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论中的地位：对比

摘　要：本文以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为视角，探讨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两个翻译（黄嘉德1936年和郝志东与沈益洪1988年）文本时期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论中的地位及其对译本翻译策略的的影响。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吾国与吾民》，《中国人》

      多元系统理论是由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其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文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个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黄嘉德译本和郝志东与沈益洪的合译本分属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历经半个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经济、制度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其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不同，进而影响了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
一、翻译文学的不同地位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历史文明悠久的大国，曾一度处于强势地位。因此，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优越感，即使是在社会及其混乱的三十年代，除了少数有意识的知识分子外。依据佐哈尔的分析，翻译文学在本国文学的多元系统里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的三种客观条件：1.当一国文学处于“幼稚”时期，还尚未建立；2.当一国文学正处于本国文学的外围或弱势位置，或二者都是；3.当一国文学正经历转折点、一场危机、或文学真空时（根茨勒，1993）。如果以上三种情形都不存在，那么翻译文学就只能在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位置。所以黄译本的语言风格、翻译策略的归化法正是由于30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处于文学系统中的边缘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迎来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翻译事业也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但十年“文革”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可谓是毁灭性的。我们的文学尽管具有悠久的历史，此时却由于“文革”中极左思潮的影响，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本翻译极左路线的所谓小说能公开出版并供读者借阅。这正如上述第二种情形，由于特定历史、政治条件制约，原本资源非常丰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周边国家的文学资源的中国文学，此时却处于“边缘”地位（谢天振，2003）。至“文革”结束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真空”，创作思想也发生转折，于是出现了大批重印“文革”前已翻译出版过的外国古典名著的现象，从而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这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出现恰好正好证明了上述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所说的第三种情形（谢天振，2003）。从而出现了文本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重译，即沈、郝合译本《中国人》。
二、翻译文学的不同地位对两个中译本翻译策略的影响
      根据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当翻译文学处于一国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往往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当翻译文学占据一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译者通常会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
      阅读两个中译本时，不难发现二者的语言及语言风格是不同的。首先黄译本里的语言是文白夹杂的，而沈、郝译本是现代文；其次黄译本语言优雅、简洁，幽默诙谐，极富有林语堂先生的风格，在加之种种原因，黄译本在出版时未加译者姓名，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读者误认为是林语堂先生用汉语所著，相反郝、沈译本的语言则简单、平淡、极易读懂。显而易见，为了译本的可接受性，黄译本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而郝、沈为了保持原文的风味及完整性，而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文化、思想、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等方方面面，因此其内不免涉及许多文化特殊表达词，例如：“The Chinese people take to indifference as Englishmen take to umbrellas…”，黄译文：“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之英国人之视洋伞……”，郝&沈：“中国人消极避世的习惯有如英国人出门带雨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混乱，内忧外患，生产力落后，人们习惯于在国外的东西前加“洋”以区分，如“洋火”既“火柴”，“洋炉”既“火炉”等等，所以为了满足读者的期待，黄翻译为“洋伞”，而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在蓬勃发展，同时又由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文化方面急需新的思想及内容以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于是这一时期的作者与翻译家大多积极地译介大量的国外新思想与内容到中国，从而郝&沈翻译为“雨伞”。
      此外，笔者发现在黄译本中有多处增加与删改之处，增加之处多发生于孔孟等谚语及名句，而涉及国外的名字、地名、事物等等都加以删改。相反在郝&沈译本中，译者不仅对涉及国外的人和事等等加以脚注，而且还更正了林语堂先生的错误之处。这再次证明了翻译文学的地位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的影响。
三、结语
      多元系统理论以“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为原则，因此本论文目的并不在于评论二者翻译策略的孰优孰劣，而是探讨了其不同的译者在不同的时代选择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2002，《中国翻译》第四期，19-25页.
      [2] 陈德鸿，张南峰，2000，《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3] 林语堂著，2009，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中译本：《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2008，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 林语堂著，2009，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译本：《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2007，上海：学林出版社. 
      [5] 王友贵，2003，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中国翻译》第五期，11-15页.
      [6] 谢天振，2003，多元系统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外国语》第四期，60-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