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伊尔生态批评观念研究论述

　　在英美生态批评的发展潮流中,哈佛大学因布伊尔的成就而成为理论重镇。值得注意的是,在1996年格洛特费尔蒂和弗洛姆(Harold Fromm)合编的《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出版之前,布伊尔的《环境想象》已经于1995年出版,这对推进英美环境批评领域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在布伊尔看来,文学是环境危机的文化晴雨表。① 此书副标题为“梭罗,自然写作与美国文化的形成”,这意味着布伊尔环境研究的特点在于,他并未把文学视为一个自足体系,而是看作美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突出了美国文化的环境危机意识,这是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自康德美学以来,西方美学界形成一种关于审美态度的共识,认为审美是对待艺术、自然和其他物体的一种特殊态度,它区别于实用态度,不关心实用的功利性(肉欲的、知识的、道德的),是自足的,②艺术在现代社会中不具备其他实际用途。以布伊尔为代表的生态批评,是对既有的审美“无功利性”的挑战,它改变了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感知方式。

　　布伊尔的生态批评观念有其自身特点。他秉承西方美学传统,把文学作品定位为想象世界。西方美学历来重视想象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黑格尔把想象与天才联系在一起,指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想象是创造性的”③。康德认为,“想象力(作为生产的认识机能)是强有力地从真的自然所提供给它的素材里创造一个像似另一自然来……大自然对我提供素材,但这素材却被我们改造成为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优越于自然的东西。”④布伊尔重视文学的虚构性特征,将他的着作命名为《环境想象》,他写道:“环境危机包含了想象如何改善这种危机,而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来想象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⑤布伊尔的研究思路是比较符合文学自身艺术特点的。

　　应当承认,在想象的文学世界中寻找克服现实环境危机的途径,有其优越于现实世界的一面,因为想象世界成本相对较低,并且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并非不可逾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流动的。

　　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不仅想象世界来自现实世界,而且现实世界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趋向于想象世界。布伊尔认为,对于文学作品的环境阐释,需要我们再思考关于自然的设定,包括我们关于自然的表达和隐喻,以及将自然特征化和人格化的途径,⑥这些研究思路抓住了文学的基本特征。布伊尔的研究表明,生态批评本质上是文学批评,它应该也能够是文学的。

　　在《环境想象》一书中,梭罗只是论题的基础,布伊尔通过梭罗进入美国文学的环境想象,这才是他更感兴趣的。他写道,“这本书将广泛地涉及西方文学经典,甚至偶尔进入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文学。

　　但是我将特别专注于美国文学史。”⑦该着特设一个小节“什么是环境文学”,划定了他所研究的环境文学的疆界。布伊尔所开列的环境文学作家包括19世纪的爱默生)、梭罗苏珊·费尼莫尔·库珀，也包括萨克斯特，玛丽·奥斯丁、伯勒斯等人的环境非虚构散文,还包括20世纪的利奥波德等。

　　爱默生和梭罗被认为是美国生态批评的思想源头。他们都歌颂自然、生命的力量和荒野,是超验主义作家,而超验主义作为文学和哲学运动,其核心是反对科学理性主义。苏珊·费尼莫尔·库珀则是美国第一个女性自然作家,美国自然写作的拓荒者,也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早期倡导者。萨克斯特是美国19世纪晚期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着有《岛上花园》(An Island Garden)等。玛丽·奥斯丁是美国自然作家,因1903年发表《少雨的土地》(The Land of Little Rain)奠定了她在美国文坛的地位。伯勒斯是美国散文家和博物学家,美国环保运动的重要人物。利奥波德于1935年创建了“荒野学会”,1949出版的《沙乡年鉴》,成为美国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中被广泛阅读和引用的书籍之一。布伊尔给予环境写作以高度评价,赋予其重要意义,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文学史中,环境写作的复苏是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一样重要的事情。

　　2001年布伊尔出版了《写给濒危世界》。此书在全书开始第一段,即引用了中国古籍《庄子》的《胠箧》篇中的一段话: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惴耎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

　　《胠箧》是《庄子》的着名篇章,其中心意思是宣扬“绝圣弃知”的思想,主张倡导抛弃一切文化和智慧,摒弃社会文明与进步,使社会回到原始状态中去。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下人都只知道追求他所不知道的,却不知道探索他所已经知道的;都知道非难他所认为不好的,却不知道否定他所已经赞同的,因此天下大乱。所以对上而言遮掩了日月的光辉,对下而言消解了山川的精华,居中而言损毁了四时的交替,就连附生地上蠕动的小虫,飞在空中的蛾蝶,没有不丧失原有真性的。追求智巧扰乱天下,竟然达到如此地步!

　　布伊尔在《环境想象》中引述了环境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在《环境经济:生态学观念史》中的观点,即,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已经遭遇了强烈和广泛的抵制。他进一步补充说,自1970年以来,需要为经济增长设置限度,这一问题不仅在一个国家,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讨论,如果说这是一种全球文化,环境保护主义肯定是其中的催化剂。④ 毫无疑问,布伊尔从庄子对技术和智慧的批判中得到了启发,并认为其中和生态批评不无相通之处。

　　无独有偶。由库珀(Laurence Coupe)编辑并于2000年出版的英国的生态批评权威文集《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在“绪论”伊始就引用了中国宋代青原惟信禅师在《五灯会元》卷17谈自己的禅悟体验的话“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⑤”,以此来表达当今生态批评中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显示出中国禅宗与当今生态批评之间的某种契合。在笔者与美国生态批评领军人物斯科特·斯洛维克教授的交流中,笔者发现斯科特喜爱称引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说。着名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指出,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天人合一”就其理论实质而言,是人与自然的统一,这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环境问题有重要启迪意义。① 斯科特·斯洛维克和张岱年不约而同地把握了“天人合一”与当今生态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西方文论的最新发展需要从古老的东方智慧汲取营养,古老的东方智慧同样需要在当今域外得到延续和发展,中国古代思想和西方近期生态文学思想就这样衔接在一起并获得了良好互动。

　　《写给濒危世界》和《环境想象》的基本思路一以贯之,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布伊尔在《写给濒危世界》全书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是我关于环境想象的第二本书②”,但是他依然紧紧抓住文学研究的特点,引用了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观点,“只有自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图像,进入他们所讲述的故事的时候,自然的美和自然所遭受的痛苦,才能够被公众看到并被高度关注”③,因为这可能会使读者思考未来的不同发展方向,使他们注意那些弥足珍贵的、已经被损害的,或者濒临危险的地方。

　　布伊尔自述:“我的前一本书《环境想象》专注于尝试界定文学想象的‘生态中心’(ecocentric)形式,特别是通过梭罗传统的自然写作为个案来界定。”⑤在《写给濒危世界》中,布伊尔的生态批评思想有了进一步提升,内容更为深化,思想更加成熟。在该着中布伊尔认为生态批评实践必须极大地扩充,他进一步充实了环境文本的作家名单,并对这些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研究。这些作家的文本涉及广泛的内容,其主体部分是1700晚期至今的美国作家,包括惠特曼(Walt Whitman)、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奥斯丁(Mary Austin)等人。

　　布伊尔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把美国文学史上的知名作家从生态话语的视角进行研究,例如福克纳是美国“南方文学”派的创始人,最具影响力的现代派小说家之一,但是布伊尔把他视为环境历史学家来加以研究;二是跨越了按照已有文学研究惯例划定的“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其中一些人通常不被认为是文学家,如亚当斯是美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但是布伊尔将其纳入环境文学研究范围。布伊尔引述纽曼(Lance Newman)在《生态批评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cocriticism)中的观点,认为“生态危机威胁着所有的风景———荒野,田园,郊区和都市”⑥,然后进一步指出,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他自己更侧重于选择这样一些文学作品,从景观类型来讲,是天然的而非人造的自然环境,从描写的对象来讲,主要是野外的而不是室内的自然景观,从文学类型来看,主要是自然写作，牧歌，荒野传奇，从历史景观、景观类型和环境话语等途径更充分地展开环境想象研究。

　　2005年布伊尔推出了他的第三本专着《环境批评的未来》，该书中译本由北京大学于2010年推出。布伊尔在该书“序言”明确指出,“这本书是三部曲的第三本,另外两本是《环境想象》(1995)和《写给濒危世界》(2001),本书试图在保持原有优点的同时,扩充并深化前期框架”①,这说明布伊尔有意识地让这三本书构成一个整体,并渐次推进。如果说前两本书主要偏重于环境文本的疆界从测定到充实,并主要分析文艺作品的话,那么,第三本书的特点则是偏重于生态批评理论发展之路的反思与审视。布伊尔言简意赅地概括了《环境批评的未来》的意图,那就是“勾勒出简洁而又切实可行的路线图,以阐明文学绿色研究内部的发展趋向,关注重点,理论争端等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应该说,此书可以视为生态批评纲要,体现了布伊尔生态批评的理论自觉与升华。

　　有意思的是,布伊尔讨论了生态批评的命名问题。尽管他承认“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个综合性术语在文学与环境研究中曾经产生过巨大作用,但是他强调自己在《环境批评的未来》的书名中特意不使用“生态批评”,他认为这个术语在今天已经不再适用。因为这个术语知识肤浅(intellectuallyshallow),“环境”与“生态”近似,但“环境”(environmental)优于“生态”(eco),因为“环境”包含了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而且“环境批评”(environmental criticism)更能体现跨学科研究的特点,③因此布伊尔在此书中正式启用“环境批评”以取代西方学界流行的“生态批评”。国内学界的生态批评源自西方,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的异同也是国内学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国内学界流行的称谓同样是“生态批评”。

　　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当然不必对西方学者包括布伊尔亦步亦趋,笔者依然使用“生态批评”这一术语来概括汇聚在生态视野下的相关文学研究,但是另一方面,布伊尔的观点昭示着西方学界理论观念的某种变化,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入思考。布伊尔以赞许的态度,承认生态批评迅速发展,但同时指出其问题所在,他写道:

　　迅速发展未必意味着成熟或被广泛接受。“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涵盖一个日渐混杂运动的总括性术语,尚未获得诸如性别的、后殖民的或文化种族研究的同等学术地位。我相信它最终会获得这样的地位;但是它仍然在寻找自身的发展道路,前面困难重重,这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生态批评自身的问题。

　　这里布伊尔对于生态批评在当今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流派中的位置,做了一个比较客观和准确的定位。他明确承认,生态批评要想获得西方学界的主流位置,尚需假以时日,而且需要克服的问题仍然很多。布伊尔论述了生态批评的几个基本特点:(1)发展迅速,但尚未取得主流地位;(2)根基古老,早在《圣经》的“创世纪”中即包含了生态话语因素;(3)英国浪漫主义对于生态批评的产生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4)生态批评是美国西部文学学会发起的革命;(5)跨学科和超出学术圈的联盟的独特优势,使生态批评的视野延伸至学术圈外;(6)生态批评是受环境问题而非研究范式所驱动,等等。

　　布伊尔还论述了他所认为的生态批评重要着作,包括英国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贝特(JonathanBate)的《浪漫诗学:华兹华斯与环境传统》,在美国文学研究中开创了新的学术领域的诺曼·福斯特(Norman Foerster)的《美国文学中的自然:自然的现代观念研究》如果追溯得更早,还应当包括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论自然》(Nature,1836),这是美国文学史上专门研究自然与诗学结合的开创性经典。布伊尔还列出美国学者的另一部重要着作,利奥·马克斯(Leo Marx)的《花园中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念》，他认为英国生态批评的先锋杰作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乡村与城市》，前者的特点是集中于研究与城市化相对的自然,后者则是研究与工业技术相对的自然。

　　布伊尔根据自己的观察,对生态批评的新变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生态批评内部出现重要转向:早期的生态批评意在评估文化对自然的影响,主要是赞美自然,批判自然破坏者并扭转其危害;当今的生态批评则提出了修正意见,认为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造就难以分辨,因此必须像对待原生态的自然景观那样对待城市和退化的景观。① 这就是说,生态批评研究文学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研究文学对于荒野的想象,而且需要研究文学对于城市和其他人文景观的想象,两者的研究具有同等重要性。考虑到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和都市化依然方兴未艾,在发展中国家还在加速进行,研究城市人文景观更为必要。布伊尔的这些观点,这对于生态批评扩展研究边界,调整研究视野,充实研究内容,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布伊尔作为生态批评的先驱者和领军人物,以其系统化的三部曲形式,为生态批评的版图划定、理论建构、发展走向等,做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阐述,在生态批评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断言,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环境问题,生态批评就不会消失,布伊尔的着作就不会失去其独特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