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衰落原因分析及现代启示

摘　要：寻根文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大影响的文学流派，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巨大贡献，促成了新时期艺术观念的转型，对传统文学的创作模式进行了有力突破，但寻根文学匆匆出现又迅速归于沉寂，其衰落原因值得我们思考，对于今后的文学创作也有着重要的现代启示。

关键词：寻根文学；衰落原因；现代启示

      寻根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其产生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国际国内的文化热和世界范围内的寻根热潮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自身发展危机促使了寻根文学思潮的蓬勃兴起。寻根文学立足现代，返回传统，希望从对传统文化的重造来振兴民族文化，找到适合自身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和传统化相结合的道路，使本民族文学能与世界文学对话。寻根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促使新时期文学观念从载道走向审美和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转型，寻根文学因为外在的经济冲击和自身的矛盾迅速走向沉寂也给予我们文学创作不少现代启示。
      寻根文学虽然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对文学的思考仍在继续，而且对其重新梳理分析对于今后文学的发展大有裨益。处于21世纪的我们以全新的视野来看当时的寻根文学，的确是一个富有审美创新追求的文学流派，主要重新成果和贡献是推动了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寻根文学不仅给新时期文学在理论上带来了审美观念的变革同时在创作上也在回归文学本真上做了很好的示范。也正是因此，季红真认为：“‘文化寻根’思潮的真正作用，不在文化价值抉择方面的科学与否，而是在文学自身的观念蜕变与风格更新。”寻根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的贡献集中表现为由载道走向审美、由现实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由单质时空走向多元时空观念的转变，这些方面的变化对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发展有着很大贡献。 
      寻根文学在80年代蓬勃兴起但又迅速归于沉寂，其间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对其衰落的原因进行系统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该文学流派更理性的思考和给今后的文学创作提供宝贵的经验。
一、寻根作家对中外文化的矛盾态度
      寻根文学主张从传统文化的深层土壤中挖掘民族文学的根，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又是模糊不明确的，有褒扬也有贬斥的，韩少功和李杭育等对文化也是既赞美也批判，无法做出明确判断的暧昧、迷茫心理。韩少功认为对传统文化营养的汲取是民族文学走向振兴的必由之路，必须借助传统的力量加速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在实际创作中却体现出与理论截然相反的情感倾向，在《爸爸爸》中，他却对儒家文化的仁义思想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与之相反，李杭育在《最后一个渔佬儿》中对福奎的受传统文化濡染的古老正直的人格给予了充分赞美。李杭育在理论上也有着与韩少功相反的思想观念，他在《理一理我们的“根”》一文中就中西文学进行比较并得出中国文学骨子里是反艺术的，是为载道服务的结论。李杭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尖锐犀利的。他们两人自身都存在理论和创作上的矛盾的文化态度。
      在另一方面，寻根作家不是很信赖外来文化，甚至有些抵制倾向。强调我们应该有民族的自我，应该把西方的技巧和中国的文化本源实际结合起来，于是这种矛盾的心态决定寻根文学对国内外文化均没能静下来仔细研究，仅仅满足对观念技巧的粗浅探索是远远不够的。
二、寻根理论的局限及对创作的消极影响
      任何一个文学流派进行创作都离不开理论作为其写作的原则和指南，创作是遵循理论的实践，理论是创作的观念支撑，理论不正确或有局限，创作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寻根文学理论方面的局限表现在对“根”的定义是模糊的。对传统文化的模糊态度也决定他们对根的理解存在偏差，郑万隆在《我的“根”》中提出: “我的根是东方。东方有东方的文化”，阿城则热衷庄禅文化，莫言对原始生命力感兴趣，郑义留恋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这些作家的创作都充满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和赞赏。但不是所有的都持认同态度，王安忆在《小鲍庄》中就直接对儒家文化的“仁义”进行了批判。
      总之，他们所理解的“根”不外有两种意思: 其一，中华民族沿袭不衰的优秀文化精神；其二，中华民族发展至今而又可能出现断裂的生命根基。无论是哪个意义层面的根，都有着精华和糟粕的两面性，寻根文学对根界定的模糊直接导致了寻根理论的模糊，没有正确的理论方向使得寻根作家很难继续走下去，注定了创作只会是漫无边际的书写。
三、寻根文学理论主张和文本创作的错位
      通过文本的解读我们发现作家情感和理性存在冲突，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存在背离和错位。在《爸爸爸》、《小鲍庄》等文本中呈现给我们的是逼仄的审美空间，作家陷入了传统和现代的情感纠结，无法在二者中做出明确选择。其中莫言的态度尤其明朗坚决, 我们可以通过《红高粱》的分析来看作家审美取向和价值评判方面的局限。莫言偏爱写民间的原始生命力，但仅仅是通过自然主义的描写手段完成，不顾语法规范任其自然的写作不仅没有美感，还给阅读制造了障碍，也消解了美感，最终没有写出文化的优秀成分。这种写作缺乏节制，给阅读和接受带来阻隔，悲悯、同情和崇高的美感全部消解殆尽，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大为削弱，这几乎成为莫言小说的叙事特点，但这特点也是他创作的缺陷。这不是对审美领域的革新实验，相反是伦理道德体系的又一次“失范”。莫言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有失偏颇，因为过分的追求民族的自我，就弱化了世界各民族的共通共融的一面，我们赞同只有世界的、超越民族的才能永恒的说法，所以莫言的理论陷入了自相矛盾中。受这种民族第一至上的思维的局限，作品不能达到宇宙意识和终极关怀的高度，没有哲学情怀的抒发，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思考缺乏理性观照。莫言对战争的思考主要是体验仇恨，对战争的罪行和灾难缺少深刻反思，莫言给我们的主要印象就是对原始生命力和野性的赞叹。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莫言的寻根是一种倒退，这是莫言的尴尬，也是寻根文学的尴尬。
四、 寻根的精神指向和方法论的危机
      寻根文学中，除了寻找文学和文化的根之外，还存在精神寻根的指向。1985年前后,随着西方各派文艺思潮的汹涌而至，呈现出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的局面，这自然产生了文化的比较和对文化价值观的评价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着固守传统还是全盘西化还是二者融合的艰难抉择，这实际上是东西文化争夺话语中心从 而形成绝对文化优势的问题。寻根作家的精神痛苦更是双重的。他们既要面对东西方文化交锋的落差与痛苦，又饱尝中国传统文化愚昧、落后的一面，所以，他们这时提出要“寻根”,就是为精神寻找归属,最后他们努力的潜入传统去寻根，但他们找到的根是片面的是腐朽落后的根，因为他们主要集中对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发掘，而他们却还盲目的庆幸找到了根，这种欣喜与固执都可以通过他们当时在强大的文化热面前的精神困惑有关。 
      这一精神指向的寻觅导致该思潮在受到热捧时又遭到质疑和批评，因为它会导向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复古，作家只是关注边缘文化和非规范文化这就造成了与现实社会人生问题和矛盾的疏离，缺少时代精神，也不符合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审美规则，文学的深度和力度大大削弱。因为这种精神指向的危机造成文化取向上的偏激使得寻根小说很快走向平落继而出现了对历史文化抒写更具深度与广度的新写实小说以及“后寻根”小说等。他们的创作效应都远远超出前期寻根小说倡导者们的创作。
因此,在寻根文学中,实际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寻根即文学寻根、文化寻根、精神寻根。它提出的是文学的话题,写的是文化的命题,最深层的动机则是精神的归属。这种精神动机看似合理，是出于知青作家们的对文化选择的焦虑所致，但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主观深层动机的存在恰恰正是寻根文学的巨大隐患和危机，一旦在创作中遇到困难，发现无法找到精神动力时，他们就没办法沿着来时的路继续前行。
      除以上所述原因之外，造成寻根的衰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致命的理论盲点,即方法论的偏离指向。这不是肯定或批判式的简单评价，而是指作家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上,如何把“文化”通过有效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寻根文学最大的操作难题是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形式，让文学之根鲜明的呈现，实现从“文化“到”文学“再到 “文本”的转化。简单点说,这更需要一种超验形态写作的经验,但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显然没有这方面的尝试和积累。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寻根文学只是在继续走五四以来乡土小说的老路子，他们的作品虽然较之以前的乡土小说多了传统的文化意蕴和审美特质，但文本没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只是沉溺于对原始文化的描摹刻绘，这种疏离现实的做法注定了行之不远的结局。寻根挖出的也不是维系我们民族文明的鲜活的优根，而是已经衰亡腐朽的劣根。这使寻根文学陷入了寻根和对找到的根进行自我否定的矛盾之中。
      寻根文学的在新时期文坛的昙花一现除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导致作家队伍的分化的外在原因外，主要的就是对不规范文化的反复渲染无所节制的抒写的情形导致无法完成寻找再造的重任。回顾我们当代文学自新时期以来走过的三十年历程，对具有开创意义的寻根文学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为今后文学提供借鉴。它给我们的印象是，本世纪初开始的东西方文化通过文化的互相交流学习企图达到文化的世界统一性的任务并未完成。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和有选择的借鉴西方文化是实现文学发展的两个重要环节必须长久的坚持下去。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不能由策略性的“寻根文学”来完成，应该有战略性的文学形态来接任。寻根文学的在文坛的迅速崛起而又匆忙消失不是没有价值和作用，起码它于后来的创作有一种警示作用，尽量减少中西文学融合时出现的问题。

五、 寻根文学命名的不科学
      首先，“寻根”的命名既确切又模糊：确切是因为事物的发展都是有产生原因的，所以任何文学思潮都可以从“根系”上找到归属和解释：但因为“根系”往往错综杂糅，不易作出梳理和辨认，彼此界限很难准确划分。寻根就是找到在文化熔岩中曾经存在而今失去的根，但是根的具体内涵特征却是模糊难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寻根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消极影响。
其次，“寻根”文学的命名也是不科学的。这一命名带有很强策略性的意味，以策略性生存方式来完成人类文化的相融相通这个绝大的命题是一个不现实的话题。寻根追求传统文化现代化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融合，是一种文化大同的归宿不是简单的“策略”，不是简单的寻找，而是两种文化的融汇。寻根是当西方文化介入初期对文化的根的忽略和可能构成的对主流文化的挑战的环境下提出的主张。这是一种措施和策略是作为应急之需不是权宜之计，结局肯定是无果而终。
      综上所述，寻根文学在理论和创作中都存在传统与现代、愚昧与启蒙、守旧与创新等多重矛盾的纠缠与转换，寻根作家们在二元对立中无法做出准确抉择，注定了它只能是一个“无言的结局”。寻根文学与现代科学理性的背离预示着实现文化振兴的愿望只会是一场凌空蹈虚的话语狂欢。另外寻根作家们集中写各种边缘文化、非规范文化，这些不是他们熟悉的文化很难和他们的生命体验融合，这种生存体验和文化精神的隔膜使得文化难以以审美的方式进入他们的文本，这正如韩少功于1993年的访谈中所说：“寻根文学变成文化后就深入不下去了，失误了。像导游说明书，文学一个根本的中心，是文化和生命的关系，文化是生命的表现，是一种结果，生命是文化的积累。认识生命要用文化破译他。后来的情况很糟了。” 这说明了文学必须以作者的生命体验为创作基础，这是文学生命力的关键，远离生命体验的纯文学创作注定是不愉快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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