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五十年美的本体论研究述评

内 容 提 要： 本文从美学研究的对象、美的本源和美的本体等方面对建国五十年来的美的本体论研究作了初步的清理和总结。

关 键 词： 建国五十年 美的本体论 研究 述评

任何一种理论的建构都必须寻找自己的理论基石或依据。美学体系的建构也是如此。从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形态来看，中国当代美学建构的理论来源或根据大致有四个：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实践美学、客观论美学、主客观统一论美学等；第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如直觉美学、生命美学、超越美学、体验美学、虚无美学等；第三，现代西方心理学或艺术中心论：如心理美学、艺术本体论美学、否定美学等；第四，中国传统哲学：如意象美学、和谐美学、伦理美学、和合美学、情象美学等。当然，这种分类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各派是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学体系，这是当代中国美学的时代主题。从时间上和理论本身的内在规律而言，这个50年的美学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是由“分”到“合”的阶段。各学派以各自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来建构美学体系，经过短兵相接地论争，实践派美学获得了大家的普遍认同，并成为主流派。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是由“合”到新的“分”的阶段。也就是说美学研究突破了实践美学一元独霸的格局开始走向美学建构的多元化。如果说“美的本源”问题是第一阶段关注的热点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美的本体论”成为论争的焦点，由此美学研究更加深化。如何“超越”实践美学，实现美学的转型，是当今美学的重大课题。下面将从美学研究的对象、美的本源和美的本体等方面对50年的美的本体论研究作一回顾和评述。

一、关于美学研究的对象

美学是什么或美学研究什么，是了解美学，研究美学的前提。这50年关于美学研究的对象问题争论很活跃。在我看来，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如下八种观点。当然这几种观点也并非等量齐观、平分秋色的；应该来说是有优劣之分、高下之别的。

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美学就是关于美的科学。[1]以洪毅然为代表。这一观点是他在50年代提出[2]并一直坚持着。他的理由主要有四点：①从美学史角度看，认为美学本身的历史发展表明：美学最初就是作为研究人类的感性认识为其特殊的专门任务而出现的一门科学，一直保持着“关于美的科学”。[3]②从区别美学与艺术学的角度看，认为为了杜绝以艺术学代替美学，或者相反地以美学代替艺术学的事情发生，彻底辩明美学与艺术学之间的区别，强调美学应当是美学,美学应当不同于艺术学,乃是完全必要的。[4]③从现实功用角度看，认为为着扩大美学的应用领域，使之无愧于一门全面完整的关于美的科学，并且加强这门科学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广泛地、更加密切地联系，从而更多更好地由各方面在人民生活中，起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服务的作用。[5]④从方法论角度看，认为一切艺术的源泉是生活，了解艺术本来就有必要先了解生活。那么，研究艺术美又怎样能不先了解现实美呢？[6]

这一观点注意到了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区别于艺术学；同时也充分重视美学的群众性现实性，艺术美只能是现实美的反映。不过，将美学研究的对象界定为“美”显然具有狭隘性，片面性。在我看来，这个“美”主要是指现实美而不包括其他的美。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艺术，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以马奇、朱光潜为代表。马奇认为美学就是艺术观，是关于艺术的一般理论。它不只是研究艺术中的部分问题，而是全面地研究艺术各方面的理论；它不只是研究部门艺术的理论，而是概括各个部门艺术的一般理论。它的基本问题是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它的目的就是解决艺术与现实这一特殊矛盾。因此，他把自己的美学文集就直接定名为《艺术哲学论稿》。[7]朱光潜认为美学必须以艺术为中心，只有首先把艺术认识清楚，然后才能认识一般现实生活中审美的性质。他们的主要理由是①从美学史角度看，认为历史上绝大多数美学家都特别注重艺术美，并往往将其著作定名为“艺术哲学”。②从实际和方法论角度看，认为艺术是美的高度集中的表现，从艺术入手研究美，更易于抓住美的本质。③从社会作用角度看，认为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艺术有它的巨大而深刻的教育作用。[8]当然，他们之间也有侧重点的不同。

这一观点较充分地注意到了艺术是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且也注意到了美学与艺术的差异。具有一定的辩证性，为后来的“意象”论美学的兴起有引导作用。

第三种观点认为，美学是研究审美关系的科学。以周来祥和蒋孔阳为代表。在审美关系的理解上，他们之间有差异。蒋孔阳认为，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美学是以艺术为中心，并主要通过艺术来研究人对现实审美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中所产生和形成的审美意识的一门科学[9]。这里实则有美学是研究艺术的科学，与朱光潜的观点相类。周来祥认为把审美主体与客体所构成的审美关系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认为审美关系既是认识关系，又不是认识关系；既是伦理实践关系，又不是伦理实践关系，而是介于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之间的第三种关系。[10]

这一观点注意到审美活动中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因素和关系。也就是说开始把审美活动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来对待。

第四种观点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经验。以高尔泰为代表。他认为离开主体的美感经验，就不能理解美，也不能理解艺术。理由是超越主体美感和美（包括艺术美）是根本不存在的。[11]

这种看法更多地关注到了审美活动的主体方面，尤其是注意到了主体情感活动在审美活动中的建构作用。但在这里“美”和“美感”实质上是一个东西，这就混淆了美感的主观性和美的客观性之间的本质区别。

第五种观点认为，美学是以美感为中心的研究美和艺术的科学。以李泽厚为代表。本来，在50年代，他主张美学基本上应该研究客观现实的美、人类的审美感和艺术美的一般规律。其中，艺术美更应该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和目的，因为人类主要是通过艺术来反映和把握美而使之服务于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的。[12] 进入80年代，他对美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有了新发展。认为今天的美学实际上是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三者的结合。美的哲学是从哲学角度对美和艺术的探讨；审美心理学则是整个美学的中心和主体；艺术社会学是通过审美经验这个中心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对艺术美的研究，正是对物态化了的心理结构的研究。因此，美学是以美感为中心的研究美和艺术的科学。[13]

这种观点从人的形上追求、历史考察和心理流程等方面对美学研究的对象进行定位，注意到了美学在人类生活中的不同层次性，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第六种观点认为，美学是研究审美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以叶朗、蒋培坤为代表。他们都认为人类审美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叶朗认为以审美活动来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要突破以往种种观点的狭隘性，把美学研究的天地拓展得更宽一些。同时又认为审美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有着无穷多的侧面，但最重要的构成其现代美学体系的有八个大的方面，而最为核心的是审美心理学、审美艺术学和审美哲学。[14]蒋培坤认为，当代形态的美学理论应该是探索、研究人类审美活动各个方面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美不是预成的而是生成的。因此，不能从诸如“美是什么”这类关于美的先验定义出发，而要从最简单、最基本、最确定的事实出发，从对审美活动的分析来展开美学的学科体系。当代美学是由思辩走向实证，由分析走向综合，由一般认识论走向实践本体论，在实践基础上把历史上各主要美学学科形态集合、统一起来。这就要首先实证地考察人类审美活动的发生和历史展开，进而对审美活动中的主客体审美关系产生出美和美感，以及艺术中的审美，人自身的审美化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15]

毫无疑问，美学就是研究审美活动的，以人类的审美活动为对象，大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审美活动有什么性质和特点，与人类的其他活动有什么关系尤其是与非审美活动有什么不同等问题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第七种观点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命或生存或存在。以杨春时、潘知常等为代表。他们承认审美活动是美学的研究对象，但与以往对审美活动的理解有着根本的不同。审美活动是一种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的生命活动。[16]美学即生命的最高阐释。美学即关于人类生命的存在与超越如何可能的冥思。也意味着：美学必须把目光集中在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命活动的关系上，集中在对作为生存方式的审美活动的本体意义上，存在意义、生命意义的诠释上。它不去追问美和美感如何可能，不去追问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如何可能，也不去追问审美关系和艺术如何可能，而去追问作为人类最高生存方式的审美活动如何可能，并且围绕这一追问，建构超美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生命即审美，审美即生命。[17]

把审美作为人的最高本体、人的生命存在方式，注意到了审美活动具有着理性和非理性等特点，这是该观点有别于上述观点重要之处。这对美学研究的深化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是美学更好地干预生活、回应时代需要的表现。

第八种观点，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文化。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人们开始以消费规模的大小来衡量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显然那种只重形上追求的、“孤芳自赏”的精英美学受到了冷遇。为了促进美学的转型、消解形而上追问、适应时代的需要，有大批学者将美学的研究对象普泛化为文化活动即审美文化。[18]

从本质上讲，美学是生活之学。干预生活、美化人生、引导人类的实践创造活动、追求美好的未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美学的天职。“文化”本身就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来的“产品”，是人类的特性之一，是人类生命创造的确证。也就是说，“文化”就是人类不断进行审美的结晶。由此审美和文化具有极大的一致性。尤其是当代生活的高度文化化、审美化，更使人们领略到美学走入了生活。当然，把美学泛化为审美文化有着对美学失去定性的倾向。

以上观点各有其道理，但其中的优劣也是不言而喻的。把美学界定为艺术或美感，似太狭窄。把美学的对象限定为美，这个“美”又是不准确的，范围十分模糊。把美学对象规定为生命活动或文化，似又太宽泛了。在我看来，将审美活动、审美关系或以美感为中心研究美和艺术规定为美学的对象，似乎更符合实际些。不过，还应作更深入的研究。美学的对象应该是审美活动，而且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是社会性和自然性，理性和感性，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过程。而这一活动或过程集中地体现在艺术中。

二、关于美的本体问题研究

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主要是围绕美的本源即美从何而来的问题进行。80年代美学大讨论虽然继续围绕50年代的美的本源问题之外，但已开始转向美的本体问题。尤其是经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体性和艺术本体论的探讨及其深入，美的本体问题已成为不可避讳的事实。这就是美的根源决不等同于美的本体，正如人是什么和人从何而来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样。80年代末和90年代，美的本体成了论争的焦点，美学界十分活跃，目的是消除中国当代美学存在所谓“无根性”的症结，为中国当代美学走向成熟寻找更为坚实的基石。下面我们顺着这50年关于美的本源的几种主要看法及其转向美的本体问题的论争来进行简略回顾。

首先来看看关于美的本源问题的论争。就时间来看，这一论争大致为50年代至80年代初。又可分为两大阶段即50年代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中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阶段，就其性质来说，基本上是对50年代大讨论的继续，同时也出现了新的趋向。

①蔡仪的绝对客观论。他一贯坚持美是典型，美在物自身的观点。他认为美的东西就是典型的东西，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一般的东西。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19]。美只存在于客观事物本身不依人的主观意识而转移，没有人也存在着美（如自然美）。美感就只能是美的反映。[20]他对马克思《巴黎手稿》虽持否定态度，但通过研究和论争，在某些表述或提法上有了不同。例如，将“美是物的属性”就改为“客观事物有美的属性”[21]，然而这种修补对其整个美学体系无多大改进作用。以至这一美学体系终究与美的本体论无缘。

②以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论。他们主张“美即观念”，[22]美就是美感，认为美是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高尔泰认为人的心灵是美之源泉，客观的美并不存在，同样，超越美感的美是不存在的。[23]经过对《手稿》的研究，高尔泰的观点又有了新发展。他认为美学就是人学，美的哲学就是人的哲学的一部分，是人的哲学的深层结构，所以研究美就是研究人，美学的根本目的是认识人，揭示人的丰富性。又由于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人的本质是自由，所以美是自由的象征。[24]所谓自由是主体通过实践对必然性的把握或驾驭。美的形式是自由的信息，是自由的符号信号，或者符号信号的符号信号，即所谓象征。这里可以看出，虽有着美的本源在于心灵的主张，但已有了从实践观点出发去严肃地探讨美的本体的端倪，以致与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构成了真正的互补的张力结构，并开始有突破“积淀说”的理论意义指向，对90年代的“美学转型”有推动作用。

③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论。这一理论是朱光潜在对其自己以往的“美是心灵的创造”观点的反省过程中提出的。他认为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他还主张将自然形态的“物”与意识形态的“物的形象”区别开来，因为未经意识形态起作用的东西都还不是美，都只能是美的条件。在他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才真正称得上美，由此美也应该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随着讨论的深入，朱光潜又以生产实践来谈艺术，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来考察美，认为美是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既改变世界从而也改变自己的一种结果。发现事物美是人对世界的一种关系，即审美关系。[25]进入80年代，朱光潜仍坚持“美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论”的观点。认为它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性质，并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来论证主观与客观在美学中的关系，又从人的本质来探讨美的本质，认为美是一种价值，只属于人。[26]这里有其表述过程的逻辑矛盾，即有既强调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又主张美的意识形态性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最终只能统一到主观心灵。当然他也做出了进一步探讨美的本源与美的本体之区别的努力。这与朱光潜在把握美的特殊性质上有一定的贡献是密切相关的。同样成为90年代突破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的另一极。

④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社会实践论。这一理论创始于50年代，他是以“自然人化”立论的。在李泽厚看来，实践就是自然人化。自然人化是美的本源，这也就是美的实践基础。因此，他认为美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美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包含着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的社会形象和自然形象。客观社会性和具体形象性是美的两个基本特征。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27] 80年代 ，李泽厚从主体性实践本体哲学观出发，进一步探讨美的本源，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实践论，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最完满的表现，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最高级的峰巅。美是真和善的统一，也就是理性积淀于感性的社会实践形式。这里，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是不同于任何一种动物本能生存活动的根本分界线之所在。实践论所表达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性，也即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表达的以生产力为标志的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和改造，它们是一个东西，把两者割裂开来的说法和理论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由此，美的本质是真与善，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是现实对实践的肯定。[28]这里实际上也强调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但与朱光潜的根本不同在于，他将“主”理解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人，而社会实践活动只能是一种物质生产活动，所以是客观的、唯物的。他认为这种物质实践是美的本体，是对朱光潜的超越。这里显示出了其内在的矛盾。

赞同实践观点的，还有蒋孔阳、刘纲纪等一大批人，当然，在表述上有些差异。这样由于主客观的因素，这一派在80年代取得了主导地位、获得了普遍认同，以致于高尔泰、朱光潜也趋于合流。此外，周来祥的“和谐论”美学、叶朗的“意象论”美学也都是以实践论为基础的。为此，50年代的“四派”到了80年代实则只存在两派：即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论美学与蔡仪为代表的绝对客观论美学。随着理论的深化，后者几乎无市场。[29]

下面再看对美的本体探讨的转向和深入情况。随着哲学界和文艺界对主体性、艺术本体论等问题探讨的深入，美学研究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即由过去对美的本源的探讨转向了对美的本体的追问。这一“思”的过程是严肃的、艰巨的，其意义是重大的，更是我们建构现代中国美学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就美的来源上说，大家获得了共识：美来源于社会实践，不过，一旦转向美的本体上，说实践是美的本体，显然漏洞就出现了。尤其是对实践的理解，实践美学[30]大多只承认物质生产实践的优先地位，把人类的、社会的、理性的因素片面地推到了极至，而遗忘了活生生的个体的人。如何改变这种窘境，人们开始了新的问寻。有来自实践美学内部的完善努力，更有来自外部同情或超越实践美学的呼声，或更甚者怀疑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等。一时间对实践美学乃至整个美学存在的基础的反思成了论争的焦点。如何理解实践与美学的关系，如何超越“实践美学”，如何发展当代中国美学等重大问题成为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下面将从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是为回应超越实践美学的责难，实践美学开始了对其自身的反思或补救。另一方面针对目前实践美学的要害即过分抬高理性、社会性而遗忘了人的基本生存，个体的活生生的事实，许多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提出了超越实践美学的种种策略或方案。

先看实践美学自身的反思。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解释一下“实践美学”的涵义。实践美学有广义、狭义两种。广义的实践美学是指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理论基础来探讨美学问题，建构美学体系的学说，以区别于以往的唯心论美学和机械论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美学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狭义的实践美学是特指李泽厚主体性实践美学或实践本体论美学。这两者不可混同。

随着美学研究的深入，李泽厚本人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不断对自己所理解的“实践美学”进行修正或完善，[31]在一个体系里的观点，如此的不一致甚至矛盾就在所难免。①从过分强调总体性、社会性的人转向了对个体人的生存的关注。他认为人活着是第一位的，是一切社会实践的出发点。也就是说，人首先是活着，然后才能考虑如何活或怎样活等问题。②从强调物质生产实践决定性，过分抬高理性的“工具本体”转向了重视人的情感性的主体精神方面，呼唤建立倾向于非理性的“新感性”的“情感本体”。这一转变很显然与其实践本体论美学体系产生了冲突。自己无法自圆其说，更成了90年代“超越实践美学”思潮等所攻击的对象。

另外，实践美学的其他维护者，也主张在坚持实践美学的前提下，发展完善它，蒋孔阳就认为具有实践性质的审美活动主要是一种精神活动。他还认为美不是静态的、被动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具有创造性的，这就是所谓“创化论”。[32] 这有别于李泽厚的“积淀说”。刘纲纪也主张和坚持实践美学。但他又认为实践只是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并未将实践直接等同于美的本体；他还特别强调人的生命活动在美学中的特殊地位。[33]

其次，为了推动中国当代美学的深入发展，大多数人对实践美学棗中国当代美学的最高形态，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怀。认为实践美学本身并不存在问题，而只是具体的某一形态有问题如实践本体论美学。那种认为只要“超越实践美学”，美学就有前途等观点，都只是对“实践美学”本身的误解。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关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美学的辩证关系的把握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其它美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把实践观的引入美学研究，为美学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因此，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质上就是实践美学。“实践”在马克思看来，是完整的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是理性和感性、社会性和自然性、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统一。实践作为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又区别于上帝的标志。正是实践才使人生活在既现实又超越现实、既是动物又超越动物的那种“天人合一”的高度自由的境界中。从这一意义理解，实践含有并规定了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实践是本体意义上的生命存在。没有实践，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而只有动物式的、本能式的生命。在此我们可以说“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具有同等意义。不过，那种以“生命美学”，“生存美学”或“超越美学”等对人的个体感性生命和存在的片面抬高，并认为唯有如此才是对“实践美学”的补充或超越；以至于将个体的“生命”、“存在”等规定为美的本体，是比“实践”更具有优先地位的，是美学的逻辑起点等。这些看法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不过，这对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的探讨和深入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

同时，还有一些认为实践美学是当代美学发展的障碍，应将其抛弃，另起炉灶，提出虚无美学（颜翔林），否定美学（吴炫）或干脆认为“美只是一种手法”（赵汀阳）的美学取消主义。当然也有一些从中国古典美学中吸取营养，提出了境界美学（陈望衡）、和谐美学（周来祥）、意象美学（叶朗）和和合美学（张立文）等。总之，90年代出现了多元取向。这种多元化为当代中国美学走向更高更新的整合提供了理论储备。

综上所述，在新中国这五十年里，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深入人心，成为了一门“显学”。同时也应看到繁荣的背后潜伏着危机。危机有来自整个学术研究方面的问题，更有当代美学研究自身的失误。在我看来，当代美学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西化倾向”：过多地依赖西方理论的规范或定准，认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化就是“西化”。二是“政治功利倾向”：尤其是50年代和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决乏对美学学科性质的正确认识，以至于将政治问题、哲学问题直接套用道美学上。三是“准宗教化倾向”：将美学研究作为“济世”良方而万能化。[34]四是“泛化倾向”：美学本身是严肃的，神圣的。但目前有一种作为大众消费的“快餐”而四处泛乱之势。所有这些都有待于美学同仁共同努力加以解决，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认真反思传统美学，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

注释：

10、参见李泽厚《美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11、参见《美学的对象与范围》一文，见《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参见叶朗主编《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导论部分）。

13、参见蒋培坤《审美活动论纲》（m），北京：中国人民大出版社1988年版（绪论部分）。

14、参见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7页。

15、参见《学术月刊》（j）（上海）1992年第11期潘知常的《建构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一文。

16、关于“审美文化”的含义，学界分歧极大。但有可能成为美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17、参见蔡仪《美学论著初编》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38页。

18、参见蔡仪《美学论著初编》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37页。

19、蔡仪《<经济学椪苎指——>初探》见《美学论丛》第三期（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0、吕荧《美学书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17页。

21、高尔泰《论美》（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第34——36页。

22、《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5——72页。

23、《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368页。

24、参见李泽厚《美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98、164页

25、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2——403页

26、关于蔡仪美学思想的评价问题十分复杂，关涉到对美学研究的深化。如果从科学主义思潮方面来考察中国当代美学，蔡仪美学的地位是十分高的，但遗憾的是这方面工作还未展开。整个美学研究目前还仅囿于人文（人本）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