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低碳美学研究

　　当下影视艺术作品呈现出普遍的低俗化、同质化、虚假化等高碳病象，与之相对的低碳艺术作品遵循艺术真实的低碳美学原则，易于观众产生陶冶型自由情感，在情感共鸣中迸发，得到心灵的净化与思想的启迪，从而促进审美主体身心的双重健康发展。本文以电影《亲爱的》为例，通过对低碳叙事下陶冶型自由情感的激发、低碳镜头语言的美学特征、低碳表演对人物形象的建构三个方面进行探究，剖析影片中低碳美学的本体特征及其价值意义。

　　艺术客体较之自然客体更容易激发审美主体强烈的自由情感，根据自由情感质和量的差异，将其分为陶冶型自由情感、感官型自由情感和沉浸型自由情感三种类型。陶冶型自由情感对审美主体的身心健康具有陶冶和净化的积极作用，基于陶冶型自由情感的新型美学理念称为低碳美学，将与低碳美学相对应的艺术称为低碳艺术。当下影视艺术作品呈现出普遍的娱乐低俗、内容同质、表演虚假等高碳病象，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涵养心灵、启迪思想的优秀作品，陈可辛导演的《亲爱的》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亲爱的》在2015年国产电影市场中脱颖而出，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多项大奖。本文以电影《亲爱的》为例，基于低碳艺术的理论基础，深入分析影片中低碳美学的本体特征及美学的价值意义。

　　一、低碳叙事下陶冶型自由情感的激发

　　客观真实是低碳艺术文本的本质特征和充要条件。电影《亲爱的》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新闻事件，原型人物彭高峰和高永侠的寻子故事在电影中得到了较高程度的还原，打拐题材的电影因情感尺度难以把握而鲜见，陈可辛导演的《亲爱的》并不仅仅着力于表现打拐寻子的事件而催人泪下，在他的美学风格中，不同社会层次、不同人物在失去孩子后命运的反转为影片赋予了独具特色的魅力。影片采用因果式线性的叙事结构，在事件的自动发展中进行，悬念设置不多却恰到好处，影片围绕田文军与李红琴这两个悲剧角色展开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一个悲剧的结束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这种真实的反差所营造出来的悲剧、压抑的气氛也在银幕上得到了良好的展现，这种唤起观众真实情感流露的叙事方法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符合低碳叙事的美学原则。

　　《亲爱的》不是一部单纯的打拐题材电影，也不是一部催泪的亲情主题影片，它的着力点在于人性的阐释与希望的传达。通过复杂人生与人性的表述，反映了不同阶层人物的情感困境、农村妇女地位低下、法律规范与情感道德的冲突等这些社会中存在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当观众看到李红琴在街边受到殴打为失去孩子的父母下跪、无法收养孩子却意外怀孕时，不仅会潸然泪下、得到一丝无奈与慰藉，还会引发观众强烈的共鸣，激发陶冶型自由情感，获得一种更高级的审美趣味，使整部影片在直观真实的基础上达到客观真实的高度。

　　二、低碳镜头语言的美学特征

　　(一)低碳构图增强了画面的叙事性

　　构图是影片表情达意视觉再现的重要载体，一个好的构图不仅可以契合观众潜在的审美要求，还可以辅助画面增强低碳叙事性的表达。影片中田文军在火车站站台寻找孩子的一幕，崩溃了的他急躁、迷茫、无助，与缓缓远去的列车形成对照，站台与轨道被光线分割成两个部分，画面中几条兴趣线汇聚成一点呈发射状，突出表现了二者关系由一个整体分离成人生的两个方向。除此之外，李红琴在派出所审讯的一段，代表法律政府角色的警察、顶着“人贩子老婆”名义即将失去孩子的母亲与被拐卖的孩子三者共同蹲处于一个看似牢笼的画面里，观众所有的兴趣点都被集中于栅栏门背后的视觉中心，纵向的景深构图传达出隐喻蒙太奇的声音，暗示着三者的命运关系已被这个牢笼所束缚，使观众感受到来自法律与道德的压力，通过这个镜头也将故事的中心由田文军转移到李红琴的身上。

　　(二)手持拍摄遵循低碳美学的创作原则

　　低碳作品之所以称为低碳艺术，是基于遵循艺术真实这一低碳美学原则。在李红琴被审问的段落中，画面的大部分前景是审讯室的桌子，蹲在墙角的李红琴占据了很小的空间，摄影采用手持拍摄，以画面的不稳定性来突出表现人物内心紧张、不知所措与害怕的心理特征。再如李红琴与高夏在街上被群众殴打的场面，同样采用手持拍摄，通过极度不稳定的画面来再现现场的混乱不堪，营造出丢失孩子的父母内心强烈的愤怒，李红琴无助、濒临崩溃的心理环境，如此这般的情节设计，让观众逐渐淡忘了李红琴“人贩子老婆”的身份，只看到一位不惜一切代价只为夺回孩子的卑微、执著的母亲，一个被侮辱、被损害但始终善良、淳朴的底层女性形象。

　　(三)光影调度辅助画面的情感表达

　　光影对于环境空间、透视关系及人物情绪的塑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光影作为镜头媒介，加上运动拍摄的辅助，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为了见上女儿一面，李红琴顺着水管爬上孤儿院的空调外挂机与女儿隔窗相望，通过窗户这个镜像视觉符号，母女既是重逢又是隔绝。月光打在李红琴的脸上，增加了演员面部的层次和质感，配合特写的景别，将母爱的情绪烘托推向高潮，赋予了人物形象更浓重的悲剧感乃至崇高感，从而引导观众对李红琴给予更多同情和怜悯。

　　电影最后，意外怀孕的李红琴拿着检验单在走廊的尽头痛哭流涕，纵向景深构图留给观众无限的遐想空间、黑暗中夹取光明的光影调度、随着手持拉镜头的逐渐远离，三者合一构成一个长镜头，成为本片情感表达最丰富而复杂的画面语言，幽长的走廊象征着李红琴的悲剧命运，光影的安排用以辅助角色内心矛盾与冲突的表达：不仅有意外怀孕的震惊、被蒙骗的委屈、面对诡异命运的无助、是否还要继续争夺抚养权的迷茫，应该还有人生峰回路转，自己终于拥有一个谁也不能夺走的孩子的喜悦吧。影片通过对复杂人性的捕捉，使审美主体充分调动自身的想象空间，触发对人生的思考，在自由情感中进行陶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心灵的洗礼与精神的升华，达到客观真实的高度。

　　三、低碳表演对人物形象的建构

　　所谓低碳表演就是建构一种符合低碳美学和低碳影视艺术理论要求的表演艺术。表演的直观真实是演员对于角色的诠释更具生活直观性，一切表演基础来源于生活，在感官上表现为一种表象的真实，易于观众迅速走入生活经验的故事情境。表演的客观真实是在影视接受活动中，观众原先的各种经验、素养、审美趣味等综合形成的对影视作品进行理性分析的一种心理经验，当观众与作品之间形成了共鸣，这种思想启迪与情感陶冶便是持久的，在低碳表演上，演员要基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创作满足镜头语言的美学机制，帮助观众理解与升华影片主题，使观众最大限度的激发陶冶型自由情感。

　　(一)细节强化了人物形象的可塑性

　　在李红琴首次出场时，镜头对于她的形象做了一个刻画，漆黑的屋子里，一位朴素的农村妇女身着破旧的衣服低头摘菜，时而回头望一眼在院子中玩耍的孩子，单几个细节就将一位落魄、富有悲剧感意味的母亲形象表达的淋漓尽致。

　　桃子这个意象在剧中成为父爱与母爱的表征，影片中曾多次提到田鹏吃桃子会过敏，无论是田文军还是李红琴，这都是最真挚的亲情表达方式。此外，田文军找回儿子后，每天倒垃圾都会抱着儿子一起去，这一普众的生活动作却将田文军内心对于儿子小心翼翼的爱进行了渲染。对于观众来讲，这种微致的细节处理会加快情感共鸣的迸发;对于人物塑造来说，基于直观真实的生活细节刻画，能强化人物形象的真实感与叙事纪实感，基于客观真实的情感细节刻画，能突出人物身上的某种性格特征，彰显人性光辉。

　　(二)方言增添了人物形象的个性色彩

　　方言作为人物的一种性格特征，在影视作品中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艺术表达方式，除呈现地域色彩的功能之外，方言对于人物形象的建构也是功不可没，通过具象生活化的语言而使人物更加真实可信，让观众感觉到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强化其立体厚重感，是一种低碳的艺术语言。

　　黄渤在众多的影视作品中以标志性的青岛话方言而著称，在本片中，作为一个打工到深圳定居的陕西人，一口陕西方言为这个人物形象赋予了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这首原生态的陕北秦腔极具地方文化特色，在儿子小的时候田文军当做民谣唱给他听，在找到孩子后，这首民谣也成为一种情感象征符号，指代田文军与田鹏的父子关系，拓展了语言的叙事表意功能。赵薇的方言表演也成为全片的一大看点，素颜出镜衣着朴素地说着一口方言本身就构成了人物独特的美学特征，而赵薇在语言表达时，我们也从她的眼神中读出了质朴的真实感，时而还会令人忍俊不禁提升影片情绪，再加上演员极具生活化的动作与神情表演，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加饱满起来，一举一动都带有人文主义的个性色彩。

　　无论是陶冶型自由情感、感官型自由情感还是沉浸型自由情感，都是以影视艺术的视听刺激作为情感表达载体，这种艺术的审美刺激是最直接也是最容易接受的，一个完整的审美过程需要经过审美主体对艺术接受的再创造才算完成，一部优秀的影片总是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与心灵的感悟，在与影片进行共鸣时，激发陶冶型自由情感的产生，而这种影响也是深远、恒久的。作为影视工作者，我们应该以促进电影艺术良性循环与观众身心健康双发展为宗旨，深入发掘影视作品的正能量，关注其社会现实意义;而作为观众，我们也要强调建立艺术作品的筛选机制，选择有助于主体心灵滋养与缓解精神压力的好作品去感悟，关注其美学价值，这也正是低碳美学理念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

　　作者：周楠 来源：文艺生活·下旬刊 201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