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美学本质

　　［摘要］本文将史诗的表现特征作为审美的对象加以认识，指出史诗将史学性与文学性融合为一体，站在历史的环境及原点上，透视人性的复杂状态，揭示由于人性矛盾客观的存在而导致历史战争的社会现实。认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在史诗的表现特征上、叙事结构上以及全面地对人性加以诠释方面，具有独特审美表现的魅力。

　　［关键词］ 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美学本质
　　
　　一、《摩诃婆罗多》的史实性和寓言性
　　
　　《摩诃婆罗多》的书名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全书共分十八篇，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关于《摩诃婆罗多》，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是对印度历史上婆罗多族同族手足间的骨肉相残的战争，而是要透析它的整个叙事过程，透析它的叙事表现、人物塑造和语言表达，认识其作为文学寓言性和象征性存在的特殊意义，从而发掘其内在的美学精神和美学态度，据此而反观人性的存在和人性的表现特征，反观人性对物质世界的矛盾认识和矛盾反映，进一步认识人类在矛盾困境当中对于真善美绝对精神之存在的哲学追求。
　　徐梵澄认为：“世间宗教，莫不自有其独立之宝典，而印度教之宝典，乃自一史诗分出，稍异；此史事非他，又至亲骨肉同室操戈以相剪屠之流血史事，故说者往往视若庄列之寓言。”［1］据此说法，我们可以意识到《摩诃婆罗多》这部史诗关于人性本质的寓意价值。与此同时，恰恰是出自于史诗的特殊文学形式，其文学性的表现要求和审美要求，就使得史诗的内容与结构较之现实性战争本身，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一部“至亲骨肉同室操戈以相剪屠之流血史事”，令人性中的矛盾冲突更为鲜明地展示出来，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本质：人的矛盾状态或矛盾化的人，这种矛盾的客观状态，在社会动荡、利益纷争突显的时候，会有十分尖锐的表现，而其尖锐性甚至可以达到于至亲骨肉不顾、手足同胞相残的程度。www.lw881.com
　　如同荷马史实一样，这部史诗的叙事方式和表达方式是文学性的。一方面，要表现特定历史状况下的战争现实，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作者寄予战争背景和形象塑造的深刻寓意。文学的最初意义是要叙述历史，它的最基本和最深刻的精神都是历史精神，通过文学形象，历史的面貌可以还原、重生在我们的脑海中，经过想象力的创造，得以展示其存在的状态和意义。从这个认识态度上讲，史诗是一部文学大诗，也是一部历史精神的大诗。史诗的基本叙述结构和矛盾原点是战争性的，这是依据历史的特征而提炼出的文学性叙述特征。
　　从历史上看，凝练和揭示历史的出发点是战争，战争是生产力发展的状态和社会财富分配的结果。在一定的生产力状况下，物质财富的总和要与人们生存需要产生矛盾，形成不相对应的关系。人们往往凭借不同条件——体力、智力、优势环境力等等，占据不同份额的财富，并以此划分出人的高低贵贱。在历史概念中，人的条件更多的是表现为人群圈子的条件，即是部族之间的高下不等的条件，哪个部族占有财富的条件充分，它就愈加拥有文化主动权力。这个文化主动权力包括：发布政治主张、思想主张，决定生产形式，确定人与环境的关系，制定财富目标和享受的程度等等。这样的文化主动权，在历史特定的生产力状况下，会显得十分超前，表现到极端，往往就是霸权文化主动权力的表现。
　　从哲学的角度上看，人对财富的要求与人根本性的财富观是一对矛盾。作为宇宙中的人类，人性的本质要开掘与发展，其财富观与面对客观世界的物质观应当形为一致，即依据客观条件，决定人的物质生活范围与权限，用伦理性的社会标准和方式限制人的权力意志和思想行为。然而，附载在人性本质上面的欲望观念，往往要阻止人性本质精神的开掘与发展，要去违背客观物质条件，开放物质生活范围与权限，夸大人对物质的拥有性和享用性。其结果，导致在哲学意义层面上的人性矛盾面的深刻对立与冲突。
　　史诗就是要将历史性的内容与哲学性的内容凝聚在一起，以一个高度典型化的形象呈现出来。这个史诗典型化形式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个是战争性的叙事情节因素，另一个则是战争重创下的人性觉醒与重识因素。这个因素构成史诗壮阔的画面、丰富而复杂的情节内容和悲剧的美学感伤。《摩诃婆罗多·序言》道：“这部史诗的基调是颂扬以坚战为代表的正义力量，谴责以难敌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在史诗中，坚战公正、谦恭、仁慈，而难敌则相反，贪婪、傲慢、残忍。他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连俱卢族内的一些长辈也同情和袒护般度族。在列国纷争时代，广大臣民如果对交战双方有所选择的话，自然希望由比较贤明的君主而不希望由暴虐的君主统一天下。《摩诃婆罗多》正是这种希望的形象化表达。”［2］出于人性的正直和善良，人们对于动荡社会利益冲突下发生的战争现实持有一个基本的价值主张，这是一个真善美的人性状态，存在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通过意识形态形式尤其是文学审美的形式不断被认识、肯定和揭示出来。
　　《摩诃婆罗多》创作的存在，证实了人类对于人性精神内质的总的认识和对于文学语言寓意形式的总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看，《摩诃婆罗多》作为一部史诗，其寓言性的精神象征意义要远远高于史实性的现实意义，它在反映社会状况和战争形态的同时，更深刻地反映出人类对于真善美绝对真理存在的态度。
　　
　　二、《摩诃婆罗多》的叙事结构与叙事力量
　　
　　如果抽象地看，历史实质上是人性的冲突。对于《摩诃婆罗多》这部史诗来说，其叙事的力量突出显示在人物行为的双重性上面：人物要追求一个正义的结果，却要用诡计的方式达成那个结果。于是，透过人物的行为选择，便可以追寻到人性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追寻到人性当中许许多多的弱点——包括软弱、犹豫、懒惰、自傲等等。当我们追寻到种种弱点的蛛丝马迹的时候，同时看到的是人性中绝对精神存在的孤立性，看到它孤寂的远离人类生存之地的惨淡之光，而人性的弱点，却在喧嚣的人世环境中得到存在的默许。
　　这样的历史客观性和人性客观性，在《摩诃婆罗多》中通过“正义与诡计”、“武士与残暴”相反相成的矛盾化叙事方式鲜明地揭示出来。《摩诃婆罗多·序言》道：“史诗作者立场高远，对现实的认识是清醒的，并没有将代表正义一方的般度族理想化。在史诗描写的十八天大战中，每逢关键时刻，般度族都是采用诡计取胜的，正义的光彩渐渐减却。而难敌遵守武士战斗规则，在战死时，天神们为他撒下鲜花。史诗作者显然面对着人类生存方式的困境。坚战为了谋求般度族的和平生存，做出最大限度让步，也未能阻止战争。而难敌遵循刹帝利武士征服世界、追求财富的使命，也始终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人世间的利害冲突无法避免。冲突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人类自身遭受毁灭性打击。……史诗作者最后安排般度族兄弟和俱卢族兄弟在天国相遇。现在，大家都已成为天神，摆脱了人类的卑微生活和自私心理，泯灭了忿怒和仇恨之情，个个仪态安详，享受着真正的和平和安宁。”［3］是追求正义的思想和行动，还是通过血腥的杀戮获取王位？史诗的叙事没有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清晰剥离，而是让战争在血腥味中洋溢着一股激情，在自私的争权夺利中回荡着一种高尚灵魂的声音。显然，在作者看来，对于人性的认识，不能脱离客观现实，如果战争是人类生存环境中所必然存在的客观事实，那么，客观化的人性也必然要在人类生存的环境——战争的环境中奋斗、成长。
　　在现实环境和战争氛围中揭示人性，这是这部史诗的叙事风格，使史诗富有客观真实性，富有一种悲壮的力量。我们看到，当作者描述战争的血腥时，相应而做的，却是申明和确立了武士的“战斗法则”，表现出战争中残酷与高尚冲突、对立的悲壮之美。史诗写道：
　　尘土弥漫，士兵们什么也看不见，太阳笼罩在尘土之中，消失不见。∕乌云降下一阵阵血肉之雨，落在士兵身上，仿佛是奇迹。∕……那时，国王啊！两边的军队站在俱卢之野，兴奋地准备战斗，犹如两座翻滚的大海。∕这两支军队相遇，确实是奇遇，犹如世界末日，两座大海汇合。∕由于俱卢族人都应召参加军队，剩下儿童老人，大地成了虚空。∕然后，俱卢族和般度族制定协议，确定战斗法则，婆罗多族雄牛啊！∕遵守传统习惯，不会出现欺诈，即使战斗结束，双方都会满意。∕如果用语言挑战，就用语言应战；退出战斗行列的人，不应遭杀害。∕兵车对兵车作战，象兵对象兵，马兵对马兵作战，步兵对步兵。∕按照勇气、胆量和年龄，发出警告，不应杀害没有防备或惊惶失措的人。∕不应杀害与别人作战的人、疯颠的人、转过脸的人、兵器损坏或失去铠甲的人。∕不应杀害那些鼓手和号手，车夫、牲口或运送兵器的人。∕这样，俱卢族、般度族和苏摩迦族，定下协议，互相凝视，惊奇不已。∕这些灵魂高尚的人中雄牛和士兵们，一起进入营地，精神愉快，喜形于色［4］。
　　这是通过史诗记载下来的关于武士的战斗规则，它强调出一种正义精神，不像是为争夺利益和财富而进行的拼杀，而仿佛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中展示追求人性中富有绝对真理性的力量。史诗的这种叙事表现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精神和理论的凝固，封识住人性中正义和光明磊落的真理标准，成为继往开来的无数人自觉约束行为的不二法门。
　　从哲学认识的角度看，真善美的人性状态，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存在。反映为客观存在，是出于人物与物质世界相互构成的认识原则；而反映为主观存在，则应当认识到，人类不仅仅可以形成世界的构成体，同时，还能够在这个整体当中，运用其主观意识发现和认识客观存在，推进自身在客观存在中的发展。而正是由于人性状态的这种主观存在性，才使得人类的精神从总体意义上看是十分积极的，始终朝向人性进步的方向发展。中国远古时期的五帝形象，在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述当中，其贤明有为的行为和精神气质远远超越于历史存在的空间，借助于人物的形象塑造，表现出作者对于人性精神的审美发掘。司马迁对舜帝的描述至为细腻 ，层层揭示逆境下人性绝对精神的存在、人对于正义的坚持以及人性的锤炼和升华［5］。纵观历史记载，事实上，正义性的价值判断是历史记载的主体判断。南怀瑾说：“《春秋》这部书并不是非战论，它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战争哲学是为正义而战，所谓‘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间，大小战争不计其数，只有两次是为复国复仇的战争，都是无可厚非，不能说是不对的。”［6］作为战争史的人类历史状况应当被客观揭示出来，同时，人类对战争的态度、人性在战争杀戮下对真善美绝对真理的追求也应当被客观揭示出来，惟此，才是客观性史学观的体现。故此，史诗抑或历史记载，不单在于要勾勒和划定历史时空，更在于要诠释特殊历史状态下的人性存在——人性的矛盾冲突以及矛盾冲突困境下的绝对真理存在的本质。史诗作品，通过特殊的叙事结构，使自身产生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叙事力量，借助于形象的象征寓意，向人们传达真善美存在的绝对真理，以及始终生根与发展于人性的成长过程中的美学思想。

　　三、《摩诃婆罗多》全面主体意识的反映
　　
　　《摩河婆罗多》这部作品的叙事结构不是单一的，在单纯的故事结构之外，还穿插着一些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知识，使得故事的发生与世界的客观存在形为一体，明显地反映出作者认识物质世界存在的客观态度。作者把这种客观态度视为接近真理的原则和标准。我们看到，《摩诃婆罗多》是一部文学性叙事作品，同时也是一部真实的历史篇章。然而，文学性和历史性都不能形之为全面的客观物质世界存在，我们往往在文学和史学的叙事过程中，仅仅注意到一定背景环境下的令人心灵激荡的故事或事实，却忽略了它们背后隐藏的人性矛盾冲突的复杂原因。作为一部伟大的史诗作品，《摩诃婆罗多》的创作，并没有简单停留在文学及史学叙事的环节上，而是在它的表现过程中，融入了更多的关乎人类精神的认识因素，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宗教哲学插话《薄伽梵歌》。
　　这部哲学插话，在一定程度上中止了对一场激烈的部族大战的叙事过程，主观性地引导读者反观人性的内在因素和人性的本质属性，为人类的生存指出了一条可行的精神出路——“三瑜伽”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摩诃婆罗多》在史诗叙事的深部，更强调对人类主体意义的反映。
　　《薄伽梵歌》为人性本质意义的存在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三瑜伽”之路。《薄伽梵歌》所倡导的“三瑜伽”思想包括：其一，人不能丧失行动，我们的生存随时随地都处于行动当中，但行动应当因循客观规律，此即为“业瑜伽”。其二，客观规律的探寻是思想行动，思想高于行动，思想指挥行动。而客观思想得来的源泉是智慧，智慧的获得要靠我们通过控制欲望、谦虚为人、俭约行事的有效方法去求证，此即为“智瑜伽”。其三，求证人生的大智慧，要怀抱信仰，坚信绝对真理——即至真、至善、至美的人心和人性的存在。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观，就能发现和寻找到真理存在的地方和“至善至真至美”存在的地方，坚信这一点，就是怀抱信仰。信仰行动，是人生生存的最高行动，此即为“信瑜伽”。
　　业瑜伽是指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履行个人的社会义务和职责，不抱有个人的欲望和利益，不计较行动的成败得失。大神毗湿奴的化身——黑天认为，行动是人类的本质，拒绝行动，恐怕连生命也难维持。停止行动，世界就会走向毁灭。纵然一切行动难免带有缺陷，犹如火焰总是带有烟雾，一个人也不应该摒弃生来注定的工作。行动本身不构成束缚，执着行动的成果才构成束缚。因此，只要以超然的态度从事行动，便能获得解脱。但是，这种超然态度也容易导致行动中的消极态度，因而它必须与智瑜伽和信瑜伽相结合。智瑜伽是指透过一切现象，认识宇宙的最高存在——梵（绝对精神），达到个人灵魂与梵同一。这样，既能无私无畏地从事行动，又能保持个人灵魂的纯洁。信瑜伽是指虔信黑天，崇拜黑天。黑天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也是宇宙至高存在的化身，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毁灭者。只要将一切行动作为对黑天的献祭，就能摆脱善恶之果，获得解脱。因此，黑天对阿周那说：“全心全意崇拜我，把一切行动献给我，努力修习瑜伽智慧，永远思念我吧！”［7］
　　“三瑜伽”是人类高尚灵魂和出色智慧的反映，也是人类真正走向文明发展的客观之路。作者并没有掩饰人性的客观内涵，在全部真实地揭示它们的客观存在的同时，也表达了提炼、升华人性的美学态度：人类可以在罪恶中脱胎换骨，在野蛮屠戮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类可以在无知中一点点接触智慧，可以在愚昧中一步步接近真理。人类只要不放弃心中的信仰，不放弃信仰中的对绝对真理的追求，人类的面貌就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改观。
　　人类历史上，人的本性——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与依附，对权力、利益的贪图和争夺，成为文明发展的肇始，并贯穿于文明史的全部过程。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围绕权力和利益，曾经发生过无穷无尽的战争，然而，就像史诗告诉过我们的那样，在人类文明史的战争里面，却存在着战争价值观，存在着正义与非正义的分别，存在着灵魂高尚与灵魂龌龊之分别。这就是人类生存过程中人性的矛盾反映。
　　在人性的认识当中，世界惟人独尊，而人群里面，惟获取权力、统治他人的人独尊，英雄是历史的神话和主宰。由于认识的局限，人性对物质世界存有恐惧之感，故而人的主观意识既妄自尊大般地高于物质世界，同时，又紧紧地依附于物质世界，其人性精神成为物质世界的奴隶。因此，在自然现象的面前，在物质存在和物质形式的面前，在有限的物质利益及分配面前，人性精神显得极为狭小和惶乱，惟有借助权力占有的方式才可能达到人与物质的平衡，这是人性当中物质依附感的一面。人性当中还有置于物外、“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的另一面，它是人性的客观性和客观认识层面。人性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如果能够真正达到这个客观认识层面，人在世界当中的存在态度便是公正的存在态度。无疑，人类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认识进步的思想史和哲学史。
　　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性的矛盾反映和存在，人类发展史中有战争和战争导致的祸患，也有战争中的正义使者以及他们高尚灵魂和过人智慧所带给世界的美好感受、渴望和理想。人类既要经历和感受于眼前的战争创伤，同时，仍不断地把脱离战争的希望寄托于文化的进步，寄托于人性的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文化的进步和人性醇化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我们看到，《薄伽梵歌》给予了明确的内涵揭示，反映出关于人性矛盾存在前提、人性客观意识的斗争与发展、人性坚持绝对真理与绝对精神之深刻美学本质。
　　
　　[参考文献]
　　[1]徐梵澄译.薄伽梵歌·序言[m].北京：中国佛教文化研究出版社，1999.p4.
　　[2][3][印]毗耶娑著，黄宝生译.摩诃婆罗多·毗湿摩篇·序言[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p4.
　　[4][7][印]毗耶娑著，黄宝生译.摩诃婆罗多·毗湿摩篇[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p4～5.
　　[5][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0.p24～33.
　　[6]南怀瑾.南怀瑾著作珍藏本·孟子旁通（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p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