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明末“生活美学”需要四两拨千斤

　　作为东西方美学在过去十年以来的发展新趋势，美学走向生活，已指明了追求美学存在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的方向，从而反对以艺术作为基础的欧美主流美学。这种全球美学的文化多样性，为东西方美学之间的协力合作提供了根基。当代全球美学正在走出所谓“后分析美学”的传统，“分析美学”曾经以艺术作为研究核心已出现衰微，而“回归生活世界”的美学，在中国也引发了相应的兴趣，我更愿意直接称之为“生活美学”。

　　当今，“生活美学”之所以已成为“走向全球美学新构”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因为，它既可以用来反击“艺术自律化”与“审美纯粹化”的传统观念，也可以将中国美学奠基在本土的深厚根基之上。追本溯源，中国古典美学自本生根地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在这个根基之上，中国美学可以為当今的全球美学贡献出巨大的力量，因为我们的美学传统就是生活的，我们的生活传统也是审美的。

　　于是乎，我们当代的“生活美学”建构不能脱离传统而空创，而要形成一种古与今之间的“视界融合”。在我们所研究的这种“生活美学”当中，就蕴含着华夏传统的生命意识、生活观念和人生追求的生成、演化与艺术化的脉络，一方面本然呈现出摇曳生姿的古典生活现场之美，但另一方面又指向了其来路、走向和现代转化的可能性。

　　这就需要当今中国的美学研究者，一方面积极地参与到与国际美学界的最新交流当中，另一方面，又回到本土去挖掘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资源。赵强先生的《“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16年11月出版），就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明末的“生活美学”究竟该如何书写？我觉得，这本专著可谓是在当今的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研究方面具有某种示范意义的最新力作。

　　明清文人在“生活美学”上渐达极致：生活中追求“清福”“快活”与“人生真乐”，文艺上聚焦于“性灵”“童心”与“闲情逸致”，这种寻求“好日子”的美学例证，简直不胜枚举。稍微翻一翻当时人的著作，高濂的《遵生八笺》、袁宏道的《瓶史》、陈继儒的《岩栖幽事》、文震亨的《长物志》、计成的《园冶》、李渔的《闲情偶寄》和袁枚的《随园诗话》，不就是经典的“生活美学之书”吗？甚至更通俗化的日用指南读本如《万用大全》都甚为风行。再看看他们的小品文，张岱的《老饕集序》、屠隆的《婆罗馆清言》、吴从先的《小窗自纪》，还有洪应明的《菜根谭》，所写的不就是雅致的“生活美学小品”吗？

　　“明清趣味”之所以得以全方位呈现，那是由于日常生活意识逐渐获得了自觉，审美化的生活成为正当的生活目的追求。经营富足充裕的物质生活（“道理”与“日用”）、构建精致优雅的心灵生活（“栖心”与“养志”），从生活富足的百姓民众、拥有修养基础的下层文人到文化积淀深厚的上层文人所共同向往的。然而，明清之际文人地位却并不算太高且文人穷酸化，职业文人阶层得以滋生并为通俗文艺服务，这使得下层文人主导了上层文人的美感，这是与宋代生活审美不同的地方，那时少数文人便主导了整个审美风尚。这与明代审美生活的普及有关，因为达到了“人人可备，家家可用”般的普及，所以就不能求曲高和寡，而是求化俗为雅。

　　与此同时，“适用美观均收其利”，实用与审美之间被要求达到平衡，当时钱泳所编的《艺能编》当中为了实现生活审美而出现的技艺就都是力求将审美实用化。“艺能”也就是制艺之能，在作者的构架当中就包括“书”“数”“射”“投壶”“琵琶”“著棋”“摹印”“刻碑”“选毫”“制墨”“硾纸”“琢砚”“铜匠”“玉工”“周制”“刻书”“装潢”“成衣”“雕工”“竹刻”“治庖”“堆假山”“制砂壶”“度曲”“十番”“演戏”和“杂戏”，尽管是从工艺的角度入手，但是这些“艺事”却大都与“生活美学”相关。但遗憾的是，下层文人所谓的“小雅”，其实也是一种“大俗”，这也涉及雅俗之间有趣的历史关联，这是另一种类型的“化雅入俗”也。

　　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爬梳与整理，直接相关的著作，目前大概仅有李修建先生的《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我与赵强先生合著的《无边风月——中国古典生活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前者是对于魏晋“生活美学”一次较为系统的总结，后者则是对于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基本结构的深描。

　　《无边风月》共分为上下两篇，梳理出了中国古典“生活美学”所能拓展的方方面面，从而力求将“生活美学”的古典样貌整个地呈现出来。

　　实际上，梳理中国古典“生活美学”，除了这种共时性的深描，更需要历时性的梳理。在这方面，我们已在2012年约定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商定来共同完成一套《中国生活美学史》。然而，经过大家的讨论，都觉得其中有两段最难写：先秦与明清！一个是资料太少，一个是资料太多。我们对先秦，知道太少，却想得过多；反过来，我们对明清，知道太多，反倒就不能想得过多。这就构成了一种撰写上的“高难度”，但可喜的是，赵强先生的新书《“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从“物体系”的角度初步完成了明末这段艰巨的任务，竟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但是其深入程度却是相当深刻的，起码在“生活美学”这个方向上乃是领先于国内诸贤的。

　　一般人说物质生活，往往就是在说“吃”“穿”“住”“行”“用”，这些领域内的物，往往成为审美的“恋物”的对象。当然，任何高度发展的文明都会在物质文化上形成系统，近期就有历史学家孙机先生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当中，从农业与膳食、酒、茶、糖、烟，纺织与服装，建筑与家具，交通工具，冶金，玉器、漆器、瓷器，文具、印刷、乐器，武备，科学技术的十个方面，对中华物质文化进行了深描，从体例上说可算相当完备，丰富的中国文化的物化形态真乃千千万万。但任何作为“物”的器具，其实都是为了“人”的，也就是为人类生活而生产与使用的，被使用才是“活物”，被弃用即成“死物”，乃至随着历史拉伸而化作“文物”，而“生活美学”所研究的不仅是生活之物，更是审美之物，也就是“美物”。

　　所以说，“物之维度”，可以说是梳理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重要层面，特别是对晚明的美学而言，是“物的美学”极大发展的阶段。对整个中国古典“生活美学”而言，晚明这一段“生活美学”具有极其特殊的价值，我个人觉得，它的独特拓展之处就在于——“情”的复苏与“物”的丰富。

　　關于情的复兴这方面，汤显祖《牡丹亭》的题词当中就可以显见：“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但传统的以思想为主脉的美学研究对此已有了不少成果，比如李贽的“童心说”，但是，对于物的丰满这方面，以往的研究却几乎成为空场。好在许多海外汉学家关注到了这个新生长点，比如英国著名艺术史家柯律格所著的《长物》就是成功的尝试。然而，这种浸渍西化色彩的研究方式，尽管将狭窄的艺术史研究拓展到了“视觉文化”研究，其实不若从“生活美学”的角度切入，因为这些中国古典的“物”，既是生活的，又是审美的，而且是二者合一的。

　　有趣的是，对于晚明的“生活美学”而言，这一“情”与一“物”，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反而能交融在一起。“情”虽指向人际交往当中的人，但也可以指向“物”，形成“物之情”，从而形成了一种以“闲赏”为核心的美学运动。这种“燕闲清赏”的生活方式，就大兴于晚明，对后代又影响深远。中国古人有着独特的“恋物癖”，中国文人的典范苏东坡就曾区分出两种恋物感：“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因此，中国人的“恋物”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积极的“寓意于物”，另一种则是消极的“留意于物”，前者好似寓情于物，爱物但又与之若即若离，即后者则是流连于物，爱之弥深就与物毫无距离感可言。

　　中华古典“生活美学”涵摄了“情”

　　（情感化）、“性”（自然化）和“文”（文化化）三个基本维度，全面覆盖了生理的、情感的与文化的生活，其基本问题意识便是探讨如何实现艺术化和审美化的生活，由此生成了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艺术传统。这种“生活美学”传统与蔡元培先生所谓“美育代宗教”结合起来，就可以在当今社会来实现美学的本真功能，这里的美学就不是针对艺术的“小美学”，反而成为融入生活的“大美学”。

　　最后，感谢赵强先生，通过他的历史还原，为我们敞开了中国“生活美学”的“物体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来源：博览群书 2016年12期

　　作者：刘悦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