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书法传承与题壁的关系分析

 书法有过人之处，可资以炫耀者，题壁行为一般较多，所以，一手飘逸的好字，是题壁的资本。王安石传世诗文中有大量的题壁之作，同时代的人及稍后的人也有很多王安石题壁故事记载。在考察其题壁现象的同时，不免令人联想到与书法的关系，虽然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基本绝灭，但据零散的文献记载，知其书法必定有值得圈点的地方。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曾著文考述、辨析王安石的书法：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几乎没有流传，而且书法史也很少提到他的作品，主要原因是王安石身后很长一段时期对他的妖魔化宣传导向所致。在中国，讲究文如其人、书如其人，对书法的传统评价往往直接联系到对书法家的人物评价。南宋后，随着王安石声价的降低，收藏者由于安全和升值期望的考虑，必然会有选择性淘汰，所以，到南宋中期时，社会上就已经较少能见到王安石的书法真迹了[1]474-476。
    一、被妖魔化的王安石
    由于党同伐异的缘故，有关王安石最原始的资料或有意“遗失”，或极尽扭曲，但把这些零散的历史记忆串联起来，并将主观色彩尽可能地删除，之后我们会发现，王安石不仅在政治上、文化上多有成就和贡献，而且隐约还可以感知这是一位人情、人性均很正常的智慧的历史人物。
    历史上对王安石愈演愈烈的妖魔丑化可谓不遗余力，甚至涉及到生活细节的方方面面，姑论及一二。
    容貌猥亵：古人讲表里如一，即言身体、服饰的整洁预示着身心的健康。朝廷百官面前的王安石不事清洁，衣服垢污，囚首丧面，虮虱毕现，如何率领朝纲、为人表率?如“不喜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2]154。如“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3]230-231。再如朝见时“虱自介甫襦领而上，直缘其须”[4]489。真若如此，不知王安石怎样步入朝纲、君臣共处、指点江山?个人修饰虽属于一己私事，但作为社会公共交往，得体是最基本的要求。诸多记述皆言王安石生活简率、不拘小节，言语之间多有贬损，皆可视为政敌之间的妖魔化攻击，绝非客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大可不予理会。
    行为草率：《避暑录话》云：“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5]2583《道山清话》云：“黄庭坚尝言：‘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6]2946此二记亦言荆公浮躁，心神不定。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皆显露奸臣模样。行为如此，文章亦然：“王荆公作文，落笔便古；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字选词，迥不犹人。”[7]167因“天性拗执”，故遣词造句都“迥不犹人”，故“落笔便古”、“开口便错”。再以下棋为例，棋品之低劣，似印证了其人品的不健全。
    王安石诗有句云：“垂成忽破坏，中断俄连接。”[8]李壁注引《遁斋闲览》的攻击言辞如下：“荆公棋品殊下，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之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与叶致远敌手，尝赠叶诗，有‘垂成’、‘中断’之句。是知公棋不高。诗又云‘韩输’、‘误悔’，是又未能忘情于一时之得丧也。”敌者断章取义，仍套弄王安石遇事浮躁的谣传，所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皆此也。
    王安石诗集中有多首咏棋的诗，从诗句中看得出，他不但精通棋艺，还常将棋理喻人生。若“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明朝投局亦未晚，从此亦复不吟诗”(卷四十八《对棋呈道原》)，特定的气候下，“清坐”、“投局”、忘我，模糊了时间界限，连饮酒赋诗都遗忘在脑后。卷四十一《棋》云：“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李壁注云：舒王在钟山与道士棋。道士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故能入于不死不生。”公笑曰：“此特棋迷也。”怎么看也看不出他不爱棋、不懂棋①。
    王安石不但爱棋、懂棋，还能从容自如，潇洒笑对输赢。卷四十二有《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李壁的注形象地再现了诗中的故事：荆公在钟山下棋时，薛门下与焉，赌梅花诗一首。薛败而不善诗，荆公为代作。今集中所谓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达，出知金陵，或者嘲之曰：“好笑当年薛乞儿，荆公坐上赌梅诗。而今又向江东去，奉劝先生莫下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赌梅诗输罚松声诗》亦记：“王文公居钟山，尝与薛处士棋，赌梅诗，输一首。”知棋亦荆公平常之消遣。
    政敌视变法为祸国殃民，变法的祸端是王安石的躁进，而王安石躁进的根源是其性格上的缺陷以及其阴险、晦暗的心理。前者可由书法、下棋等这些生活的细节末端相印证，而后者在王安石的衣饰方面暴露无遗，外表是内在的端现。从这两个层面攻击的依据其实是一个，即人的品质会体现在所有的细枝末节，所谓文如其人、书如其人，棋品如人品，以貌取人等，皆此之谓也。
    郑行巽《王安石生活》述贡父因和安石论新法，不便，有一次曾出判泰州，有《题馆中壁》一首诗道：“壁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从云气望蓬莱。”这首诗分明是对于在朝之人，似有不满的意思。安石见了，却夷然不以为意，并讽咏之，又写在扇子上面[9]68。从中可见其大度，其从善如流。
    管成学《宋代的科技与改革初探》[10]389曾列举荆公同时代人的评语：刘世安：“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人素尊之。”“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元城语录》卷上)。黄庭坚：“予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王严叟：“天下盛推王安石，以为必可致太平。”(《安阳集》《忠献韩魏王别录》)司马光：“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尽觉中肯可信。
    二、较为客观的书法评价
    王安石的书法也常被政敌拿来说事，用来影射他政治上 的一些躁急措施。若逆向思维，不妨做如是理解：凡光彩照人的一面都被尽可能涂黑、遮掩，正如所有政绩都被攻击为罪行一样，作为书法家的一面也被无情地贬斥、丑化了。《九九销夏录》有一则“字如其人”的评述：
    《黄文献公集》云：“温公《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书。”乌呼!此所以为司马温公也。蔡绦《铁围山丛谈》云：“王元泽奉诏为《三经义》，王丞相介甫为提举。《周礼新义》亲为笔削，政和中，吾得见之，笔迹如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乌呼!此所以为王荆公也。[11]130
    司马温公“作字方整”，王介甫“笔迹如斜风细雨”，“方整”即言规整，而“斜风细雨”不好理解，但“斜”、“细”云云，不外是讥讽其不够端庄、规整。
    朱熹《题荆公帖》云：“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者，略识于此。”[12]朱熹生活的年代，世上便少有王安石真迹流传，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书法没有流传的价值，正如内山精也所论，更多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消除影响的极致是扫除一切痕迹。“临写本”虽非真迹，但王安石书法的风貌尚可感知，此外，从王安石同时代人的评议中也可约略感知一二。
    苏轼以之喻蔡君谟、杨风子，并感觉有佛经《法华经》的意趣：“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13]2179而黄庭坚在《跋王介甫帖》中则以为王安石书法超过苏轼：“余尝评东坡文字、言语，历劫赞扬有不能尽，所谓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论刘敞侍读晚年文字，非东坡所及。螂蛆甘带，鸱鸦嗜鼠，端不虚语。”秦观在《论书帖》中虽评价不高，但却指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惟王荆公书有故人气，而不甚端遒。”[14]554难以理解何为“故人气”，是否是指缺少时代气息?若然，则仍是指责王安石不能与时人为伍，而“不甚端遒”，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人性、品德方面的喻指。张邦基《墨庄漫录》对王安石的书法做了较为专业的评点：“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濛，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15]34所云“横风疾雨”与“斜风细雨”是何等关系?盖当时品评荆公书法类如此。这里的“天然如此”与苏轼的“无法之法”是一个意思。无论黄庭坚的奖誉，还是秦观的以人论书，总之还都在正常的学术评议范围，稍后则不免给人以政治攻击的感觉。
    三、“忙”不能成为王安石书法的特点
    关于王安石书法的特点，史上最常见的评议是一个“忙”字。杨慎《升庵外集》云：“王安石字本无所解，评者谓其作字似忙，世间那得许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谓荆公字法出于杨虚白。又谓金陵定林寺有荆公书数百字，惜未见赏音者。何荆公字在当时无一人赏者，而山谷独称之邪?……山谷献谀于王安石乎?”[16]后世对王安石书法的观点，多本于杨慎的这段评述。
    如梁章巨《退庵随笔》卷二十二《学字》：“(朱子)《又跋韩魏公与欧阳公书》云：‘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如许忙事?’余作书多潦草，读此辄如芒刺背。”如赵宧光《寒山帚谈》卷上：“书法云：作字不可急促，王介甫书一似大忙中作，不知此公有如许忙。嗟乎，可怜!忙忙作字岂惟字丑，人品亦从此分矣，可不勉乎!”
    “世间那得许多忙事”、“不知公安得如许忙事”、“不知此公有如许忙”云云，用语如出一辙。“忙”起于心而显现于行为，神乱进而手忙脚乱。心之忙，则浮，急切而生乱；身之忙，则躁，失之稳重；而书之忙，则草，不免“字丑”。将性情之“忙”与书法之“潦草”相联系，并以之评说：人如此，书如此，事如此。叶梦得《石林燕语》的记载便使人感觉极尽丑化、诋毁王安石：“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书《杨蟠差遣敕》，作圈复不圆，乃以浓墨涂去，旁别作一圈，盖欲矫言者。杨氏至今藏此敕。”[17]57-58
    主管签名表明态度，类今之圈阅。按《石林燕语》所记，宋时习惯有签全名者，也有像王安石一样只签一个字者。但由于王安石“性急”，往往将“石”字写成“歹”字，成为下属嘲讽的笑柄。当然这条记载无非有意丑化，未必当真。但是，从中透露出的信息，恐亦应有性格和书写习惯的关联。为使诋毁具有说服力，一般要选择能代表其人特征的习惯或故事而加以强调，但我们也可从侧面感知王安石对待书写的认真态度，虽或因性急而出现差误，但是很在意这些差误，并尽力完善改过。
    邵博记载“王荆公平生只用小竹纸一种”[18]218，此记当专指书法用纸，而未必公文用纸。据此则王安石在书写时能感觉纸笔等书写工具的细微差别。按现代理论，专业人士对待工具的挑剔，实际是心、手的感觉过分敏感所致，预示其书法已臻成熟，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而不是像邵博所嘲讽的性格执骜，摆谱浪费。袁文《甕牖闲评》卷六对此颇不以为然：“《闻见后录》载王荆公平生用一种小竹纸，甚不然也。余家中所藏数幅，却是小竹纸。然在他处见者不一，往往中上纸杂用，初不曾少有拣择。荆公文词藻丽，学术该明，为世所重。故虽细事，人未尝不记录之，至于用纸亦然。虽未详审，亦可见其爱之之笃也。”可见王安石书写时并不刻意挑剔用具，而是随意择取。还是一个“忙”字。
    针对杨用修关于王安石书法的言论，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对其逐条进行了批驳：“荆公一生以学术经济自命，虽善书亦不欲以此见长。予尝阅其全书，无一字稍及于前人书法，即自谓学王漾书亦只见之山谷纪载耳。山谷亲见荆公书，而以杨少师拟之，用修生数百年后，固未尝见其书者，何得而遽断之曰荆公于字本无所解 ?又曰当时无一人赏音而山谷独道之，夫米元章、张邦基，非与荆公同时者乎?朱晦庵、张南轩，非皆亲见荆公遗墨而称道其善书者乎?用修非醉非梦非病狂，曷为于诸贤所评皆不录，而曰无一人赏音，即南轩称王丞相书佳处甚详，用修亦舍去勿录，而独记作字甚忙一语，何也?”[19]362
    蔡上翔不解，从未见过王安石真迹的人，怎么能遽下断论?王安石的为人，可从不妄言评判他人约略感知②，基于这点，杨用修似尚不及荆公。杨慎所言：“何荆公字在当时无一人赏者，而山谷独称之邪?……山谷献谀于王安石乎?”蔡上翔之考略，对内山精也的灵感多有启迪，他认为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的这种特殊偏爱，甚至胜过了苏轼的书法。如《跋王介甫帖》言：“余尝评东坡文字、言语，历劫赞扬有不能尽，所谓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论刘敞侍读晚年文字，非东坡所及。”据内山统计，黄庭坚文集中有关于王安石书法的文字共6篇：《跋王荆公书陶隐居墓中文》(《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五》)；《跋王介甫帖》(《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五》)；《题王荆公书后》(《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六》)；《题绛本法帖》(《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八》)；《论书》(《黄庭坚全集》外集卷二十四)；《与俞清老书二首》(《黄庭坚全集》别集卷十五)。
    内山对黄庭坚关于王安石书法的6篇文字的关注仍来源于蔡上翔的考略，蔡尝罗列王安石同时代人或曾经目睹过其真迹者的记载，以支持自己的见解，其中黄庭坚的几篇文字成为重要的论点支撑：
    黄鲁直《跋王荆公书陶隐居墓中文》曰：熙宁中，金陵丹阳之间，有盗发冢，得隐起砖于冢中。识者买得之，读其书，盖山中宰相陶隐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荆公尝诵之，因书于金陵天庆观斋房壁间，黄冠遂以入石。王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此固多闻广见者所欲得也。
    又《题王荆公书后》曰：王荆公书字得古人法，出于杨虚白。虚白自书诗云：“浮世百年今过半，校他蘧瑗十年迟。”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时李西台喜学书，题少师大字壁后云：“枯衫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台真能赏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书数百字，未见赏音者。
    又云：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
    又云：不着绳尺，而有魏晋风气。
    又题法帖王濛书云：王荆公尝言学濛书。
    黄庭坚总结了王安石书法的几个特点：一则“奇古”，二则不循法度，字里行间透露出是荆公书法的赏音者。李之仪(1048—1128)《姑溪题跋》卷一有三则关涉黄庭坚与王安石书法关系的议论：
    《跋苏黄陈书》：“鲁直晚喜荆公行笔，其得意处往往不能真赝。”
    《跋山谷书摩诘诗》：“鲁直此字，又云比他所作为胜。盖尝自赞以谓得王荆公笔法，自是行笔既尔，故自为成特之语。至荆公飘逸纵横，略无凝滞，脱去前人一律而讫能传世，恐鲁直未易也。”
    《跋荆国公书》：“鲁直尝谓，学颜鲁公者，务其行笔持重，开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独荆公书得其骨，君谟书得其肉。君谟喜书多学，意尝规摹，而荆公则固未尝学也。然其运笔如插两翼，凌轹于霜空鵰鶚之后。”
    黄庭坚摹拟王安石书法，达到乱真的程度；自谓得之于王安石；王安石得颜真卿真谛，但却以无意得之，其天分如此，从李之仪的评议中可以领会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的赞赏态度。
    蔡上翔引用张敬夫的观点似也可成为黄庭坚观点的注脚：“王丞相书初若不经意，细观其间，乃有晋宋间人用笔佳处。”“余喜藏王丞相字画，丞相于天下事，多凿以己意，顾于字画独能行其所无事。晚年所书，尤觉精到”。“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萧散简远，如高人胜士，敝衣破履，行乎高车驷马之间，而目光已在乎牛背矣”。看似率意，实则高人一等，因其行事的有主见，故其书法也显露出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是无法模拟的。
    朱熹在认可张敬夫关于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的言论后，发起了议论：“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预，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虽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惊焉。”该议论仍未脱“书如其人”的窠臼，荆公的德性与其书法难道真如所言“躁扰急迫”吗?在《题荆公帖》(四部丛刊本《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中，朱熹不免感咽再三：“先君子自少好学荆公书，家藏遗墨数纸，其伪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邓公志宏尝论之，以其学道于河雒，学文于元祐，而学书于荆舒，为不可晓者。今观此书，笔势翩翩，大抵与家藏者不异，恨不使先君见之，因感咽而书于后。”又言“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者，略识于此”。“先君子”的酷爱与所言之“躁扰急迫”似乎难以理解，还是蔡上翔的考略言辞来得痛快：
    新安尝言先君子好学荆公书，至于再，至于三，且跋其帖曰：恨不令先君见之，因感咽而书于后。是其因论书宜甚爱荆公矣。及观于《跋韩魏公帖》，窃又怪其不可解。有数端焉：张敬夫言载于荆公书董史书录者，曰能行其所无事；又曰本不求工而萧散简远，今而曰皆如大忙中写，与前言何其戾也!夫昔人评书工拙，未有及于忙与暇者，即使斯言果出于敬夫之口，则亦为不知书甚矣。乃新安既以敬夫为戏言，而又以躁扰急迫以形其太忙之实，不知向言先君子学荆公书为何等书?抑将并学其太忙而不免同入于躁扰急迫乎?且又推及有关于人之德性，而己即因以自警，其与向时恨先君不及见，又何如其戾耶?夫写字太忙，本非可以论书法也。自敬夫倡之，新安和之，至用修遂以荆公书昔时见赏于人者一概抹杀，惟以敬夫此一言为诮，其可解乎?荆公固不以书法能否为轻重，尤不必以书法较能否，乃新安因跋魏公书，而及于荆公之躁扰急迫；用修因不直山谷论范文正公书，而及于荆公之本不解书，是皆不可以已乎?
    蔡上翔的考略起码说明了一个道理：书法不能以“忙闲”来评判，基于此，关涉王安石书法“忙”的评价似难以成立。
    四、王安石书法的传承
    苏轼、张邦基等人均以为王安石书法得之杨凝式，让我们看看杨凝式的书法特点：
    杨凝式，这位生活于五代时 期的大书法家，可称得上题壁书法的大师。王安石学习他的书法，应该对其行为处世以及书写习性也多有偏爱。杨凝式有题壁之嗜好，而王安石也对题壁情有独钟。《旧五代史》杨凝式本传仅36字，所强调者即是题壁的特点：“凝式长于歌诗，善于笔札，洛川寺观蓝墙粉壁之上，题纪殆遍，时人以其纵诞，有‘风子’之号焉。”[20]1172中华书局本案语用大量文字记述了杨凝式与题壁的关系，如“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胜概，流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真迹今在西都唐故大圣善寺胜果院东壁，字画尚完。……又广爱寺西律院有壁题云‘后岁六十九’，亦当是此年所题。此书凡两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迹今存，但多漫暗，故无石刻”，“洛阳诸佛宫书迹至多，本朝兴国中，三川大寺刹，率多颓圮，翰墨所存无几，今有数壁存焉”，并辑录了杨凝式35岁、37岁、69岁、70岁、72岁、73岁、75岁直至81岁不同时期的题壁行为，可见其痴迷题壁是贯穿一生的，也正是由于一生持续不断的作为，才留下数量巨大的题壁作品，虽经历沧桑动乱，到宋代初年，仍能保存部分作品。
    《宣和书谱》等典籍称杨凝式喜题壁，久居洛阳，好游佛寺道观，两百多寺院均有其壁书，风靡一时。寺院为能吸引杨凝式光顾，往往会投其所好，预先粉饰墙壁，摆放好笔墨、酒肴，专门等杨凝式来题咏。杨凝式自亦不负众望，“见壁上光洁可爱，即箕踞顾视……，书其壁尽方罢”(《洛阳缙绅旧闻记》)。《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冯吉“尝于龙门僧院，故杨凝式少师题壁处，书诗一绝云：‘少师真迹满僧居，直恐钟王亦不知。为报远公须爱惜，此书书后更无书。’其笔札遒丽，自成一家书”[21]846。以步少师之后尘为荣，冯吉当也是杨凝式题壁书法的推重者。
    这则记载提出一个关联性问题：一、少师题壁真迹很多；二、“钟王”知否?给人的联想是“钟王”必定欲知、寻找杨凝式的书法真迹；而“钟王”的这种偏好必定是时人皆知的事。“钟王”者，王安石也。蔡上翔引襄阳米芾元章《书史》曰：
    杨凝式字景度，书天真烂漫，纵逸类颜鲁公争坐位帖。王安石少尝学之，人不知也。元丰六年，予始识荆公于钟山，语及此，公大赏叹曰：“无人知之。”其后与予书简，皆此等字。又海岳名言曰：“半山庄台上故多文公书，今不知存否?文公学杨凝式书，人鲜知之。”予语其故，公大赏其见鉴。
    “王安石少尝学”杨凝式书，按米芾讲是鲜为人知的事。米芾与王安石在钟山谈话时曾经点破了这一点，王安石对此是认可的，并叹曰：“无人知之。”话由书法家米芾口中道出，应该是可信的。考略云：据此则米元章谓文公学杨凝式书，与山谷同。岂元章亦阿私所好耶?又谓半山庄台上多文公书，今不知存否?亦为文公薨后之言，岂元章亦献谀于地下之人耶?另一部宋人吴聿《观林诗话》也有记述：
    涪翁跋半山书云：“今世唯王荆公字得古人法，自杨虚白以来，一人而已。”杨虚白自云“浮世百年今过半，校他蘧瑗十年迟”者。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时李西台喜学书，题《杨少师题大字院壁后》云：“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台真能赏音者，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书数百字，未见赏音者。[22]122
    “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书数百字，未见赏音者”，这与米芾“无人知之”的说法很接近，但定林寺壁有王安石的题壁文字则是不争的事实。
    不妨比较一下发生在王安石和杨凝式身上的两则小故事。先看王安石，郑行巽的《王安石生活》追忆道：
    有一回，王巩去谒他，既退，见他骑驴出门，一卒牵之而行。巩问卒道：“你带相公往何处去呢?”卒道：“如其我在前，就听我走；如其我在后，就听驴走；或者相公要停，就停下了。停下以后，相公就或坐于松石之下，或休息于田野之家，或入寺。但是行时，总带着书去的。或骑在驴背上读，或在修习的时候读。至于食，则预先以囊盛饼十几块，相公食罢，就把剩下的给我；我食罢，就把剩下的喂驴。田野间人持饭饮献者，相公也为之食尽。所以相公骑驴出门，是无一定所在的。并且是很随意的。”[9]118
    再看杨凝式，这位题壁大师级的人物，每天清晨起来外出，仆从问去处，杨凝式说：“向东去广爱寺。”仆从不赞成，说：“不如向西游览石壁寺。”杨凝式坚持己见：“还是去广爱寺。”仆从坚持游石壁寺，杨凝式无奈道：“那就游石壁寺。”竞屈从、迁就仆从的意见，信马由缰、随遇而安。仆从坚持必定有仆从的道理，这个道理料杨凝式心知肚明，难就难在杨凝式不点破、不忤逆，而是顺从了仆从的意愿。原因应与杨凝式的题壁癖好相关。抑或寺院熟知杨凝式这种性情和习惯，以他落笔挥墨、留下手迹为荣，特意将墙壁粉刷一新，为了能争取到杨凝式的来临，寺院未必做不出收买其仆从的勾当，分析仆从强迫主人的行为，不如此不能理解其用意。
    王安石的牵驴卒也罢，杨凝式的仆从也罢，都是方向去从的决定性人物。二人的性情和行为多有相近，看来，王安石对杨凝式不仅喜爱、模拟其书法，连其行为亦加模仿。
    王安石书出杨凝式，并且与杨凝式一样有题壁的热情。敢于题写在公开、正式场所，彰显于世，展览于世，自信、勇气固然很重要，从书法的角度看，一则技艺高超，再则其书法也应适宜题壁。坦坦荡荡乃君子所为，敢于将内心观点、感受公诸于世，也按照古代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的传统理念，王安石题诗于公开，不正是坦荡君子的表里如一吗?
    王安石书法师承杨凝式，而杨凝式书法是很适宜题壁的一种，故王安石一生的诸多题壁活动似有所解。题壁具有公开展示的特性，必定对书写者的才气、书法的质量有较高的要求，若采信历史传流下来的躁进说，则很多现象均无法解释。叶梦得《避暑录话》：“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而或者暴人之短，私为喜怒。此何理哉!”[5]2613结党营私、文人相轻，掩盖了许多历史的真相，但中国历史留下最多的曲解似乎都堆在了王安石身上，诋毁之、丑化之， 极尽鞭笞之能事，并销毁可能遗存的一切真实痕迹，进行之彻底，持续之长久，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非常奇特的事件。
    当历史心平气和的时期，一切曾经的激动都将平息，一切人为的改动都将还原，因为，还原是历史责任。曾经发生过的终究难以抹杀，更何况是震撼世界、改变进程的重大事件中的至关重要的人物。中国历史中有他的一席之地，因为他导演过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
    注释：
    ①[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三《棋隐语》，第32～33页亦记：舒王在钟山，有道士来谒，因与棋，辄作数语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惟其无所争，故能入于不死不生。”舒王笑曰：“此特棋隐语也。”
    ②仅从王安石诗集中所涉及书法部分分析，不妄加评议的特点很明显。荆公诗中涉及书法者寥寥，即便有，也不是评价风格、特色，而只是对古人文字稍有触及，更多的也是行文的需要。如“六书篆籀数变筋”(卷十三《昊长文新得颜公坏碑》)，如“羲献墨迹十一卷”(卷二十一《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如“右军笔墨空残沼”(卷三十一《寄题思轩》)，如“高人遗迹空佳句”(卷四十七《祈泽寺见许坚题诗》)，如“尚有当年墨法存”(卷四十七《中茅峰石上徐锴篆字题名》)，只记事件，并未评书。如“翰墨随谈笑，风流在弟兄”(卷五十《苏才翁挽诗二首》)，所夸者为人，而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