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书面文学的美学

　　一个民族的文化审美与其历史发展中长期形成的文化习惯、文化选择密切相关。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创作在其文化传承与文化建设中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体现其文化价值观与文化审美观的形象载体和典型参照。人口较少民族大多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口头文学成为建构其历史和文化的极重要凭借。那些世代相传的神话、古歌、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叙事诗、歌谣等，既形象反映了各族人民独特的历史生活、文化传统和精神风貌，又生动体现了他们丰富多彩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情趣。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较少民族开始改变单一的文学现状，发展起自己的书面文学。经过多年的努力开拓与艰辛耕耘，目前已拥有一批数量可观、成绩显著的作家。他们以执著的勇气和担当自觉肩负起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重任，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与激励下，积极投身于繁荣民族文学的文化伟业中。他们的创作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生动记录了历史转型期民族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巨大变迁，并以独特的美学风貌引起文坛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富有想象的诗性思维

　　“所谓诗性思维，就是指不同于被工具理性或者功利思维所异化的那种原初情感和本真词语。它们在主流认知框架中具有了‘陌生化’的效果，其实就具体某个民族的诗人而言，它就是日常、自然、贴近烟火的书写。无论是从风格、意象、意境，还是从象征、隐喻、直接或间接的抒情来看，都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核心部分。”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大多在早年经历了最底层民众中间的纯粹的自然式的教育，聆听了无数的民间故事和歌谣，既为其一生提供了创作养料，又培育了一个作家最可贵的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并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心理性格和状态。他们的创作立足现实与民间，，汲取了民族口头文学

的诗性思维与艺术精华，把生命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融入饱含激情的日常语言表达中，既呈现出物化自然与人化自然的和谐统一，又体现出特有的生产方式、文化生态背景下的自然的人的存在，形成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结合的质朴瑰丽的自然本色，并浸润诗意的光辉。

　　裕固族诗人贺继新自小在童谣、民歌和民间故事的气氛中长大，父亲恩古扎什是裕固族远近闻名的民间歌手。他的诗歌创作深受本民族民间文化的滋养。贺继新一生经历坎坷，学生的好学上进、军人的果断无畏、牧民的勤劳纯朴及笃诚吃苦的个性，和谐地统一在他的创作中。他的诗歌是从属于自己民族的，他的创作激情、真实抒怀、民族品性和质朴诗风，能让人发现久违的温暖和感动，收获一种健康阳光的自然心态，也只有在民族传统和民族诗艺中他才能彰显出自己的个性和灵感。《风啊，别把他摇醒》以刚柔相济的浓郁浪漫抒情笔调，刻画了一个心地善良、意志坚定的牧人形象。“诗歌构思精致，犹如草原上撩人情思的小夜曲，首尾幽静迷离，旋律舒缓沉稳；中间借梦境描述了刚刚发生过的温情故事，繁复坚定的节奏和不停寻找的意象，凸现了牧人闪光的品行，柔美中富有刚性和力度。语言饱含激情和草原气息，自然美、人情美相得益彰。”

　　一出生就在母亲的怀抱中聆听着歌声长大的普米族诗人鲁诺迪基，“古老民族文化的基因，萌动在他的体内，最终凝聚为一颗朴素的诗心，而遗存在血液中的游牧基因，又使他的诗心充溢着自由奔放、飞扬不羁的浪漫情怀。生活在俯望大地、仰望苍穹的高原上，苍茫雄阔的高原却在他的诗中，被浓缩精致为可触、可摸的一种生活感觉”。他以故乡凉山腹地为文化之根，坚持以质朴率直的口语人诗，利用家乡丰富的民间资源为民族立言写史。“小凉山很小/只有我的眼睛那么大/我闭上眼睛/它就天黑了/小凉山很小/只有我的声音那么大/刚好可以翻过山/答应母亲的呼唤/小凉山很小/只有针眼那么大/我的诗常常穿过它/缝补一件件母亲的衣裳/小凉山很小/只有我的拇指那么大/在外的时候/我总是把它竖在别人的眼前”（《小凉山很小》）。朴实的诗句中蕴涵着山野的意象气息，自然中律动着生命的节奏和民族远古历史的回声，他用自己的诗书写了故土的过去与现在的现实与梦想，处处渗透着母爱、乡情与民族文化的精神底蕴，成为民族灵魂的守护者。

　　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拉布达林》描述了额尔古纳河边一个渔村的捕鱼生活与感情世界，通过主人公柳梅随鱼贩子外出私奔到重返渔村的经历，展示了村民们故土难离的恋乡情结。小说在一个充满诗意与人性美的空间中展开故事的叙述，全村渔民在河边祭祀鱼神的神圣场面更像一个充满欢乐与希望的盛大节日，女人们在河汊合作捕鱼的劳作场景洋溢着人情的知足与友善，柳梅以勤劳无私赢得渔民的关爱包容与青年大福的真爱，还有渔民对生命的敬畏与珍重，所有的一切描绘成一副趣味横生、格调纯净的水墨渔村图。这是一篇把民间生活与民间文化有机融合为一体的佳作，语言优美传神，具有个性化的想象和陌生化的修辞，例如，“那些低矮结实的土房像一顶顶泛出黄碱的草帽，错落着扣在杂草繁茂的河岸边。”“村子里寂静极了，风把所有的房子都拢到怀抱里，任它们像野花那样惊悸地颇抖。”体现出作者出色的悟性。

　　二、虔诚浓烈的流寓情结

　　人口较少民族普遍遭遇历史磨难，千百年来经历了无数的交流和融合过程，征战、迁徙、贫困始终伴随。他们之所以备尝离开故乡的流浪的痛楚，主要源于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形成的流寓生活。自古以来，人口较少民族的生产生活就与周边的生存环境和自然条件有着天然联系，季节性的“转场”放牧和迁移驯养成为他们生活的必修课。“家”对他们来说就是移动的帐篷或者马背，这是一种凝固的民族文化心理。此外，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大迁移，如明朝中叶裕固族从传说中的西至哈至（具体指何处，说法不一，多认为在今新疆吐鲁番、哈密一带）迁移至祁连山腹地及南北两麓，元代撒拉族从传说中的中亚撒马尔罕地方经过长途跋涉东迁至青海循化地区，清朝时锡伯族从东北的松花江畔迁移至新疆伊犁等，同样说明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命历程就是人“在路上”的迁徙和“转场”，这是永远也无法完成的还乡之旅。受此种生活方式和民族历史影响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常常渗透虔诚浓烈的流寓情结。

　　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散文具有厚重的流寓情怀，视野开阔而集中，他的创作目光时刻追随个人流浪的足迹，起伏在亚欧草原的高山深谷，飘荡在陌生而熟悉的草原腹地，数十年不停歇，不改变，把遍访草原、寻觅传承历史文化当作终身的使命和追求。他为之奋斗的执著、勇气与深沉的民族感情、强烈的民族责任心都让人肃然起敬。这正如作家杨献平的深刻认识：“铁穆尔是最为坚实的民族文化追寻者、收集者和整理者，常年背着行囊，在西北大地上孤身漫游，于莽苍大地寻找民族诞生、流徙和生存发展的蛛丝马迹，用悲怆、灵性和雄浑之笔书写民族的生存发展史和心灵史。”“这是了不起的一种文化和精神行为，是自觉的文化继承者和发现者。铁穆尔这些年在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传统方面所做的工作，具备了一种悲壮的拯救意味。面对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铁穆尔孤身奋战但卓有成效，悲壮而富有意义。”

　　裕固族作家达隆东智常常游走在草原历史和现实中，以文化人的身份积极搜集和记录即将遗失在民间的珍贵口碑资料，在现实中补缀历史、丰富历史，从而提升了创作的文化品位和历史厚度。《草地春秋》是一组反映尧熬尔的远古历史、流浪迁徙和日常生活的散文，或者说在追述代代相传的尧熬尔的草原生活史。其中，《乃曼额尔德尼》讲述了尧熬尔与雄伟的乃曼额尔德尼间的深厚缘分和历史情感。《迁徙故乡》以父亲一辈人在20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一次大迁徙为线索，生动讲述了旅途中的艰险遭遇、亲人重逢和同胞互助等悲喜沧桑，既可作为尧熬尔历史文献的补充，又是尧熬尔人动荡漂泊生活的真实记录，具有相当的珍藏价值。《遥远的冬营地》描述了巴颜察汗腹地牧民的生活片断和思想情趣。文章饱蘸深情演绎了我父亲和他的座骑哈日凯勒的感人故事。《候鸟的呼唤》就一只落伍的大雁身上发现的“不妥协的力量”，进而想起尧熬尔的先祖在漫长历史之中的艰难跋涉和不屈生存历程。

　　迁徙和寻找家园也是撒拉族文学的主题。闻采的散文《胳驼泉的传说》《街子一撒拉民族之圣地》《故乡的古榆》等或深情描绘撒拉尔人坎坷艰辛的东迁历程，或从古城遗迹、旅游名胜中探寻历史，并从回望中反思民族精神的根本。撒拉族自西向东长途跋涉寻找族群再生之地的经历同样是诗人撒玛尔罕诗歌灵感的源泉。“撒玛尔罕就以传说中自己族群的胎血之地的名称作了自己的笔名，似乎用这种方式确认着作为民族情感、意志代言者的身份。撒玛尔罕的诗歌在挖掘黄河精神元素的同时，也关注着由筏子客的号子、田野抽穗灌桨的粮食，祖母的炊烟，风情浓郁的歌谣与舞蹈所组构的饱满、亲切的俗世家园。正是这种族缘、家园意识的强化，让撒玛尔罕逐渐抵达了民族精神的根部，开始接近与民族精神密切相连的伊斯兰文明，一种由信仰支配下的朴素而圣洁的宗教情怀开始流泻在他的诗篇当中。”

　　三、忧郁悲壮的抒情色调

　　人口较少民族的历史是一曲坎坷迁徙和动荡不安的长歌，歌声中传递着穿越时空的沧桑与忧伤，柔韧与刚强，悲壮与担当。尧熬尔人（裕固族自称）有句话：“歌谣的灵魂是忧郁的。”因为人民的历史就是一曲曲悲歌，人民对苦难的感受记忆永远都是刻骨铭心的。“我们民族中的这种悲剧性的忧郁让人们的精神升华。当一个人有高尚情操的时候，忧郁就会出现。忧郁是人类最富有内容的感情。”这种根深蒂固的忧郁和悲壮是“永不妥协地对抗自然与暴力乃至人自身的那种类似于西绪弗斯式的英雄悲剧的色调”，“是酷烈的自然物象与人生际遇相结合所产生的孤独感和悲怆感的集中呈现”，也是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笔底游走的基调和气韵，让他们尽兴驰骋于思想的险峰长河，无拘无束徜徉于构筑民族文化的艺术世界。

　　在草原历史文化大背景下孕育成长的裕固族作家均以抒情见长。这种抒情来自草原内部，是从草原上自然流淌出来的，并在游牧文化长期的积淀中体现出普遍而深刻的忧郁气质。白文林的《远去的歌手》是吟唱给草原上一位远嫁他乡的歌手的思念之歌。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向来不缺少歌声，在牧民心中，“歌手/是开满鲜花的草原”;没有歌声的日子，岁月变得寡淡而悠长，“刺梅花开遍的崖头/开遍了一个季节的怅惘”，“夜莺忧郁地飞过塔松林/飞过沉默的草原”。“歌手远去了”，“最后的出嫁歌里/藏下了一汪深深的泪泉”。草原物象浸润的浓郁深沉的倾诉，总在不经意间唤起读者的感动，得到一种久违的情感释放和共鸣。《夏天，最后飞起的白天鹅》是唱给已故“女儿”的深情幽美的挽歌。诗歌把遭遇不幸的“女儿”幻化成传说中告别草原“向太阳飞去的白天鹅”，唯美的象征，哀而不伤的抒情，虚实相济的描写，使全诗笼罩了一层凄美的色彩。还有那个内心积存美好和忧伤的孤独的守望者，都成为诗歌中的一道难忘的爱的风景。

　　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的《红罂粟》写的是达斡尔族民间的抗日故事。小说并没有激烈的战争场面与想象中的英雄形象，但却如实描写了达斡尔村民从本能求生到不自觉或自觉反抗的觉醒过程，以充满忧郁与悲壮的诗性笔调，生动礼赞了达斡尔人在灾难来临时火热顽强的生命意识和为信仰而生、与信仰同在的文化心理。他们身上积淀着隐忍中的坚强，苦难中的不屈，以及朴素的仁爱、宽厚与奉献，这是一个民族历尽坎坷得以艰辛生存的密码，不轻易表白却涤荡在内心的血液中，融为民族的历史魂魄与精神根基。萨满祭奠场景中悲放宣泄、自由激越的氛围，与诗样的情怀和人性融为一体，给人震撼人心的冲击。

　　普米族作家汤格•萨甲博的小说多反映普米族落后的传统习俗酿成的爱情悲剧。《野人泪》写普米族姑娘碧玛和汉族青年李华真心相爱，并私自生下小孩。按普米族的规矩，普米族男女绝对不准和异族通婚。在寨老和碧玛舅舅的胁迫打击下，李华被诬告进监狱，碧玛被赶上神塔山当活鬼。后经历种种磨难，碧玛才得以和山下的儿子团聚，重返村寨，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小说借此强烈抨击了民族陋习和偏见对个人追求的严重束缚和戕害，表达了作者急切渴望普米族人民告别愚昧、无知和贫困，走向自由、民主幸福生活的心愿。故事曲折传奇，格调伤感悲壮，善于在叙事中营造抒情氛围，沉重现实中孕育生活的希望。

　　四、神秘高贵的神性气质

　　出于对自然生产的紧密依赖和对自然家园的极度热爱，普泛化的自然崇拜和万物有灵的朴素信仰在人口较少民族中表现得相当突出，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抹上奇诡、隐秘的色彩，带有神秘高贵的神性气质。对于人口较少民族来说，“自然万物常常是作为同人一样的有生命的实体而存在着的。人们以其丰富的感性想象赋予了自然万物以人的性灵，不仅使自然之物转化成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精神产品，而且这种想象本身也包含着人对于自身潜在力量的重新认识与再度发现。人们对自然的认知经验不是靠科学或者理性，而是靠心灵对于现象的直观得来的，这种直观中包含着对于生存无常的深深的忧思，以致于常常被蒙上了某种神秘的色彩”。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表现出来的神秘色彩和神性气质，一方面是来自民间的传统遗存和历史镜像，另一方面更多的是来自宗教因素对于文学的渗透。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是多层面的，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层面便是思想信仰，它是这个民族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能够安顿心灵的地方。对于人口较少民族而言，宗教信仰不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宗教组织和宗教礼俗也支配或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信仰的魅力源于心灵重叠在山水间的一种集体情绪，一种对自然深不可测又无从解释时的敬畏。自然崇拜的繁盛使得人口较少民族的原始宗教非常发达，浓郁的宗教氛围和宗教文化使其文学包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体现出个体与神性、灵性、天的某种交融，以及作家自身对宗教文化的深刻参悟。

　　在铁穆尔作品中，民族歌谣的穿插吟唱，如天籁之音，积淀着游牧民族灵魂深处的神秘和惬意，涂抹了一种自古而然的原始色彩，使其中的游牧生活产生了一种从远古走来，繁衍延续，又亘古相传的神性魅力，并延伸了作品的历史空间和艺术空间，有质朴而苍茫的远古史诗气质。“歌里说的是高耸的山峰、辽阔的草原、滔滔的江河，天空疾驰的云朵，还有人生的短暂，英雄的业绩，反叛起义的豪杰；歌里唱到他骑过的飞快的良马;说到他放牧过的膘肥体壮的牛羊。”（《火红的夏安格德斯》）“只有在歌声中，古人、今人，不同的种族，国王和贫民、乞丐和富翁的心灵都是相通的。意味深长的旋律，游牧人所有的爱憎、痛苦、神话、幻想，还有萨满巫术的神秘，全都浓缩在歌声中了。”(《牧场谣》)一首首苍凉幽悲的尧熬尔古谣，牵动着鉄穆尔的心，也撼动着读者的心。

　　裕固族作家白文林的诗歌是表达精神皈依的心曲。《回归》是一首心灵漂泊者皈依根族的安魂曲。“我不老的酋长”恰如岁月酿造的一坛老酒，浓香诱人，“让四散的灵魂”纷纷迷醉，“你圣洁的呼吸在透明的月光里/洗净了我迷乱的双眼”。让诗人灵魂栖息的不仅仅是过去那些成长中的动人记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和一种单纯的慰藉，还有聆听和倾诉时的心灵共鸣和呼唤。在诗人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回来的声音回旋在人生的年轮中，久久激荡。《祈祷》是一方心的净土，有明显的在宗教心界中寻找平静、温暖和安详的期许。舒缓的节奏、恬适的格调、平和的意境，创设出心灵栖息的神圣殿堂。“只要双手久久地合拢/酥油灯点亮的胸膛/就会在春的萌动中/渐渐地温暖”。这种久违的祈祷坚守了信仰的高贵和纯净。

　　达斡尔族传统生活习俗与现代工业发展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所引发的精神失落与文化变迁，是敬献给崇高母族文化的一首感人肺腑的挽歌。达勒玛与耶思噶对一辈子吵吵闹闹却又难舍难分的患难之交，虽想方设法保护被工业油锯滥伐而日益稀疏的森林，却终究抵不过滚滚而来的历史浪潮。这浪潮所掠去的不仅仅是他们历代生息的家园，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所依托的文化底蕴与精神根基被连根拔起，双重痛苦与失落的挤压送走的是那颗永远与神树相依的高洁之心。小说浸润神性的光辉，达勒玛是万物有灵的萨满精神的完美化身，体现出达斡尔民族的坚定民族心理素质。作者在无尽的追念与现实的挣扎中抒发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文化自觉与文化批判意识，这显示出其应有的担当与清醒。小说主人公热爱自然、捍卫自然、与自然相依为命的生存法则，以及对现代工业文明与道德失范的批判，体现出现代性的思考与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小说在简单质朴的生活场景描绘上，深刻揭示了民族的审美心理，“既含纳了山川风光与自然景观的深情描绘，亦包涵着对淳朴绵厚的达斡尔风俗人情与民族文化的倾力高歌”，“呈现出了一个晶莹剔透而又深邃幽远的艺术境界，给人一种朴拙、奇特的体验”。

　　鄂温克族作家杜拉尔•梅的《那尼汗的后裔》主要讲述的是那尼汗（传说中鄂温克人的伟大首领沙吉日汗的忠实护卫条神奇而出色的猎狗）的所谓后裔阿拉嘎一生的传奇经历。整个小说贯穿神性的光辉与传奇的色调，阿拉嘎身上传承了先祖那尼汗的勇敢忠贞、无畏牺牲的高贵品质，它们与扎根山林的主人相依为命、繁衍生息，是共同守护家乡山林的真正主人。而萨满临死前给予哈拉大叔“必须先懂得爱”的忠告，是生活在这个山林的民族得以顽强生存的根本信仰。哈拉大叔正是在用心爱又分享爱的过程中体验到人生的幸福。而那丹对生命的轻视与功利选择，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对传统生活的必然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似乎是一曲悠远的山林挽歌。但不管世事如何变迁，“懂得爱”是全人类生存的起点与归宿。小说从鄂温克族古老的神秘传说起笔，沟通了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联系，并在叙事中尽可能采用口语化的方式，体现出一种立足传统与民间的叙事立场与文化倾向。这是一篇对民族历史文化与思想信仰有着成熟理解的佳作。

　　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不仅有自己独特的美学风貌，与之紧密联系的文类特征、文类关系与叙写模式方面也形成鲜明的特色。如发达的诗歌传统，多数作家都是从诗歌起笔步人文坛的，诗人数量众多。多数作家采用多文体创作，诗歌、散文、小说并举。一位成就显著的作家引领本族的书面文学发展，一位重要作家擅长的一种文体影响本族书面文学的文体选择，如受韩秋夫影响的撒拉族诗歌群，受乌热尔图影响的鄂温克族小说群。文体界限较为模糊，出现小说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倾向；受口传文学的影响，文本形态呈现多文体混杂缠绕的现象，并有语言杂交、文化混血、观念杂糅的特性。叙写中参与了有关民族传统的“集体记忆”的创造过程等。

　作者简介：王锐（1971-)，男，甘肃山丹人，河西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