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后戏剧”的《理想国》之戏剧性

摘　要：《理想国》是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及诗人柏拉图成熟期的代表作。本文旨在以文学性和戏剧性的眼光重新解读这部西方思想乃至文化的奠基性著作，挖掘出其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内在的“后戏剧性”，进而为《理想国》的再解读和诗学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关键词：理想国；柏拉图；戏剧
一.作为“后戏剧”文学的《理想国》
　　《理想国》大约创作于公元前375年，从古典文学的年表上看，这个时代正是辉煌的古希腊悲剧和旧喜剧相继衰落以后的一个动荡不堪的时代。其间所谓的“中期喜剧”和“后期悲剧”还在苟延残喘，但诞生了三大悲剧诗人和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灿烂的文艺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而在哲学领域，轴心时代的高峰却拔地而起，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出现，用理想的光辉接替了文艺时代创造出的神话的锋芒，显示出一种精神领域的奇特变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变迁是“以文艺的繁荣为基础的，古希腊的文艺是古希腊哲学的摇篮，自然也是古希腊文艺思想的摇篮，在某种程度上，古希腊哲学是一种诗化的哲学”，这种现象在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人的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乃至直到古罗马时代的卢克莱修，依然用诗歌题材讲述其哲学思想。因此，笔者斗胆用“后戏剧时代”称呼柏拉图所在的这样一个由文艺时代向哲学时代过渡的特殊时期，而生于此时的《理想国》，在被后世普遍地视为哲学著作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具备了“后戏剧”文学的显著特征。
　　1.《理想国》作为文学文本的多重意义阐释性
　　怀特海曾经说过：“欧洲哲学传统的最可信赖的一般特征是，它是由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所构成的。”这本身就说明了柏拉图本人在阐释过程中的极度丰富而复杂的多样性。的确，就《理想国》而言，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涉及到政治问题、伦理问题、教育问题、艺术问题、真理问题等多方面繁杂的论述。因此历来都有关于《理想国》的侧重性上的争论，且往往见仁见智，各个学科的人各执一端，莫衷一是。从题目上看，这是一部政治学的著作；柏拉图自己对这本著作冠以的副标题是“论正义”；而启蒙运动的大师卢梭则认为，理想国的主旨是教育。由此可见此书在范畴上的多义性与模糊性。
　　而在意义阐释方面，怀特海的话则更具说服力。柏拉图对于后世的巨大影响在于“他的那些尚未由过分的系统化所僵化的智力传统的遗产，使得他的著作成为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后世的思想家、文学家往往从柏拉图的著作尤其是《理想国》中找到灵感和依据。从普罗提诺到奥古斯丁，从卢梭到马克思，实则都包含不同时代背景之下对其所作的个人化阐释。在这一系列阐释中，又包括正面和反面的不同理解，种种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2.贯穿作品的生动隐喻性
　　《理想国》中最能体现出文学性的莫过于它那精采绝伦的隐喻。从表现形式上看，书中的隐喻分为对话中直接呈现的“明喻”和由文本的叙述结构和深层结构所形成的“暗喻”。前者是为我们所熟知的，著名的太阳喻、洞穴喻、线段喻都属于这类隐喻，此外还包括第二卷和第十卷的戒指喻和灵喻。这些总是出现在对话的关键时刻的隐喻，一方面为抽象的哲理论述作了鲜亮形象的注脚，另一方面本身也构成自足的意义阐释体。甚至在几千年后的今天，相比于苏格拉底和众人长篇大论的对话，这些隐喻已经具有更广大更深刻的意义蕴含和可阐释性。后者所谓“暗喻”，往往是作者在作品中不曾提及，而由后人的分析所建构。在戏剧学派看来，理想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它极力论述和描绘了一个在“理式”的基础上尽善尽美的国度，但又认为“理想中的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实际构成了一种对现实政治的怀疑和否定。
　　3.完整而独特的后戏剧结构
　　《理想国》作为一篇篇幅较长的对话，涉及了除苏格拉底以外的至少五位参与对话的配角，而随着对话对象的变化，对话主题也常常相应地转向。总体上，《理想国》由一卷前言（第一卷），一卷后记（第十卷）和一个讨论构成。前言颇类似悲剧或戏剧中的“开场”，是对问题的介绍和引入；后记类似“退场”，但较内涵比较复杂，既具有喜剧退场中斗争一方获胜后的欢庆性质，又隐含了悲剧退场的严肃与悲哀（这一点后文将有论述）。中间的讨论，是一个逻辑连贯的整体，围绕正义问题，由城邦正义转入灵魂正义，经历了政治学和形而上学的游离，再由城邦不正义论及灵魂不正义，在第九卷的结尾象征性地完成了整段论述——正义和不正义两股力量如平行线般鲜明地独立浮现，实际上也达到了理想和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顶峰。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其核心是行动；而《理想国》的核心是语言，是logos。悲剧的行动由必然性和可然性引导，造成不可逆转的结局；而《理想国》的语言同样由必然性和可然性引导，形成的则是“柏拉图式雄辩”的体系论证。不同的是，《理想国》将理想与现实的交合诿之于偶然，脱离了必然性原则，更重要的是，两股不可调和的矛盾力量在这种“无限延伸”的偶然中，矛盾性和必然性得到了悬置和消解。这就是为什么《理想国》的结尾既不同于悲剧的肃穆哀伤，也不同于喜剧的欢喜讽刺——因为它的实质上是没有的“结局”的，“结局”被理想主义的无限延伸所取缔，成为所谓的“童话叙事”。而这个特点，正构成了《理想国》在戏剧的黄金时代消失之后所出现的“后戏剧”结构。
二．《理想国》的戏剧性
　　基于以上所述的文学性特征，我们已大致描绘出了《理想国》的戏剧轮廓。但作为“后戏剧”的杰作，《理想国》更突出的特点是它内部所隐含的戏剧性，而这也是后戏剧之所以为后戏剧的核心因素所在。
　　1. 矛盾冲突的潜在悲剧性
　　黑格尔认为，基本的悲剧性在于“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的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中。”这句话可以说是《理想国》悲剧性的最好注脚。前面已经提过，相对于悲剧的行动结构而言，《理想国》是以语言的必然性和可然性结构其潜在悲剧性的。因此其矛盾正存在于语言的交锋和辩难中。比如洞穴隐喻中哲学家与洞穴囚徒 之间的矛盾，船长喻中船长与企图篡位的船员之间的矛盾，理想国 “驱逐诗人”和作者对诗歌的热爱的矛盾，等等。而最大的一个矛盾则是《理想国》本身——代表着理想城邦建构大厦的“理式”和业已存在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可以想见，这种势能极高的矛盾一旦爆发，导致的必然是弱势一方的毁灭。然而在《理想国》一书中，这种潜在的悲剧因素并没有导致不可调和的毁灭性结局，作者在构成无限期望的理想的延伸之中，将理想城邦和世俗世界的交点诿之于偶然。如文中苏格拉底所说：“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它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关系。”显然，这已经超越了悲剧的范畴，以偶然性消解了必然的因果律构建的悲剧殿堂，同时也重新建构了“童话叙事”的理想阁楼。
　　2.“苏格拉底的反讽”与喜剧性
　　列奥在《城与人》中提出，“从理想国中抽取出来的苏格拉底的观点，很多可能只是装糊涂的话，是把对手的观点加以极端化而得出的荒谬观点。”列奥所谓的“苏格拉底的反讽”与极端化的“荒谬”之间构成一种相映成趣的关系，而荒谬性无疑正是喜剧的特有风格。这是否表明，《理想国》与喜剧之间有特定的关联呢？原本，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见，《理想国》在结局的结构上同悲剧形成了某种对立。而帕帕斯则进一步认为，在展开戏剧时，《理想国》构成和喜剧更亲近的关系。他说：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也总是讲到死亡和重生的故事……由于《理想国》的叙述结构频繁地出现了出离洞穴、获得新生的过程，我们至少从文学上来说，可以把柏拉图看作是一个阿里斯托芬式的作家。
　　从结构特点上讲：喜剧人数较多，但对话人物一般限于三人——《理想国》中，出现在叙事结构中的有名字的人物一共有十位以上，且都在第一卷的前半部分出场，但全书对话的主角是苏格拉底、格老孔、阿得曼托斯三位；喜剧惯用日常语言——《理想国》的语言无疑也不是拿腔拿调的史诗体和悲剧体，而是家长里短的散文对白；喜剧的结构松散，主要思想表现在对驳场中——《理想国》的对话从语言上看也有随意生发，自由散漫的特点，而二卷至九卷则是一个完整的对驳场；喜剧往往轻松诙谐而具有严肃目的——《理想国》谈话幽默轻松，却论及最高哲学的严肃问题。综合以上细节的相似性，以及荒谬风格的同一性，我们有理由相信，《理想国》与喜剧间的亲缘关系绝不是空穴来风，其相关度甚至甚于《理想国》与悲剧。
　　3.对话体和角色的象征性
　　黑格尔认为，悲剧人物“只代表这种人物性格的某一种力量，凭这种力量，他按照他的个性把自己和真纯的生活内容的某一特殊方面紧密结合为一体，而且负责维护它。”而在喜剧中，这个特色则更加突出，讽刺性的效果往往来源于片面性人物性格的交锋，而非现实个体。因此，戏剧中的角色是具有象征性的，每个角色代表了一种伦理力量或某种社会阶层，角色之间的冲突则构成不同伦理力量或阶级之间的冲突。在《理想国》中，人物的象征意味是明显的，以参与过对话的六位人物为例：玻勒马霍斯和其父克法洛斯是富裕的商人代表，他们描绘的美好生活集中在充实家产的安慰和独善其身的平和上；色拉叙马霍斯工于心计，对社会阴暗面习以为常并大唱颂歌，是世俗伦理和政治伦理的代表；而格老孔和阿得曼托斯兄弟急于从苏格拉底那里获得“正义”优越性的印证，他们是诚挚的哲学的追随者的代表；至于苏格拉底，显然是代表真善美的哲学理想的化身，是柏拉图所认为的智慧本身。
　　这样一来，对话的深层意义就可以更加凸显。玻勒马霍斯和克法洛斯对政治的忽略，最终导致了三十僭主上台期间他们的倾家荡产，亦即美好生活的破灭，以他们为反例引出苏格拉底对政治的讨论，不得不说是柏拉图的良苦用心。色拉叙马霍斯对苏格拉底的激烈挑衅，是与当时的诡辩学者与苏格拉底的论争相照应的，而色氏的不堪一击和自相矛盾，恰恰铲除了这一阻碍真理发生的代表人群，从而为真正哲学家的出场和严格的逻辑论争铺平了道路。而苏格拉底之所以能侃侃而谈，正在于格老孔兄弟的善意追随和提问引发，他们构成一组互相激发的对立关系，并最终在卷末收尾达到象征性和谐与统一。
参考文献：

[1]N.帕帕斯：《柏拉图与<理想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王柯平：《<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陈太胜：《西方文论研究专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P12
[4]刘小枫、陈少明：《柏拉图的哲学戏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5]罗念生：《论古典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