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中黑人女性的创伤内容分析

　　莫里森，作为第一位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其作品一直广受人们的关注。在她的作品中，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发展史中遭受的种族歧视，以及由此带来的黑人群体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的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问题常常成为其写作关注的焦点。《天堂》（paradise）便属于此类题材中比较著名的一部。虽然描写黑人群体被奴役、被歧视的故事不计其数，但是莫里森在经历过多年的黑人文学创作后站在女性的角度把黑人女性这个被边缘化了的群体所遭受的身心创伤从幽怨式的哭泣变为摇旗呐喊；更何况女性们的创伤不仅是直接来自于白人群体的嘲笑与鄙视，伤害她们更多的恰恰是同样有着黝黑肌肤的黑人男性，是曾经有着乌托邦式乐园的构建者，是曾经的情人、丈夫，甚至是父亲。本文利用创伤理论来阐释这部巨作，结合了凯西·卡鲁斯以及朱迪·赫曼的创伤理论分析修道院中五位女性的身心创伤并解读创伤记忆对其行为特征的影响，同时探讨如何通过黑人女性姐妹情谊的救赎走出创伤，从而构建一个真正的每个人都触手可及的天堂。虽然，从创伤的恢复到实现真正的天堂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但黑人女性之间的扶持和关爱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却让人们看到了无限的曙光和希望。
　　“创伤”一词最早出现在医学领域，随后渗入到了文化、生活、社会等多个方面。其中，凯西·卡鲁斯在《沉默的经验》中首次提出“创伤理论”这一术语， 她将创伤定义为“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经历。”[3]受伤者的记忆常常固着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并希望通过逃避减轻伤害的痛苦。同时伤者对于事件的感知也常常滞后和不可控，因此创伤记忆常常通过梦魇和幻觉的方式侵入受伤者的记忆里。
　　对于此部小说而言，它生动地讲述了一群黑人部落中男女之间的“战争”。虽然文本中并没有预想的部落之间战争或者是黑人遭受白人的攻击，而是黑人群体内部男女之间的矛盾的萌芽、加剧、升级以及最后的总爆发，但小说中黑人女性被集体残害的描述引人深思，其开头的一幕便发人深省：“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 ，”[1]（p1）让读者不禁为之震撼：是什么因素导致如此反伦理道德、反人类行径的出现？一大群男性射杀一小撮手无寸铁的女性，这是在任何一个社会所不容的。震撼式的开场吸引读者的兴趣，使之深入挖掘其中的秘密。鲁比镇的兴衰史和修道院中诸女性的不幸经历构成了小说的主体，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交织也贯穿于小说的始终。鲁比镇的人们试图通过建立一个相对隔绝的社区来保护其原先拥有的传统及风俗。修道院坐落在离鲁比镇17公里的地方，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其中的妇女们被以父权主义为中心的鲁比镇人所歧视、伤害和蹂躏，但在一位修女的领导下，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从伤痛中恢复，并对自我的身份进行了积极地建构。在这里她们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并决定不再离开这个充满温情的地方。
　　一
　　作为逃离到修道院的第一个女人，马维斯曾拥有完整的家庭。但因其偶然的失误使双胞胎儿子被闷死在了车中，她的过错引起了女儿及其酗酒丈夫深深的厌恶。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马维斯战战兢兢地吐露了自己的担心，“他们都打算杀我。” 曾经遭受的创伤成为了当下苦痛记忆的延续。她努力想摆脱痛苦的折磨，然而其创伤的经历却以一种“延迟的”、“不受控制的”形式萦绕在她的记忆里。同时，正因为“延迟”这一特性也使得当事人并未在创伤发生时刻意识到伤害的严重性，继而当下成为了痛苦的承受和延续。
　　表面上热情开朗的吉姬饱受种族歧视阴影的压迫，在亲眼目睹了黑人被白人无情的射杀及歧视后，她惊恐地回到家中，突然发生的事件使她迷失方向。在游荡途中被蹂躏的经历再度增加了她的恐惧，而随后来到修道院的经历使她获取了食物及安全感，她在那里得以真正地重新生活。
　　西尼卡支离破碎的童年为其带来了无尽的哀思。从小身为孤儿的她因其母亲的抛弃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在寄养家庭饱受的耻辱使又其终身难忘，无奈之下，她选择了逃离让她悲伤难过的地方，到修道院寻找自我安慰与心灵创伤的救赎之地。最初来到修道院的西尼卡拒绝与任何人进行语言上的交流，她以其独有的方式使得自己与整个环境脱离。对于创伤的经历者而言，大多数人常以失语的方式拒绝痛苦并试图遗忘，伤害带给伤者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往往无法被他人感知，因而受伤者只有通过与外界的隔绝来减少对创伤回忆的痛苦。
　　帕拉斯出生于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庭，其年幼之时享受着来自父母共同的关爱。然而，父母的离异却成为帕拉斯心中挥之不去的伤痛。在其16岁生日与男友一同看望生病的母亲时，得知了男友与母亲的私情，极大的伤害使她无法释怀。在她从母亲处逃离的过程中，一群男人强暴的经历再次使帕拉斯更加无法承受，并导致其失语，因而逃离并寻找一处得以缓解伤痛的处所成为帕拉斯唯一的选择。
　　康索拉塔年幼时遭人蹂躏的经历使她伤痕累累，她为了逃避伤害而躲到修道院中。虽然期间的生活使其逐渐恢复了生活的勇气，但后来情人的背叛又使其再次经历了被人遗弃的痛苦。
　幸福的人总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却各有不同。然而，修道院的女人们虽然经历了各种磨难，但就其后来在修道院的生活中表现出的种种行为根源而言，不幸的人却是相似的。她们日后经历心灵上的苦难都来自于创伤记忆。
　　在上述小说人物的创伤描述中，五位女性都承载了记忆带给她们的伤痛和折磨。创伤的经历成为了小说中人物无法抹去的记忆，虽然是人类建构并确立自我身份的重要手段，但却像受伤者的身份标签 一样，不断地提醒并回放她们曾经遭受伤害的情景。莫里森通过上述故事 ，将黑人女性这个弱势群体所遭受的难以言说的疼痛经历展现出来。似乎在暗示着女性必须学会相互扶持及关爱，才能使她们逐步从伤痛中脱离。
　　二
　　故事中的五个女主人公在经历了不同的创伤后，来到修道院后的救赎过程使得她们有了重新面对新生活的勇气。当修道院接纳几位“心碎的姑娘 、 受过惊吓的姑娘 ， 这些孱弱的躺着的姑娘” [6]（p222） 时，康索拉塔成为了引领几位女性走出创伤的领军人物。她决心从迷途中醒悟，并不愿再为年轻时的经历纠缠。也正如莫里森在天堂中描绘的那样，黑人女性团体因为勇气和爱发展而来的姐妹情谊极大地发挥了治疗创伤的作用。
　　所谓黑人女性间姐妹情谊的救赎，其实质即是创伤的诉说，而交互式的诉说与交流不仅使受伤者卸下了心理防备，且在叙述创伤与审视自我中伤者也找到了归属感和认同感。当修道院的女人们把经历埋藏在心底的时候，痛苦便滋长了，说出伤痛时，伤痛便减少了。受到创伤的人“将创伤的情形和后果通过叙述语言讲述出来，以获得一种宣泄，它是一种对创伤的治疗能够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交流方式”。[7] 受害者只有通过诉说才能让原先隐藏于潜意识层面的刺激还原到意识层面。同时，创伤事件常常导致“幸存者对基本人际关系的质疑，打破了家庭、友谊、爱以及共同体的依赖，打碎了在与他人关系中形成和保持的自我建构”。[8] 因此，创伤恢复并不能仅仅依靠自我的力量得以实现，而必须在同他人的交往中才能逐渐康复。在这五位女性从阴霾和耻辱中走出之时，女性们之间的姐妹情谊便充当了创伤恢复的基石。虽然创伤记忆难以想象且无法言说，并非像成年人普通的记忆编码那样流畅，也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线性语言叙事。然而在疗伤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成为了创伤的叙述者，也成了苦难的倾听者，五位女性此时在彼此的鼓励之中鼓起走出过去的勇气，勇敢地克服了自身的耻辱感和沉默，从而走上了创伤愈合之路。
　　在修道院中，康索拉塔帮助她们移去心理上的负担，使她们能够较好地控制自己，通过展现她们真正的想法，这些女人开始真正的自我身份建构并逐渐从创伤中摆脱出来。五位女性彼此鼓励安慰，逐步吐露了内心深处原本无法言说的秘密。在修道院里，康索拉塔成为了这五个女人灵魂的慰藉者。她鼓励她们勇敢面对过去的灾难，并教导她们自爱和自我欣赏。康索拉塔为那些曾遭遗弃的女人提供了生活和精神上的双重宽慰。除了提供给所受伤害的五个女人爱和救赎之外，同时也教导她们忍让和怜悯，由此看来，康索拉塔成为了那些被驱逐女人的心灵救赎之港湾。在姐妹情谊的帮助下，这些修道院的姐妹们不仅明白了如何治愈创伤，而且明白了如何积极表达及识别自我。通过这种方法，她们被重新赋予了人格上的平等权利，同时成为了独立自主的女人。马维斯和她的大女儿重归于好，她的女儿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乞求原谅；吉姬开始和父亲握手言和；西尼卡不再因为母亲曾经犯下的错误而责备。从这些情景看来这些女人成为了一批独自控制自己命运的女人，她们忘记了过去的生活，且勇于卸下过去的伤痛。在她们心中，修道院似乎成为了一个新的充满关爱的“天堂”。
　　三
　　小说中五位女性来到修道院疗伤的经历也恰恰成为了她们成长的过程，在随后的生活岁月里，修道院里的女性同胞以她们的温柔和善良接纳了在父权统治下备受煎熬的其他女性同胞。她们在这样一个脱离父系话语权的小团体中自给自足，遵循着自己的意愿，过着本真的生活。
　　在莫里森的作品中，作者从未停止对黑人女性传统压迫地位的抒写，同时也积极鼓励并倡导作为弱势群体的黑人女性对父权压迫下制度的反抗和自我平等地位的争取。发生在五位女主人公脑海中有关创伤的记忆虽见证了在父权和种族歧视下的黑人女性在多重压迫下生存的不易，但同时作者极力推崇的是唤醒黑人女性的互助意识，并通过自身的力量实现其平等地位的重建和恢复。
　　在莫里森笔下，曾经遭受创伤的女性在彼此的鼓舞和关爱中化解了内心的伤痛，直面来自家庭社会等不同方面的创伤并重新拥抱生活。在面临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之下，在取得了精神和人格上的双重独立后，她们终于明白了利用集体的力量反抗那些存在于鲁比镇的父权淫威下的统治。在小说作者看来，黑人女性只有团结起来，开始接受并理解各自的差异和伤痛，通过黑人女性间姐妹情谊的救赎，才能够消除那出没于灵魂的梦魇，慰藉那伤痕累累的心灵。而要真正创造一个不再遭受男性权威压迫与种族压迫的天堂，姐妹情谊的救赎只是跨出了一小步，前方更远的路是如何以开放的胸襟去接纳外界的新事物，融入整个社会。这正是莫斯森通过对创伤书写所表达出来的信息，同时也是作者对构建一个黑人群体和谐、友爱的居住地的号召和呼唤。毕竟，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充满隔离和排斥的栖居地，而是一个人人可以自由生活的“天堂”。
　　参考文献：
　　[1][4][6] 托妮·莫里森 天堂[M] 胡允恒译 海口. 南海出版社. 2013
　　[2] Leys， Ruth. Trauma： A Genealog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1.
　　[3] Caruth，：Exploration in Memory.[M]. Baltimore. The Jonhs and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5] Caruth，med Experience：Trauma and Possibility of History.[M] Yale French Studies. 1991：181
　　[7] 柳晓 通过叙事走出创伤─梯姆 · 奥布莱恩九十年代后创作评析 [J]. 外国文学 ， 2009 （5）： 68-74.
　　[8]朱迪·赫曼 创伤与复原 [M]. 杨大和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95
　　[9]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