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己的一间屋》看伍尔夫的存在主义的文学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和女批评家。《自己的一间屋》于1929年出版，该女权主义论著被视为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该书提出了女性写作对物质空间和精神独立的需求的重要性，并阐述了她的“双性同体”思想。后世的学者的研究也大部分关注于其“双性同体”思想对后世的创作的积极意义。双性同体理论作为一种价值观旨在消除男女两性二元对立，消解性别，蕴含着拥有完美的人的心灵应该是男性因素与女性因素结合的观念。存在主义产生于一战之后，自此后的几十年世界，充满了混乱和战争。存在主义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了人类存在的问题，《自己的一间屋》则从女性寻找自我的角度探讨了女性存在的问题。哲学家和作家在探讨生存问题上不谋而合，殊途同归。本文试图通过《自己的一间屋》中有关女性寻找自我的叙述和评论，来分析该作品中所蕴含的存在主义的思想内涵。本文拟从一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自己的一间屋》中伍尔夫的存在主义创作倾向：关于女性与焦虑；关于女性的自欺；关于女性与他人的关系。
　　一、关于女性与焦虑
　　在《自己的一间屋》中，伍尔夫描绘了自16世纪到19世纪女性对于写作的探求历程，提出了女性写作应该具备的两个条件，“500英镑”和“自己的房间”，这是女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独立的象征。然而，在女性为写作的探索过程中，女性在父权制和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中意识到了自身在社会中的存在，在面对外界的压力和质疑以及对自我的追寻过程中，产生了焦虑。
　　《存在与虚无》中，“萨特阐述了当人的存在意识到存在时，他应该具有的某种面对过去与将来并作为既同时是过去和将来又不是过去和将来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焦虑’。焦虑说到底是对世界的本体论的体验，或者说是把握。它是自由的开端，是解放的信号。”伍尔夫在其作品中指出女性其实是被关起来的。这种别关闭起来的状态，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对心灵的桎梏。女性在做一个世俗观点下的淑女，安心处理家庭事务的角色与追随自身的欲望写作的角色中犹豫徘徊。根据存在主义的观点，当人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多种可能性和不定性时，焦虑就会产生，按照萨特的观点，多种可能性即不定性便是人们产生焦虑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伍尔夫的这部作品中，女性在作为妻子女儿母亲的传统角色中，开始面对自身角色的新的可能性，那就是女性作家。女性在面对这种不定性的过程中，产生了焦虑，获得了对其自身的自由。这种自由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的眼中，正是以焦虑这种形式存在的，在焦虑中，人们开始对自身提出问题。在《自己的一间屋》中伍尔夫指出了女性自16至19世纪面对自身生活和现实对于作为一种可能性的写作事业的追求。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中虚构了一个莎士比亚的妹妹，展示了女性在焦虑中获得自由，最终又在严肃精神的影响之下走向灭亡的过程。她名为朱迪丝，她拥有和莎士比亚一样的天赋，甚至她的天赋超过了莎士比亚。她渴望逃离现有的繁琐生活，渴望成为像他哥哥一样的人。她内心所产生的焦虑使她逃离家庭，去寻找她的梦想，释放自身的天赋。按照萨特的观点，终止这位朱迪丝小姐的这种焦虑的唯一方式就是她的实际行动。她面对未来的焦虑，她的行动就是她远离了家乡，远离了原有的父权制生活中的角色。“当诗人的心被女人的躯体所拘囚、所纠缠时，又有谁能估量出其中的炽热和狂暴呢？——因而她在一个冬夜自杀了”。在面对外界世俗压力和内心挣扎过后， 这个伍尔夫笔下虚构出来的有尝试创作决心的莎士比亚的妹妹，她的创作的决心在面对现实的种种打击后，她的决心消失殆尽，已成为过去，最终她还是免不了被世俗所囚禁，恐惧使她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焦虑，这种自由的昙花一现，正是因为一种严肃精神的存在。萨特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他指出这种严肃精神与焦虑是相对的，在严肃精神的引导下，人总会从世界的压力角度来理解行动的价值，而不是从自由赋予世界意义这个角度来理解并把握行动的价值。几百年中，女性也一直尝试在写作道路上有所突破，在面对未来的焦虑中开始了实在的行动，尽力排除严肃精神的干扰，但是事实上这种排除又是不完全不彻底的。
　　二、关于女性的自欺
　　萨特认为，人的自欺行为是一种辩解行为，用来避免他人对自己的可能存在的指责。人们往往以两种方式来避免指责，一种是以自在的方式来进行逃避，另一种是以逃避自在的方式存在来逃避可能的指责。在存在主义中，自在指的是“是其所是”，即人为性，自为指的是“不是其所是”，即超越性。这种是其所是，并不是由自身所决定的，而是由我和他人的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关系他人对我的认知，可以说这种是其所是代表着他人目光中的我，我的角色是由他人来贴上标签的。而自为却是一种虚无，是一种在想要达到完美的欲望的驱使下的不断地超越，它不断地对自我进行否定。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超越的执行，就是超验活动，使人不断地走向自身，使人得以生存和存在。萨特认为，人的实在是拥有两重性的，人的存在和其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在他人的注视下，人维持着自己扮演的角色，这是一个“为他人的存在”，即人为性。另外一方面，人又在不断地超越自身，即超越性。人为性和超越性是对立的，自欺以把超越性定义为人为性和把人为性定义为超越性两种方式存在着，自欺由此产生。
　　在《自己的一间屋》中，伍尔夫描绘了女性作家的自欺。她们企图否定世俗社会给予她们的标签，期望靠自己的努力来定义自身的存在，自由的选择自己未来的本质，于是于此同时，她们变得孤立无援了，他们周遭的世界开始变得陌生和荒谬。自16世纪至19世纪的女性作家，或者说是尝试写作的女性，都是有努力在否定现实社会所给予她们的标签，她们不满足于单单只是扮演这种家庭类的角色，不满足于在父权制和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中仅仅做大门之内的女性。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温奇尔西夫人、玛格丽特、柯勒·贝尔、乔治·艾略特、乔治·桑等等，都在用自己的写作天赋来进行对自身的不断超越，否定了传统社会给予其的具有束缚感的角色， 她们的自欺是以把超越性定义为人为性的方式而存在的。这种自欺是积极的，它促使女性不断的进行超验活动，为自己重新确立身份。当面对男性的冷落、非难和嘲笑的时候，她们依然坚持创作。伍尔夫指出，自十八世纪中有数百名女性开始以翻译作品或者创作作品来赚得私房钱。她们以自欺存在，并且按照自欺进行了自身的超越，获得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这种自欺又是她们痛苦的根源。否定世俗社会注视下的角色，从新确立自身的本质是艰难的。所以，正像伍尔夫在该作品中提到的，书架上的妇女的剧作是少之又少，并且在世俗的压力和遗威下，像乔治·艾略特和乔治·桑想要通过男性化的名字来逃避世俗的压力和议论，因为“那习俗认为，妇女引起公众注意是令人厌恶的。”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又以把人为性定义为超越性的方式自欺，企图逃避社会的指责。这些女性作家形象，总体上来说，自欺是无法摆脱的，通过自欺，这些女性可以来进行自身的超越，即超验活动。
　三、关于女性与他人的关系
　　海德格尔和萨特都曾关注我与他人的关系。海尔格尔认为，我作为此在与他人共在于此，并且此在在忧神中关切他人有两种方式，“一种他认为是代庖——控制（einspingend-beherrschende），一种是放手——解放（worspringend-befriende）”，在前一种有忧神中，他人是依附者或者是受控者，在后者中，我是协助他人获得自由的。萨特的观点是，“他人的存在”以及我与“他人的存在”的存在关系是人们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在他看来，人之间的关系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同时作为自为存在的我和他人，是平等的，所以我和他人之间，也就是我们的自为之间是可以进行争夺和竞争的。
　　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中指出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在父权制社会里不畏来自他人的批评，坚持己见。贝恩太太作为第一位以写作作为营生方式的英国女性，她努力工作，考她的写作才能赚取自身生活所需的钱财。作为一名中产阶级妇女，我们可以想见，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是以怎样的勇敢来面对现实中男权社会带来的压力和禁锢。伍尔夫还叙述了当她看到男人和女人同时进入一辆出租车的情景，指出男人和女人进行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事，还更进一步的指出了这个世界中不仅仅存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这就涉及到女性作为一个存在的个体与现实世界中他人的存在的关系。她以冷静客观地态度指出了女性拥有物质基础和精神独立的重要性，这也是打碎禁锢女性的生活的重要基础和手段。
　　在存在主义看来，屈服于他人注视的人是以一种死亡的状态僵硬的生活着的。如果过分依赖他人的判断和观点而活，那么这便是萨特所说的他人就是地狱。人们应当通过自身的行动来打碎禁锢。伍尔夫笔下的三类女作家，都有积极对自身的未来进行积极的谋划，在不断的超验活动中成为她自己。
　　伍尔夫的《自己的一间屋》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问世两年后出版，展现了作者对女性作家存在的思考，通过对真实存在的相关女性作家的描写以及对虚拟人物和场景的勾勒，体现出该作品与相关存在主义的概念的联系。这是存在主义盛行时期，伍尔夫关于女性作家生存问题的考虑的一部作品。
　　参考文献：
　　[1]杜小真.存在和自由的重负：解读萨特《存在与虚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2]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的一间屋[M].王义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黄裕生.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