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美学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新时代的文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习总书记的这个号召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其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和道德理念等方面。总体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儒释道三家。其中，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规范性文化，是秩序感最强的文化;道家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创生性文化，是最富创意的文化;而佛教，则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普世情怀的慈悲文化，是最具悲悯意识的文化。与这三种文化相对应的美学精神，都是当代文艺发展的血脉之根。

　　先说秩序文化，也就是规范意识和秩序感。西方文化是建立在把人理解为“欲望的生物”这个基本前提上的，所以首重法律和宗教。中国传统文化却是把人首先理解为“情感的生命”这个坚定立场上，所以倚靠道德和伦理来维系。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仁者，爱人”，儒家为每一种情感关系附着一种道德纲目，如孝与慈、忠与恕，贞与信，义与和，正是希望在人的基本伦理亲情基础上，推己及人，建立起一整套的伦理体系，建立起一种由家庭推广至社会和天下的人伦秩序，正如孔子所说，“礼之用，和为贵”，以情感的力量，通过道德约束，实现和谐社会，正是儒家对社会规范的理想设计。

　　由此出发，对于文艺创作来说，就是要从整个社会利益出发，为社会和谐与进步而贡献正能量，而不是去一味暴露社会阴暗面，刻意渲染人性的丑恶，挑起社会矛盾，制造不和谐氛围。

　　再说创生性文化，其实也就是创新思维。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与科技思维息息相通，但是科技思维往往致力于纷繁细节的再次裂变与细化，而道家的思维，却是向本原上溯求。

　　任何一种文化，从它萌生的一刻起，也如自然物一般具有自我增长的态势，如果得到了政治、经济、宗教或者其他力量的扶持，它就会迅速建立甚至膨胀泛滥为条条框框，这样就出现了如儒家的“礼教”在不同时期的束缚性。针对社会文化的各种过度建构，庄子的“齐物”思想正是一种解构性的良方，庄子继承老子，通过消解各种对立概念，比如美与丑、贵与贱、健全与残缺等，以这种方式省思既有文化，打破人们对现有秩序的迷恋和盲从，为个体生命带来鲜活的生机。

　　最后再说慈悲文化，也就是普世情怀和悲悯意识。儒家的荀子谈到人性时感慨道：“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所以他希望用“礼”来约束住人的欲望，但是他的学生接受了他的立场而又抛弃了他的做法，认为只有用“法”才能控制住横流的人欲。儒家和法家对欲望的认识，都没有佛教来得宽广和彻底。

　　佛家的慈悲文化和大爱精神，与儒家的“仁爱”思想结合起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我国高尚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如崇高、正义、仁爱、善良、忠义等人文精神与人文传统。从这些高尚的文化价值观出发，我们就会去积极地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人民的精神需求，发现现实的苦痛，发出时代的强音，而不是沉迷于那些暴力色情、低俗无聊、一味迎合低级趣味的作品。

　　(本文为作者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暨2016中国文艺评论峰会”上的发言)

　　作者：李怀亮 来源：人民论坛 2016年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