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电影美学引领的地位和特征论文（共2篇）

  　　经典电影美学论文一般都怎么写呢？经典电影美学是一门美学学科，它研究的对象与美学一样都有着许多争论。经典电影美学是否等于电影理论也如同美学是否等同艺术理论一样是个难题。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经典电影美学论文范例，欢迎大家阅读欣赏。

　　第1篇：经典电影美学的引领地位岂容漠视

　　在当前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经典电影领域出现的所谓以观赏性为主轴、以高票房评业绩的阔论高谈，应当清醒明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某些风云人士强调经典电影作品的商业属性而漠视其精神影响效能的喧嚣中，社会上却连连出现观众对热捧“烂片”的指责，并愤怒发出“实行退票制”的呼喊。可以说，广大观众对如今“花高价，看烂片”的责难，正表明他们对一些思想浅薄、感染力低下作品的不满。而在文化产业百态丛生中冒出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无疑也是这种“观赏至上”悖论误导下的反映，是以廉价诱惑与低劣刺激的观欲妄图取代高尚的审美功能。作为文化产业改制振兴的经典电影艺术，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现这类现象，究其因由，除去创作人员对追求思想艺术性和观赏性完美统一的作品产生片面理解与功道乏力而外，更重要的是业内创作引导者对经典电影美学理想的淡化与茫然，因而在实践上形成对经典电影美学引领地位的挑战。

　　应该说，对于像《卧虎藏龙》《十面埋伏》这种以武打类型取悦观众的娱乐片，褒义侠，贬恶道，内容健康，观赏叫好的作品，通过汲取西方大片高超的摄制技巧与强化院线营销的妙招，以示范方式推动中国经典电影走向产业化与规模化，进而昭示我们由模仿学步转向更新创造，这一借鉴过程自然必不可少，并且其可喜成果也为人们称道。然而值得忧虑的是，如果不分题材、无视内容，单纯地把西方经典电影表现技巧吹捧得天花乱坠，把“观赏至上”奉为至高创作目标，其后果必然导致作品漠视审美品味，缺乏思想营养，以至鼓励那些无视审美准则、失却艺术灵魂的烂片如洪浪袭来，不仅使广大观众对经典电影暖化精神、发人深省的艺术功能感到失望，无疑也会对振兴中国经典电影产业滋生伤害。

　　其间刺扎眼球的，首推那些表现重大题材和现实生活的主旋律影片。坦率说，当今见到的某些作品虽其选材耀目，片名雷人，甚至冠以“红色经典”麾旗，有明星大腕云集，但由于其欠缺美学追求，开掘肤浅，感染力差，且将内涵丰富的社会冲突画卷演绎成事件展览式的片段堆砌，因而虽炫目于一时，终不能真正具有经典电影形象震撼心灵的征服力和生命力。

　　回顾经典电影昔日的辉煌，一个有趣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默想，那就是，为什么一些技巧质朴、人物生动、内容充实的老影片至今还为广大观众津津乐道，回味赞赏？突出例证，是前不久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六十周年的日子里，经典电影频道重播了已故导演沙蒙的力作《上甘岭》。此片我年轻时看过多遍，如今鬓白重观，依然热泪滚落，充满震撼。这或称之为作品生命力的持续延展吧！当年在毛主席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论述指引和“创造革命英雄典型”立意昭示下，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题材的开掘，编导在体验朝鲜战场生活而获得的浩瀚素材中，并没有着眼于展览我志愿军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的各种表象和事件，而是经过反复构思、呕心提炼，集中把最艰苦最惨烈的坑道战作为表现重点，活灵活现地塑造出一个既似猛虎、又像顽童的连长张忠发的英雄形象，推展到观众面前，并以他为代表将我志愿军英烈的战斗精神与乐观情调再现得感天动地，气壮山河，其无愧是透过经典电影形象来宣扬中华儿女勇于拼搏、捍卫道义的壮丽诗篇。而由此产生的巨大征服力和艺术感染，也无可争辩地使其成为感憾几代人心灵的经典电影经典。同样在建国十周年期间展现的影片《红色娘子军》，它塑造出的巾帼英雄吴琼花、党代表洪常青的隽美形象，其故事吸引力、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征服力，也未因岁月流逝审美隔代而稍有所减。当时代跨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美学追求引领下，像表现拼搏不息、为国争光的女排英豪《沙鸥》；揭露分房不公，抨击社会恶风，弘扬共产党员正气的《邻居》以及描绘中年知识分子身负重荷，隐忍苦难，以牺牲自我、拼搏奋进姿态面对改革事业的《人到中年》等影片，这些上乘之作之所以好看，耐看，经得住时间考验，创作者并非将主人公巧缀光环，打扮成图解生活意念的模特，而恰恰是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体验中，由美学理想召唤而催生出来了既真、又善、又美的鲜活人物形象，从而使其成为引人精神共鸣，在人心灵中经久回旋，并能启迪他们对人生哲理思考的艺术镜鉴。

　　今年春节前后，基于我有感近年来引领经典电影创作的主导美学思想跟不上趟，以致形成良莠主张杂陈，真善美恶趋盲的现状，曾向掌控经典电影产业发展与开拓理论言路的有关主管提出“关于加强经典电影美学理论建设的建言”。中心议题，是围绕学习与实践党中央提出的“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在经典电影美学领域具体体现，并在经典电影评论环节上充实扩展，表达个人的看法和意见。也呼吁有影响的理论家拿出勇气，强化经典电影美学理论研讨，为促进经典电影产业健康发展及时提出正确的审美导向与评价考量，以提升各种类型片、特别是主旋律题材作品的美学品位和艺术质量。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大意涵，在于它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支柱，动力源泉，而由它构成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也为经典电影美学定位和文学艺术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比如在创作中，如何以昂扬的调子宣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又如何以壮美篇章赞美“舍己为人”与“牺牲精神”？再如，以何种格调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又以何种风采宣示“人道主义”“民族修和”与“国际主义”？以及如何以唯物史观来展现至今还为万众推崇的中华传统美德，像“孝道”“气节”“廉耻”“信义”，等等。诸如上述的选材内涵，无疑应成为社会主义影视作品倡导的主流美学内容，在推进全民族精神美、情操美与品格美的文明建设中，使其能起到鼓舞人心的振奋作用，真切地体现出经典电影的观赏价值、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正由于经典电影作品处于向亿万观众输送健康精神食粮的前沿，因此作为其引领创作的美学理论支柱，在当前经典电影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刻，及时以雄健姿态，宏大魄力，围绕“核心价值观”来推动广泛而深入的艺术理论研讨，提出更加具体的美学诠释及可行的创作评论举措，排除各种漠视美学引领地位的谬论与干扰，就迫在眉睫了。

　　毋庸讳言，近年来随着文化艺术产品经济效能的追逐，评论队伍中出现的趋赶时尚、善吃热捧饭的怪相已屡见不鲜。那些为顾全投资者脸面，迎合为谋利而掩丑的溢美评说，时不时把一些假空肤浅之作，当做美味佳肴强推给观众下咽，从而遍布艺术审美的混乱。而那些深知没有中肯批评便没有艺术发展的严肃理论家们，面对上下左右闻过则怒、则跳、则护的评论环境，除了尴尬缄默，谁敢放胆直言？特别涉及美学主张的不同，在侧重经济价值还是文化品位的取舍较量中，后者往往失去撑腰底气而叹无招架之功。再者，由于文化艺术产品远不像工厂企业那样，有固定的质量标准。审查部门检验通过影片，更多关注政治门槛，其艺术品味高低，则多让社会评判。惟其如此，仁者与智者各揣度量衡，将经典电影美学这一首要判别精神文化产品的界尺放空，哪里还可能通过正常论争，把艺术创作推向创新精品高峰？

　　实践证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倡导文学艺术与科学事业发展繁荣的有效途径。特别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南深化改革，奋力建设，争取实现民族振兴伟业的今天，为推动文化艺术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前提下，创造宽松环境，鼓励学术争论，形成不怕批评，欢迎批评的良好学风，从根本上扭转片面追求观赏唯重票房的现状，恢复经典电影美学引领创作的肃正地位，无疑是崇尚高品位创作经典电影人的诚挚期盼，也是渴求见到更多经典电影佳作，名作和杰作观众的热切愿望。

　　谈及文艺批评，毛泽东文艺理论明确指出有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条界定。在他谆谆教导文艺创作要首先遵从不同时期政治原则的同时，也郑重告诫我们，没有感染力的作品是没有力量的。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一些权威评论家往往把重点放在政治谬误的批判上，却很少花费气力剖析困扰创作的“反艺术”倾向。什么是反艺术倾向？它的危害在哪里？为说明此议题，我作为当年经典电影《创业》创作组的成员，不妨透露一则鲜为人知的事例。

　　1972年夏，我们《创业》创作组赴上海走访，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要看上影拍摄的大型艺术性纪录片《大庆战歌》。这部影片摄制于“文革”前的1965年，是周恩来总理在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号召之后，要求文化部经典电影局组成专门摄制组，由大庆职工配合，再现一次当年石油会战艰苦拼搏的场面，用纪录片形式拍摄下来，这对历史、对后代，都是不可缺失的史料和教材。上影同行告诉我，早在拍此片前，周总理就曾批评过经典电影局长，指出：五八、五九年，我希望拍些艺术性纪录片，及时反映时代面貌，记载重大社会事件。或许有些事件已时过境迁，但可采用补救手段，拍真实人物予以再现，免得留下遗憾。当时，我说的是用艺术手段拍纪录片，要看真人真事；而你们却大搞记录性艺术片，许多有价值的新闻事件，让演员去演，完全丧失了真实感嘛！所以，当上影导演张骏祥接到任务后，严格遵照周总理指示，在大庆动员了上千名当年参加会战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以他们亲身经历的装扮，重新回到艰苦年代的场景中，操作各种熟悉的动作，让摄影机镜头再拍一遍。比如像著名的画面：王铁人人拉肩扛运钻机，会战井喷跳泥浆池，都是王进喜自己现身拍成的……

　　这里，操盘者曾把“艺术性纪录片”改头换面为“记录性艺术片”，一语之差，竟将艺术的真实性抹杀！然而尽人皆知，真实性正是艺术作品的灵魂，是其产生吸引力，感染力和征服力的命根。经典电影作品一旦丢掉真实，令人产生虚假感，哪里还有信服感人可言？因而，所谓反艺术，实质上就是在艺术作品中拼虚造假，摒弃从生活到创作，由现实到想象艺术概括而出的理想画卷。由此也无疑地造成所描绘人物的苍白无力，枯燥概念，勿怪乎当年照此路拍出的上百部 “跃进片”没人看，全被尘封库房当废品了。面对此景，只有感叹！

　　以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为原型创作故事片，依照我国社会主义经典电影实践证明正确的现实主义法则，应该是集中概括，塑造典型，以鲜明的色彩，生动的笔调，描绘出走在社会前列的人物形象，来真实地揭示现实矛盾，表现伟大时代的面貌。像大庆会战这样战天斗地，展现中国工人阶级豪气、志气和壮气的大题材，周总理提出首先将它用艺术性纪录片样式记载下来，就是为了保留它难能可贵的生活真实性。而在其8年之后，长影拍出的同题材经典电影《创业》，主人公形象虽然囊括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王进喜的大量素材，但他的名字却是周挺杉，并没有照搬王铁人。而其上映效果，由于它是粉碎“四人帮”倒行逆施年月，首度在银幕上奏响了我国石油战线的雄壮凯歌，不仅赢得了轰动，而且破例且非同寻常地获得毛主席的恩准与肯定。同样题材，两种样式，受到两位伟人的倾心关注，可见表现生活的真实性和上升到艺术的真实性不啻是经典电影艺术的生命。

　　令人不解的是，时隔多年之后，周总理批评的“记录性艺术片”样式，又在新闻选题和现代先进人物身上以各种所谓“纪实性”手法故伎重演（此例甚多，不胜枚举），使不少新闻题材编出的人和事有真有假，真假混集，可信度备受质疑。惟其如此，自然就损伤了形象的光辉，很难让人在信服中感受到“真实形象”的魅力。并且此模式产生的后果，往往造成某些人对号入座，其概括的局限性不仅捆绑创作者手脚，甚至因某一细节的更改让当事者亲友怒不可遏。如果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类创作对于艺术应“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理解是否有悖呢？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提倡的艺术要通过大量生活素材创造典型的原则，是否认为已经过时呢？既然真实性是艺术的灵魂，由生活真实通过“概括”和“虚构”升华为艺术真实，自然是文艺作品达到完美形象与理想境界的基本规律。而以各种借口违反这一规律，我认为这俨然是对开掘主旋律题材的误解和对引导观众审美的扭曲，也是对我们时代艺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求的背离。或许有人以“勇于创新”自诩，不大认同现实主义是反映生活的最后途径，但无论是热衷现代主义浪潮中的意识流，象征学或荒诞派，其表现手段再显超前，也无法更改揭示生活本质和表达内容真实是获得美感与艺术生命的前提。

　　反艺术倾向的另一特点，是不能以正确的思辨力揭示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冲突。致使作品不能彰显积极的思想内涵。其间，一种表现是夸大社会阴暗面，形象正不压邪，甚至以自然主义手法来展现落后、恶行和非正义，造成美丑颠倒和善恶扭曲。近期遭到观众猛烈抨击、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摄制的故事片《南京！南京！》，便是这种倾向的产物。这部经典电影，标榜以日本兵角川为视角来反思战争罪孽，旨在宣扬有“普世价值”的“人性”。而血淋淋的残忍图像表明，它恰恰是以“人性”光环来掩盖践踏中国人尊严并虐杀中国生灵的兽性；是以中国姑娘向恶魔献身贞洁“救同胞”的虚假编篡，来曲解侵略战争对人性的狂暴摧残。它在战争冲突中显现的审美取向与价值观，不仅玷污了中国国格，美化了敌寇汉奸，而且也混淆了善恶是非及“人道”与“兽道”的界限。难怪公众对它发出愤怒指责：这种借沉重战争伤痛说故事的商业片，是“以国耻换金钱”。它丢掉了民族大义，泯灭了中国人的精神美，让国人在展览丑陋中倍感屈辱和难堪！

　　不能深刻揭示冲突的另一种形态，则是回避矛盾，粉饰太平，一味以“正面反映生活”为借口，为讴歌的人物贴金打扮，制造美容。殊不知“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恩格斯早就指出：“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而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离开人物身处尖锐矛盾的环境，掩饰其坎坷与拼博，仅仅把一些意念化的优秀品质强塞给他，既不见真实的性格面貌，也难以洞察其内心生活，这种创作结果往往造成形象貌合神离，损伤作品的形象魅力和思想威力。以优秀援藏党员干部事迹为选材的影片《孔繁森》，获奖很多，名气高扬，也着实以其鲜明主题与上佳形象赢得了赞赏。但从严格美学意义上讲，它还不能被誉为一部有深刻思想冲突熔铸的作品，而更多似以表彰好人好事为看点的艺术报道篇章。对于表现时代先进人物而言，美学的关注点不尽在他做了哪些好事，更重要的如黑格尔所说，要揭示他为什么做？又怎样做？对于孔繁森的事迹，新闻报道已家喻户晓。而化其为影片，观众更看重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要回答他是怎样成为楷模的？支撑他优秀品格和萌生睿智的源泉在哪里？而这正是思想冲突、性格冲突乃至意向冲突必应发挥的力量。生活实践表明，任何先进思想、高尚品质和丰满性格不是天降的，而是在同谬误、同低愚交锋撞击中显现的，并且是在自我分辨与坎坷磨砺中提高成长的。孔繁森在西藏高原极为艰险与难阻重重的环境中拼搏，无可减免地由遭遇各类抵触而有低谷，有痛苦。我们本渴望看到他在排解障碍、迎送挫折里掀起的更多内心波澜，并以丰富的人情味和感人的经典电影语言，将这位山东硬汉豪迈的个性活画再现，但很可惜，由于其中有许多思想冲突的尖点浅现辄止，感情漩涡望峰急转，因而其形象的魅力和感染力无疑被打折扣而留下遗憾。这也正是在现实题材创作中挖掘欠深，疏于提炼，而造成艺术概括品位的浅显。

　　反艺术倾向之所以应当被重视，是展览生活现象，图解主题思想，不善于通过深入体验，艰苦提炼，把思想和素材化为活生生的形象。依照美学诠释，形象，它不是一般的生活现象，而应是具有生活自然特征，并深具美学内涵的社会现象的集中反映。这就像前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中，瓦西里与妻子道别时互相塞面包的那个细节——一个负责运粮的革命者，自己已忍饥多天，为不让妻子挨饿，把袋里仅有的一块面包悄悄塞给她。而妻子也为不让丈夫再忍饥，反过来又把面包塞回去……在这里，苏维埃大地的饥饿形象，仅从这小小的面包块中，得到了极具感染力的艺术再现。它不仅饱含夫妻深情，也揭示了新政权初创时期的艰难。其篇幅虽短，但意味无穷，不啻是经典电影美学中被称之为“形象”的典范。可以说，艺术家对生活的认知与感受，总要变成趣味，化为感情，渗透在艺术想象的内核之中，并通过创造出的形象与美感来融化观赏者的心灵。

　　美学的冲突律之所以重要，是它在通达英雄、崇高、伟岸、神圣……等美境坐标时，总善于借助强大冲突来揭展独特的行为方式和心灵闪光点，来完成表现对象人格和性格的创造，活画臻美出“这一个”。而我们某些创作者懒于形象构思，习惯图解生活，殊不知图解是艺术的敌人。不少作品仅仅靠某种意念支撑或政绩光环标榜，以捷足先登快速反应为由，冠以“纪实性作品”名堂，请问，像这样以宣教为主轴的快餐之作，缺乏审美意涵，怎么能赢得观众的喝彩与鼓掌？我们对此若不提出针砭，今后将如何提高国产经典电影特别是主旋律作品的艺术质量？

　　艺术美感来自内容深刻，形式有新意。特别作为创新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经典电影作品，更应该坚守民族文化崇上崇美传统的优雅阵地。而恰恰某些素养欠丰的创作者，虽对现实题材满怀热情，但不善于从普通生活中掘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素材和选题，而是醉心于争艳猎奇；不善于在深入体验中和民众的情感与审美诉求融为一体，而是望空捕月般地玩孤芳自赏游戏；不善于在时代奔进里做历史沉思，而是浮光掠影地编造虚拟；不善于在火热斗争中创造独特的人物性格，而是像克隆模特那样去翻版千面一律。惟其如此，我们渴望的主旋律新作，就很难展现时代风采，紧扣时代脉搏；也很难催唤出愉悦心灵的精神感染，来鼓舞人们去迎接并创造新的生活。我斗胆对包括已获得国家奖项的一些主旋律影片提出质疑，并非对其选材及主题持有异议，而是对这种所谓“纪实性”的创作方法不敢恭维，也是对“题材宏大必获奖”的冒犯叩问。严格讲，我们早该对这种创作思维重新审视并作美学考量了。问题的提出并不在于这种形式可否存在，恰恰是由于将它捧为一种模式，可能成为今后主旋律创作的导向，这就不得不发人深省与磋商了。

　　一个敏感话题摆在眼前：经典电影作为精神产品兼或商品，它的功能究竟侧重于直接宣传教化，还是对人心灵的潜移默化？它的制作究竟该加大思想和理念的直白传导，还是应着力于把深刻思想化为动人形象，发挥其好看感憾与征服人心的力量？我以为这是宣传品和艺术品的分水岭；也是盖于其界限模糊，淡化美学源流，形成障碍作品艺术性提升的因由。应该说这种创作理念分歧，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便有先例。当时有识的艺术家和评论家为争取艺术感染力空间，曾大胆提出反对“主题先行”、摒弃“公式化、概念化、及标语口号式”的创作。不解的是，时隔五十多年之后，一些膜拜好莱坞大片制作的精英们，只顾推崇其高超奇妙的摄制技巧与华丽包装，却看不见人家具有深度的思想内藏。而我们的创作引导者们，摄于经典电影产业市场化与投资艰难的困扰，一度放松以美学理论引导来校正经典电影创作轨道，致使一些创作者们盲目行进而重蹈覆辙。

　　在我们今天讨论经典电影美学引领地位的时刻，还有一个议题值得关注，那就是应该怎样正确地吸收借鉴世界有益的文化成果？其间固然有许多发声有待专家评判，但就美国好莱坞影片对我们的影响而言，不可谓不存在某种认知偏误和解读肤浅。认真说，好莱坞一些作品好看，不仅在于它类型片多，善造奇观，明星耀眼，有宏大场面。如果把目光投向他们的严肃题材，可以清晰发现，不论其对社会问题的哲理解析，对公众人物复杂性格的雕刻，往往都具有集情节、悬念、抒情乃至惊险于一体的多元看点。远的影片像《公民凯恩》《巴顿将军》，早已被公认为经典电影经典。而近期在奥斯卡颁奖台上，组委会没有把小金人送给奇观制作宏魄及票房风靡全球的《阿凡达》，却令人意外地颁给了以深刻反战主题征服人心且投资有限的《拆弹部队》，西方大腕评委们对当代经典电影艺术的优选标准，难道不值得中国赶时髦的经典电影人深省吗？……

　　附:

　　“要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真正从群众需要出发，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世界有益文化成果，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作者：华克

　　第2篇：试论经典电影美学中的诗意特征

　　经典电影可综合同时使用多种美学表现方式，如语言、文字、画面、音响、色彩、光线等，在对经典电影作品的美学分析中，经典电影作品不能再被理解为只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构成物，而是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多级表意系统。法国印象派经典电影先驱路易·德·吕克曾说过：“经典电影是一个个镜头写成的诗。”经典电影美学中的诗意特征可以概括为象征性和隐喻性。

　　1诗意经典电影中的象征和隐喻概念

　　象征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借用某一事物外在特征指代另一抽象事物，其本体意义和象征意义之间无必然联系，意味着某种东西既是它所说的，同时也超越它所说的，其含义大于其本身。黑格尔认为象征型艺术“…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其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经典电影理论家斯坦利·所罗门也说过：“任何一种视觉艺术都必须能够使我们更清楚、更深刻地看到某种东西，才有其存在的理由。”

　　任何能够暗示、涵盖、表现其他事物或超越自身含义的事物都具有象征性，象征是一种具体的抽象，它能使存在丰富起来。经典电影艺术自身产生了一种抽象、推论和概念系统，新的体系与影像的象征重合起来，出现了局部象征、从属象征、模拟象征、音乐音响象征等，从而使画面的情感力和表现力极大加强。象征所蕴含的隐喻性带有抽象和无限放大的特征。如小津经典电影中常用的低角度摄影和平行画面构图表现出“坐的美学”，佛教画像般的画面构图暗示一种普世的而非个体的悲苦，而造成这种悲苦并不是某些人的过失，而是人类的“共业”。

　　值得一提的是，经典电影美学中的象征和隐喻特征还具有时间性的特点。经典电影的运动本性与美学特征，以经典电影的时间性为基础和依托。镜头画面是构成银幕视听语言的基本元素，不论是象征性还是叙事性镜头，都不是孤立静止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一定的经典电影时间之中，经典电影时间赋予画面内涵及驱动力。

　　2区分画面中的象征与隐喻性

　　象征和隐喻表现手法在艺术经典电影中的具有多种功用，显示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彼此分离，引导观众去识别、思考和解构镜头在叙事背后的深层涵义。美国经典电影理论家路易斯·贾内梯认为，象征的意义可依据上下情景不同而变化，而隐喻更强调画面之间的无关性，即A+B=C。马塞尔·马尔丹在《经典电影语言》中对于隐喻的理解为通过蒙太奇手法将两幅画面并列产生次生涵义，如经典电影《花火》中堀部瘫痪后坐轮椅路过花店的一组镜头中，将面部画面、鲜花画面和图画画面并列放置，暗示被妻子抛弃的崛部的内心情感，在经典电影《楢山节考》中，今村昌平将动物交配画面与人性交画面并列，直指人性中的动物性；而当涵义并非产自画面并列的冲击之中，而是蕴含于画面内部时，就是象征。在经典电影《日本昆虫记》中，导演用昆虫象征女人顽强的生命力，而她们对于性的态度更拥有昆虫般的动物本能。大岛渚在《御法度》中将加纳作为“色欲”的象征，使新选组内部离间，导演对武士道的怀疑直指武士精神堕落。

　　经典电影不是约定性和抽象化符号的产物，影像展示事物但并不表示意义，只有在彼此影响或彼此作用的一组影像中，才含有一定意义和表达意义的能力。它由此获得一个具体的意义，反过来又会给包含它的整体添加一层新的意义。

　　接受者对于影像的认知分三个层面：1）对于影像的直接感受和接受；2）将影像与有关影像的感知经验相联系产生的感受；3）对影像作为试听语言的解读。而在作为语言的美学层面分析中，创作者引导接受者通过几种方式接受信息：1）超越式象征，给予接受者充分想象思索空间；2）联系式象征，由此及彼，揭露事物间内在联系并引发思考；3）抽象式象征，由表及里的抽象表现，引导接受者对事物深层的解构。如经典电影《谈谈情，跳跳舞》中的第一组镜头中，用一滴水打破平静水面和一只脚入画搅乱水面作为全片主题的概括性隐喻：都市中年男子的情感生活状态，潜意识里渴求改变的心理暗示；而在经典电影《情书》片头博子由雪地坡道走下小镇的长镜头和片尾博子在雪地上坡向雪山呼唤的镜头相呼应，山、雪地、人的构图关系隐喻爱面对死亡时的无奈和凄美，伴随藤井树飘落的樱花也暗喻美好事物的转瞬即逝。

　　日本经典电影中常见的烟花和樱花是日本民族“物哀观”的极致美学在镜头中的表达。日本人认为生命在绚烂的巅峰迅速凋零具有非常的美学意蕴，画家古贺香江直接说 “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

　　在大岛渚经典电影《少年》和《俘虏》中，少女的靴子和杰克采的扶桑花都为红色，导演将红色作为人性的象征。而《俘虏》中杰克面对野井将花放入口中嚼碎的一组镜头蕴含禁锢于武士道精神下的日本人面对人性美的矛盾心理，表达了大岛渚对于虚妄的日本民族主义的反思以及对于人性的肯定。

　　日本作者经典电影导演善于将本民族特有的美学特质以诗意的手法融入经典电影语言中，用独特的视角将日本人对于生与死、爱与罪等观念的理解在镜头中展现，传达出他们各不相同的对于日本民族、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人性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