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斯帖记》的叙事技巧--《以斯帖记》的国内外

摘　要：作为《圣经》中两卷以女性命名的书卷之一，《以斯帖记》从成书之日起就受到关注。20世纪下半叶之前，众多学者就其正统地位、历史性、体裁、宗教意义进行了探讨。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开始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等不同角度视角研究《以斯帖记》的文学性，为《以斯帖记》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关键词：《圣经》；《以斯帖记》；文学性；叙事

      在圣经中，也许《以斯帖记》的正典地位最受争议,它在公元90年的雅麦尼雅会议才被接纳为犹太教正典。新教改革旗手—马丁•路德认为书中充满了异教的不当思想，并且太犹太化了。有些拉比也赞同将此书排除在正典之外：（一）此书没有提及上帝的名字；（二）女主角以斯帖与非犹太国王通婚；（三）普洱节的由来也源自异教节日。甚至到了公元300年，圣经正典早以确立不可更改时，巴比伦阿莫拉塞缪尔仍称“以斯帖是不神圣的”。莫尔在《以斯帖记》（1971）中称：“许多现代读者指责《以斯帖记》‘充满仇恨、血腥以及沙文主义’”。尽管如此，拉基司拉比却认为本书的重要性仅此如律法书，应当引起重视。著名犹太学者梅蒙尼兹也赞同拉基司的观点。琼斯的著作《<以斯帖记>的两种误解》也声称“那些以残酷和沙文主义为由拒绝以斯帖的人不能理解该书的幽默”。
      有关《以斯帖记》出处、作者以及成书年代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该书出自埃及。然而，芬克尔斯坦却认为该书出自巴勒斯坦。有关该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也是众说不一。早期普遍的观点认为此书成于希腊化时期。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以斯帖记》成书于公元前2、3世纪。佩顿在在其著作《以斯帖记》里却指出该书成于公元135年以后，即后希腊时期。
      公元1世纪的著名史学家约瑟福斯和12世纪的拉比伊本•以斯拉根据《以斯帖记》第９章20节提到“末底改记录这事”，便认定本书作者为末底改。但因卷末盛赞末底改的功绩，说他“在犹太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12:2，3）与其作者的身份显然相悖，此说已被大多数现代学者否定。还有称以斯拉或尼希米为作者的，亦影响不大，因《以斯帖记》与《以斯拉—尼希米记》的风格和措辞相去甚远。无论持哪种说法，有一点可以确定：《以斯帖记》的作者是熟悉波斯律法、风俗语言。在佩顿、莫尔等学者的著作中都可以证实这点。
      究竟是从《以斯帖记》所载的历史事件中产生了“普珥节”，还是先有了可能出自异教人奉行的“普珥节”才有了解释这个节日的《以斯帖记》，一直颇具争议。贡克尔在波斯的节日Magophonia找到了普珥节的原型。路易在《亚达月第十四日的庆典》（1930）中指出普珥节源于波斯的新年节。也有学者在波斯一种季节性的模仿战斗中发现了普珥节的起源，在该战斗中，一方称为“犹太人”，另一方称为“敌人”。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角度研究《以斯帖记》的文学性。《以斯帖记》的文体具有多样性。森肋尔首先提出，《以斯帖记》为历史小说，其中的历史成分具有较多的虚构性、戏剧性和传奇性，不能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现代的自由批评家较赞同此观点。芍耳次则从解经学角度把《以斯帖记》视为一部具有启示性的寓言书。
      谈到以斯帖的人物形象，莫尔认为以斯帖缺乏深度、肤浅。安德森在其著作《<以斯帖记>导读与注释》（1990）中强调以斯帖以及书中其他人物都只是一种类型，而不是独特的个体。然而，不少学者也认为以斯帖这个人物值得同情。塔尔蒙的《<以斯帖记>的智慧》（1963）认为以斯帖极具智慧，甚至超越了末底改。琼斯也声称通过对以斯帖的主动、智慧的描述，《以斯帖记》对女性地位作出了积极评价。
      随着圣经叙事学和女性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专注于从叙事和性别角度来研究《以斯帖记》。桑德拉•贝丝•伯格在《<以斯帖记>：题旨、主题与结构》（1979）中研究《以斯帖记》的整体结构。罗伯特•奥尔特在他的代表作《圣经叙事艺术》（1981）中，通过对典范场景、惯用手法、对话、重复等叙述话语的解释分析，揭示了《以斯帖记》的叙事魅力。西蒙•巴埃弗拉特的著作《圣经的叙事艺术》通过分析《以斯帖记》的某些片段也揭示了该书的叙事艺术。西德尼•安•怀特通过《以斯帖记》的情节分析，肯定了以斯帖的正面英雄形象。琳达•黛在《一个王后的三张面孔：<以斯帖记>几个文本中的人物塑造》（1995）中分析了不同版本作者的不同性别意识倾向。
      国内关于《以斯帖记》的研究比西方晚得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著名的圣经学者朱维之在《圣经文学十二讲》（1989）中高度赞扬了《以斯帖记》，称它为“希伯来小说的双壁之一”。李炽昌、游斌在《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的指出：“在圣经中，也许《以斯帖记》的正典地位最受争议。希伯来宗教的某些核心因素在书中都没有提及，甚至上帝的名字亦未出现过。但这些因素的缺失并不能把《以斯帖记》从《圣经》中除去。相反，把《以斯帖记》包括在圣经中，更可扩大希伯来神学的范围”。刘意青在《圣经的文学阐释——理论与实践》（2004）一书的后半部分对圣经的某些文本做了详细的分析，为圣经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梁工可以说是最早系统研究圣经叙事的学者，在他主编的《律法书•叙事著作解读》（2003）里提到了有关《以斯帖记》的一些基本信息。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圣经叙事艺术研究》（2006）里，梁工介绍了一些圣经叙事艺术，并引用了《圣经》的例子来做具体说明，尤其是对《新约•福音书》的偏重。游斌在他的著作《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2007）里指出“在对立中寻找民族身份，在他者中寻找自我，是《以斯帖记》的特殊叙述手法”。程小娟主编的《圣经叙事艺术探索》（2009）的第三章研究了《路得记》与《以斯帖记》的叙事话语与性别意识，强调了隐藏在这两本书背后的男性主导意识。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以斯帖记》的研究集中在其历史性、正统性、文学性以及性别意识上。然而，综述已有研究成果并细心研读后发现，关于《以斯帖记》的叙事艺术，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