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物起情：诗之“兴”

摘　要：“兴”是诗歌的艺术手段，用来表达诗人的情感。从挚虞提出的“有感之辞”开始，感物起情的“兴”的本质，便得到了关注，它的内涵也在不同时期也不断得到挖掘与升华。

关键词：兴；情；诗
　　历代论兴，有两条路子，一条是由毛郑发端的美刺说，另一条是从挚虞开始的缘物起情说，前者多从诗歌的寄托作用层面来讲，而后者乃是从诗歌的创作主体的层面来讲的。作为诗的写作手法，从诗歌的本质上讲，解释成后者更加合理。
　　毛郑说诗的方法，与赋诗言志的传统有关。“赋诗断章，余取所求。”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在特定的场合与情境中，赋诗者根据自取所需，断章取义，大衍发微。然而，这种方式运用到说诗上，则扭曲了对原诗的理解。朱自清《诗言志辩·兴义溯源》：
　　毛郑解《诗》却不如此。“诗三百”原多即事言情之作，当时义本易明。到了他们手里，有意深求，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去说解，以断章之义为全篇全章之义，结果自然便远出常人想象之外了。而说比兴时尤然。”雅颂本多讽颂之作，断章取义与原义不致相去太远；风诗却少讽颂之作，断章取义往往与原义差得很远。这在当时是无妨的。后来《毛诗》却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说解，在风诗（及小雅的一部分）便更觉支离博会了。而譬喻的句子（比兴）尤其是这样。i
　　显然，这显然将创作之兴与鉴赏之兴混为一谈，以功利主义的鉴赏批评手段来解释“兴”的使用，而对“兴”的原始使用所构成的诗歌本体进行了解构。到了魏晋时期，诗教的沦丧，个人意识的抬头，以理性和道德来约束的诗歌规范开始被抛弃，诗歌和文章开始被视为生命意志的显现。由是，挚虞发端，刘勰钟嵘紧跟，唐宋时期贾岛、李仲蒙等人的尾随新探，使得“兴”的情感本体性得到长足的论证和发展。
一、魏晋时期：初掘感性之“兴”
　　挚虞《文章流别论》认为“兴者，有感之词也.” 受草木禽鱼，高山流水等自然物的触发而引起感慨，激起了创作的冲动。这种“兴”是有感而发，它打破两汉以“美刺”角度论“兴”的模式，第一次正式提出从“感发”的角度去理解“兴”。既回归了“兴”的创作手法的本来面目，又强调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个人意志，以及创作主客体之间的影响关系。陆机所言“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的创作缘起，也是同样的意味。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ii，也是对此的延伸和发展。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iii
　　刘勰肯定了挚虞的感发之意，认为“兴”即是引起情感。而较之“感发”的偶发性与短暂性，“情感”则更加深厚性与持久性。并且刘勰以为登高的用意在于“睹物兴情”，将它作为了文学创作的动力，“情以物观”和“物以情观”又进一步强调了创作主客体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詩品序》：
  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 ；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iv
  首次将“兴”放在了首位，突出其重要作用。受魏晋时期言意之辩的影响，钟嵘的“兴”包含了对内心世界的婉曲描写，并且是难以言说的可以无限扩展的内在情感，更加强烈，人心更加感荡。
二、唐朝时期：深挖情感之“兴”
    唐朝尚兴重情，从陈子昂的兴寄到白居易的比兴讽喻说中可见，政教与审美并重的文学观念是唐代诗学观的主旋律，代替了六朝的“缘情绮靡”。然而白居易却在《策林》六十九中又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呤咏，而行于诗歌矣。”v可见，诗歌的本体在于呤咏性情，讽喻是兴的作用或是出发点，但却不是兴的本质。将“兴”作为情感表现的观念，在皎然、贾岛那里得到了继承。
　　夫诗工创心，以情为地，以兴为经，然后清音韵其风律，丽句增其文采。如杨林积翠之下，翘楚幽花，时时间发。乃知斯文，味益深矣。vi
　　《诗式?用事》：
　　且今于六艺之中，略论比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关雎》即其义也。vii
　　皎然论诗，将“情”作为经，“兴”作为纬，明显是对前人刘勰等的承袭。同时，他又加入了“象“的概念，涉及到意境的范畴。在《诗式·池塘生春早 明月照积雪》（卷二）中言“情者如康乐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辞似淡而无味，常手揽之，何异文侯听古乐哉！”象下之义，言外之情，明显是对“文已尽而意有余”的继承。
　　而真正首先用“情”字来解释“兴”的是贾岛。《二南密旨·论六艺》：
　　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viii
　　他明确的将兴从创作手法提升成一种审美内蕴，从一个创作动作提升成一种心理形态，这种形态就是“外感”“内动”之下，创作主体内在的情感达到一种无法遏制，急待宣泄的形态。由此，“兴”开始进入形而上的审美层次。
三、宋朝时期：发挥浑然之“兴”
　　宋朝尚理，倡导以平淡入诗，转而走向对涵养性情的肯定，如江西诗派的黄庭坚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ix既剔除了两汉的怨刺味道，又反对六朝唐宋的摇荡，换之以浑然天成的冲淡情感，追求在文化韵味的基石上来谈论“兴”。
　　罗大经《鹤林玉露·诗兴》（乙编卷四）：
　　诗莫尚乎兴，圣人语言，亦有专是兴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山梁雌雉，时哉时哉。”无非兴也，特不曾檃栝协韵尔。盖兴者，因物感触，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玩味乃可识，非若赋比之直言其事。故兴多兼比赋，比赋不兼兴，古诗皆然。x
　　杨万里《答建康府大军库监徐达书》：
　　大抵诗之作者，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我初无意于作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生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xi
  《应斋杂著序》：
　　至其诗皆感物而发，触心而作，使古今百家，景物万象皆不能役我而役于我。xii
　　从罗大经的“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玩味乃可识”到杨万里的“触生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他们的“兴”所包含的内蕴已经不再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情感的大开大合，而是使客 观外物满足于自己的精神意趣，强调“兴”的浑然无迹和韵味致远。
  再看苏轼《江行唱和集序》中言：
  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xiii
　　“耳目之所接”，也是对“兴”中主体人格的加入的强化，使自然与文化人格相交融生成，从而创造出来的淡远有味的诗境。虽然同是强调情景交融，但这是宋人对论“兴”与六朝、唐论“兴”的不同之处，情感的程度以及方式的不同也就意味着“兴”的具体使用以及效果的差异。
　　“情”的地位再一次得到提升，是在宋代的李仲蒙：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故物有刚柔、缓急、荣悴、得失之不齐，则诗人之情亦各有所寓。 xiv
　　他将用“情”的范围从“兴”扩展到“赋”“比”，原本理性色彩浓厚的赋与比，也被灌满作者情感的因素，并因诗人情感的不同而各有所寓。特别是后者，对明清论“兴”影响深远。
四、明清：彰显个性之“兴”
　　“兴”的情感到了明清时期，继续得到承认与发扬。典型代表如谢榛，他认为诗歌应该以兴为主，认为诗本乎情，没有情何谈格调、气韵。
　　诗有四格：曰兴，曰趣，曰意，曰理。太白《赠汪伦》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此兴也。xv
　　诗者不立意造句，以兴为主，漫然成篇。此诗之入化也。（《四凕诗话》卷一）xvi
　　与之前的“兴”论相比，谢榛更加强调“兴”的主导作用，个体的情感被自然所感发产生的创作状态。“情”有突发性与偶然性的特点，所以“李白斗酒百篇，岂先立许多意思而后措词哉”，以理为诗，情兴顿渐，这可以说是对宋诗弊病的看清。对此，沈德潜（《说诗晬语》）也有同样论调：
　　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xvii
　　明清人大力提倡的“情“，从谢榛、沈德潜的试论中，可以看出对李仲蒙观点的吸收，那就是具有强烈个性要求的个体的“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的“兴”起之情、发之言。
　　袁枚《再答李少鹤》：
　　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字不可看杀也。xviii
　　作为性灵派代表的袁枚，标举“独抒性灵”，自然强调“诗人之志”，将狂傲个性与激烈情感作为艺术感兴的内涵，也延伸了“兴”的生命张力。
　　又如叶燮的《原诗》：
　　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①
　　王闿运的《诗法一首示黄生》：
　　诗有六义，其四为兴。兴者，因事发端，托物喻意，随时成咏，始于虞廷喜，起及《琴操》诸篇，四、五、七言无定，而部分篇章，异于风雅，亦以自发情性。②
　　《论诗法》：“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③
　　可见，从最初突破“美刺” 藩篱的“有感之辞，到明清的彰显个性情感的“兴”，兴的情感性一直在得到延续和发展以及突破，随着不同社会时代背景而呈现不同的侧面。然而既然诗歌是一种情感的流露，那么作为诗之写法的“兴”，它的情感性就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1]朱自清《朱自清说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4]钟嵘著，陈廷傑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5]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6]【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南卷《论文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7]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
[8]王大鹏、张宝坤、田树生、诸天寅、王德和、严昭柱编选《中国历代诗话选?二南密旨》，岳麓书社1985年；
[9]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
[11]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12]叶燮著，霍松林校注；薛雪著，杜维沫校注；沈德潜著，霍松林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13]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五册《小仓山房尺牍》卷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1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