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三大家:王国维、梁启超、

在美学发展到21世纪初的今天，回望20世纪初美学开创的情景，可以形成一种对照，从而思考而今美学所在的位置。由于三位美学大家所涉及的又不仅是美学，他们的美学研究和美学思想与更多的领域相关联，因此，三位大家的美学还会引起超出美学的论题。

一、三种美学模式
大而言之，美学入中国与在中国，与三位大家相关。第一位是王国维，他确立了美学这门学科在体制内的地位；美学一词乃日本学人用汉字翻译aesthetics，在清末之中国，本存多种译法，王国维在学界的权威，一是使“美学”成为定译；二是以其《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在理论上使美学成为中国新型的教育体制中诸多人文学科中的必修课程；三是以自己的一系列论著呈出了美学是什么，显示了美学独特的学术品格。第二位是梁启超，［i］他以《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等文章，在一种“革命”营造中，一方面使小说为艺术的最上乘而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诗文书画为主体的艺术结构，另方面让艺术成为唤起民众、塑造现代性新民的有力武器，显示了美学巨大的政治/社会功用。第三是蔡元培，在王、梁于清末开出的美学局面基础上，于民国初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突显了美学在教育体制和社会文化中重要位置。

从美学模式看，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构成了中国美学的三种向路：王是超越的美学，即美和艺术让人从现实的功利中超越出来，得到一种心灵的净化；蔡是育人的美学，即用美育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全面发展的新人；梁是功利的美学，即用美学去促成全社会进步。而今观之，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王氏型的美学的超越性核心的学人寡甚至无，只有他的一些局部性论点（如意境等）得到持续的讨论，但被嵌入了其它的理论之中。在清末以来现代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的演进中，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博物馆体系和公园体系的演进中有巨大的影响,然而在消费社会生活审美化的多重乱浪中，蔡元培所勾画的美育图景，正处在一个新的争论点上。另方面，蔡氏美学影响是在教育体制中体现出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美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而在教育体制中兴盛起来，自1981至2002美学原理型的著作共出版了242种，还不算大量的标名为美育的著作，以及各类部门美学（如体育美学）之类的著作。这些著作绝大部分是由于教学之需而产生的，数量众多但是多数肤浅，主要的是在学科定位上，已经远离了蔡元培当时的论说，已经被纳入到当下的美学定位之中。梁氏美学在清代末的维新与革命中兴起，在五四的文学革命和五四后的革命文学中壮大，在越来越高涨的革命时代真正变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但随着中国现代性的主潮由理想、激进、血腥的剧烈型革命转向以经济、市场、消费、民生为主的渐进式改革，美学功利从政治向市场向生活移位，功利美学几经变形，一方面已经远离梁氏的初型，另方面与当今全球化和后现代时代的新型的功利美学构架尚未建立起来。

然而，三种美学模式的基点：超功利的心灵论，促功利的武器论，学校与社会的育人论（学校美育与生活美学），仍然是今天我们思考美学的三大基点。

二、三种学者类型
三大家的美学目的，构成了三种不同的写作心路。王的超功利美学进行的是一种传心的写作，梁的促功利美学进行的是一种宣传型写作，蔡的育人美学进行的是一种讲演性写作。三种写作形成了三种学者，王国维近于学院型的纯学者，标举思想的自由和学术的独立，其学在学术本身；梁启超近于社会型学者，类似于公共知识分子，其学用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其至带着一种功利的急迫性，去唤起民众。蔡元培是一种管理型学者，具有一种机构权威形象，他运用自己作为学术管理者的权威，把一种现代学术的信念，传播到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现代学术里去，他的兼容并包一方面使北京大学成为百家争鸣的思想园地，另方面又使北京大学里的社会派学者可以自由地去推动社会的思想解放。这一机构权威一方面为现代学术奠定了好基础，创造了环境，另方面又以自己的学术来推动、创造、塑形着现代型学术的基础和环境。蔡元培在繁忙的机构工作之余作的学术，基本上的讲话型的。如果说梁启超这样的社会型学者主要是通过报刊杂志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到广大的民众之中，那么，蔡元培则主要是通过在学院及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学院师生。也可以说，梁是唤醒广大民众，蔡是唤起知识分子。

讲到三类学者的写作心路，不妨把严复放进来一块加以比较，严复曾经批评梁启超，说你学富才高，为什么要把文章写得俗里俗气、下里巴人，而不从文章传世的角度去想一想呢？梁启超的回答是，目前最需要的是唤醒世人来改造国家，因此，自己宁做觉世之文而不为传世之文。从这一个角度讲，梁启超和蔡元培的写作都是为觉世，只是梁是通过觉民来觉世，蔡是通过觉士来觉世。严复作文是从传世考虑的，以至“一名之立，旬月踟蹰”。［ii］有意思的是，今天来看，严复为传之后世而写的东西，很多大学生都难以卒读，而梁启超仅为当时唤起民众而写的文章读起来仍然让人感到荡气回肠。从写作心路来看王、梁、蔡、严四人，王是传心的写作，梁和蔡是觉世的写作，严是传世的写作。传心和传世，其关注点都在写作本身，为学术而学术，为思想而思想的，从而所作之文，在思想在学术都有一种高度和境界。而觉世，其重点在通过文去唤醒人，以所唤醒之人为目的，作文是为这一目的服务，因此，最大的考虑是要唤之人能不能被唤醒，而不是为文的持久性而不管当下的广大读者。也可以说，二者的差异是把文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当下读者放在第一位。正因为这取向的不同，从学术上讲，王与严的论著，是远远高于梁和蔡的。虽然从中国现代性的历程和中国现代学术的演进的高度来说，很难说梁和蔡会低于王和严，四人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由于严复不搞美学，我们还是回到美学三大家身上来。

王、梁、蔡这三种学者形象，仍然或明或暗或显或隐地影响着甚至规范着今日学人的行为和取向。从清末到五四，从革命时代到共和国前期，从一次次的大批判到改革开放的现代性激情，从对消费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欢呼到对之的批判，从后殖民立场而生发的思想主张到市场经济中公共知识分子提倡，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模式的持续而巨大的影响。在清末梁启超本就是以一个从体制外对现实性进行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的。现代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在中国从清末出现，到民国至共和国的演进中，机构权威构成了学术体制重要的一环，对学术的发展或阻碍有着巨大的影响。而蔡元培在成为机构权威中形成的正面形象，使人们对学术机构权威有一个很好的参照。之前清末的张之洞，之后民国的傅斯年和共和国郭沫若，乃至而今形形色色的机构权威，都在蔡元培的形象中有了一个参照，而今已无蔡元培和而今复出蔡元培，构成了人们思维的活点。现代学术在中国的建立，由分科知识而出现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使一个与古代中国的亦官亦学的士人和拒官不做的隐士都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出现了。王国维多方面地体现了这一形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国学界上上下下都提倡的学科建设中，不少学人越来越感受到王国维形象的巨大感召力。

三、三种学术文体
王、梁、蔡三种不同的学术形象和写作心路，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学术文体。为学术本身而写作的王国维写出的正规的学术文体；为政治社会功利而写作的梁启超写出的是带着宣传味的学术文体；为勾通同仁和下级而写作的蔡元培写出的是讲话型学术文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和蔡都是宣传文体，但梁或是站在体制外的角度批判体制，或是要把自己的观点让社会上的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要唤起大众，因此，更讲究气势磅礴和情感充沛。蔡在站在上级的立场讲给同仁或下级听的，因此，要讲究心平气和的勾通和说理。因此，从对象的接受上看，王的文章主要是抓住的是学者，有一种学术的严格性；梁的文章主要为打动读者，笔端常带感情；蔡的文章重在说服同仁，说理明晰，用语流畅。从严格的学术角度讲，梁和蔡的这两种主体风格不算学术文体。然而，从中国现代学术所由而来的历史说，与中国古代学术大有渊源。现代的学术之文来自古代的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自于中国古代文人。中国古代学术之文实际上是兼有王、梁、蔡三体的，正如古代的士是兼为王、梁、蔡三种士人类型的。如中国古代基本不分科，文史哲打通一样，文是在天地中的文，是在社会中的文。因此，从社会的总体看，王、梁、蔡三种文体，都有极为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在中国现代性的极为复杂主体的演进中，三种文体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王国维文体，是纯学术的和心灵的；梁启超文体，是社会的和动人的；蔡元培文体，是讲话型的和服人的。这里把三种文体作如是的区分，仅是从其异来讲的，实际上，三种文体往往是互渗的，一种文体都有其它文体的因素在其中，但是，由于功能和定位的不同，主体功能会压抑其它方面，而让其主体突出出来。宣传和讲话都要有学理在其中，但对其学理不必做学术式的论证，也不必等研究清楚了再讲，而是现实的功利推动着要先讲出来，要把人给鼓动起来或是说服了去。从社会整个来看，建立在时代知识和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这三种文体都有巨大的市场，王国维文体，一直为学术界专门领域的学人所固守。梁启超文体，像梁启超本人一样与时俱进而相貌多变，但一直是影响巨大，不但陈独秀和毛泽东这样的革命领袖为之折服，并在行文中受其影响，后来共和国前期的社论体，文革中的大字报，网络时代的雄辩文，可以说都带有梁式风格。蔡元培文体，既可以在学界的机构权威们的讲话中得到体现，又可以政界精英的报告中得到体现。三类文体作为社会总体中不可或缺的文体，其各自具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三类文体在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演进中和社会的需要中，尚需按其“体”的内在要求予以改进。重要的是，当三种文体作为一种学术文体出现的学界的时候，应如何看待，会变成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

从学术的角度看，王国维无疑地高于梁启超，高于蔡元培；从文化和思想的角度年看，梁启超文体和蔡元培文体自有其独自的魅力。

美学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是一个文化问题。美学的问题不仅是王、梁、蔡三人的美学思想内容的问题（如他们为美学提供了什么），同样也是三种文体本身的美学问题（三人的言说方式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思想/文化的进程）。因此，认清三种文体的社会/文化中的角色，以及在学术场中的定位，从多角度来看待三种文体的学术和社会/文化中的作用，在当前社会/文化的复杂演进中，在当前学科建设的复杂推进中，应该有相当多的课题，可以供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