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的译诗看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摘　要：如今一些翻译理论过分强调主流宏观层次的文化在翻译中的主导作用，而忽视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偏颇的一面。本文着重通过分析胡适的感情经历对其白话诗歌翻译的影响，从而说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胡适的白话译诗数量不多，且多为借原作者的之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胡适的不幸婚姻、和几个女人的浪漫情史都在他的译诗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而当时背景下的主流意识和文化，在胡适先生的译诗中却几乎没有留下自己的影子。

关键词：译者主观能动性；感情经历；胡适的译诗
    一、引言
　　在翻译研究的历史中，很长一段时间，原作者和译者的地位被放在极不平衡的天平上。译作被认为是原作的附庸，而译者被比喻为原作者的“仆人”等等的观点。这些忽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一直以来几乎不绝于耳，尽管当代的一些翻译理论将其批判和解构。然而，把译者和译作的地位置于原作者和原作之下的观念，还是很多人所认同。自从翻译研究迎来了“文化转向”之后，一些翻译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等翻译背后的因素对翻译行为的控制和制约。从另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分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受到当时背景下的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赞助商，甚至读者群体等等的限制。这些观点的确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更广阔的研究层面，有其正确和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过分强调客观因素对翻译行为的影响也有偏颇的一面。 读这样的理论之后，就会有一种感觉：译者好像是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囚犯，难于施展手脚，或者像一个没有自己发言权和自主权的翻译傀儡，在原作和各种外在的社会因素面前，只能臣服。
　　译者真的处于这样悲惨的地位吗？其实不然。“翻译是有意识、有选择和有目的的人类交际活动”（廖七一， 2006：44），因此翻译活动不能完全用纯理性的概念来分析和规定。翻译在从源语译入目的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两种文化，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译者的经历，知识背景、兴趣等也是重要的因素。赫曼斯在讨论翻译与译者的关系时明确指出“翻译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而不是译本的情况”（转引自：廖七一, 2006：36）。胡适的诗歌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胡适倡导白话新诗理论，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尝试集》这部新诗的拓荒之作。这部诗集包括了胡适创作和翻译的诗歌。胡适的创作是思想理念的产物，是立德、立言的事业，是在责任的驱动下“有所为而为之”，因而缺少激情。而他的译诗则是“无所为而为之”，是心灵深处情感的呼唤。胡适翻译的诗歌数量不多，只有数十首。但这为数不多的诗中，能清楚地看到胡适的人生中的不同阶段的志向、和心境。而那些翻译外的社会因素却很少反映在胡适的译诗中，甚至有悖于当时的主流文化，完全是译者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完美体现。本文主要从胡适的感情经历层面来分析其对诗歌翻译的影响，追寻胡适作为翻译主体在他译诗中留下的“感情痕迹”。　　
　　二、 无奈与“小脚太太”
　　胡适是中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战士，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在国外获得35个荣誉博士学位，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思想，崇尚自由主义，追逐时尚潮流，在爱情上，更渴望自由恋爱，两情相悦。然而这样一个思想开放，追求自由的“洋博士”胡适却出于对母亲的敬畏，依照“媒妁之言”与不识几个字的村姑江冬秀完婚。 而且江冬秀还缠着一双象征落后迂腐的“小脚”。于是有了“洋博士“和“小脚太太”的称呼，他们相伴四十余年，白头偕老。这段离奇的婚姻曾经被传为佳话，甚至被当为楷模，为胡适赚得不少美名。但真实的婚姻生活并非像传得那么美妙，而是一波三折，婚姻双方都饱受了压抑和痛苦。两人由于知识、情趣都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无法有感情上的真正交流，风流倜傥的胡适在心里对婚姻极其不满，但又无法离婚，这种无奈在他的译诗《老洛伯》中清晰可见：
　　My father urged me sair: mumother didna speak/ But she look’d in my face till my heart was like to break/ They gi’ed him my hand, but my heart was at the sea/  Sae auld Robin Gray he was gudeman to me…/ I gang like a ghaist, and I carena to spin/ I daurna think on Jamie, for that wad be a sin/ But I’ll di my best a gude wife aye to be/ For auld Robin Gray he is kind unto me (胡适译文：我爹爹再三劝我嫁/我妈不说话/她只眼睁睁地望着我/望得我心里好不难过/我的心里早已在那大海里/我只得由他们嫁了我的身子/我如今坐也坐不下/那有心肠纺纱/我有不敢想着他/想着他须是一桩罪过/我只得努力做一个好家婆。) （廖七一. 2006; 302-306）
　　在当时的情况下，胡适作为社会名流，又拥有很好的口碑，胡适不便直接暴露自己对婚姻的愤懑和对深爱过的美国恋人韦莲斯的相思，只好假借别人之口，道出自己的苦衷。翻译是胡适宣泄自己感情的最好方式。译诗中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桩婚姻的不满，同时也对封建礼教下包办婚姻制度的痛斥。如“我只得由他们嫁了我的身子！”一个叹号，原文并没有，是胡适有意所加，折射出胡适当时极度的无奈和愤怒。也显示出胡适对这桩无爱婚姻的痛恨，“我只得努力做一个好家婆/我家老洛伯他并不会待差了我”这两句明明白白是胡适无奈、自我解嘲和自我安慰的心态流露。“我有不敢想着他/想着他须是一桩罪过”，透过这些诗句，胡适对心中恋人韦莲斯的相思，与相爱又不能结合的愤然、无奈跃然纸上。
　　完婚仅仅一年，胡适的母亲病逝，这似乎让深陷痛苦煎熬中的胡适看到了解除这桩痛苦婚姻的希望，在胡适的心中重新又燃起了激情，开始强烈期盼解脱。好似从婚姻的牢笼里要被放出来的感觉。随着他生活激情的燃起，译诗的激情也迸发了。在这种心境下，1919年2月26日胡适翻译了《关不住了》：
　　
　　　　　Over  The  Roofs                            关 不 住 了！
　　　　　 Sara Teasdale                                    胡适译
　　My room was white with the sun                      一屋里都是阳光，
　　  And Love cried our in me,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I am strong, I will break your heart                    他说，“ 我是关不住的，
　　  Unless you set me free.”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两天后，胡适又翻译了题为《希望》的爱情诗。从《老洛伯》到《关不住了！》再到《希望》，我们可以划出胡适“无奈——急于挣脱封建婚姻的束缚——充满希望”的心情轨迹。胡适把题目Over the Roofs 没有采取直译，而是意译成《关不住了！》同时又加上了表达浓烈感情的感叹号，完全是胡适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表达了胡适当时欲摆脱婚姻束缚的迫切愿望。然而爱惜名誉，性格的胡适，挣脱婚姻牢笼的“希望”又一次因江冬秀的哭闹而破灭了。在以后的漫漫的四年的情感沙漠里中，胡适很少有译作问世，直到1923年。
　　三、短暂的伊甸园   
　　1923年，胡适和曹佩声坠入爱河，在杭州养病之际，两人在烟霞洞同居，度过了胡适一生中认为最快乐的三个月。婚姻失意的胡适，在和曹佩声相爱的一段时间里，就如在沙漠中行走的旅人，终于找到了绿洲。译诗和创作的灵感又泉涌一般，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段时光中，甚至胡适缺少感情的创作都开始富有感情，创作出不少佳诗，如：《也是微云》、《瓶花》、《八月四日夜》等“少有的好情诗”。1923年到1925年间，胡适一直沐浴在爱的阳光中，充满激情和柔情。这两年期间，也是胡适译作最丰的两年。译诗中散发着醉人的柔情和爱人离别时的神伤：不见也有不见的好 /我倒可以见着她 /不怕有谁监着她/在我脑海的深窈处/我可以抱着她，亲她的脸/虽然不见，抵得长相见。 （廖七一. 2006; 312） 
　　另外还翻译了《译亨利·米超诗》、《别离》、《清晨的分别》、《你总有爱我的一天》、《月光里》等情诗，这些唯美的情诗，尽管是译作，但胡适通过译作表达了对爱人的柔情，对现实的无奈。用朴实的语言，淡淡地诉说着自己的美好情愫。折射出胡适与原作诗人之间的某种感情共鸣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胡适通过自己的翻译行为，甚至把译者和原作者的地位来了一个大换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原作者的作品成了译者胡适的工具——表达自己不便表达的情感的工具。曾经有人说“文字一旦经由周作人之手，就含有他的思想和情感，‘当他感到欲言却文思不至之，想说却又不便说的时候他往往用翻译来代替思想的流动与探索。’”（廖七一，2006：213）。这种说法用来描述胡适，是再合适不过了。胡适最终还是没有挣脱封建婚姻的枷锁，爱情在遭遇封建礼教后，还是败下阵来，激情渐渐远离了胡适。胡适又回到了压抑的婚姻中，译诗的冲动似乎也随着爱情的远离而消逝了。此后胡适先生鲜有译诗出现。尽管现实是残酷的，但那曾经美好的、短暂的伊甸园生活，赋予胡适一生美好的回忆，也给后世留下了幽幽而美丽的译诗。　　
　　四、结语
　　胡适的译诗正是其感情经历的映照。诗歌的主题随着胡适的感情起伏而变化，或无奈、或激情、或神伤、或柔情。在翻译诗歌中，胡适充分发挥了自己作为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视文言文为高雅语，而白话为低俗语的主流文化背景中，胡适不顾外界的批评和压力，大胆开创了用白话写诗的先河，使感情能更畅快的表达和抒发，的确是很值得人佩服。同时，胡适的翻译行为也反击了那些把译者五花大绑的翻译理论。一些翻译理论过于强调环境对翻译的操纵，对译者的制约，把译者置于不能翻身的地位。而胡适的诗歌翻译摆脱了当时主流文化的控制，在文言文霸权的背景下，独辟蹊径地用白话创作，打破诗学规范，突破古诗体的藩篱，采用自由体，并借助翻译来抒发自己的感情，给文坛带来了一缕清新的空气。胡适的译诗告诉我们，注重文化在翻译中的霸权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文化的偶然性，充分认识到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不能用纯理性方法来研究任何一种主观的行为，否则世界就没有了多样性，而是生硬的公式化社会。
参考文献：
[1]廖七一. 《胡适诗歌翻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2]丁国旗.《中国十大情圣》【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5.
[3]易竹贤.《胡适传》.武汉【M】：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