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美学基本原理研究概述与评论

　　研讨 20 世纪中国美学，必须紧扣如下基本背景(：1)美学是“西方舶来品”，中国美学始终有一个“西学背景”的问题(;2)中国美学的学理展开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时有纠结，形成了“主流美学”的主导地位，而与之对应的“非主流美学”终究未得相应的话语权。这与西方不同，西方美学理论的展开主要受自身内在理路、尤其是哲学思想的影响与制约，是自身矛盾运动的自为展开，而中国美学很长一段时期主要受“马列主义”、尤其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①的支配和主导;(3)与第二点相关，更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实用理性”相合，即对美学社会功能的先天重视——作为“致用之学”，美学得有补于世道人心(;4)作为 20 世纪中国美学理论建构潜在力量的“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也一再呼唤、要求美学理论的“本土化”。这四个大背景相互牵制、此起彼伏，使得 20 世纪中国美学呈现出如下特点：积极的拿来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②、强烈的人文关怀和隐显的本土诉求。本文拟从学科性质、学科发展、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方法四方面对 20 世纪以来中国美学基本原理研究作概述和试评。

　　一、学科性质

　　虽然人类的审美意识和观念“自古有之”，但从现代学科观念看，“美学”还年轻得很。一般都把德国启蒙哲学家鲍姆嘉通(Baumgarten，1714—1762)称为“美学之父”，这是因为他在 1750 年发表了他的巨着?esthetik 第一卷，自此，尤其是随后康德《判断力批判》(1790)的发表，“美学”遂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位列哲学之门。鲍姆嘉通之所以有此一着，源于他强烈而自觉的学科意识：自柏拉图始，就把人类心理活动分为知、情、意三方面，研究“知”即理性知识的有“逻辑学”，研究“意”即自由意志的有“伦理学”，唯独“情”一直没有一门相应的学科来研究，因此他建议，应设立一门专门研究“情”的新科学，即“?esthetik”，我们移译为“美学”。③由此看来，鲍姆嘉通认定“美学”应当是“哲学的”，强调从“认识论”角度进行美学研究，并以此与逻辑学相对立。“哲学性”作为美学的学科性质，一直保持到号称“现代美学之父”的费希纳于 1876 年在其着作《美学导论》中，提出要把“自上而下的美学”(哲学美学)与“自下而上的美学”(经验美学)④区别开来才有所松动。费希纳后，随西方心理学的日趋繁荣，以“直觉说”、“距离说”、“移情说”和“内模仿说”为代表的“审美心理学”这种“自下而上的美学”逐渐取代了“自上而下”的康德——黑格尔式的哲学美学，并不断向“自然科学”靠拢，终于产生了托马斯 ? 门罗的《走向科学的美学》。⑤然而，美学所研究的对象终究与自然科学有大大地不同，美学的“自然主义”终究是个死胡同，即使有后来的语言分析哲学和精神分析哲学的支援，也依然未能改变“科学主义美学”的式微之势。

　　20 世纪西方美学的突出特点是“流派纷呈”。一种哲学体系的出现必然伴随一种相应美学体系的衍生，立场鲜明，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美感经验的哲学思辨和哲学的诗化分析齐头并进互为参照。至此，美学的学科性质在西方从诞生起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哲学美学→经验美学→多元美学。浓烈的西学背景使得 20 世纪中国学界对美学学科性质的理解也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一)世纪初的哲学美学

　　第一个真正把美学引入东土的是王国维。他把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予以介绍、研究，认为美学应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属“认识论”，美学之目的即在“定美之标准与文学上之原理”。这显然与其主要接受了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的美学思想直接相关。深受德国古典美学浸溉的蔡元培也持此看法。20 世纪中国美学一诞生就秉有了形上品格，世纪初的这批美学引渡者和阐发者恰恰又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家和智者，他们对美学形上品格的认同与对美学应具之“救世济民”的社会功能的期许相得益彰，前者使后者更具思想的深度和人性的光辉，后者使前者得以具体化、人生化和现实化。可以说，世纪初的哲学美学是形上品格、文化底蕴、现代意味和现实关怀的有机融合。

　　(二)二三十年代的审美心理学

　　二三十年代，随西方心理学美学的引介，美学遂被视为一种经验性学科。审美心理、美感研究成为美学的中心和主体，有关美学本体方面的研究暂时退居幕后，或被一带而过。宗白华、朱光潜(前期)、吕澂、范寿康、陈望道、李安宅等无不主要着力于审美或艺术活动中的心理问题。吕澂 1923 年出版的《美学浅说》和《美学概论》、范寿康 1927 年出版的《美学概论》均对“移情说”等西方早期审美态度理论“情有独钟”，张竞生于 1925 年出版的《美的人生观》就完全走上了经验实用的路子，朱光潜在他自己甚为看重的《文艺心理学》(1931)⑥中，就直接在“美学”与“文艺心理学”间划上了等号，并认为以研究“在美感经验中我们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

　　为主旨的文艺心理学取代以研究“什么样的事物才能算是美”为核心的哲学美学，是近代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宗白华在 1921 年发表的《看了罗丹雕刻之后》中也明确提出“美感即美”的观点。[1]310二三十年代审美心理学的兴起，一方面是近代美学的大势所趋，同时也与这些美学先行者有莫大关系：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加之“移情说”等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与中国传统艺术经验的相通互融，使那时的中国学人接受起它们来异常顺当。

　　(三)五六十年代的认识论美学

　　新中国的成立，首先是一个新的专政政权的实际确立，接着就必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大化普及，这就决定了新中国的文化学术包括美学，在很大程度上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话语建构、理论叙事的根本大法。

　　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对美学领域中的中国学人来说又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此前的审美心理学时代，美学的哲学性依然如一条潜流未绝于时代的美学大潮，而马、恩又把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二元制衡关系视为哲学发展的机心，这就使得这个时期的美学理论必然以“美的存在”与“美的意识”之间的“反映”关系为中轴，这就是“反映论美学”或“认识论美学”。“美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正是其理论命脉所在。心理学美学在这一时期几近消歇。

　　美学从机械反映论到哲学本体论的进一步深化，是由五六十年代着名的“美学大讨论”(1956-1964)完成的。从任何外部语境看，“大讨论”都是一个“变数”、一个“奇迹”，但就参与其中的“士子们”的心态和当时的文化氛围看，又是相当自然而必然的。讨论的中心就是那个西方早在 19 世纪就已丢弃的“美的本质”问题，讨论的结果就是所谓的“一花四叶”⑦：高尔泰、吕荧的美在观念说，蔡仪的美在典型论，朱光潜的美在主客统一论，李泽厚的美在实践论等所谓的“本质四派”。四派的分歧只在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手稿》中的三大理论“：劳动创造了美”、“自然人化”和“美的规律”)的不同理解上。此刻的学术研究最终都得归同于两个字：

　　“唯物”!在美学领域，“唯物”对“唯心”的第一次宣战其实还不在此时，周扬在 1937 年撰写的《我们需要新的美学》[2]210中，就已经对朱光潜的“观念论美学”大打出手了。周扬的这个批判大任后由“大讨论”中的蔡仪不遗余力地接手担当了!但其实真正领会周扬意图的还是那个当年只有二十几岁的李泽厚，这匹“美学大讨论”中杀出的“黑马”最终勾画了八十年代至今中国美学的大局。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康德批判哲学的学理支撑，更在其有一面堂而皇之的大纛——《手稿》。李泽厚高举的这面哲学大旗既符合苏式马列主义的要求，又深契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更兼具当时其他美学学人难有的哲学深度和创造力，这使得李泽厚得以其天才锐意既思辨又诗意地把唯物实践论发挥得淋漓尽致，大有人学合一、中西合璧之妙，并由之创生一套相当系统整饬且精悍的理论体系，最大限度地开发并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的生命活力。

　　“美学大讨论”持续了近 8 年，着文参论的近百人，连续揭载近四百篇美学论⑧，重要的文字大都收集在作家出版社于 1957 至 1964 年出版的《美学问题讨论集》(1-6集)中。

　　(四)八十年代后的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

　　“文革”后，伴随着“形象思维”、“手稿”、异化理论、人性论与人道主义、“共同美”、艺术本质与主体性的大讨论，“美学热”再度兴起。美学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国内大学也陆续开设了美学课，美学开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除哲学美学外，文艺美学、技术美学、环境生态美学、科学美学等实用性的美学研究也次第开花，这时李泽厚开创的实践美学已然成型，还执了中国美学界的牛耳。这个时期对美学学科性质的理解依然是哲学性的，但已由简单的认识论转变为灵活的实践论。只是实践论美学并未因此忽视对审美心理学(美感)的研究，比如李泽厚在诠释自己那被视为“理论秘密”的“积淀说”时，就主要借重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说。李泽厚对美学学科的哲学性和心理性的双重品格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九十年代，由于西方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和诠释学的全面涌入，出现了以告别实践美学为旨归的“后实践美学”，其主要代表就是生存美学和生命美学。这是对实践美学的继承、批判、扬弃和超越。后实践美学的关键词如“超越”、“生存”、“生命”、“感性”、“自由”、“精神”等，都昭示出这一时期对美学学科性质的理解较之此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概括：美学属于人文学科。

　　对美学人文精神的高扬，对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关系的理论自觉，都和中国学人对美学应具的“社会功能”的期许有着根柢上的关联。李泽厚“人类学本体论”或“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理论建构，“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最完满的展现，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的最高级的峰巅”(《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的鲜明表述，正是美学学科的人文性得以凸现和彰明的理论背景。蒋培坤最早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审美活动论纲》中，他呼吁建立“人类学本体论美学体系”，且这个体系应当是哲学人文科学。[3]7大学里通用的美学教材，南方高校以刘叔成、夏之放等编着的《美学基本原理》(1984)为主，北方高校以杨辛、甘霖编着的《美学原理》(1983)为主，这些八十年代编写出版至今依然在用的美学原理教材，都把美学的学科性质界定为人文学科。九十年代出版的两本颇具代表性的美学教材——朱立元主编的《美学》和张法所着的《美学导论》也概莫能外，“后实践美学”的代表学说如“生命美学”、“存在美学”、“超越美学”、“否定主义美学”、“怀疑论美学”和“价值论美学”，也都是哲学性的“人文美学”。美学的人文学科性质至此得以确定，之后再也没有受到质疑，只是学界对美学为什么是人文学科、它与其他人文学科如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关系若何，尚有不同理解罢了。

　　二、学科发展

　　(一)美学学科初创期

　　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美学”于世纪初引入中土之时，中国正处在古今转换的大变关头，“救亡图存”是第一要务，对“美学”这个舶来品的引介和接受也是审时度势式的，这也是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皆从“美育”一角、借中国传统资源来读解西方美学理论的根源所在。

　　这一时期的美学一方面是借鉴性的，另一方面是实用型的。此时正是中国美学学科的初创期，朱光潜 1932 年发表的《谈美》可作为该时期中国美学学科的代表。“人心太坏”是朱光潜那一代学者对中国社会病症的诊断，“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4]2是《谈美》一书的初衷，“美育”(即后来的“人生艺术化”)也成了朱先生一辈子的美学情绪。与此前的《文艺心理学》——多是对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的“补苴罅漏”、“张皇幽渺”——不同，《谈美》虽以之为理论骨架，内蕴血肉却尽是中国本土的，故其最能代表中国美学学科初创期的特点：借鉴性、实用性和本土化。二三十年代出版的美学原理教材还有：吕澂《美学概论》(1923)(这是中国最早的美学原理教材)、宗白华《美学》(讲稿、未出版，1925-1928)范寿康《美学概论》(1927)、陈望道《美学概论》(1927)、徐庆誉《美的哲学》(1928)、李安宅《美学》(1934)等。这些美学原理教材大多是综合介绍性的，审美心理学占据核心位置，中国元素相对较少，缺乏相应的理论构架和系统性。

　　(二)美学学科塑型期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美学大致是多元的，既有吕澂、范寿康、朱光潜的情感本体论美学和陈望道的社会功利本体论，又有宗白华的生命本体论。但有一股美学思想已有悄然渐强之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其随政治思潮而被大量译介，如陈望道译介马克思主义着作及其美学思想，形成了鲁迅的美学观。建国前期，马克思主义美学已有燎原之势，毛泽东、周扬、蔡仪、胡风等是其代表，蔡仪的《新美学》(1947)是其最集中体现。这是我国较早的一部力图用唯物主义观点探讨美学问题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专着，也是中国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立学派的开端，为后来两次美学大讨论及推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三)美学学科定型期

　　建国后，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受到学界和官方的重视。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表面看来异彩纷呈、学家林立，实质上，争论的初衷和结果都不是要多元化，而是美学学科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这个过程和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是同步的。美学的意识形态化带有强烈的思想肃清意味，“实践论美学”的全线胜利是预料中事。八十年代出版的美学论着均为此一时期积累的学术成果，清一色马克思主义式的也是势所必然，其中关于“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间的关系是核心问题，这集中体现在 80 年代的各种美学教材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人化”等命题的论述中。

　　然而，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美学，能冠以“经典”并将成为“中国美学现代新传统”的，除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所代表的美学理路外，李泽厚的实践论美学(即其“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恐怕要算一个，这也是 20 世纪中国美学中，最能以清晰的学理方式呈现出来的“最中国”的一个美学理论体系。作为教材，王朝闻主编、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的《美学概论》是“实践论美学”的先导，李泽厚于 1989 年结集出版的《美学四讲》是其集中表演。可用三句话来概括实践论美学的致思套路：

　　用生产实践讲美的起源进而讲美的本质、用一般心理学讲审美心理学、用积淀说解释艺术。实践论美学并非没有理论弱点——如起源决定本质、实践活动等同于审美活动等，但它在把美学由静态引向动态从而大大推动了审美社会学的研究，把“实践”理念引入美学使之得以超离认识论并指向“人本身”且能以严密的内在逻辑卓越地把美、美感、艺术三大块统摄起来，依然居功甚伟。

　　(四)美学学科转型期

　　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随着“文革”的结束，美学出现了第二次热潮，又称“第二次美学大讨论”。其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生活世界(大众文化和消费浪潮)不断地花样翻新及生存危机的步步紧逼，美学的话语背景日益复杂和吊诡，美学各部类迅速漫延，美学理论问题大量涌现，加之科学领域诸方法的交叉引入(如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老三论”⑨等)和西方美学名着的大量系统移译，⑩美学学科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原有的美学理论从观点到体系均遭到了不断的质疑和批判，突围求变的呼声分外响亮，“突围最明显地表现于：在建构新的系统的美学体系时，突破以美的本质问题为中心线索的构架方式，代之以可描述的、实证性的逻辑起点和中心线索，不仅有审美经验，还有审美活动、审美价值等”，[5]美学的中心问题开始转移，美学的理论形态也试图多样化，美学观念走向多元化，“超越实践美学”、“走向后实践美学”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美学诉求。刘晓波对李泽厚不遗余力地批判及李的自我反思和思想转向，是“后实践美学”应运而生的直接契机。

　　三、研究对象和范围

　　自美学诞生之日起，否定美学存在之声就未绝于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美学的研究对象始终不明。

　　一套“知识”欲成为一门“学科”而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学者们不免感慨“：美学一向命运不佳，它作为逻辑学的小妹妹迟迟来到这个世界上，从开始之日起，便受到轻视。说它是下里巴人的学说也好，是关于绝对存在的感官外表的一门学问也好，它总是处于从属和无关紧要的地位。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或许是由于论题本身的含混，美学从来就不能主张一个疆界分明的领域或可靠的方法。”[7]1在西方，美学的研究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美本体(柏拉图)、美的艺术(鲍姆嘉通、黑格尔)、审美心理(休谟、博克、康德)、审美关系(狄德罗)、审美活动(马克思、车尔尼雪夫斯基)。

　　逻辑地看，西方美学分别从客体(美本体、美的艺术)、主体(审美心理)和关系(审美关系和审美活动)三个角度穷尽了美学所可能的研究对象，20 世纪中国美学对美学研究对象的看法也大致如此。

　　世纪初的王国维、宗白华等对美学的研究对象均未有明确的反思和追问，直接接受了西方美学家的既定看法。吕澂和范寿康较早对此作了比较分析，分别把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美的原理”和“美的法则”，但均显得大而无当，到朱光潜才把它落实到了实处：“艺术”!

　　原因在于：艺术的社会意义大于自然、艺术是美的最集中体现、以艺术为研究对象是历史的进步传统。60 年代李泽厚综上所论，概括出现实美、美感和艺术美为美学的研究对象。80 年代初，李泽厚又进一步将美学区分为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三个部分。周来祥在此基础上作了“批判性的综合”，提出“美学是研究审美关系的科学”。美学对象是“审美关系”后来受到蒋培坤及后实践美学的批评。蒋培坤由之提出“审美关系”赖以生成的“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的逻辑起点和真正对象。

　　后实践美学也力主“审美活动”说，认为此前的观点都仅着眼于“审美活动的若干方面”，“美不过是审美活动的外化，美感不过是审美活动的内化，审美关系不过是审美活动的凝固化，艺术不过是审美活动的二级转化”[8]4。之后虽有人对“审美活动”说提出过异议，但终究还是得到了美学界的认可。

　　这是因为，把美学研究对象规定为美，就忽视了审美主体，离开人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把美学研究对象规定为艺术或艺术理论，这显得太狭窄，因为美学不只是研究艺术美，还有自然美和社会美，另外，美学也不会研究艺术的全部问题，因而这显得又太宽，把美学和艺术学混同起来了;仅仅以审美心理作为美学对象也有片面性，因为它无法正确回答诸如美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重大问题，美的本质主要是哲学问题，心理学无法单独作出回答。

　　而“审美活动”论则能避免上述理论困境:既关注活动主体即审美主体和活动对象即审美对象(艺术、自然、生活)，又关注了活动双方的关系(审美关系)和活动展开的情境(审美文化语境)。这样一来，既摆脱了审美主体与客体的纠缠，摆脱了美感与美孰先孰后这个本属虚幻问题的纠缠，把美学研究引向具体的审美现象本身，另外美学因此被推及到人的一切审美领域，从而消除了由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虚假对立所带来的困惑。L}J然而，如何合理界定“审美活动”的内涵，美学界尚有分歧:蒋培坤《审美活动论纲》认为审美活动是一种“主体性”、“对象性”活动;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认为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生命活动”;阎国忠《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认为是“植根于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与整个生命活动融合在一起”、“具有绵延和伸展特性”的生命活动。.现在看来，这些解释都还不能令人满意，“审美活动”在何种意义上才可称为美学独特的研究对象，仍然是一个繁难的美学问题。

　　综上看来，美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应当包括:美学、美(美本质和美的存在)、美感、艺术、美育五大方面。与20世纪西方美学原理体系相比，美、美感、艺术是双方共同的，这说明美学研究的核心是明确的、公认的，但我们缺少西方美学原理所具有的“概念分析”和“审美惯例”两个方面。“概念分析”主要是分析哲学在美学领域的运用即分析美学:美学作为哲学的一支，不是对具体的美学事实作分析，而是要对人们谈论美学事实的方式进行反思，它要解决的是谈论得以可能的概念如美、艺术品、形式、直觉、表现、再现等到底有何意义的问题，其目的是通过概念分析来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美学应当首先是一种分析科学。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短处，也是中国当代学术之所拙，众多的学术争鸣常常是各说各话，最后突然发现根本没有争鸣的前提和必要。21世纪中国美学要想真正有自己的创获，这方面的课必得补一补。“审美惯例”是审美现象尤其是后现代艺术泛化后，如何定性审美和艺术的本质的解决方案之一，是我们在使用相关美学术语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或建立某种未经言明而又约定俗成的规范。

　　四、研究方法

　　学科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我们对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而更迭变化。美学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这样，20世纪中国美学经历了相连的四个时期(初创、塑型、定型、转型)，相应就会有三次美学方法的大转变:

　　世纪初至二三+年代，美学由哲学性的转变为心理学式的，美学方法就由“自上”转为“自下”，由哲学转变为心理学;五六+年代，由于认识论美学的一统天下，美学方法就由心理学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八+年代后，随实践美学的确立及后实践美学的全面开花，一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就被以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自然科学为主的多元化方法所替代。

　　整体来看，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美学研究者也应具有宽容的心态，随时准备迎接任何外来的、可能对美学有启导价值的各种新兴方法。但这并不是说，美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必须坚持和固守的基本研究方法。

　　如上所述，20 世纪中西美学原理虽在体系、观点和性质上有着巨大差异，但它们对美学核心议题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美、美感和艺术。“美是什么”既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中国美学界多从前者出发，西方则多从后者入手，所以我们有“大讨论”中的“本质四派”，有情感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生命本体论、意象本体论、存在本体论、体验本体论、反本体论等美学体系，而西方得到的是美学共同体、审美惯例等社会学意义上的美学范畴。“美感”首先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体验性的，其次是哲学意义上的，思辨性的;美感若无前者是空的，若无后者是盲的。因此，审美心理学必须“哲学—心理学”二者共举。

　　“艺术”一端，涉及甚广，较为复杂，但美学并不研究所有的艺术问题，只关注艺术基本理论，如艺术的本质、艺术品、艺术存在方式等最一般性的问题，所用研究法也多是哲学性的。

　　综合起来，我们就由美学的核心议题得出了美学研究方法的核心成员：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哲学是思辨性，规定着美学研究的根本路向、深度和高度;心理学为美学研究提供最基础的感性体验和素材，其中对艺术的审美体验尤为重要;社会学则为美学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深层的文化讯息。其中“哲学”一端尤为重要，可名之为“美学的心脏”，这一点既可征验之于西方美学史，亦可在 20 世纪至今的中国美学史中，找到有力的反证——至今我们还拿不出比较像样的美学理论能与西方学界展开真正有效的学理对话。

　　五、小结和展望

　　细检 20 世纪中国美学，论者有如下体会：

　　第一，20 世纪中国美学表面上是繁荣的，但实质上，40 年代以后，在美学研究中，我们很少能从中读出“中国”的味道，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完全可以看作是西方美学的一支。

　　第二，20 世纪中国美学领域能以“大师”名之者，都出现在 50 年代之前，中国美学甚至中国学术至今还处在低迷的积蓄期，前景亦让人乐观不起来。

　　第三，学术的普及和大众化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学术繁荣。现在看来，学术不应远离“专业”和“深度”，爱因斯坦不需要人人理解，也不能指望人人都能读懂康德，就是宗白华也不是谁都能读通的;但这不能就得出让少数人去做，大家都睡大觉的结论，而恰恰需要我们一般的人对之“虽不能至亦心向往之”。唯其如此，方有出路。

　　第四，哲学不仅是时代的精神的集中体现，更是时代的“精神导师”，哲学不兴，学术难进，美学亦无望。

　　第五，21 世纪的中国美学必须返回到 20 世纪初的美学，尤其是王国维、宗白华，而不是朱光潜潜和李泽厚，才可能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 宗白华 . 宗白华全集(第一卷)[M]. 合肥 :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2] 周扬 . 周扬文集 ( 第一卷 )[M].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3] 蒋培坤 . 审美活动论纲 [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4] 朱光潜 . 谈美 ? 开场话 [M]. 北京 : 开明出版社 ,1994.

　　[5] 王旭晓 . 中国美学的历程和转向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9(5).

　　[6] 薛富兴 .“后实践美学”略论 [J]. 东方丛刊 ,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