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英译本看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发展

　一、引言
　　传统上看，翻译是语言形式的转换，是把一种语言的形式和状态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形式和状态。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众多学者又将翻译与文化、生态等学科联系起来。王宁（2005）根据其一贯的文化翻译立场，语言完全可以当做文化和信息传播的一种载体，而考察和研究文化的翻译问题则正是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学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的有效尝试。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语境下，翻译的形式和内容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对翻译的研究也要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对传统翻译学进行新的文化构建，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有机结合。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中，王宁（2013）认为翻译在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进行重新定位。他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大大地明显于文化的趋同性，应该说，这正是这种文化的定位和重新定位的一个直接后果。因此在这方面，翻译一直在扮演着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一种协调者和翻译者的角色。从这个层面看，翻译是以语言转换的形式在传播文化，在这其间，翻译当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去传播文化。
　　本文作者以文化翻译的理论为框架，以《红楼梦》英语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分析文化对翻译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红楼梦》英语译本简介
　　从历史上统计，《红楼梦》的英语译本有两个全译本是大家广为熟知的：一个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英籍中国文化学者）在1974年完成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个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闽福德（John Minford）的分译合成本（霍克斯翻译了前八十回，闽福德翻译了后四十回）；这两个英语译本都较完整地用英语展现了《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的风貌，但在语言处理和翻译策略上，杨宪益译本和霍克斯译本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是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两位翻译家所采用的方式不同，翻译文本所产生的效果也有不同。本文作者从文化翻译的角度出发，结合分析两个英语译本，来探讨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杨宪益先生学贯中西，在中国语言文化和英语语言文化方面均有非凡造诣。他以毕生精力为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翻译的过程中，杨先生主要考虑如何把自己民族的文化较完整地呈现给英语世界的人们，因此他采用较多的翻译方法是直译。他非常注重翻译的准确性，也就是在不脱离文本本身的前提下，去考虑译文的通顺及优美。近百年来，英语世界具有无所比拟的文化力量，中国文化却是相对弱势，英译中作品大多采用直译手法，中国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习惯几乎完全被忽略。而中译英作品少之又少。为了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杨宪益先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和夫人合译的《红楼梦》就处处体现中国文化的鲜明特征。王宁（2013）在文章中说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两大语言（英语和汉语）的发展趋势也有了一个大转变和大发展：英语作为全球化语言依然在全世界流通发展，而汉语也逐渐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爱，从全球英语逐渐发展为全球汉语，中国文化也越来越为外国人熟知。
　　而作为热爱中国文化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在1948年至1951年曾在北京大学做研究生，潜心研究汉学。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中国同事吴世昌的鼓励下着手翻译《红楼梦》时，在英语世界里，《红楼梦》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译本。而且当时已有的节译本中存在许多翻译错误。在这种环境下，霍克斯辞去牛津大学的教职，花费十年光阴，潜心翻译《红楼梦》。虽然霍克斯的中国文化和红楼梦文化造诣极深，但他毕竟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英国人，他更理解怎样通过翻译让英国人很好地去了解红楼梦中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译本有着浓浓的英语文化影响的痕迹。
　　三、从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个译本看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刘宓庆在其所著《文化翻译论纲》（2006 ，修订本）中所阐述的文化翻译理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翻译的方法论。文化翻译方法论有三个基本原则：（1）文化适应性原则。文化适应性问题是价值论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表现论原则。文化信息的表现应该适应目的语的文化现实和发展之所需。（2）科学原则。文化翻译表现论科学原则的基本要义是实事求是。（3）审美原则。“就文化表现而言，审美判断是极其重要的任务，也可以说具有成败攸关的意义。”（刘宓庆，2006 ：245）
　　下面来看几个《红楼梦》翻译的例子，以此分析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1）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红楼梦》第6回）
　　译文a：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杨宪益，戴乃迭）
　　译文b：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霍克斯）
　　在本句的翻译上， 深谙中国宗教文化的杨宪益把“天”译为“heaven”，十分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预期，但在欧美国家，读者们对中文原文和英语译文的对照理解就会有些迷惑：在欧美文化里，“heaven”一词主要指“the place where God lives”，因此霍克斯把“天”翻译成了“God”，这虽然与中国宗教文化相差有些大，但欧美读者却能够获得更好的对中文原文的理解。这很符合文化适应性原则。
　　（2）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红楼梦》第11回）
　　译文a：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m.（杨宪益，戴乃迭）
　　译文b：A case of“the toad on t he ground waiting to eat the goo se in t he sky”.（霍克斯）
在本句中国谚语的翻译上，杨宪益明显使用了解构主义手法，他的译文既表达出了谚语中的意念，同时又保留了中国语言的特色，因为“hankering for”有“对着……垂涎欲滴”的意思，正好体现出谚语中想表达的一方对另一方有染指而不是吃掉对方的意图。霍克斯的翻译明显属于意译，用 “the toad on t he ground waiting to eat the goo se in t he sky”为读者们勾勒出了一幅生动形象的画面：一只癞蛤蟆蹲在地上，昂着头，对着空中美丽的天鹅留着无用的口水。人们都知道，在这样的事例中，想象的力量压过了行动， 因为不可能。中国人性格含蓄，而欧美人脾性直接，从本句的翻译中也可以看到不同文化对译者的影响。
　　（3）贾蓉对卜世仁说“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饭来，叫我怎么办呢？”（《红楼梦》第24 回）
　　译文a：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杨宪益，戴乃迭）
　　译文b：Even t 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霍克斯）
　　在这一句的翻译中，同样可以看出浓浓的文化翻译的痕迹。杨宪益的翻译中规中矩，“没米的饭”就被翻译为“a meal without rice”，在理解上，不论是国内的读者还是欧美的读者，对于“rice”一词都不会产生歧义；而霍克斯的译文更加贴近西方读者，他用“bread”取代了“meal”，用“flour”取代了“rice”， 这样翻译虽然就把中国的饮食文化的因子给丢掉了， 但用词更贴近西方传统，外国人在对照阅读时会感觉更自然。
　　（4）薛蟠道：“我可要说了：女儿悲 —”说了半日，不见说底下的。冯紫英笑道：“悲什么？快说来。”薛蟠登时急的眼睛铃铛一般，瞪了半日，才说道：“女儿悲 —”又咳嗽了两声，说道：“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薛蟠道：“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是？一个女儿嫁了汉子，要当忘八，他怎么不伤心呢？”（《红楼梦》第28 回）
　　译文a： He cleared his throat twice and persevered：“The girl’s sorrow：She marries a queer.”A roar of laughter went up.“What’s so funny？”he demanded.“Is that wrong？ Wouldn’t a girl be sad if the man she married insisted on being a bugger？” （杨宪益，戴乃迭）
　　译文b： He coughed a couple of times. Then at last it came：‘The girl’s upset：She’s married to a marmoset.’The others greeted this with a roar of laughter.‘What are you laughing at？’said Xue Pan.‘That’s perfectly reasonable，isn’t it？ If a girl was expecting a proper husband and he turned out to be one of them，she’d have cause to be upset，wouldn’t she ？’（霍克斯）
　　在杨宪益的译文中，“乌龟”被译为queer，而“忘八”则译为bugger。queer 作为名词用的时候，有“同性恋者”或者“怪人”的意思，bugger的意思很接近queer，意思也是“同性恋者，鸡奸者”；从字面上看，这两个词与“乌龟”的意思相去甚远，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乌龟”是其妻子有外遇的丈夫的代名词。原文的“乌龟”和“忘八”是同义词。曹雪芹此处用非常形象的方法，描述了一个不学无术、粗鲁愚蠢的逆子，他的这段词是非常不通的，这也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向以“忠实”为翻译高标的杨宪益，可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含蓄唯美的影响，过于考虑文字的美感，而忽略了对原文真实意义的表达。
　　在霍译本中，他用marmoset 翻译乌龟，marmoset 本意为美洲产的一种长尾猿，当然也有“娈童”之意，但都与“乌龟”语义不同。后一句If a girl was expecting a proper husband and he turned out to be one of them虽然出色地译出了原文本意，却显得过于正常而没能形象地刻画薛蟠那愚蠢无知的模样。
　　四、结语
　　文化对文学翻译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我们在研究文学翻译时，绝对不能忽略对文化影响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London：Penguin Bo-oks，1973.
　　[2] 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修订本）[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3] 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修订本）[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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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unday，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New York：Routledge，2001.
　　[6] 师杰.《红楼梦》三个英译本的文化翻译比较[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