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基督教美术本地化浅议

摘　要：自明万历年间利玛窦等传教士陆续入华至今，基督教美术在中国的发展逐渐丰富，成为中国宗教美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作为在中西美术交流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基督教美术，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伴随着本土化现象，近年来日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关键词：基督教美术 中西艺术交流 宗教本土化
　　明嘉靖年间，中西交通往来频繁，西方传教士开始在广东、福建一带传教。明万历九年（1581年）利玛窦泛海东来，天主教得以传播的同时，西洋学校及美术也随之传入，基督教美术品由此深入中土。明清以来，基督教美术在中国的传播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明朝末年—清朝中期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西美术交流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将基督教美术品带入中国的是利玛窦。为了天主教的广泛传播，1600年利玛窦将携来的数件天主教圣物献于当时的万历皇帝。1 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品。在此之后，耶稣会士汤若望于1640年来华，将绘有天主降生事迹的西洋图像一册等数件天主教物品转赠明帝。2 以上是传教士从西方携入的基督教美术品，但这一时期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作品是以下几个范例。
　　晚明著名墨商程大约编有墨谱《程式墨苑》，内有四幅西方天主教图像，这四幅图像原本是铜版画，在收入《墨苑》时被翻刻为木版画，并且在画面中融入一些中国本土的画面语汇，有浓郁的中国民间木版画风。它们是中国出版物上出现最早的西方天主教图像，3也是近代中国基督教美术本土化的先例。而这段时间以数量和传播范围而论，影响最广的还属1593年出版的《福音史事图解》。这是一部以图为主，辅以介绍耶稣生平文字的文献，有153幅插图。1605年此书传到南京，成为此后中国基督教绘画的主要参考图本之一。后来，由耶稣会士罗如望编著、目前发现最早的汉文天主教义插图本《诵念珠规程》，与福州耶稣会神父艾儒略4汇编的《天主降生出像经解》，两本书中的插图都出自《福音史事图解》。特别是《诵念珠规程》，充分体现出当地中国民间版画的书籍插图特征，具有中国版画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是这一时期中国本土基督教美术品的典范。
　　明清之际随着基督教美术的传播，西洋画及西洋画理的传入给中国美术界带来很大的影响与变革。但是，后来由于清廷的限制和罗马教廷两方面的遏制，1775年罗马教廷取缔令传到中国，在华耶稣会士自行解散，与此相关的美术活动也随之停止。这个阶段的基督教美术虽然表现出较强的宗教传播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具有本土化倾向的中国基督教艺术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
　　基督教美术在中国再次出现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不平条约的签订和通商口岸的开放，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基督教美术也随之迅速发展。为宗教传播服务的美术机构，也从北京、广州向上海转移。1849年法国传教士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设立的孤儿院美术工厂，正是这一时期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被徐悲鸿称为中国“西洋绘画之摇篮”的土山湾美术工厂，不但实现了各教区宗教用品的供应，还为中国的传教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进入20世纪，基督教美术有了新的发展契机。出于传教目的，罗马天主教会开始进行基督教艺术的本土化推动。1919年，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通谕，特别强调突出本国传教士的主体地位，这为基督教艺术在中国的本土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1922年，教宗比约十一世派遣首任宗座驻华代表、有较高艺术修养的刚恒毅主教到中国落实通谕中的本土化精神。在此期间，他发现培养艺术人才，结识了当时北京画坛重要画家、北平辅仁大学中国画导师陈缘督。他们积极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主教绘画创作，大力提倡运用中国古代绢画的表现手法。他们的作品注意造境立意，在艺术形象与审美上都进行了中国本土化改造，取得丰硕成果。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一系列基督教美术现象，影响仅限于传教区，专业队伍也不够壮大。但是较之明末清初阶段，基督教美术在中国的本土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不单单限于传教的目的，更尝试在中国绘画意境上与观众寻得共鸣。由明清之际的为宗教传播服务的图像，发展成为艺术作品，可以说是一个质的转变。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本阶段的基督教美术因后来辅仁大学在中国大陆的消失而停止创作。
改革开放以来
　　世纪之交北京等地也开始新的基督教艺术创作，清华美院艺术批评家岛子提出“圣艺术”概念。“圣艺术”即广义的基督教艺术，并非像过去传统狭义的基督教艺术那样绝对服务于神学和教会，带有鲜明的宣教色彩，而因此显得拘谨且偏于一隅。“圣艺术”强调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把基督教教义体现在每件作品主题和题材之间的联系上。并且具有鲜明时代性和开放性，要随着时代的审美变化，自行显现出自由的视觉形式和风格。岛子为水和墨赋予了宗教精神价值意涵，体现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意境与精髓，开启了水墨艺术的新形式和新境界；其他艺术家也给人强烈的震撼，传达出具有宗教情结的人文关怀。但由于这个历史新时期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态，任何结论尚为时过早。
　　回顾明清以来的基督教美术发展历程，它从一种传教目的性强、略显拘谨的为宗教传播服务的教义图解，发展至今逐渐成为一种蕴含宗教精神、表达取向自由丰富、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艺术实践上的成果与学术价值不容忽视。基督教美术在中国经过跌宕起伏的发展，在自身变革的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宗教美术的多样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教美术借助中国绘画的特殊表达力向观众传达了一种精神感召。它在中国的成长发展还处于幼年阶段，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需要后人的艰苦实践与探索。
1 引自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396页。
2 另有彩色蜡质三王来朝天主圣像一尊，“书六十四张，为图四十有八”。见方豪：《图画》，载《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第633页。
3 由著名画家丁云鹏摹画，徽派版画名刻工黄鏻刻印。见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同2。
4 艾儒略（1582—1649），意大利人，1610年入华，曾在福建一代传教且深受欢迎，被誉为“西来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