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泉州开元寺看“飞天”的多元文化内涵

摘　要：泉州开元寺是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也是福建省最大的佛教寺院，它在历史与宗教上都被视为重要的文物古迹，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泉州开元寺留下甚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百柱殿与甘露戒坛斗拱上的“飞天”被看作是艺术、建筑、宗教和多元文化的完美结合。本文通过对泉州开元寺“飞天”的分析，对多元文化在泉州开元寺的碰撞与融合提出一些见解。

关键词：泉州开元寺；飞天；宗教；文化融合
一、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击与融合
      1、 “飞天”的起源
      泉州开元寺中现存的“飞天”共有2处，一处是大雄宝殿，又称为“百柱殿”中的24尊“妙音鸟”；另一处是甘露戒坛中的24尊“飞天乐伎”，“百柱殿”中的“妙音鸟”与甘露戒坛中的“飞天乐伎”被当地百姓统称为“飞天”。泉州开元寺的“飞天”都起源于印度佛教中人头鸟身的音乐神——“迦陵频伽”，开始他们是一对擅长音乐的夫妇——紧那罗夫妇，后来逐渐合为一体。它通常在2种场合出现：一是借其声音美妙，比喻佛法妙音；二是言其存在于某一特定的境界，以说明此境界神奇美妙，例如西方极乐净土^[8]1。
      2、“飞天”的演变
      “迦陵频伽”随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的融合、发展形成自身的形态特点，飞天艺术在唐代处于鼎盛时期，这时的“迦陵频伽”一部分保留了原来传统的人头鸟身的形象，即成为“妙音鸟”，源于中国东部沿海广泛的鸟图腾崇拜，出现在《山海经》中；另一部分发展为“飞天乐伎”的形象，这部分的“迦陵频伽”即发展为我们现在熟知的以敦煌莫高窟壁画所见的“飞天乐伎”为典型的形态特点，“飞天乐伎”手中普遍拿有乐器，由于唐朝重视乐舞的宫廷艺术特点，明显地为“迦陵频伽”添加了新的品格，即指向音乐。唐朝的“迦陵频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形成了“妙音鸟”与“飞天乐伎”2种类型，随后便无更大的发展。
      3、“飞天”与泉州本土文化的融合
      “飞天”在泉州开元寺最大的改良与发展是“飞天”手中的各种乐器，“百柱殿”的部分“妙音鸟”和甘露戒坛的“飞天乐伎”手中拿的乐器出自泉州本土的“南管”与“北管”。其中包括“南管”的南琶、二弦、三弦、拍板、南嗳（唢呐）等乐器，和“北管”的壳仔弦（板胡）、单皮鼓、北管笙、北琵琶、双清、大吹（大唢呐）等^[2]2。“南管”与“北管”均为泉州盛行的地方音乐，可以看出，在泉州开元寺“飞天”手中的乐器加入了本土音乐形式中的主要乐器，是源于泉州人对本土音乐的崇尚与热爱，将宗教与本土艺术进行了融合，“南管”与“北管”才能出现在佛教的神殿上。
二、  “飞天”在宗教中的导向作用：
      1、以另一种自由的形态实现永生
      无论是“妙音鸟”还是“飞天乐伎”都是神的转化形态，在佛教中有轮回与因果报应之说，意指人往生后必然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生前向善的人们会得到“升天”的机会，成为“神”，也就拥有了“永生”，“永生”是中国传统中不论是帝王还是平民不断追求的境界，而“飞天”在宗教中也有同样指向“永生”的导向。
      2、人与天交流的媒介
      泉州开元寺的“飞天”手中拿有文房四宝、瓜果和“南管”与“北管”的乐器等等，相传“妙音鸟”是五方佛的侍伎，工匠们之所以把泉州本土的乐器雕至这些“妙音鸟”与“飞天乐伎”手中，就是希望通过“飞天”来与神沟通，将他们认为最高规格的、最神圣的都奉献于佛祖。
      3、至高无上的权利
      “飞天”并不会在普通的寺院中出现，泉州开元寺之所以有数量如此的“妙音鸟”与“飞天乐伎”出现也因泉州开元寺本身的地位，泉州开元寺的建造都按照皇家寺院的规格，列身于中国四大佛教寺院之一，大雄宝殿以九间、百柱规格建造，甘露戒坛在全国仅存的少量戒坛中属级数最多（五级）的重要戒坛。泉州开元寺“飞天”同时也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神权。
三、 历史与当代的碰撞
      1、导游对泉州开元寺“飞天”手中乐器的误读
      现有的资料，包括泉州开元寺导游的介绍词中，都认为泉州开元寺“飞天”手中都持南音乐器，因为粗略看来，这些“飞天”手中南音乐器较多而且较显眼，并且很多人也还分不清“南管”与“北管”乐器的区别。但实际上，从拍摄的图片看，其七件乐器都是“北管”所用，所以“飞天”所持乐器南、北管皆有^[2]2。
      2、泉州开元寺“飞天”是否是全国仅存的带翅飞天？
      大雄宝殿始建于唐代，甘露戒坛始建于宋，大雄宝殿与甘露戒坛的“妙音鸟”与“飞天乐伎”虽统称为“飞天”，但其实实质不同。大雄宝殿的“飞天”是带翅膀的，而甘露戒坛的“飞天”是传统中国“飞天乐伎”带飘带的形象。为何会有这样的区别？大雄宝殿虽始建于唐，但近年惠安东湖《鑑湖张氏族谱》的出现明确了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24尊“飞天”都源自宋代工匠之手^[1]2，也就是说甘露戒坛与大雄宝殿的“飞天”都出自宋代。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泉州开元寺甘露戒坛和大雄宝殿斗拱上艺术形象皆为“飞天”，而大雄宝殿的24尊飞天之所以是带翅膀的是由于泉州在宋代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世界威名远扬的港口，各种宗教在这里和睦发展，所以工匠结合印度的迦陵频伽、中国的飞天和西方的天使而造就了中国仅存的带翅膀的“飞天”形象。但我认为这样的观点虽被大众接受但有待考究。就如前面所说，“迦陵频伽”在中国经过长期演变最终发展成为2个版本——“妙音鸟”与“飞天乐伎”，“妙音鸟”更多的保留印度佛教流传的“迦陵频伽”的人头鸟身的形象，也就是说“妙音鸟”本身是一种动物，就是带翅膀的，四川与青海交汇地带的阿坝州壤塘县寺院多在经堂大殿的横梁上雕刻人头鸟身形象，以藏瓦寺最为典型^[8]1，他们同样也是拿着横笛、金锣等乐器，因为“妙音鸟”本身就是音乐神的化身；而“飞天乐伎”在当时就已经将翅膀替换为飘带，并且固定的指向音乐，所以通常拿有乐器。但并不是拿着乐器的只有“飞天乐伎”，也有“妙音鸟”，故泉州开元寺大殿中的“飞天”或许本来就是“妙音鸟”，而并不是源自与基督教“天使”翅膀的融合。
      参考文献：
      [1]黄梦梦.唐宋时期敦煌莫高窟与泉州开元寺飞天造型的异同[J]美术教育研究.2010,（02）.
      [2]李寄萍.泉台北管再探[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03）.
      [3]柯建瑞.泉州开元寺[J]法音.1988,（01）.
.    
      作者简介：陈玥芃（1987--），女，汉族，福建漳州人，厦门大学艺术学院2010级音乐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产业与艺术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