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与颠覆——《红高粱家族》对传统历史主义

摘　要：《红高粱家族》既是对传统的一次颠覆，也是一种创新。作者疏离了强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从民间的角度表达了对历史与社会的看法，以及对已失去的民族额强力的憧憬和对当下民族生存状态疲软的不满。本文从题材选取、人物形象塑造、叙述视角等方面进行分析，区分了它与传统历史小说的差异。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民间立场
　　最近从新浪网看到一则消息，某贫困山区的小朋友来到城市后，对正常的一日三餐深感不适，问及原因，方知原来他们在家时一天只吃一顿饭。
　　不管这消息的真实性如何，我们且借来一用。一日三餐对我们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我们之中不会有人去问为什么要一日三餐，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已经被传统和习惯所禁锢，我们只会沿着这种业已成为惯性的思维方式去看待问题。在这里假如奉行“一日三餐”者所代表的是社会的主流，那么以发问者为代表的“一日一餐”者就是社会的边缘化存在，它已经淡出了绝大多数人的视野、思维乃至想象，成为了一少部分人的生存状态，但是它的存在以一个不争的事实静立于社会之中，打碎了主流社会食必三餐的一元化思维模式。
　　假如把传统的历史主义比作那些把一日三餐视为正常的众人，那么新历史主义就是那个懵懂的发问者，在众人视以为常之际，他却问道：“一天为什么要吃三顿饭？”这个在他看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小疑问，却足以震动无数人的心灵。
　　新历史主义者善于发现那些一般史家不屑于触及，或认识不到，或识而不察的史料，或者是一些逸闻逸事，进行深入的挖掘，发现其中的意义。新历史主义正是通过对一些逸闻逸事的渲染来打破主流意识形态所操纵的传统正史的绝对化、一元化，尽可能地还历史以丰富多彩的本来面目，并通过对正史的颠覆来达到自我张扬自我认同的目的。因此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历史事件从宫廷和战场转移到民间乡野，将一元化的历史主线扩散到多元化的边缘视野。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作品，本文将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论述，深入对它的了解。
　　一、以隐蔽的民间战争题材取代宏大的正面战争题材。
　　《红高粱家族》讲述的是一段民间自发的抗日战争历史，它摒弃了以往文学家对战争所作的意识形态的渲染。它拒绝以往文学作品中的政治性描写，排出了传统历史主义小说中主流对非主流，中心对边缘的包容与同化功能，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
　　《红高粱家族》描写的是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自发的民间抗日战争。战争从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下令残酷剥皮而死开始，到余占鳌愤而拉起一支土匪队伍，最终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抗日战争。这场战争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暴力的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他们的抗战并不具备崇高的民族大义和任何政治意义，战争的爆发纯粹是出于自身对日本人的仇恨——日本人的残暴激起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原始的、野性的、为生存而斗争的复仇欲望。
　　这种对战争的描写在传统的革命战争小说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传统的革命战争小说必然会突出某支正规部队在战争中的英雄事迹，善于描写宏大的战争场面，而且这支部队必然是受党组织的领导，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或者是在党代表的领导下由自由散漫走向有组织有纪律的状态）。《红高粱家族》中唯一能带领这支部队走向有组织有纪律状态的人务就是任副官——于占傲一直怀疑他是共产党，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共产党才那样“有种”。后来任副官在擦枪时走火身亡，这标志着这支队伍发生转变的可能性的丧失。任副官的死有众多可疑之处，这极有可能是一场人为制造的意外死亡（此前他力主处决于大牙并因此无形中挑战到于占鳌的权威而遭到他的忌恨），这就标志着民间自由状态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拒绝。任副官的死使这支队伍得以继续保持着其粗野的原生态的生命状态，但也使它在后来的战争中蒙受巨大损失。这支部队不仅放弃了自身的转变，而且还拒绝了冷支队代表的国民党部和江小脚代表的共产党部的收编，并先后与这两股势力产生矛盾，导致火拼的悲惨局面。他们之间的摩擦都是围绕着各自的利益展开的，没有面临国难之时的那种同仇敌忾的伟大的民族品格。即使面对江小脚所代表的共产党部，作者也没有进行人为的刻意美化，而是使它呈现出一种较为客观的原始面貌。这也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一种的立场与态度，尽量消解人为的历史构建，拒绝主流意识形态的同化，坚守民间那种既生机盎然又粗野放纵的生存状态，尽可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二、以家族史的描写取代传统历史小说中民族史的描写。
　　传统的历史主义从大处着手，描写一个民族的苦难与抗争，在与苦难的斗争中彰显这个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红高粱家族》却一反常态，它拒绝了民族史的书写，而以一个家族的经历为线索，描写了那个年代残酷的现实。
　　小说从家族史着手，描写了我的家族人物的英雄事迹，而把当时社会的时代背景推后，成为矗立在我的家族背后的一道布景，并与我的家族捆绑在一起，不可分割。时代的变动促成了我的家族由盛转衰，我的家族的兴衰反过来又印证了时代的变动。这就造成了与传统历史小说的区别，传统历史小说习惯于将国家民族作为直接言说的对象，极少提及家族这种基层的社会构成单元，《红高粱家族》恰恰将展示国家民族命运的社会背景推后，而将家族这种社会构成元素拉到前台，尽情书写。而且在小说人物形象中体现出的不是为国家、为民族而奋勇牺牲的伟大崇高的民族精神，而是充满了个人化情绪的一种自由、野蛮、狂野不羁的原始的生命状态。
　　文中表现出了对我的家族的这种狂放不羁的充满野性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憧憬与追思。文章中，作者借“我”之口道出了对“种的退化”的深深忧惧。文章的开头与结尾都有关于“社会的进化”与“种的退化”的大量书写，书写对我身上所表现出的“种的退化”的忧虑，藉此表达出了作者对民间自由状态的高度的赞扬。这是作者对传统历史小说书写的一种颠覆，并以此表达出自己对传统小说的质疑与反抗：他们笔下近乎完美的英雄人物和高尚的英雄事迹到底是一种艺术真实还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简单附会呢？
　　三、以主观化的历史取代客观化的历史。
　　作者用第一人称“我”的主观化称谓进行全文的叙述，并构建出了“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等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样，叙述者把这些人物作为自己的长辈来写，就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
　　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大都以第三人称来展开叙述，从而使故事展示为一种客观化的呈现，加上故事情节和人物都严格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来进行构建，使得整篇小说看起来缺乏主观情感从而丧失基本的温情，进而给人一种苍白空洞之感。
　　《红高粱家族》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自己的家族史，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作者用这种主观化的叙述方式，强化了自己对一种历史观点的接纳与赞同。小说中叙述者“我”对自己家族曾经拥有的自由、野蛮、原始而又强劲的生命力的憧憬与向往，对民间自在状态的赞美和对“种的退化”的忧惧，不正也正是作者所要借以表达的观点吗？
　　四、以崭新的“草莽”英雄形象取代传统“高、大、全”模式的英雄形象。
　　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受政治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逐渐形成了一种“食必三餐”的固定思维模式，其故事情节构架和人物形象塑造都是严格遵守意识形态的要求，因而塑造出的大都是一些“高、大、全”模式的英雄形象，按这种模式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常常给人一种单调、干瘪、千篇一律的感觉，缺乏性格特征的丰富性。
　　《红高粱家族》却一反传统历史的常态，塑造了一批活跃于高密东北乡的民间草莽英雄形象。其中最典型的形象“我爷爷”于占鳌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双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是一种典型的“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英雄形象。此外，“我奶奶”戴凤莲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的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
　　作者在人物塑造和情节构建上大胆、新颖，彻底颠覆了传统小说的模式。首先是虚构了一场拒绝政治意识形态渗透的民间自发的抗日战争，再就是构建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浪漫爱情史。与传统的历史小说不同，在这里作者迷恋于对暴力、血腥与性爱的描写。“我爷爷”于占鳌本来是“我奶奶”出嫁时的一个轿夫，一路上试图对“我奶奶”调情，并在她回门的时候把她劫进高粱地里进行野合，接下来“我爷爷”杀死了“我奶奶”患麻风病的丈夫，又杀死了土匪花脖子，自己做了土匪，“我奶奶”也正式成为他的情人。后来“我爷爷”又跟“我奶奶”的丫头相好，从而有了二奶奶恋儿，呈现出一种性爱关系的不伦不类。人物形象中极力渲染了一种粗野、血腥以及性爱的混乱状态，穿过这些血腥而迷醉的表面文章给我们透露出一种来自民间的勃勃生机和强劲粗野的生命力，这在以往的革命历史小说中是绝难看到的。
　　五、结语
　　在《红高粱家族》中，作者用颠覆传统的手法构建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彻底颠覆了为政治意识形态所操控的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的书写模式，构建出一个充满暴力、血腥而又具有强劲生命力的高密东北乡，在此基础上作者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昂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追思自己家族的历史，极力表达了那种原始野性状态的憧憬，以及对“种的退化”的深沉的忧惧，这也是作者对当下我们民族生存状态的拷问。在这里作者引入了一个与政治意识形态全然无关的历史评判尺度：站在民间的立场看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呈现出某种生气流散与自由状态受到限制的趋向。小说中作者对过去美好历史的追忆与赞美，正是对原始的充满强力的生存状态的眷恋，和对现实的不满情绪的自然流露。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家族》，海南：南海出版公司，1995年5月
[2]赵炎秋主编：《文学批评实践教程》，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
[3]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