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

一

　　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近年来在国内当代美学、文艺学以及人类学领域中值得关注的动态之一。从现代知识体系不断互渗和融通的学术背景来看，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复合型交叉性学科，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有效整合美学与人类学并超越其各自的局限性，激扬学科新质的有力 尝试，同时也是深入探讨审美与现实生活以及历史进步之间关系的必然要求。

　　在学理上，审美人类学尝试理清审美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将对审美和艺术进行考察的重点聚集在特定的审美感知和活动得以形成的社会文化机制上，亦即探讨人们在关于“什么是美”以及“如何审美”方面所形成的观念和实践是如何被建构和规范起来的，“美”又是如何在这种建构中被遮蔽和显现的。这就必然要求在寻找美学与人类学之间深层契合点的基础上，研究当今的文化事实，探讨“美”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不同表现形态、特征、功能以及造成“美”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深层原因，并将关于异质文化或“他者”的研究与当代文化危机的思考结合起来，从而建构一种更加富于平衡感的审美文化观念。

　　从严格意义上说，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国外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在西方，关于美学与人类学交叉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人类学美学”、“美学人类学”、“审美人类学”名称出现的研究群体，一些围绕以人类学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艺术的方向以及关注非西方族群的审美偏好等问题的相关著述相继问世，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人类学与美学交叉研究的前沿论题。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者在深入理解国内外美学与人类学著述，了解并反思当代美学与人类学前沿问题的基础上，努力发掘这两门学科的深层契合点，并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激发其生长性，审美人类学在国内才得以形成。

　　近年来，国内审美人类学建构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入开展：一是研究美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整合二者的思想资源和研究成果；二是在学理上对审美人类学的学术渊源、学科定位、主要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意义及其发展向度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三是发掘和阐释国内外人类学与美学著述中的审美人类学思想；关注过去被忽略的或未被充分重视的文化现象和审美经验，激活其理论生长空间，并通过选择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区域族群文化以及能够充分体现当代审美文化新质的个案，运用田野调查和理论阐释的方法探讨审美现象的复杂性及其深层的社会根源；四是在一些院系开设“审美人类学研究”课程，初步形成大学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审美人类学人才培养序列，并将“审美人类学”切实纳入学科形态的现代转型之中。从国内近几年发表的著述来看，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学术理念和田野实践在国内学术界已获得了较广泛的支持和响应，充分显现了审美人类学可观的学术发展前景。 二

　　从根本上而言，在国内学界提出建设审美人类学，与传统美学和中国美学研究中出现危机这一事实直接相关，如何为美学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寻找出路便成为当代美学研究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美学的概念体系需要更新，美学研究要向实证的方向发展，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审美问题，这已经成为一部分美学研究者的共识。学者们在探讨美学发展的出路时，愈益发现美学与人类学的交叉互渗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两者的结合不仅具有深厚的学理基础，而且首先是现实提出的要求。

　　美学与人类学之间存在着漫长的历史联系。尽管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产生比美学晚了将近一个世纪，但美学诞生伊始就天然地潜藏着浓厚的人类学性质。早在18世纪上半叶，维柯就通过对原始思维的研究提出了“诗性的智慧”，并指出它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深刻交流的媒介；康德在完成批判哲学体系和回答了“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做什么”和“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大问题之后补充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并以人类学研究作为三大批判的某种总结；席勒在对美和艺术的人类学基础、人类学属性、人类学结构、人类学功能和人类学特征等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而探讨人如何通过审美的方式才能成为人性完整的、真正的、自由的人。黑格尔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格罗塞具体考察了原始民族的人体装饰、装潢、造型艺术、舞蹈、诗歌、音乐等艺术类型，有力地揭示了审美和艺术的人类性和社会性；马克思通过人类学批判将三种主要的社会形态进行严格的区分，同时把握它们之间的分离和连续性等等。无论是在美学体系的建构还是具体的审美问题研究中，人类学都不只是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而是以一种根本性的精神在其中发挥作用，为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重要思路。尤其是到了20世纪，美学与人类学都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后现代形态的转变，即从对先验性、普遍性、同一性、绝对性的宏大叙事转向对文化的具体性、差异性、多样性、特殊性等方面的关注和发掘。这使得美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和频繁，二者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相互融合的倾向。在此过程中,审美人类学以其高度的学科际属性和不断磨练的敏锐的田野洞察力，为探讨美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自何处、美学基本范畴的合法性、西方美学普适性神话何以走向衰微等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批判视角和广阔的经验解读空间。

　　第一，美学是关于“美”的学科，然而，“美”意指什么，“美”是如何被建构的，“美”从何处寻等问题不是单凭对“美”的抽象玄思就可以解决的。“美”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一个首先应当被追问的问题。审美人类学要求深入到对审美和艺术存在于其中并发挥作用的文化脉络和意义系统之中，以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叙事代替社会与文化的宏大理论，强调语境研究胜于对艺术风格的分析和分类，注重事实材料与理论推导的结合，使美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找到新的观察视角和阐释基础，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及边界上提出问题，对于传统美学和艺术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局限性具有重要的纠偏作用，并将为关于艺术的起源、审美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审美偏好的变化及其原因等问题的分析和阐释提供重要的现实依据。

　　第二，西方传统美学将美学研究局囿于对“美”的本质主义探讨，尤其是到了19世纪中叶，aesthetic作为“美”的定义已经非常普遍，通常与艺术有紧密的关联。然而，审美人类学研究表明，对“美”和艺术的宗教式态度是美学话语自身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将审美等同于“美的”，那么，就会有大部分的审美生产和接受会被排斥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之外。而只要我们把对艺术作品的审美经验等同于对美的感知，那么，将“审美”这个词语运用于民族学研究领域以及一般社会学中则会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学应当为各种感知的经验和审美的领域留有一定的研究空间，这种感知经验不仅包括“美的”事物，而且包括丑陋艺术、喜剧、悲剧及其他。于此，对“美”与“艺术”概念和范畴合法性的考察，从根本上说就是关于文化书写如何向文本书写转化的问题。

　　第三，人类学研究表明，在人们“以什么为美”以及“如何表现美”的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以语言和文字等文本的方式书写，而且也是以政治经济体制、习俗、惯例、亲属制度、宗教、神话、艺术、禁忌、伦理、世界观、天文历法、祭礼仪式等社会生活中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地方性知识的文化书写方式写成的。如果没有对这些地方性知识的了解和考察，我们如何能够理解那些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习得的信仰十分相异的审美和艺术现象？然而，大部分西方美学话语和理论模式在被移植到非西方文化研究的过程中，由于还没有经过语境的具体转化，理论的架空往往造成对非西方社会想象和阐释的混乱，这种混乱不仅无益于对日渐丰富、复杂的现实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非西方文化自身的问题及其独特的审美及其表达方式。审美人类学通过借鉴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跨文化比较、主位客位转换、动态演化与文化相对论视角等研究理念和方法对非西方族群的审美文化现象进行的深度描绘，极大地挑战了西方美学原有的意识形态，即以二元对立为潜在逻辑，以抽象思辨为思维特征，以建构形而上的宏大叙事为目标的西方传统美学代表美学发展的方向和基本模式这一神话将在“他者的目光”中被质询。 三

　　审美是人类文化活动中最精妙的部分，人类学研究侧重分析文化的存在样态及其基本运作机制，美学善于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把握这些文化事实之间的微妙联系，两者具有天然互补性：一方面，由于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而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原因，走向文化批判的人类学尽管将意识形态作为其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但如何真正消除意识形态幻象的遮蔽性仅仅依靠人类学自身是无法完成的；另一方面，尽管美学可以细致地描述一种审美状态，但它却无法想象自身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至此，问题的关键和难点在于，审美人类学如何在美学与人类学的深层契合处发掘其理论生长点，而美学的现代性也将获致于此。

　　尽管目前国内审美人类学建设尚处于初步摸索阶段，但审美人类学具有的开阔的理论视野，丰富的学术和田野资源以及它作为一种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借鉴现代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努力恢复和激活美学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批判从而真正发挥美学将人们引向未来的能力的重要尝试，这些无疑都在召唤着更多面向社会现实的学者的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