争的主要内容、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等有了更加全面系统的认识。

　　中国学界对麦金太尔进行的阐释和解读评介了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的具体内容。最早应属高国希的《走出伦理困境——麦金太尔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1996），该书在力求对麦金太尔的伦理学思想进行全面论述的基础上，对他的理论结构和发展过程加以客观而系统的评论，这在当时麦金太尔著作的中译本几近空白的前提之下实属不易。还有秦越存的《追寻美德之路：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伦理危机的反思》（2008）一书以探讨麦金太尔的德性伦理学为切入点，重点研究了现代德性伦理重建的方法和理路等。这两部著作都聚焦于麦金太尔的德性伦理学，对国内德性伦理学和麦金太尔的相关思想研究贡献颇大。国内建构性的一些综合论述则在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解读的启发和影响下，对道德知识和道德生活等进行了深度反思。在《论道德形上学》（上）一书中，万俊人指出：“关于人类的良心（良知）、社会价值（目的）、伦理（道德）、个人的美德（德性）理想，以及关于人类不可抛弃的人生信念（伦理）等等，都远远超出底线伦理所能解释的范畴。”[4]（P66）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2010）一书试图重建一种综合中西理论优势的当代德性伦理学，并以“新目的论”批评了规范伦理学。

　　近年来，国内发表了不少关于麦金太尔德性伦理思想方面的论文。比较重要的有陈真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吗？——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学批判》（2015）、黄建军和刘耀东的《麦金太尔新保守主义德性观之检视——兼论其对中国当前道德建设的启示》（2016）、宋薇和秦明利的《麦金太尔伦理学的叙事方法》（2017）等等。此前还有一些文章在对德性伦理学或社群主义等主题展开探究时也涉及麦金太尔，如高国希的《当代西方的德性伦理学运动》（2004）、龚群的《回归共同体主义与拯救德性》（1998）和万俊人的《“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之间和之外》（1995）等等。总体而言，中国部分学者以解读麦金太尔的德性伦理学为基础，同时就它与规范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探讨，从西方伦理学的整体视域对德性伦理学加以研究。在《“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之间和之外》一文中，万俊人就对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进行了对比，并在麦金太尔和罗尔斯“关于‘规范伦理'和‘道德类型学'概念的基本思路之上，对麦金太尔和罗尔斯在德性伦理学上的论争展开了解析……从而基于哲学和文化的切入视角……进一步主张‘分层贯通、多元互补、共同分享'的综合性道德类型学”[5]。聂文军则认为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是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主题，它们都是伦理学理论和现实道德生活的重要内容，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是相互融合的统一关系、功能关系与价值关系等，指出其功能关系与价值关系要在历史的发展中（伦理思想史与道德生活史）以动态的方式双重地呈现出来。

　　一些学者在书评中对麦金太尔及其主要著作展开了评介。万俊人为《追寻美德》和《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这两本书写了富有价值的书评，对麦金太尔在这两本书中的核心思想作了准确而恰当的综述。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译本的译者序言中，万俊人一方面对麦金太尔批判现代道德哲学的理路进行了分析，另一方面提示我们关注麦金太尔德性伦理思想中所蕴涵的历史主义方法论思路。在万俊人看来，与现代规范伦理学相比较，德性伦理学同时展示一套专门的伦理学命题和一种独特的伦理学方法。麦金太尔本来就将《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视为《追寻美德》的续篇，这么说来，万俊人的这两篇书评也是一脉相通的。而对麦金太尔的《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为什么人需要德性》一书，龚群指出，这一新作不再坚持在历史传统中发现德性，而是极力通过展现人类所共同具有的“作为脆弱的、有依赖性的动物”这一生物学特性，进而论析德性和共同体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龚群认为，麦金太尔之所以这样调整论证策略，原因主要在于力争发现“人类德性的一个真正的共同支撑点，从而在理论上为贯通多元文化传统意义上的德性建构一个可靠的哲学基础”[6]，以缓解使用“传统合理性”这一概念论证德性时所潜藏的相对主义和道德隔绝危机。同时，麦金太尔基于人类生物学的存在意义所构建的德性论和共同体理论，在当代被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境地。至今中国学界仍然尤其关注麦金太尔的伦理思想，由麦金太尔的影响体现出来的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的第一阶段，实质上也是德性伦理学对规范伦理学的批评及后者所作的辩护。

　　余纪元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2011）全面解释了《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主要概念、论证、学说，有助于我们对亚里士多德这一名著的深化理解和认识，并进一步推进对德行伦理学的研究。崔丽萍的《德性之用：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2016）明确地指出了德性是20世纪后半期中西学界比较热门的术语，重点分析了思孟学派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德性之旨和德性之用。此外，孙伟的《“道”与“幸福”：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比较研究》（2015）不仅对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进行了比较，还从中揭示了其内在的哲学根据，而且重点研究这种差异如何能够为对方提供解决理论难题的路径并成为探索普遍哲学问题的一个基础。这些研究有助于中西哲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中西哲学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对于我们解读和澄清德行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的重大问题和主要内容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还有几本代表性专著深刻分析到两派论争。李义天的《美德伦理学与道德多样性》（2012）立足于当代德性伦理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既全面探究了它与规范伦理学之间的互动和差异，又系统分析它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古典形态的紧张和渊源，力争通过上述这一纵一横的双重维度加以把握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德性伦理学。李义天还在《美德、心灵与行动》（2016）一书中深刻地指出，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相比更加关注行为者的内心，但也需要回答关于行动的道德困惑，只是德性伦理学相对于其他立场对道德心理知识的依赖和诉求更为强烈。赵永刚的《美德伦理学：作为一种道德类型的独立性》（2011）指出，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格局是德性伦理学、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之间的三足鼎立，这三者可以说是具有同等地位的独立的规范伦理学理论，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的对峙和相互否定是出于一种一元论和单极化的理论动机，双方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协同合作而不是对立互竞。上述三本专著可以说都是德行伦理学在中国发展的精品之作，为国内有关这一学术论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经验，对认识德行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各自的长处、得失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借鉴。

　　三、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中国学界有关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直观现有研究文献的基本情况，其一，研究论文的数量呈现了一个逐年增加的良好态势，特别是最近几年对德性伦理学关注的热度正在不断升温，有关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的研究也因而不断得以丰富和深化。其二，论文发表的期刊呈现出更为专业化的特点，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多分布在哲学伦理学专业的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之集刊及高校学报之上。其三，个人独立论著为多、合作完成译著较少，研究机构相对集中在研究型的大学。总体来说，中国学界对这场学术论争的态度是敏锐、积极的，对主要问题的透视比较清晰，对规范伦理学反批评德性伦理学的要害内容的把握比较准确，并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结论和启示。但是，同国外同类研究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偏差。

　　一方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尤其存在缺乏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入性的问题。具体来说，一是对德性伦理学的本质及其内容等问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或者说对德性伦理学的概念研究较多，但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区别较大，甚至对同一概念的定义是相互矛盾的。并不是所有研究德性的伦理学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德性伦理学，“关于德性的伦理学”和“德性伦理学”之间有着差异，以研究对象（如德性或行为者）或以研究的问题来界定德性伦理学都不能很好地将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区别开来。如功利论和义务论伦理学这两大主要类型的规范伦理学也可以研究德性，但其研究却不属于德性伦理学。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以是否将德性概念视为伦理学的基本概念作为依据来界定何谓德性伦理学。二是国内学者不够注重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文化传统、历史条件等多视角解读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的相关论著，由此对这一学术论争的内在逻辑和社会实质的揭示不够深刻，并且对有关这一学术论争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缺乏深度的论述，大多数学者重在引入介绍，忽视对这一学术论争的理论逻辑和价值意义的把握。许多研究注重对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简单地进行中外德性伦理思想史资料的挖掘与整理，而在对其进行深入的知识论求解和理论逻辑分析方面显得不足，缺乏对这一学术论争的学理价值和社会实践价值的总体性考察，较少从当代社会发展和人类实践形态的转型等价值意义上探讨两派论争的重大问题，因此，难以展现这场学术论争的完整图景、深刻意涵和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从研究视野来看，尤其存在“亚里士多德—麦金太尔局限”问题。如上文已述，国内学者关于通过“反叛”规范伦理学而复兴的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的研究，其着力点大多过于集中在亚里士多德和麦金太尔两人身上，翻译过来的德性伦理学作品也主要局限于这两人身上，针对伴随着两派论争而复兴的德性伦理学的学理讨论，也主要以这两个人的思想为主，而其他重要代表性人物的德性伦理学思想往往只限于一些零碎、发散、浅显的综述，目前在国内尚未形成一定的研究规模。其结果是，中国伦理学界都知道西方德性伦理学，但似乎认为其代表人物只有亚里士多德或麦金太尔。江畅、陈真、徐向东、高国希和李义天等少数专家学者意识到两派论争中德性伦理学的其他维度和最新进展，并已经展开了一些富有成效的研究，同时还出现了一些试图作全面而系统介绍的文章。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相关研究者对西方德性伦理学及其与规范伦理学的论争的研究缺乏总体关照和历史视野，存在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问题，导致研究难以深化和拓展，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家以及他们与规范伦理学家争论的许多著作尚未翻译出版，使国内相关研究缺乏起码的文本资源。无疑，缺少充分的文本资源，我们所进行的两派比较、相互批评和各自建构的努力就不能不打折扣了。泛泛而谈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的相互批评是容易的，但要阐明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针对对手的批评是如何展开回应和辩护的，以及这一学术论争的得与失及其现代价值又是什么，却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不能做好这一最基础性的工作，我国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论争的研究根本就无法推进。

　　由此，着眼于两派论争问题本身的前沿性以及研究视角的新颖性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勾勒当代伦理学前沿发展领域的基本面貌和走势，中国学界首先应该立足于当代西方伦理学家的代表性原著和相关文献有效地展开分析论证和深度思辨，其次针对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思想与功利论和义务论伦理学思想、不同派别的德性伦理学思想之间分别进行一个历史比较性研究，再者试图通过厘清两派论争的出发点揭示当代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并将其中的方法范式和价值视阈以及“问题意识”与当代中国社会“德治”建设等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以期参与中国地方政府和国家层面的“德治”建设工程的思想引导和概念创新工作，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参与当代中西方道德文化协同创新工程建设。即立足于当代西方市场社会发展的研究角度，全面揭示当代西方伦理学这一学术论争及其价值意义，由此启示和指导当前中国社会的“德治”建设。同时，由于两派论争的批评与辩护、反批评与辩护很多，而且是随时随地进行的，加之第一手资料欠缺，语言存在障碍，很难将其一一归纳起来，针对这两个重点部分的研究难免会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所以，我们应该一方面重点澄清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对功利论和义务论伦理学的批评及后者所作的辩护，即主要针对普遍适用的道德规则、道德义务概念、道德要求、道德运气、思考生活的方式等重大问题展开批评与辩护，另一方面重点澄清功利论和义务论伦理学对德性伦理学的反批评及后者所作的辩护，即主要针对自我中心问题、行为指导问题、难以应用问题、德性概念问题等要害内容的反批评与辩护，从而凸显两派论争研究的三点特色：一是理论的创新性，即以理论创新为重点和难点，力图运用哲学的方法论和有关资源，从理论上针对两派论争的内容和得失进行更加系统精深的研究以求获得新的突破；二是问题的针对性，即引介西方社会问题和现代文明问题，乃至诸多严重威胁当代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提升在促进当代中国和世界文明走向繁荣过程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三是方案的可行性，即把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回应歧见、纷争结合起来，突出理论得失和价值意义等深层次问题，对解决两派论争和当代中国“道德重建”提供理论参考和可行性实施方案。

　　具体来说，针对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的论争，中国学界“应该加强这一学术论争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条件、批评与辩护、反批评与辩护、理论得失、价值意义”这五方面的研究。其一，针对“两派论争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展开研究，重在论述两派论争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阐明伴随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运动的这场学术论争所隐含的人类难题和时代精神；其二，针对“两派论争的批评及其辩护”展开研究，重在梳理德性伦理学家对功利论和义务论伦理学的批评以及规范伦理学家为自己所作的辩护，阐明规范伦理学在受到诘难和批评的过程中对自身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三，针对“两派论争的反批评及其辩护”展开研究，着重探讨规范伦理学家对德性伦理学存在的局限和难题的批评以及德性伦理学家为自身所作的辩护，揭示德性伦理学在受到反批评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轨迹；四是针对“两大学派各自的理论得失”展开研究，重在论说两派论争的价值取向、主要内容、研究范式，将两派论争的主旨一并置于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等环境和背景之下进行分析，全面廓清两派论争的理论脉络和发展轨迹，客观地论定两大学派的理论得失，研究它们各自的贡献、优长和局限、难题；其五，针对“两派论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展开研究，重在从全人类社会和新时代中国发展的角度和立场，阐明两派论争对于深化伦理学理论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及论争所具有的促进人类社会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化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要通过宏观审视和综合分析两派论争，着眼这一学术问题本身的时代性、迫切性和前沿性，力争把当代西方伦理学发展领域的总体走向和总体景观描绘出来，从而推动新时代中国相关问题研究进入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分析全人类的理想前景、未来发展和走向趋势。另一方面，阐明两派论争对于当代全人类和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难题的有益启示和借鉴，如生殖伦理、克隆人和生态环境等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前人所没有遇到的大量伦理问题，有着地道“中国制造”烙印的“信念伦理极度缺乏的重大问题”，以及正在成为影响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的问题等等。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应该明确，论争的双方都是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有着合理性和局限性的一面，而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双方的研究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此才能有效地融合双方，构建具有现代伦理精神的道德理论。

　　概而言之，当代西方主流伦理学主要表现为德性伦理学与功利论和义务论伦理学的对立互竞，并且两派论争至今还没有得出一个最后的公认的结论，它们各自的理论立场也决定了双方不可能完全地接受对手的批评。所以，针对两派论争研究的主要目标就在于，一方面揭示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与功利论和义务论伦理学论争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条件，澄清批评、反批评和辩护的主要问题，评述两派的理论得失和论争的价值意义；另一方面借鉴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与功利论和义务论伦理学的问题意识、方法范式和价值视阈，促进中西学术对话和互通研究及其对当代中国“德治”建设的借鉴和应用。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首先客观全面地研究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复兴的时代背景，从“整个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视角研究两派论争及其价值意义，将研究视线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突破国内学界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亚里士多德—麦金太尔局限”问题；其次参照中西方学界有关研究这一学术论争及其理论得失的现有文献资料，从文本视域和问题视域整合出发，针对富有争议性的观点展开必要的对话、交流、商讨和融合；再者尤其需要注重两派论争的互动和交锋，系统地厘清两派之间相互批评、反批评与辩护的核心问题，特别对于两派针对对手的批判所作出的回应需要加以阐明；最后将两派论争的理论得失及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与西方社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背景等全方面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既注重时代精神、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的紧密关联，又重视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再现德性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的主旨内容和范式方法，为中国的伦理学理论研究和社会道德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很显然，对两派论争展开系统且进行涵盖内容全面、新鲜、有深度的研究是摆在当前国内外学者面前的一项共同的重大课题，深化这一重大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一方面，可以使当代中国的德性问题研究紧密追踪世界前沿，与西方学者展开直接的学术对话和交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伦理学体系，另一方面，重视“德性”问题可为克服现代文明的缺陷及其导致的消极后果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新视野，这同样是新时代中国伦理学理论体系建设和“德治”建设实践的迫切需要。借鉴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价值视阈，可以促进中国伦理学界对当代人类重大问题研究的重要意识和积极参与，促进中西学术对话和互通研究及其对当代中国“德治”建设的借鉴和应用。

　　作者简介：方熹，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副教授；云南昆明650500。江畅，哲学博士，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武汉43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